在与联总、行总紧张谈判的日子里，周恩来与邓颖超一道专门去靖江路45号拜访了宋庆龄。

        宋庆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夫人，原籍广东文昌（今海南省），1893年生于上海。1908年到美国佐治亚州梅肯市的威斯理安女子大学上学。1913年任孙中山秘书，追随孙中山致力于中国民主革命事业。1915年10月与孙中山在东京结婚，从此成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

        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她坚决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改造国民党的措施，孙中山逝世后，她依然如故的坚持国共合作，积极地投身于两党共同领导的大革命，同国民党右派进行了斗争。历任国民党第二、三、四、六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五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后，她和许多国民党左派人士以及中国共产党人一起，多次发表通电、声明、宣言，揭露和反对蒋、汪的叛变行为，积极参加国际反帝国主义和保卫和平运动，并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

        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坚决反对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的不抵抗政策。1932年12月，与鲁迅、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保护和营救了大批中国共产党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为革命事业做出了独特的重大贡献01936年5月，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她与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当选为该会执行委员。1937年六七月间，她为营救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救国会“七君子”，发起了“救国入狱”运动，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向国外和华侨宣传抗日战争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所取得的成就，为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募集医药和其他援助物资，介绍很多国际友人组织的医疗队到抗日根据地参加战时救护工作。皖南事变发生后，她与何香凝等联合发表通电斥责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她离开香港到达重庆，继续联络同情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国际友人并肩战斗。抗战胜利前夕，她用美国援华会提供的款项，在马尼拉买下了美军作为战争剩余物资拍卖的一所有250张病床的医院的全部设备，运到上海，再转运苏北根据地。同时，她还组织了一些受过专门培训的医生志愿从上海去苏北服务，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也派去了一位美籍医生和一位波兰籍医生，承担为当地培训35名技术员的任务。新四军在收到这所医院装备后，曾专函向宋庆龄致谢。

        抗日战争胜利后，她回到上海继续从事社会福利事业，创建中国福利基金会（前身即保卫中国同盟），并亲任主席。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给解放区及中共军队以巨大的物质帮助。中国福利会先后在解放区中资助建立了8个国际和平医院，42个国际和平医院分院，共有11800个床位，著名的白求恩、柯隶华大夫都是通过宋庆龄的关系，最后抵达抗日根据地的。此外还有几十个巡回医疗队，为解放区军民服务，同时，福利基金会还通过各种渠道向解放区无私捐款，据不完全统计，仅1944年至1947年就捐赠22亿元（旧法币）。

        中国福利会的办公地点在苏州路175号（颐中烟草公司大楼201室，1947年秋迁至广东路86号，1948年下半年迁至林森中路霞飞路里弄内棚屋今淮海中路988A)，为宋庆龄的故友理查德（迪克·史密斯）免费提供。小小的办公室里放了6张桌子，电话铃不停地响着，屋子的一角还要用来堆东西。

        周恩来与宋庆龄交谊久远，出于对宋庆龄的尊重，他一直称呼宋庆龄为先生，受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一直非常关心在国统区宋庆龄的生活，指派了廖梦醒作为中共的联络员，与宋庆龄共同生活。

        宋庆龄回到上海的时候已54岁。自从她和孙中山1915年结婚起，30多年已经过去；自从孙中山1925年去世、她独立进入政坛为实现孙中山遗教而奋斗也已20多年了。在上海勉住在前法租界思利和路（今“靖江路”）45号。这幢房子，战前原为德国人房产，抗战胜利后由国民党政府没收，分配给她临时居住。莫里哀路29号的房子——她同孙中山曾在这里生活和工作过的住房已经不能居住。那座房子，荒废了8年，又遭到了日本人的劫掠和破坏，修理要花很长时间和一大笔钱。由于思利和路居住条件较差，后又迁到前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843号）花园洋房，直到晚年。她去世后，这里辟为“宋庆龄故居（上海）”。

        宋庆龄听到周恩来和邓颖超熟悉的的声音后，连忙从楼上赶下来亲切地说：“是周恩来吗？我从报纸上已知道你到上海了，这样忙，还来看我。”

