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上海联络处为朱德总司令祝寿的同时，上海摊贩事件爆发了。

        11月30日，3000多名穷苦小摊小贩以及摊贩家属，聚集在国民党上海警察黄浦分局门前，呼天喊地，群情激昂，大有冲进警察局之势。

        全面内战爆发后，遭到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摧毁的民族工商业，尚未恢复元气，又陷入国民党发动的内战灾难之中。大量美国战后剩余物资和商品的倾销使原本已岌岌可危的民族工业遭受了灭顶之灾。1946年6月至10月，上海倒闭的工厂总数达到1600余家，许多工厂严重开工不足。大批工厂的倒闭使失业工人的队伍迅速扩大，失业与半失业的工人、店员及破产中小企业主不得不在街头摆设地摊，藉以维持生计。到1946年下半年，上海的摊贩人数达15万之多，若将依赖他们生活的家庭统计在内，人数达几十万。

        国民党当局置如此众多人民的生活不顾，还以摊贩“影响商业营业，妨碍国家税收”打着整顿市容，整顿交通的幌子，对摊贩加以种种限制和迫害。

        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接二连三地颁布命令，规定在黄浦、老闸两区的各条马路一律不准设摊，并宣布自9月1日起“凡继续设摊，即将其两区内的所有摊贩卖货款一律没收”。8月27日下午，部分摊贩代表召开记者招待会，向社会吁请支持和同情。各区摊贩代表向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请愿，要求政府收回取缔成命。上海市长吴国桢在接摊贩代表时，对摊贩的要求一口拒绝，还诬称摊贩所售货物多为从码头仓库盗窃而来。

        黄浦区摊贩们自发地组织起来，成立了摊贩委员会。在联名写信给市政府和警察局均被置之不理的情况下，黄浦区各路摊贩300余人于9月20日上午再次向市政府请愿。黄浦、老闸警察分局出动大批便衣警察，见摊贩就抓。见货物就抢。几天之内，两个分局就关押了近千名摊贩，不仅没收了他们的商品，而且对他们加以肉体折磨。

        11月30日清晨，被捕人员的家属和摊贩们陆续聚集于黄浦分局门前，迅速汇成约3000人队伍。队伍中妇孺居多，母亲要儿子，妻子要丈夫，孩子要爸爸，“放人出来啊”的喊声不断。警察局门前，聚集大批警察，还调来消防车，用高压水龙驱逐群众，警察开枪，可是濒临绝境的摊贩和家属置生命于度外，一直到傍晚还没有散去。

        至夜，骚乱的人群，集聚成一股强大力量又向商业繁华的南京路、爱多亚路涌去。沿途各大公司的橱窗、门面均被愤怒的人群所砸烂。翌日，黄浦、老闸、邑庙等闹市区的所有公司、商号、娱乐场所，以至里委小铺全部停市，并迅速向静安寺方向蔓延。

        第二天，又有5000多摊贩和家属包围黄浦、老闸警察局，要求发还被没收的货物。两天之内，受伤群众百余人，有30多人重伤。无辜被捕，货物没收，又有那么多人受伤。摊贩和家属的愤怒如同火山爆发。至10时许，形成了整个上海停市。各界进步人士纷纷为摊贩鸣不平，严厉指责国民党当局对摊贩的取缔与镇压。《大公报》发表社论：“内战天天打，难民与逃役者转徒流离，外货涌涌而来，通货刻刻膨胀，工厂个个倒闭，商店日日萧条，国计民生整个成问题。”《大美晚报》称：“这次事件是上海经济的混乱状态及劳苦大众状况普遍不能令人满意的结果。”

        《文汇报》载文称：“其萧条凄惨之景象实为上海空前所未见。”

        合众社、路透社均称：“这次骚动为1925年五卅惨案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南京局联系和领导的《文萃》杂志、《联合日报晚刊》以及《文汇报》等报刊更是以大量篇幅和版面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客观报道。

        迫于强大社会舆论的压力，当局被迫收回成命，释放在押摊贩，发还没收货物，撤销了黄埔警察分局局长职务。

        摊贩事件尚未平息，又一件震动全国乃至国际社会的大事件发生了。

        这就是抗议美军暴行的学生运动，即“抗暴”斗争。

        事情起因是这样的：1946年12月24日晚上，圣诞节的前夕，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路过东单时，被两个美国兵拦截并拖到路旁的练兵场小树林里强行奸污。北京一家民营通讯社——亚光社25日获悉后，于当天下午发了新闻。26日，《新生报》、《世界日报》、《北平日报》、《新民报》等不顾国民党通讯社的阻止，先后刊登了亚光社所发的新闻。

