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国民党军队由攻势转为守势，解放军则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这一变化，标志着中国历史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蒋介石的辉煌时期已经消逝，迅速走向穷途末路。

        中共中央决定把战略进攻的矛头首先指向敌人防御薄弱的大别山地区。

        毛泽东说：蒋介石把他的主要兵力集中于陕北、山东，搞重点进攻，好比两个拳头一张，胸膛就露了出来。这样的兵力部署很像一个哑铃，两头粗，中间细，两头分量强，还有攻势，中间薄弱，处于防御。我们就攻其薄弱部分，从中央突破。

        进攻行动是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三路解放大军挺进中原，并以中原解放区为战略重心，分南线和北线展开的。

        在南线，刘、邓大军于6月30日渡过黄河向南进攻，在鲁西南歼敌9个半旅，5.6万人。8月11日越过陇海路，连涉涡河、颖河、沙河、洪河、汝河、淮河。8月27日，千里跃进大别山并开辟了大别山根据地，歼敌2.1万人，建立了33个县的人民政权08月22日，陈、谢兵团进入豫西，在陇海路西段和郏县、宝丰等地歼敌4.3万人，先后解放豫西、陕南36座城市，建立了43个县的人民政权。华东陈、粟野战军于8月从鲁中地区进入鲁西南，在菏泽地区歼敌两个旅后，又越过陇海线向南进攻，解放了20多座城市。彭（德怀）习（仲勋）西北野战军，在8月发起的沙家店战役，歼灭了胡军三大主力的整编36师，后又收复延长、延川、清涧三城。

        在北线，从1947年9月到1948年3月，林彪、罗荣桓率领的东北野战军发动秋冬两季攻势，歼敌20多万人，收复城市33座，把国民党军队挤压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狭小区域里。晋察冀野战军在平汉线发动攻势，发起了清风店、石家庄两次战役，控制了平汉线保定以南线段，使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接着又出击绥东、察南，切断了平绥铁路。内线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地方武装，则先后攻取了运城、临汾，使阎锡山部只能缩在晋中、太原地区，处于被动守势。

        1947年7月到1948年6月，在解放战争的第二年度里，解放军共歼敌152万人，毙俘国民党将级军官174名，使国民党军总数减至365万人，解放军总数增至280万人，中共所占城市为586座，解放区人口已达1.6亿。就全国战局看，解放军虽在总人数上还略少于国民党军，但在其它方面无疑都强于国民党军。

        令蒋介石忧心如焚、切齿痛恨的是，由于他的一意孤行，国民党内部又一次分裂了。

        还在1946年11月下旬，李济深、朱蕴山因反内战反独裁活动受到国民党特务监视等由南京到达上海。次年2月，李济深由上海秘密到达香港。他一面公开举起反蒋旗帜，一面开始筹备建立组织。

        1947年5月4日，李济深在香港的居所，邀集何香凝、蔡廷锴、彭泽民、陈其瑗、李章达、邓初民、朱学范等到他家中聚会，酝酿成立革命组织问题。会后，李济深高兴地宣布：“今天就是新组织筹备会成立之日，从今天起大家要用实际行动投入筹备工作。凡有志同道合的爱国之士，争取他们参加到我们的行列中来，但必须小心谨慎，以免坏分子混入。”不久，“国民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南方执行部”和“国民党三民主义联合会粤港澳总分会”在香港正式成立。继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促进会南方联合执行部”又告建立，实现了国民党内两个民主派组织的联合。

        为尽快把国民党民主派的力量联合起来，李济深、何香凝出面又给还在上海的谭平山、柳亚子、郭春涛、陈铭枢等人写信，建议他们尽快来港，共谋反蒋大业。信中说：国民党民主派，集中力量，正名领导，对内对外，紧要万分。盼先生等迅即来港，共同筹策一切。详情由蕴兄面报。这封信是写在手掌大的白绸巾上，原准备由朱蕴山带往上海，后得悉国民党特务正在上海多方搜捕朱蕴山，遂改请在港讲法完毕、准备返沪的高僧巨赞法师，将此信带到上海交给陈铭枢。10月，柳亚子、谭平山、陈铭枢等陆续到达香港。值得一提的是柳亚子看完信后藏在一个镜框里，得以保存下来。镜框正面是孙中山遗像，密信放在像片和镜框背板中间。新中国成立后，它作为一件珍贵文物，收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经过一段时间的磋商，11月31日在香港召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第一次筹备会，推举李济深、何香凝为召集人。

