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8年秋开始，中共中央就开始邀请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人士陆续进入解放区。

        为了保证这样多的爱国民主人士平安到达解放区，周恩来作了周密的安排，并一直抓得很紧。

        在香港，负责这顶工作的是潘汉年和钱之光，协助的有许涤新、饶彰风、乔冠华、夏衍等。他们以租用外国轮船运货的名义，秘密地将爱国民主人士分批送往东北和华北。前后这样走的至少有350多人。在大连，刘昂等负责接待。

        周恩来一再向接待人员电示：一定要把他们接待好，安全送到目的地。并要求给他们买皮大衣、皮帽子、皮靴，要给他们住好的旅馆，要开欢迎会等。

        1948年9月29日，第一批由香港北上的有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4人抵达哈尔滨市。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得知后，立即去电表示欢迎并告诉他们：准备明年适当时机举行政治协商会议。

        同时，给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李富春发电，要求将《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发给他们，请他们提出意见。

        11月5日，周恩来又电告香港分局，要他们邀请尚在香港、上海的民主人士李济深、何香凝、郭沫若，还有茅盾、马寅初、李达、叶圣陶、欧阳予倩、曾昭伦、陈嘉庚、司徒美堂等立即北上解放区。

        1949年2月14日，还在西北坡的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华北局等电：现在东北的民主人士，应即接他们来平，以便能集中协商大计，并准备新政协筹备会的成立。

        当月25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一行35人，在林伯渠等陪同下，乘专车由沈阳到达北平。这以后，黄炎培等也先后到达北平。

        毛泽东、周恩来率中共中央办公厅到北平不久，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和平谈判又开始了。但是，这时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已发生了根本变化。蒋介石当年敢于推翻政协决议发动内战，靠的是他手里的武装力量和美国的援助。经过三大战役后，国民党的兵力，连后方机关在内只剩下120万人，正规军只有100多万人，其中不少还是重新补充的。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400多万人以上，并且很多已用缴获的武器装备起来，实现了机械化。同时，国统区的财政经济已经崩溃，物价的飞涨如脱缰的野马，到1948年8月，法币较抗战前夕上涨了300万倍。国民党政府宣布以金圆券代替法币，结果使经济更加陷入绝境。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不得不再次发出求和声明，提出以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等项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

        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谈，讨论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决议，重申党“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的坚定立场。

        毛泽东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说：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8项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对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这一声明，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意愿，也获得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

        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谭平山等55人于1月22日联名发表对声明的坚决支持，旗帜鲜明地指出“人民民主阵营之内，决无反对派立足之地，亦不容许有中间路线之存在。”

        国民党政府又于1月8日要求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四国政府“调停”中国内战的请求，但遭到四国政府的拒绝。

        1月21日，蒋介石以“因故不能视事”为由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其“总统”职责。

        李宗仁上台的第二天，便以“代总统”的身份表示愿以中共的8项条件中基础进行和平谈判。但是，这时，国民党政府的实权仍然操纵在蒋介石及其亲信的手中。蒋介石下台前，就为继续反革命战争作了部署。他任命陈城、蒋经国分别担任国民党台湾省政府主席和省党部主任，命令国民党中央银行将所存黄金、银元、外币共约有5亿美元全部移存台湾，为最后退保台湾地区做准备。他还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司令，朱绍良、余汉谋、张群分别为福州、广州和重庆绥署主任，准备固守长江，在江南和西南地区抵抗人民解放军的前进。国民党中常委会移到广州，计划争取3个月至6个月时间，在江南重新编练新兵，以便卷土重来。

        李宗仁也企图利用国民党的残余兵力，积极备战，重振士气，拉拢一些自由人士进行“民主改革”，依靠长江天险，保住江南及其他某些地区，实现“守江谋和，划江而治”的图谋。

        尽管这样，中共中央仍然把李宗仁同蒋介石加以区别，对他进行善意的争取和帮助，希望他摆脱和断绝同蒋介石的关系，站到人民方面来，实现真正和平。

        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和谈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同由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为代表，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在北平进行和平谈判。经过半个月的协商，中共代表团在尽可能地采纳南京政府代表团提出意见之后，提出8条24款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宣布4月20日为最后签字日期。

        经李宗仁向蒋介石请示，以及国民党中常会、中央政治会议的讨论，4月20日，南京政府最后决定拒绝在协定上签字。

        这样，中国人民解放军立即发起了渡江战役，强渡长江。

        4月22日下午，国民党政府在其江防被全线突破后，仓皇部署总退却。国民党政府留在南京的许多机构迁移广州，“代总统”李宗仁逃往桂林。

        23日，胜利渡江的解放军与中共南京地下组织胜利会师，红旗插上了国民党政府总统府。

        标志着国民党22年的反动统治的崩溃。

        25日，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由刘伯承、宋任穷分任正副主任，刘伯承兼任南京市市长。

        南京解放时，司徒雷登没有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而继续留在南京。他在观望和等待，希望利用他在中国的多方面联系，能够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施加影响。为此，他曾计划访问北京，但最后被美国国务院否决。

        8月2日司徒雷登离开中国。在他的离华途中，美国政府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

        白皮书又是一部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记录和辩护书。它一方面披露了美国侵华和国民党腐败的若干事实材料，不得不承认中国革命“是中国内部势力的产物，这些势力美国也曾试图加以影响，但不能有效”，另一方面歪曲中国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原因，掩盖美国侵华政策的实质，并坚持同中国人民为敌的政策，公然声称，美国将鼓励“中国民主个人主义者再显身手”，以推翻被称为受“外来羁绊”的新政权。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出席会议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海外华侨和特别邀请的代表共634人，来宾300人。

        主席台布置的庄严大方，中央挂着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巨幅照片。上面悬挂着人民政协的会徽，两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大会开幕后，军乐队齐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同时在场外鸣放礼炮54响。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达五分钟。毛泽东致开幕词：“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在这个会议上，选举产生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选举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委员会委员。会议决定五星红旗为国歌，国都为北京，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

        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在这个会上，51岁的周恩来被任命新中国的政府首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会议宣告中华人民革命共和国政府成立。

        首次政务会后，首都北京30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入夜，携家带口的人们还在天安门广场流连忘返，北京成了不夜城。

        姹紫嫣红的礼花在北京上空绽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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