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距离蒋介石宣布召开“国大”的日期还有3天。诡计多端的蒋介石出人意料地突然颁发了停战令：“自本月11日正午12时起，全国军队一律停止战斗。”同时，再次宣布3天后如期召开国大，并要求中共立即派出代表参加三人会议，根据他10月16日所提的8条进行商谈。接着，又要陈诚密电各行辕和战区：“停战令只是作宣传用的。”

        这种委罪于人，卑劣障眼手法无疑是说，我宣布停战了，你共产党还不参加“国大”，破坏和谈的责任在于共产党。

        中共代表团当即也发表了旗帜鲜明的声明，国民党政府宣布停战是未与中共方面协商的单方面行为。批驳停战命令，停止军事行动“为防守现地所必须者”除外，那么，他们的一切行动都可以解释为“防守现地所必须”。对这一片面行动，中共方面持保留态度。声明指出，如果蒋介石真有和平诚意，应立即停止召开一党国大，撤退侵入解放的军队。针对第三方面人士仍在积极寻求实际上不可能的调解办法，声明同时指出：在停战毫无任何保证的情况下，单独宣布停战，有极大欺骗性。

        周恩来在与代表团的其他同志分析讨论时，对邓颖超和李维汉说：“国大还有几天就要开幕了，蒋介石一定还会搞出一些新花招。”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对蒋介石的花招，第三方面的一部分人，是认识不清，而还有一部分人，则是在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参加“国大”。当日，他在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蒋介石下停战令是骗局，目前工作即在揭穿欺骗，打破某些人的幻想。

        果然不出所料，在蒋介石宣布停战的第二天，周恩来收到了三人会议小组国民党方面的表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给马歇尔的一份备忘录。

        一直忙于内战策划的陈诚出席三人小组会议，是由于原三人会议国民党方面代表徐永昌生病，临时由蒋介石钦定的。这份备忘录称：蒋介石已命令全国国民党军停战，命令于11日中午生效，要求马歇尔通知周恩来，并请出席一次三人小组会，以便讨论停止冲突的措施。

        这是国民党在召开伪“国大”前的政治表演。但是，国民党伪装和平一天，中国共产党就要坚决揭露一天。

        接到备忘录的当天下午，周恩来再次访晤了马歇尔。

        周恩来直截了当地说：既然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国民大会不会推迟，我对于应该如何向延安报告感到十分困惑。周恩来紧锁浓眉，面色沉重地又说：我无法理解，军事上的停战，怎能在政治决裂的局势下出现。

        马歇尔习惯性地耸耸肩，摊开双手说：“同您一样，我也感到困惑。由于我不熟悉中国人所特有的那种权术，我总是不能确实理解双方政治行动背后的真实用意。但我相信‘那里有生活，那里就有希望’，我已经按照这种信念，向前走了好几个月。”

        周恩来说：蒋介石发停战令，除改换一下南京气氛外，不会给局势带来任何实质性变化。因此，三人会议极少成功可能。但是，我表示愿意参加明天的非正式三人会议。但是，如果国民党一定要开“国大”，中共代表团就将离开南京，返回延安。

        11日上午，三人小组会自6月谈判中断以来，三方代表又重新坐到一起。会议仍在励志社举行。因早几天的安排，董必武赴沪参加在周公馆举行的宋庆龄基金会工作人员的招待会，答谢他们寄往解放区的救济物资已经陆续收到，未能参加会议。

        中共方面的代表为周恩来和李维汉，国民党方面为陈诚和交通部长俞大维，主席仍为马歇尔。

        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就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国民党当局以发布停战令为掩护，以便于组织更大规模进攻的阴谋诡计。他对坐在对面正襟危坐的陈诚和俞大维说：“我想问一声政府代表，你们是否认为还存在着几分挽救时局的希望？如果尚有挽救政治局势的某种可能，我们就愿意认真考虑军事范围内的任何可能。”

        陈诚避开敏感的政治局势问题，阐述了他对停止冲突具体措施的想法。他操着地道的浙江青田官话说：“首先，就地停战，并派执行小组以进行必要的调整；然后，在执行小组到达之后，设法把敌对双方的部队分隔开，并安排必要的部队调动；第三，为解决执行小组内和军调处执行部内的意见分歧而制定某种办法。”