        南京局领导的中共平津地下党组织（南系）袁永熙和北平地下党的佘涤清等看到报纸后，都十分气愤，立即聚在一起分析情况，交换意见。

        平津南系党组织是有着多次开展学生运动经验的地下党组织，在重庆时称为中共“西南联大”组织，由南方局直接领导。1946年夏，随着国民政府复员内迁，恢复原来的北大、清华和南开3所大学。当年7月，袁永熙和王汉斌由昆明去北平途中一起到南京梅园新村向钱瑛请示工作。钱瑛同志告诉他们：“蒋介石已向我们全面进攻，大规模的内战已爆发。国共谈判虽在进行，但实际上已破裂，中共代表团不久也要撤离。今后，国民党必然会在其统治区加强对人民的镇压，要提高警惕。你们回北平后，要充分认识到北平情况与昆明的不同，要有长期进行艰苦斗争的思想准备，绝不可追求表面轰轰烈烈，要扎实地开展工作，学会在群众中隐蔽自己。”她还特别强调：要广交朋友，既要打破进步同学的小圈子，也要打破南方复员来的同学的小圈子。

        离开南京后，按照“转地不转党的原则”从重庆来的地下党员的组织关系，仍由南京局领导。地下党员和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的成员紧密配合，开展了广交朋友，做好新人学同学和原北方学校同学的工作。通过民主竞选，南系地下党组织在清华大学掌握了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在北大掌握了文学院的领导权，为开展公开合法斗争创造了条件。各校根据同学们的兴趣爱好，扩大和建立了各种社团组织，有政治性较强的读书会，各种壁报社、研究会，有歌咏、剧艺等文艺社团。校内活动生气勃勃，从而团结了一批同情共产党、拥护共产党主张的积极分子。以后，征得钱瑛同意，南系党组织与中共北平地下学委书记佘涤清等建立了联系，但在组织上各自独立，不发生横的关系，仅在工作上相互配合。

        碰头会上，佘涤清情绪激昂地对袁说：“美帝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美军在中国为非作歹，人民群众早已不满，我们应抓住这一事件，高举维护民族尊严的旗帜，激发广大群众的义愤，放手发动同学掀起抗议美军暴行的运动。”

        袁永熙说：“是的，美国大兵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是到了该清算的时间了。但是，北平反动势力不可低估，我们要吸取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注意有理有利有节，根据需要和可能发动和布置行动。”

        佘涤清也说：“被强奸的女生是北大同学，因此，北大的宣传、发动是重点，首先要做好北大的发动工作。”

        “清华的进步力量占有优势，可由清华公开、合法地与各校串联，以影响、推动各校的运动。”袁永熙摩拳擦掌地说。

        会后，二人便分头行动起来。抗议的大字报、抨击文章、壁报、漫画很快贴满了北大、清华的民主墙。

        当天下午，北大的女同学召开了抗议大会，晚上，各系科的社团、系科代表会又正式通过决议：分别致书蒋介石，司徒雷登、马歇尔、杜鲁门，抗议美军暴行，发表了《告全国同学书》、《告全国同胞书》，抗议美军暴行，把美国兵赶出中国去，呼吁全国学生联合起来，首先罢课一天，必要时游行示威。

        26日、28日，北大、清华学生为强烈抗议美军士兵强奸中国女大学生，分别举行了罢课抗议。

        国民党当局看事态发展对他们不利，于是三青团、特务匆忙上阵，撕大字报，编造谣言，污蔑沈崇是妓女，妄图掩盖真相，结果是欲盖弥彰。当北大同学将访问到的沈崇身世公布后，群众怒火更旺。

        29日，南京局平津南系党组织迅速做出决定，发动尽可能多的学校参加示威游行。当晚，北大召开全校院系代表大会时，国民党北平市党部竟纠集100多名特务、暴徒，提前闯入会场，大打出手，并威胁要以机枪对付学生运动。他们的丑劣表演恰如火上浇油，群情更加激愤。

        30日，北大、清华、师院、中法、辅仁、朝阳等校万余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美军暴行”大游行。接着，天津南开、北洋等29所学校万人又走出校园举行游行，抗暴斗争浪潮迅速席卷全国。

        北平大学生奋起抗暴的消息传到上海，中共中央南京局上海工委负责学运的朱语今，于27日和29日连续召集上海几所大学的地下党员开会，决定采取行动，声援北平学生运动，抗议美军暴行。经上海工委书记华岗同意后，上海的一些大学首先开始了行动。

        周恩来敏锐地洞察到这场爱国民主运动所蕴藏着巨大潜在力量和光明前途。

        为加强对这一运动领导，他在12月3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当时还留在国统区的董必武、吴玉章、张友渔、叶剑英、刘晓等人电报，指出“北平学生因美军强奸女学生事，已造成有力的爱国运动。上海、天津闻亦将响应。望在各大城市（平、津、京、沪、渝、昆、港、榕、杭等）及海外华侨中发动游行示威，并坚持下去。不能游行的地方，亦可进行请愿及组织后援会。”周恩来要求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组织将运动推向各地，使之不断发展，向各方呼吁声援，“务使此运动向孤立美蒋及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之前途展开”。

