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2月，春寒料峭。应了惊蛰前后雨纷纷的老话。国民党压迫中共上海、南京办事处的形势越来越严重。

        周恩来虽然远在延安，但十分关注国统区同志的安危。在得到国民党驱赶中共联络处的消息后，周恩来一方面亲自出面，打电报给蒋介石提出抗议，另一方面对南京、上海两个办事处及四川省委作了紧急指示：1、京沪两地需发表谈话，指出蒋介石这次行动，显欲内战到底，破坏政协无遗。2、这次逐客以地方形式，避免中央出面，我们需逼其负最后破裂之责。

        2月18日，周恩来电示董必武、王炳南、童小鹏，要动员中外舆论，公开揭露蒋介石企图赶走我驻京、沪、渝人员的阴谋；凡可能从办事处转入地下的工作人员，应尽量派出。坚持中共在南京、上海、重庆的公开组织国民党不赶不走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

        针对国民党反动派企图赶走我驻京、沪、渝三地人员，中共中央发言人通过《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等媒介发表声明，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并警告说：“如果国方不正式通知中共撤退此等机关，还耍阴谋扣捕中共人员，则一切后果由国方负责。”

        次日，周恩来又从延安发给驻京办事处董必武、王炳南电报：国民党逼着我们自动撤退南京、上海、重庆三个地方的工作人员，以便把最后破裂的责任加于我方，“我们的方针是坚决保留京、沪、渝联络机关，表示决不由我关死谈判之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作最坏打算，即万一京、沪、渝三处人员均被赶走甚至被封闭、被捉起来，我们仍能保持若干据点，进行联络工作。”

        2月27日，国民党当局下手了。重庆《新华日报》被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封闭。28日，先是重庆、南京，而后是上海警备司令部通知上海办事处，限令于3月5日以前把人员撤退延安。

        黄昏，国民党的军、警、宪、特闯进上海办事处，占住了那层半地下室的一楼，把电话看住。工作人员都被轰到二楼以上。一个自称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军官对钱之光说：“我们奉上级命令到这里来，从现在起，你们不准出门了。”接着，把一张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的‘快邮代电’递给钱之光。

        钱之光接过最后通牒，当场提出强烈抗议：“你们这样肆意诬蔑、无理驱赶中共代表，最后关死和谈大门，是要对后果负全部责任的。我们的人员名单，没有我党上级的指示，是不能交的。你们既要我们撤退，又限制我们的自由，我们如何安排撤退？对你们这样粗暴的做法，我们无法接受。”

        那个军官说：“跟我说这些没有用，我们是执行上级的命令。”

        钱之光看情况已到如此地步，没有必要再跟他们交涉，就留下两个人把守一楼楼梯，不让国民党宪警上楼，其他同志都上楼清理和销毁重要文件，处理重要物资，做最坏打算。

        那天，刘昂随董必武外出拜访民主人士，回来时已近午夜，汽车刚到大门口停下，一群特务围上来，气势汹汹地拉开车门，怪声怪气地说：“你们被监视了！”

        董老下了汽车，看到大门已被特务封锁，鄙夷地扫视一下特务，气愤地把帽子一摘，厉声说：“闪开，我们要进去！”办事处人员听说董必武回来了，都围在董必武身边。钱之光简要地把晚上发生的情况作了汇报。董必武压制住内心的怒火，从容地对大家说：“现在，我们要作最坏的准备。但是，只要我们还在这里，就要同他们斗争。目前最重要的是不能把我们党的任何一点机密落到敌人手中；同时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外界知道这里的情况。”

        按董必武的布置，办事处入员继续清理和销毁文件。最难办的是办事处还保存着相当数量的黄金。这是从解放区运到蒋管区，作为我们党的活动经费的。本来定于26日转移出去，可是那天没接上头，正在设法与地下党联系的时候，没想到办事处却遭到了包围。当时，蒋介石正在导演一场搜查囤积、倒卖黄金的所谓“打金老虎”的闹剧。如果这些金条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不但经济上是一笔巨大损失，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也会产生严重的恶果。国民党会抓住这个大肆造谣，诬蔑办事处囤积黄金，并借此大做文章，以破坏共产党在人民中的信誉，还会以此为借口加害办事处人员。紧急时刻，董必武一面安慰大家不要着急，一面和大家一起商量。后来还真研究出一个好办法：把金条绝缘裹好，系起来藏匿进墙壁里的电线暗道。忙了一整夜，才把黄金妥善地处理好，大家就像搬掉了心头的一块石头，松了一大口气。