        周恩来说：关于停战问题，我除在报上见到政府单方面的命令外，事先毫无所知。联想到过去，我们曾有过两种经验：一种是1月10日双方签字的协定，也是商讨任何停战的基本依据。第二种是6月30日彭部长代表政府声明的片面停战。在声明后，政府军在“防御”的口号下，打了4个月，占了我方的区域很多，夺得城市近100个。从经验来看，对这次单方停战命令，我们是非常疑虑的。今天，我还得到消息，政府军正向延安地区布置攻势，胡宗南的整编第27师、第1师和第90师，现在都向陕北集中，有的到了宜君、潼关，有的到了韩城。马鸿逵的部队已到了黄河两岸，向盐池、三边行动。延安上空不断有军用飞机侦察示威。政府的联络参谋要求退出延安并携出电台。在苏北，国民党军正猛攻盐城。在乎汉路上猛攻易水，且可能已被占。这是一个进攻前大形势。

        针对明天便要开幕的“国大”，周恩来颇感奇怪地说：“国大”一开即表示政治分裂了。在政治分裂的情况下，如何能有一个军事上的和平！一方面就要政治分裂了，一方面又要单方面地下令“停战”，保留“防御”的借口，我实不知应如何进行停战的磋商。因此，昨天会到马歇尔将军时，我声明还愿做最后努力，希望“国大”停开，以便军事商谈能有结果。但这个希望，今天几乎可说没有了，而现在又来进行不可想象的停战，越发没有根据可说。陈总长、俞部长均是政府中人，请你们观察一下还有无挽救的机会，因政治上如有挽救可能，我在军事上即可设想诸种可能办法，这是磋商前不能不提出的一个问题。

        “自蒋主席宣布召开国大以后，全国各地的国大代表已经到京，开会日期无法推迟，而军事方面的停战安排就地执行，”陈诚避而不谈恢复到6月7日和1月13日以前的位置，反而说：“如果能就军事问题达成协议，我希望这会对政治问题的解决，产生能够导致进一步谅解的影响。”

        马歇尔插话说：“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条立即结束冲突的途径，这就一定会使总的局势得到改善；对于所有各方都是越快越好。”

        他的话看起来是在安抚中共，实际上却是偏向国民党的。善于与谈判对手周旋的周恩来沉着地说：我对此还不能作出具体的答复。但是仍愿意作出一切努力，并愿听取陈总长就自己的建议做出详细的说明，然后，我才会有可能向延安提出报告。

        陈诚遂即对他刚才提出的方案，逐一加以说明。他特别强调指出：“直接接触或实际交战的双方部队司令官，立即宣布停火，并在执行小组到达以前，和对方司令官取得联系，以谋求当地停战的实现。执行小组在必要时，可要求对彼此接触或处于交战状态的双方部队位置进行调整，可依情况要求一方或双方后撤一定的距离。”

        周恩来十分精明，他立即明白，陈诚的所谓停火方案就是说，政治问题要按国民党的意图办，军事是要承认国民党军队在停战后非法占领的地方为既成事实。他尖锐地反击说：在6月形成的文件中，就规定了两个步骤：首先在停火的10天内全国恢复到6月7日的状态，第二步则是在20天内恢复到1月13日停战令生效时的状态。

        陈诚争辩说：“军队的驻防配置肯定是要讨论的，但是首要的任务应该是解决冲突问题。”他皱起眉头，沉思一会又说：“我不记得在6月谈判中，对驻防地区有过什么样的规定。”马歇尔用较低的声音，提醒陈诚说：“满州的防区当时是规定了的。”

        周恩来进一步提请陈诚注意：在6月的休战谈判中，曾经规定以6月7日的状态为基础，恢复部队驻防位置。但是，未能就各有关师指挥部驻地的条款达成协议。

        周恩来的思维总是这样清晰。

        会议由于就停战后部队位置恢复到何种状态发生分歧，双方经过一番冗长的辩论，什么结论和协议也没有作出。就能力而言，陈诚、周恩来、马歇尔，恐怕都应当算是谈判能手。然而，在已经遍地战火的情况下，要停止冲突、结束战争，谈何容易。

        马歇尔提议休会。

        此后，三人小组再也没有过什么作为，陈诚再也没有同中共代表坐在一张谈判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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