        周恩来打量了简陋的房间，地上也零乱地堆放着一些写着英文字样的大小包裹和报刊说：“这里条件很差嘛，为什么不让她们给你换一处？”周恩来知道，宋氏三姐妹是20世纪中国最显耀的姐妹组合。宋庆龄是宋家的老二，排在霭龄之后，美龄之前。她后面还有3个弟弟子文、子良、子安。当时谁也不曾想到的是多年以后，宋氏三姐妹在中国社会竟都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一个成为国母，爱国爱民，万民景仰；一个嫁给蒋介石，权势显赫，呼风唤雨；还有一个与孔氏家族联姻，善于积财，富甲天下。而宋子文也在民国政界和财界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宋氏家族成为民国时期名副其实的财阀。

        “这比在香港和重庆时好多了。”宋庆龄说：“不说这些了，快说说谈判情况吧！”

        “现在的情况是由局部的内战向着全面的内战发展和扩大。”周恩来接着说，最明显的在湖北、河南边境地区等4个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战争。6月26日，政府军队向被包围进攻宣化店的李先念将军领导的6万多军队发动进攻，中共军队在6月30日、7月1日越过铁路向西突围。

        宋庆龄关切地问：“现在怎样？”

        周恩来答：目前，大约在平汉路西，政府有5个军追击，一个军堵截，情况极严重。现在李部的确实地址我不知道。周恩来又把国民党在山东胶济线、苏北、西北以及东北各地的内战情况向宋庆龄作了大致的介绍。

        国共谈判的进展，是宋庆龄十分关心的，周恩来向她作了详细地介绍。他说：本来大部份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因政府提出新要求，要中共退出陇海路以南苏北、皖北的全部、山东胶济沿线、热河以及东北的安东等4个地区。这一要求超出了休战商谈的范围，并违反政协决议。依照政协决议，原来的地方政权应维持原状，政府完全改组以后，再行解决地方政权问题，这可以政协决议为依据。因而，冲突日益扩大，谈判难以进行。如报纸上所说，目前的局势是边谈边打，但实际是向全面内战发展。

        在谈到解放区的灾民救济问题时，周恩来再次对宋庆龄的支持和努力表示感谢和敬意。

        宋庆龄说：“中国福利会一直和联总保持良好的合作，中共在与联总打交道时，如果有什么困难，可以和我说一下。”她又强调说：“中福会与联总经常联系的几个人，梦醒都认识。”

        对国民党政府破坏和平民主，发动内战，镇压手无寸铁的民主人士，倒行逆施的行为，宋庆龄也是心急如焚。她一直关心着国共和平谈判的进展，每天通过各种报刊和廖梦醒带来的消息，关注着局势的发展。

        在谈到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被暗杀事件时，大家都非常愤慨。周恩来说：政协开会时，李公朴生就是当时被打伤的一个。这一连串事件都是有计划的。为什么敢于这样做？因为政府没有明令制止惩办过，而且政府的宣传机器还为之掩饰袒护。尤其是连下关事件依然没有追究出一个水落石出。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不亚于内战。因为这是打击大后方手无寸铁的民主人士、工业家、新闻记者及文学家。在国民党政府管辖的后方，有的是宪兵、警察、军队、法庭、监狱等的镇压手段，还要用暗杀的手段来镇压政府所不满意的人士。

        邓颖超也愤恨地说：“这些做法与法西斯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周恩来又说：对于这类暴行如再不停止，再不惩办，再不追究，则会扩大到全国，重庆、成都、广州以至上海、南京都会发生的。陈立夫先生又来上海了，他是来布置统一党政军的行动，镇压民主运动的。黑名单上列有许多民主人士，准备逮捕、凶打、绑票和暗杀他们。民主人士的名字都在陈立夫的手上，更不论我们共产党人了。我们来谈判就是准备着的。过去在重庆准备了8年，今后再准备8年吧。

        1周恩很难过地说：为了人民，为了民主，为了国家，我们日夜祈求停止此种暴行。先生不计个人安危，献身国家，献身中国民主事业，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都有影响，希望先生通过你的力量和智慧，以制止这种卑鄙无耻的暴行。