        各地党的地下组织接到中共中央通知后，立即紧急通知各校党组织，大胆、充分发动群众，投入到抗暴斗争中去。

        30日，上海暨南大学全校举行罢课，校门内外到处是揭露和抗议美军暴行的标语，漫画和美军暴行录。19个联络小组分头赴各兄弟院校联络，争取上海全市学生统一行动。

        中共代表团驻沪联络处潘梓年、陈家康就美军暴行也公开发表谈话。陈家康说：此事件引起各地很多学生的义愤，足见中国人的心未死，我们决不愿当亡国奴，国民党政府要拿出良心来，切勿再做奴才，赶快把美军赶走，以挽救中华民族的尊严。也希望美军早日悔过赶快回国，以挽救杰佛逊、林肯、罗斯福的民主国家的尊严。潘梓年说：“在美国政府心目中，中国人民只是他们的殖民地的奴隶而已，所以会出现这种事件。”

        31日下午，交通大学、暨南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之江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上海法学院、中华工商专科、民治新闻专科、上海商业专科、幼儿师范专科等17所学校的学生代表，在交通大学举行联席会议，正式成立上海市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组成抗暴联主席团，作为运动的领导和协调机构。

        1947年1月1日，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27所大中学校学生1万多人举行了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游行。当天中午，参加游行的学生在外滩公园集合，然后向南京路迸发。学生们高举着“保卫中国独立自由”，“中国不是美军占领区”、“美军立即退出中国去”、“Get away！（滚回去）”、“维护中华民族，永作自由人”、“大家起来赶走美国兵”的口号声、歌声响彻上海市区。同一天，抗暴联发出《致杜鲁门总统书》指出：美军在华的暴行“已经使两国的邦交和人民的友谊遭到了极大的毁坏”，“如果美军继续留驻，这种不幸的情形一定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同时，还向美国政府提出对被辱同学赔偿损失，严惩肇事祸首，向中国人民道歉，勒令美军撤退等4项要求。

        上海妇女联谊会，除发表联合抗议书外，还致书驻华美军眷属，表示希望他们“向政府要求将驻华丈夫或儿子调回美国去。”民盟、民建、民促、九三学社、中国致公党等民主党派及不少知名人士都特意发表声明、谈话或宣言，抗议美军暴行，声援学生运动。

        学生的抗暴斗争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同情与积极支持，却使国民党当局措手不及，伤透脑筋。他们既怕得罪美国，又慑于众怒难犯，于是竭力歪曲事实，制造舆论，压制抗议活动，污蔑抗暴斗争是“小题大做”。国民党行政院对教育部及各地政府发出指示，声称：“此事是该犯美兵之私人行为，任何人不应以此种私人行为为借口，有损污我友邦或友邦人民之行动。”责令“学校当局及地方行政机关须劝导（学生），遇有可能越轨行为，并应负责阻止。”

        然而，逆流的阻挠，激起的是更大、更有力的浪花。抗暴运动很快蔓延到蒋管区的几十个大中城市，参加示威游行学生达50万以上。上海《联合日报晚刊》《文汇报》、《新民报晚刊》等在被迫休刊两天以后，于4日复刊后均以大量篇幅刊载报道学生上街游行的新闻。

        南京也是这样。金陵大学、中央大学、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国立东方语言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等校几千人亦于1947年元月2日、3日，到南京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外交部、美国驻华大使馆游行示威，发出了“普天同悲”的怒吼，如同惊雷一般震憾了大江南北，震憾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

        中共中央对抗暴运动十分重视，于1947年1月5日、6日又接连发出《关于响应北平学生反美反蒋运动指示》，并对抗暴斗争给予充分的肯定：此次平津京沪学生的反美示威，成绩甚好，蒋介石在各学校罢课结束后，始发禁止罢课命令，同时也更揭露他的独裁卖国行为。美帝国主义虽万分愤怒，但对示威群众仍不得不竭力避免冲突。而民族工商业家及自由主义教授则一致同情这一运动，可见民主爱国运动的基础正日益扩大，与解放区自卫战争的胜利已渐能起着配合作用……同时要求：我党在蒋管区的工作，应尽量利用这次学运的成果，扩大民族爱国主义的宣传与活动。

        南京局进一步加强了对“抗暴”斗争的宣传组织，把斗争引向深入。上海、重庆等地在“抗暴会”基础上联合组成“抗暴联”。上海学生从元月6日至12日举行“抗议美军暴行，要求撤退美军周”，重庆组织宣传队深入农村进行宣传。同时，南京、上海等地学生还开展了抵制美国货和争夺学生自治会领导权及实现民主要求的斗争。

        抗暴运动突破了六二三之后学生界的暂时沉寂，也冲破了全面内战爆发以后，国民党限制防范爱国民主运动的一系列禁令。青年学生首先喊出了广大人民积压心头已久的愤怒，对于唤起人民、鼓舞群众斗志、增强斗争信心均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毛泽东称之为蒋管区人民革命新高涨的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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