        第二天清晨，办事处似乎变成了集中营，特务、警察、荷枪实弹的宪兵把办事处围了好几层，连院子里、草坪上都站了人。

        钱之光建议召开了联络处最后一次党支部大会，进行革命气节教育。支部大会在周公馆四楼狭小的房间里举行。

        会上，董必武对形势的发展作了分析，他说：“一种可能是国民党政府迫于我们的强大和我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不敢对我们下手，把我们押送回延安；一种可能是把我们长期软禁，或关进集中营；还有可能把我们的人一个个地抓走，分而治之，使我们死活不知。”他接着讲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亲眼见到的红军战士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壮烈情景，嘱咐大家：“不要对国民党反动派抱任何幻想，国民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都干得出来，我们要学习革命先烈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英雄气概，要坚持革命的气节，宁死不向敌人屈服，不泄露党的任何机密，同敌人斗争到底。要设法与中央和上海的同志联系，向外界揭露国民党对办事处实行包围、监禁的暴行，戳穿蒋介石‘和谈’的假面具。”

        董必武最后说：“事态的发展要看我们的斗争，要作最坏的打算，准备进集中营，准备流尽最后一滴血。”

        大家表示：“我们是公开的共产党员，进了集中营，就坚决同敌人斗，要公开揭露国民党破坏和谈的阴谋。”于是，每人发了一套衬衣，两把牙刷，一支牙膏和一双鞋，作好被关进集中营的准备。

        在特务们的严密监视下，办事处人员失去了行动自由，连家属上街买菜都被禁止，同外面完全断了联系。董必武决定亲自质问上海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和警察局长俞叔平。可是，那些反动军警硬堵住大门，不让董必武出去。

        3月1日下午，董必武正在挥笔疾书给国民党当局的书面抗议，办事处地下室未被切断的电话响起来，估计是新闻记者打来的。办事处人员去接电话，看守电话的特务不准，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董必武从楼上来到地下室，怒斥那个特务：“我是中共代表团的代表，是同你们蒋委员长谈判来的。你们这些人有什么权力不让我们同记者接触？”

        特务被质问得理屈词穷，只好同意接电话：莫谈国事，违反了就要卡断。

        在特务的监视下，董必武遂拿起话筒幽默地说：“马思南路现在的保安人员是足尺加三，我们不能出来拜访你们了，通电话规定莫谈国事，只好在这里向你们表示问候吧！”敏感的记者们一听这话就明白了。

        国民党宪警包围中共联络处的消息传开后，周公馆门口很快聚集了许多人，有记者，有民主党派朋友，有爱国人士，他们要求同中共代表见面，弄清事实真相。可是，军警、特务气势汹汹地驱赶人群，不让靠近办事处，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向楼下的特务高喊：“为什么不让他们进来与代表团见面？”

        黄炎培先生托人送来一封信表示慰问。马寅初、柳亚子两位老先生闯进联络处来拜访董老，特务威吓他们说：“你们进去就出不来了！”马老气愤地说：“蒋介石把我关那么长时间，无非是再把我关起来，我不怕这一套，今天非进去不可！”特务阻拦不住，只好让他们进来了。

        在客厅，董必武热情地接待了这两位朋友，把办事处遭到的无理包围和非法监视的经过告诉了他们，希望他们向舆论界说明事态真相，谴责这种破坏和谈的倒行逆施。

        两位老先生听了十分气愤，表示一定要揭露国民党当局的这一暴行。

        临走时，特务又把他们挡住，柳亚子先生说：“我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你们有什么资格限制我的行动？！”特务理屈词穷，不得不放他们走。

        2日，聚集到周公馆的人更多了。其中还有好些外国记者，他们要求进行采访，但遭到了拒绝。董必武亲自去跟特务交涉，也无济于事。董必武十分气愤地说：“你们不让，我们也要发言！”董必武让办事处新闻发言人陈家康打开窗户，他站在二楼阳台上，向围在办事处的中外记者们发表了讲话，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抗议蒋介石下令监禁并限期撵走中共代表的野蛮行径。

        中共办事处被国民党反动派包围监禁的事实，很快就由记者们报道到全世界。

        周恩来知道上海办事处的情况后，立即通过我驻南京办事处向蒋介石提出抗议，要求必须绝对保证我方人员安全。不久，周恩来对上海办事处做的具体指示，也送到了办事处。国民党当局在我党的坚持斗争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放宽了包围，表面上是允许办事处人员自由活动了，但他们一出去，就有特务“陪”着，还恬不知耻地说：“这是为了保证你们的安全”。