        听到这里，宋庆龄坐不住了。她慢慢地站起身，在窗前沉默一会，语调坚定地说：“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道，要改也难呵！”她一针见血地说：右派之所以有恃无恐，与美国援蒋政策是必不可分的。平息内战，实现中华民族的民主、富强，必须反对中、美反动派，全面实行孙先生的三民主义。

        7月22日，也就是周恩来拜访宋庆龄的第4天，宋庆龄在上海发表了《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这个题目很长的声明，严厉指责了中美反动派挑动新战争，呼吁停止内战，实行三民主义，成立联合政府。

        在这个直言不讳的政治声明中，宋庆龄指出：“今天我们的国土已经没有外来敌人的威胁。但威胁却起自国内，起自内战。反动分子企图将美国卷进我国的内战，从而将全世界都卷入这个战争……人民都时刻渴望这次无止无休的和谈会有一些结果。但是，在每次勉强撮合的休战谈判之后，新的破裂又跟踪而来。国共谈判是不能得到最后答案的。最后的答案必须由中国人民来决定。”

        她认为，国民党的训政时期已经过去，宪政时期必须开始。像过去常做的那样，她把主要重点放在民生主义上——群众的经济和社会需求，特别是农民的需求——她认为在中国这是最根本的。“民生主义在今天的意义是：不能再让人民忍受饥饿，而贪官污吏却在积累巨额的财富，忠实的公务人员则沮丧失望。民生主义就是说，土地问题必须作合理的解决。这并不是共产党或外国煽动出来的，而是从我们自己历史上得来的结论。”

        “‘耕者有其田’是孙中山的政纲。它也是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它是治疗中国饥饿的方法。中国善后救济总署署长最近不是也说过，在共产党的区域中没有饥荒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实行了孙中山的政纲，将耕地分配给农民。”她认为，联合政府“决不能单独由国民党派定的代表来组织。每一个党派都必须选出他们的代表。国民党的代表也应当由党员中推选出来，而不应由一个统治集团指派。国民党内有许多于练、进步的党员，可是一直没有机会发言。”

        她强烈呼吁：国民党必须通过联合政府、人民民主和土地改革来执行它的历史任务，领导中国人民走向全面解放。如果国民党做到这一点，它无疑地将成为任何联合政府的领导者……自由批评必须代替腐化、恐怖和政治暗杀。国民党应该立即执行这些任务，否则就要担负掀起内战的责任。

        她还就中美两国人民利益及未来向美国人民进言：美国的反动分子正在与中国的反动分子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目前在中国境内的美国军队并不在加强中国人民的安宁……所有的借款只能借给人民所承认的真正代表人民的政府……如果美国能明白表示不再供给军火和军事援助，那末，中国的内战就决不会扩大。

        次日，宋庆龄等56人，又联名致电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及众、参两院主席、报纸发行人、劳工领袖，反对美国军事援华。

        宋庆龄的声明得到广泛的响应和支持。解放区和许多团体（行业公会、教育团体、工会等）及非共产党的军界人士如蔡廷锴将军等纷纷表示拥护。

        在美国，前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和一些国会议员发表谈话，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华盛顿邮报》、《圣路易环球民主报》等报刊也发表了强有力的社论。

        也就是在她的声明发表后几周内，设在美国的“争取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莫德·拉塞尔邀请她赴美讲演。不久，由埃莉诺·罗斯福又出面邀请宋庆龄和邓颖超出席在纽约举行的国际妇女大会。

        全国各地纷纷发出函电，表示拥护，认为她们是表达中国妇女在内战中所受痛苦及对和平的愿望的最佳人选。

        邓颖超很想去参加“妇女国际民主联合会”在巴黎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尽管她是这个国际组织的理事，国民党还是拒不发给她护照未能成行。在同宋庆龄商量后，邓颖超在南京和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回击国民党的压制。最后，她收集了全国妇女的许多意见，寄给大会。这些意见都一致反对内战，敦促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并从中国撤兵；呼吁美国妇女要求她们的政府和孩子不要插手中国的内战，以保持两国人民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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