        1948年元旦，民革在香港坚尼地道52号正式宣告成立。出席代表90人。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贺电，通过了宣言等4个文件，同时选举成立中央领导机构。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何香凝、冯玉样、蔡廷锴、谭平山等16人为常务委员。在会上，李济深旗帜鲜明地说：“蒋介石言而无信，反复无常，这是我李济深几十年亲身经历，毫不虚假的，我们只有各尽其力，走拥护共产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条道路。”

        1月5日，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等也从上海来到香港，主持召开了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恢复民盟领导机构，重新开展工作。需要说明的是，民盟中央常委李公朴、闻一多被害后，1947年10月7日，在西安的中央常委杜斌丞又惨遭国民党特务的暗杀，当月27日，国民党政府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当时被迫在报刊发表声明，宣布解散。在这次恢复民盟活动的会议上，沈钧儒等严厉谴责蒋介石的迫害行为，明确宣告反对国民党反动集团，反对美国反对派的对华政策和危害中国主权的行动，表示愿意同一切民主党派合作，同中国共产党携手前进。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这时转移到了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得知民革的成立和民盟的恢复后，立即致电叶剑英、李维汉和上海局：对一切可能争取的中间派，我们应该采取积极争取与合作的态度。

        这样一来，蒋介石便陷入了内外交困、腹背受敌的境地。他苦恼万分，夜不能寐，任何安眠药都无济于事。从不沾酒、只喝白开水的他，现在每晚却要饮一杯半威士忌，才稍能安眠片刻。这年寒冬的一个深夜，他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反省录”，承认：

        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榆林（陕西）、运城（山西）被围日久，无兵增援；石家庄陷落之后，北方之民心士气完全动摇；加之，陈毅股匪威胁徐州（江苏），拆毁黄口（江苏）至内黄（河南）铁路，而后进逼徐、皖（安徽）；陈赓股匪窜扰豫西、南阳，襄阳震动；江南各省几乎遍呈风声鹤唳之象；两广、湘、豫、浙闽伏匪蠢动，李济深、冯玉祥且与之遥遥相应，公然宣告叛国，此诚存亡危急之秋也。

        为了挽救垂危政局，蒋介石决定召集“行宪国大”，按照首届“国大”制定的宪法，实行总统制，藉以强调其合法地位，巩固其集权统治。

        1948年2月29日，“行宪国大”，即第二届国民代表大会于南京开场，其主要议程就是选举总统、副总统。4月19日，蒋介石如愿以偿地登上了总统的宝座。

        “行宪国大”的高峰，是竞选副总统。围绕竞选，风波迭起。当时参加副总统竞选的有国民党内的李宗仁、孙科、于右任、程潜，民社党的徐傅霖和社会贤达莫德惠。徐、莫参加竞选，明眼人一看就知，这不过是民主的一种摆设。于、程雄心勃勃，志在一搏，企图侥幸取胜。而李、孙实力最雄厚，志在必得。

        李宗仁对竞选副总统十分积极。他对政治秘书程思远说：“我并不想拥有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虚名，只是想借此摆脱北平行辕主任这个职务。照我看来，东北和华北军事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如不趁早走开，我不知道将来如何得了，不是准备做俘虏，还有什么好的下场？”他没有说明，在北平的几年中，他曾与燕京大学校长、现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交往。司徒雷登曾对他亲口所说：美国政府对他寄予厚望。程思远问：“如果竞选不成功，那怎么办？”

        李宗仁说：“那只好解甲归田，不可能有别的打算。”