        包围放宽后，董必武立即驱车前往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所在地，直接找市长吴国桢。吴国桢心虚，推说有事，不敢出见。董必武又驱车到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一见宣铁吾，就气愤地用手杖杵着地板说：“我们中共代表团是你们政府请来谈判的，你为什么下令包围我们？剥夺我们的人身自由？”董必武越说越气愤，手杖杵得“咚咚”响。董必武向宣铁吾提出：“我要立即离开上海去南京，办事处其他人员随后离沪。在此期间，代表团成员的人身安全你要负绝对责任！”宣铁吾在正气凛然的董必武面前，无言对答，对董必武提出的要求，无可奈何地答应了。

        就在这天，董必武接到王炳南由南京来电，得知南京办事处人员将于3月7日撤退，即同国民党当局会谈安排撤退事宜。

        当晚，董必武一家和两个随行人员离开上海赶赴南京，组织撤退工作。临行前，董必武对大家说：“那些金条都是战士们用鲜血和生命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现在我们能走了，就要设法带回去，不能留给敌人一两、一钱。我们先走的，要先带一些走。”大家想了个办法：利用天气冷，每人做了一件马甲，把金条缝在里面，然后把马甲穿在身上，这样就可以躲过国民党特务的眼睛了。大家考虑董必武年岁那么大，也要穿一件马甲，心里实在过意不去，都劝他不要穿了。董必武坚决不同意，他穿上马甲，披上大衣，在屋里来回走了几步说：“你们看，这不是很好吗？”

        3月3日，董必武和夫人何莲芝、刘恕及13名工作人员撤离了上海。离沪时，国民党如临大敌，派数十辆轿车、警车，前呼后拥，左右开道，处处监视，站站布防。下午抵达梅园新村17号中共南京办事处。到了南京，有的同志说：“真险啊，差一点我们进了集中营，和你们见不着面了。”

        董必武诙谐地说：“险么事，蒋介石派兵保护我们呢。”大家都笑了。

        驻京办事处的情况略好一些，只是由南京卫戍司令部通知撤退，还没有派人进驻机关。在南京，董必武先后找到了张治中、张群、邵力子、宋子文和陈诚等国民党高级要员以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当面谴责国民党关死和谈大门，监禁中共人员的暴行。同时，以中共代表团名义将撤退日期函告国民党南京卫戍总部，并义正辞严地提出：“上海办事处的人员不到南京，去接重庆办事处人员的飞机不派去，我就不走！”

        经过董必武的交涉，美方和国民党不得不答应派飞机送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人员回延安。

        在国民党当局包围上海办事处的同时，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报馆也被包围，《新华日报》被迫停刊。中共驻渝人员249人被软禁在指定的地方，所有的办公室宿舍被搜查，部分财物被抢，新华日报社的材料亦被“点交代管”。吴玉章向重庆市长张笃伦、警备司令孙元良提出抗议，彼诡称包围是“保卫”。

        周恩来致电董必武、钱之光：请用明码电报报告吴玉章交涉回延安飞机、汽车、护照。同时，周恩来亦电告在南京梅园新村的王炳南、童小鹏：向张群交涉撤退用飞机或汽车，又致电民盟主席张澜，商请代为保管中共在南京、上海、重庆、成都、昆明5地的财产。民盟接受了这项请求。

        晚，美国驻重庆副领事布德会见吴玉章，送来董必武致吴电报。电报告之：党中央同意撤留渝人员，并说：“美方将派两架飞机运送”。经吴一再交涉，国民党当局同意增派飞机将渝、蓉人员送回延安。

        3月4日，罗隆基正式将接受中共委托的通知国民党当局。

        这一天下午，董必武两次从南京打电话给在上海的钱之光，告诉他上海的财产也移交民盟保管。

        次日，上海联络处的33名工作人员，包括司机和家属被国民党上海当局派来的便衣警特，用一辆大客车武装押送到火车站。临行前，大家把藏好的金条取出来，装进新做的布马甲夹层里，分别背在身上。大客车前面有带有警报器的四辆摩托车、吉普车开道，后面的武装押送的汽车跟着，每个人身边还有2个特务贴身“保卫”。

