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南京丁家桥16号（现为湖南路10号），国民党中央党部。

        陈立夫在这里召见了国民党中统局长叶秀峰和中统局秘书张国栋。

        中统局全称为中央调查统计局，其前身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处，1938年从中央组织部划出，陈立夫、朱家骅先后任局长，陈氏兄弟的表亲徐恩曾长期任副局长。

        陈立夫1900出生，浙江吴县人，曾赴美留学，获矿业硕士学位，因其二叔陈其美是蒋介石结拜的异姓兄长，而受到蒋介石的重要提携，成为蒋介石的重要亲信，很快从北伐军司令部的普通秘书升至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后兼任调查统计局局长，与他的兄弟陈果夫在CC党中央形成以他们为首脑的派系组织——中央俱乐部，即CC系，CC是中央俱乐部英文名称“tral club”的缩写，也有人把CC解释为“二陈”的英文缩写。他们既掌握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人事大权，又插手经济，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称。

        身为中统头目，陈立夫十分重视特务的训练。他曾在CC的一次高级会议上说：“组织的发展要着重质不重量，宁可少，不可滥。我们要找孙猴子，可以放弃一百个猪八戒。”为培植亲信，在一次特务训练班——中央青年干部训练班时他说：“国民党的忠实党员在其它范围遇到困难，吃了苦头，得不到半点的支持与温暖。而在我这里就不会，绝对不会，只要你不出卖组织，天大的事情由我陈立夫包下来！”这对许多初涉政事，尚无经验的特务，起到了极大的向心作用。中统在陈立夫的培植下迅速膨胀，在全国各省、市及公路、铁路均设有调查统计局，全盛时期达20万人，是蒋介石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得力工具。

        中统与军统当时并列为国民党两大特务组织。中统和军统分属CC系和黄埔系。虽然CC系和黄埔系的一直存在矛盾，但善于玩弄二臣争宠手腕的蒋介石，不断地采取措施，制约两统之间消涨的权力，在两统相互倾轧中达到“以派制派”、互相牵制。抗战胜利后，陈立夫继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重庆谈判时，毛泽东曾会见陈立夫，陈立夫信誓旦旦地表示愿为和谈“尽心效力”。但在政协会议时，却坚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坚持独裁内战政策。他一手导演了校场口事件，致使参加庆祝政协闭幕的民主人士60多人被殴打受伤。

        1946年6月23日，下关事件也是陈立夫导演的一幕“杰作”。为阻止上海人民赴南京请愿，中统作了两手准备。首先是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亲自出面，“劝阻”代表团，再就是在镇江、下关组织一批“苏北难民”，准备强行把代表团成员顶回去，至少将他们阻于下关火车站，不让他们进南京。组织和发动“苏北难民”捣乱也是陈立夫的主意。

        一次在陈立夫家里，当叶秀峰谈到苏北解放区有许多地主、富农逃到镇江、下关、浦口一带时，陈立夫当即指示叶秀峰：“共产党挑动、利用那些无知农民为非作歹，杀人放火，这些人才被迫逃出来。我们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共产党反对的，我们就要给予支持，只有这样，才能壮大我们的力量。我们要帮助这些人返回家园，这就叫以组织对组织。”

        根据陈立夫的意图，叶秀峰向中统所属各部发出指示，要求组织逃亡地主进行破坏活动。叶秀峰特别授意津浦路特别党部调查室，要求他们利用结拜金兰、成立同乡会等各种手段，与当地和从苏北逃出来的反动地主、地痞流氓等结成帮伙。再经中统调查室“加工”，将这伙人编为若干小组开展破坏活动，每人还发了两块光洋。

        下关惨案发生之后，陈立夫埋怨叶秀峰等人计划不周，不应打伤人后，再将事态扩大。叶秀峰做贼心虚，立即物色了两个替罪羊，导演了一出“凶手自首”丑剧，以搪塞舆论、平息事端。

        “陈部长，有一件事不知如何做才好，特来请示。”叶秀峰说着从皮包拿出了在一本《群众》杂志，并补充说：“这是昨天属下从梅园新村中共代表驻处取到的。”

        陈立夫接过杂志，扫了一眼封面，又翻开目录，不屑一顾地扔在茶几上说：“你打算怎么办呵？”

        “属下看到《中央日报》社的记者和军统的人也都拿了一本。”叶秀峰望着陈立夫疑虑重重的神色说。

        “下关事件刚过去二个月，国内外舆论界特别是美国朋友的谴责尚未完全平息，这事处理的不好又要受到委员长的责怪，还有我们党内一些人的挑刺。”陈立夫说。

        “总不能让他们在老头子的眼皮底下进行这样宣传吧！传出去，对我们是不利的。”

        “要用脑袋多想想，南京不能于，为什么不能在上海干，砸他的老窝。”陈立夫指着杂志内页中“上海出版”的字样说。“是，属下明白！”

        “以我的名义给上海市长吴国桢写封信，再连同这本杂志送交给他们，请他们迅速查办！”陈立夫说。

        上海军警于9月4日武装搜查《群众》周刊社。

        5日，上海军警在上海各处开始大肆捣毁《群众》周刊发行点，没收出售的《群众》周刊，《群众》周刊发行处一片狼籍。

        面对国民党政府禁止在上海出版《新华日报》，迫害《群众》周刊的霸道行为，周恩来、董必武和中共代表团的同志们十分气愤。

        当晚，周恩来亲笔致信张厉生、吴铁城，对国民党政府压制民主，干涉新闻自由，破坏政协决议，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政府立即制止此种非法行为。

        9月12日，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国桢约见《群众》周刊社长潘梓年时声称，《群众》未履行登记手续，将禁止出版。潘梓年据理力争说：“该杂志早已登记，并已领有‘内政警字6865号登记证’，从重庆转移到上海出版时，也曾依法办理过转移登记。”

        吴国桢理屈词穷地说：“顷奉上峰指令，贵刊登载有污蔑蒋委员长言词，即日勒令停刊！无须多辩！”

        次日，国民党当局派驻几十名军警在《群众》周刊社，迫令《群众》停刊。周恩来、董必武闻讯后义愤填膺，再次致函张厉生，提出严重抗议，并指出如果国民党当局一意孤行，应承担全部责任。因蒋介石从庐山尚未回南京，没有明确指示，张厉生怕后果扩大，迫不得已给吴国桢打去电话：暂缓封刊。《群众》周刊因而得以继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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