        李宗仁执意参加竞选，桂系的几乎全部要员都动员起来，并在南京太平路安乐酒家（现江苏饭店）设立了竞选大本营，下设总务、财务、交际、情报等部。白祟禧、黄绍竑、黄旭初及程思远等都为此使出了浑身解数，连夫人们也出动而大使外交手腕。竞选中共用了1000多根金条，约合黄金1万两，由广西、安徽两个桂系控制的省份供给。白崇禧利用国防部长的身份，在军方施加影响，并利用他到中央任职多年形成的关系进行活动，还利用“中国回教协会会长”身份，拉拢宁夏马鸿逵和青海马步芳。

        李宗仁暗中得到美国人的支持，信心倍增。为了拉选票，他和夫人郭德洁每日结伴拜客，或临开会时站立会堂门口和代表们握手寒暄，以示民主风度。在一次招待午宴上，他风趣地说：“我是军人，不懂政治。今天来学习民主，好比一个乡下小姑娘初次跑到城里来谈恋爱，这是平生破题第一遭。代表先生、女士们都是我的‘大姐姐’，是‘情场’的过来人，可千万不能见笑，还该多多指导帮助我这个‘小妹妹’逐渐熟悉起来才是。”在座的人都忍俊不禁。

        4月23日，国大代表开始投票选举副总统。开票结果，五位候选人都未达到法定票数。24日，依法再选，按规定只有前三名参加竞选，即李宗仁、孙科、程潜。但是，二选、三选都没有结果，于是依法进行决选。这时，只剩下李、孙二人进行角逐，双方竞选班子无不全力以赴。

        正在这关键时刻，社会上忽然出现李“有通共嫌疑”、“勘乱不力”、“台儿庄胜利纯属子虚乌有”等言论。CC系报纸更是对李宗仁诋毁中伤，说他“个人生活腐化、作风不检点”等等。

        李宗仁心急如焚。他深知，如果此时保持沉默，就无异于承认所有的攻击言论属实，使自己陷于被动。同时他也知道，这些人之所以敢如此肆无忌惮，是因为蒋介石在背后撑腰。于是，李宗仁在大悲巷雍园1号他的公馆与白祟禧、黄绍竑商量对策。黄说：“依我愚见，不如宣布退出竞选。”李、白愕然，认为在此关键时刻退出竞选，岂不是把果子拱手让人？黄分析道：“形势已然明朗，蒋介石正竭力为孙科捧场，志在必得，什么手段都会使出来，如果与他们硬碰，就会吃不着羊肉反惹一身膻。而如果宣布退出竞选，我方代表都不入场参加投票，国大如何收场呢？”

        次日，南京各大报以显著位置刊载了李宗仁的声明：“近来发觉有人以党之名义压迫统制，使各代表无法行使其自由投票之职权。以此情形竞选，失其意义。用特函达，正式声明放弃竞选。”全国舆论顿时大哗。尚在观望的国大代表对李宗仁的处境深表同情。而孙科为表白自己，亦于翌日声明退出竞选。蒋介石骑虎难下，急忙召见白祟禧，表示他决不偏袒任何一方，要白劝李仍参加竞选。李宗仁随即顺风收帆，宣布继续参加选举。

        4月29日，在国民大会的第四次选举中，李宗仁获得1438票，孙科获得1295票，李宗仁以微弱的多数取胜，当上了国民政府副总统。

        5月20日，总统、副总统宣誓就职。这是国民政府成立以来第一任正副总统的就职典礼，南京城里张灯结彩，十分隆重。与会的文武百官及各国使节均穿鲜明整齐的礼服。人们发现，蒋介石穿着长袍马褂，旁若无人地站在台上；而李宗仁穿一身军便服，伫立其后。看上去，李宗仁不像参加宣誓的副总统，倒像随侍总统的马弁。

        白祟禧会后问李宗仁为何这样装束，李告之本来找上海有名的西服店赶制了一套高冠硬领的燕尾服，谁知就职前夕，侍从室传出蒋介石的手谕说要穿军便服。白崇禧听后，倒吸一口凉气。

        果然不久，白祟禧丢了国防部长的位置，被调往武汉任华中“剿匪”总司令。黄绍竑也不敢常在南京了。李宗仁则处处受到冷遇，只好表面上寄情山水，暗中待机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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