        上了火车，这节车厢也是特备的，乘客只有中共代表团的人以及监视的特务。到达南京后，遂即被送到梅园新村。

        3月4日，司徒雷登在美国大使馆设宴为中共驻京办事处人员饯行，董必武、王炳南、梅益、章文晋等出席。次日，周恩来致电司徒雷登，对他提供京、沪、渝撤退人员飞机，表示感谢。

        3月5日，董必武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到会者20余人。董就被迫撤退事，对记者发表谈话，并表示：盼能与诸先生重晤于南京。

        3月6日，在京的民盟负责人罗隆基、周新民为中共人士饯行。董必武对民盟慨然答允保管各地财产，深表感谢。

        3月7日，美方共派出4架飞机把南京、上海两个办事处共74人送回延安。

        董必武、钱之光、王炳南、梅益、华岗、潘梓年、陈家康、童小鹏、刘昂等一起分乘汽车来到大校场机场，同行的还有6个美国记者。

        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邵力子，民盟代表罗隆基、叶笃义，美方代表以及新闻记者数10人，前来机场送行。

        张治中对董老说：“我是来给你们送行的。”

        董老风趣而又意味深长地说：“两三年以后，我们要到北平去了，那时候我们要来接你，你就变成客人了。”

        在机场上，董必武发表了书面讲话：

        必武等今日被迫离此，感慨莫名。10年来从未断绝之国共联系，今已为国民党好战分子一手割断矣！……内战显将继续，人民之灾祸必将更大更深。然而，此种以千百万人性命为赌注之极大冒险，因其违反全体爱好和平人民之愿望，终必失败无疑。好战分子行讲自食恶果。彼等中外友人，亦将后悔莫及。目前虽战祸蔓延，我们中共党员仍将一本初衷，竭力为和平民主奋斗到底。当此握别之际，必武等愿以此与全国一切爱好和平民主人士共勉。

        临上飞机时，董老又对送行友人说：“再见之期，当不在远。”

        在延安机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陈云、李富春、林伯渠、叶剑英、邓颖超等同志都来迎接。

        国民党政府向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联络处下达驱逐令的同时，即2月28日，蒋介石迫不急待地在南京召见了胡宗南，要他立即部署向延安进攻。

        胡宗南1896年出生于浙江镇海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在北伐战争中，因作战勇敢受蒋介石器重，作为亲信着力培养。1933年升为蒋嫡系王牌第1军第1师师长。抗日战争中，又被提升为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4集团军总司令官。在西北地区拥有蒋介石嫡系重兵近50万，气势显赫，被称为“西北王”。

        在蒋介石官邸，胡宗南摩拳擦掌，气势汹汹地表示：“力争3天占领延安，摧毁中共和解放军总部首脑机关，3个月内聚歼共军于陕北地区或逼迫共军东渡黄河，解决陕北问题。”

        胡宗南回到西安不久，蒋介石与陈诚又飞抵西安，听取胡宗南的部署进攻延安的计划。胡宗南率全部文武将校以上的军官在机场迎接。当天，在西安行营召开军事会议。

        在会上，胡宗南拉开第34集团军对陕甘宁解放区进剿的战略形势图，胸有成竹地向蒋介石介绍了国民党军与解放军的布防以及双方力量对比，他响亮地提出：“共军在陕甘地区兵力空虚，是铲除共产党老巢的绝好机会！这次战役，计划以本战区直辖的15个旅由宜川、洛川一线向北担任主攻；另以5个旅的兵力为第二线，随后跟进，形成合围。以马鸿奎、马步芳部的3个整编师向东，以防共军向南溃窜；以榆林邓宝珊1个军向南以资配合。此次战役行动兵力共34个旅，约25万人。即使不能全歼，也要逼迫他们东渡黄河成为流寇！”胡宗南见蒋颔首赞许，大受鼓舞。接着，进行了战役布置，最后他说：“请蒋委员长面谕！”

        全体校“哗”的一声，立即站立起身。蒋介石示意大家坐下：

        “此次战役，至关重要，各部要通力配合。中共在关内有3个重要根据地，即以延安为政治中心，以沂蒙山区为军事根据地，以胶东为交通供应根据地，对这3个地区，必须‘犁庭扫穴’，切实攻占。首战延安，摧毁其党政军指挥中心！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意志，削弱其国际地位。其次，攻占胶东，切断中共关内关外的海陆补给线，然后，集中力量攻占沂蒙山区，接着北渡黄河，肃清华北随后转向东北，一举歼灭共党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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