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九日上午九点二十分，我提前拿到了出院小结和账单。十点四十五分，我背着手提电脑和为数不多的杂物，回到了茂名路的三〇一。

        我懒得把行李打开来，先取出电脑上网。

        何樱姐在MSN上对我说，苏亚的父母状告帕罗药业“爱得康”实验致病人自杀一案，将在十一天以后，也就是七月二十日周二开庭。当初原告在任锦然的自杀案发生后，推迟了开庭的时间，以为能搜集到对他们更有利的证据，可是这一会儿，他们似乎又后悔没有早点把官司结束了。因为苏亚的案子从自杀变成了谋杀，这等于丢掉了所有的赢面，还不如撤诉，省下一笔诉讼费。当然他们还不甘心撤诉。

        何樱姐对苏怀远和齐秀珍颇有微词，她说这对老夫妇“很奇怪”。

        一开始坚持女儿没有任何自杀理由的是他们，听起来似乎唯一的理由就是参加了“爱得康”的实验，被这药给毒死的。结果警察进一步调查，发现果真不是自杀，是谋杀，他们又不乐意了，支使律师给法院提供了一大堆证据，什么严重抑郁啦，工作压力太大，感情生活不顺利等等，硬要证明他们的女儿是自杀的。

        他们当初起诉帕罗药业，不是口口声声说是为了给女儿“讨回公道”吗？居然现在连杀死女儿的凶手也没兴趣追究了，显然，关心的只是从官司里得一大笔赔偿金而已，难道他们就是这样为苏亚“讨回公道”的吗？

        何樱为此抱怨了好几天，其实归根结底，是她觉得自己一个多月前的同情心白白浪费了。于是我少不得夸她善良，夸她单纯，再假装责备她“实在太天真”，让她的气顺过来。

        现在看来，“爱得康”前方的阻碍已经彻底被扫清了。既然实验药品都被徐晨换成了安慰剂，那么参加实验的病人自杀，“药品组”和“安慰剂组”的评估数据不分伯仲，这些都不是问题了。“爱得康”大可以重新开始第三期实验，就算药效不逮也可以在技巧上早作安排，比如说，让评估医师给病人一点暗示，安慰剂都能这么奏效，暗示的效果更是不容小觑。何樱说，这是卢天岚的原话。

        然而，这只是理论上的局面。在现实中，我住院期间，卢天岚亲自出面跟瑞安医院接触了几次，院方说什么也不愿意再接“爱得康”的实验。

        卢天岚不得不联络另外几家三级甲等医院，两三天内大约谈了四五家，都是她当销售部经理的时候培养起来的老关系。许多年了，私底下的金钱往来也不少。得到的回复都是婉拒，明里暗里给再多钱也不成。

        原因很简单，一种药，开始实验不到两个月，参加实验的病人死了两个，临床药理中心的主任被撤职查办，连医药公司本部的电梯都掉下来两次，还出了一个车祸，把一辆三菱SUV撞成了橘子。虽说这些倒霉事在理论上跟“爱得康”都没关系，甚至，“爱得康”还在两个大药瓶里一颗未动，但是，谁能说真的没有关系呢？就像谁能说安慰剂真的没有药效，哪种药品真的有某种确实的效果呢？人能了解多少？

        如果哪家有胆量把这个实验接下来，这一回，莲红色的小药丸真的从药瓶里被拿出来，散发给病人，还会发生什么更邪门的事情呢？

        估计这些天何樱一个人待在办公室里，没人八卦，憋坏了，就把嘴上的唠叨换成了网聊的热情，从我昏迷醒来到出院，前后才八天半，她的打字速度就快了好多。

        七月九日是星期五，她跟我聊了一通以后，又搬出了老一套。她让我刚出院不要操心去想工作的事，双休日在家好好休息，周一要是觉得精神还不好，再休息几天也没关系，干脆养好了再来上班，反正，有她呢。

        说实话，我待不住。

        我问：“要不要我下午就过来？”

        何樱回：“你别毁坏我形象好不好？刚出院就来上班，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虐待你呢。”又说，“你实在想来，就周一吧，不用赶早上打卡，晚点来就行。”她就是这个毛病，心里想，嘴上客气。

        我待不住是真的。我想起还没吃午饭，可是我一点不饿，只是觉得这房间让我胸口发闷，周身僵硬，把门窗再开大都不行。难道是我的幽闭恐惧症加重了。

        我摇摇晃晃地下楼，走出弄堂，拐进Seven–Eleven。我从冷藏柜前面走过，绕过洗发水和纸巾，来到饼干零食的货架前，找到了整整两排简装方便面。我蹲在那里，轻轻触摸塑料袋底下的干面，它们就像一副副细小的骨骼。我花了整整二十分钟，无声无息地把它们一包接一包捏得粉身碎骨，一寸完整的都没有留下。

        拖着麻木的腿走出Seven–Eleven时，我显得更加一瘸一拐，并且漫无目的。我大约走出四五站地，途径两个全家超市、一个联华、一个罗森，还有一个家乐福。我默默地走进去，默默地把所有的袋装方便面都捏成粉末，尽责尽力，一丝不苟，再默默地走出来，没有人发觉。

        比尔没有反驳我的推理。在那个黢黑的清晨，他甚至还对我笑了笑，说：“我就说嘛，你这个小脑袋还不算太糟糕。”

        但是接下来，他还是对我说了很多话，这个婆婆妈妈的家伙，我就知道，他被抓走之前一定会嘱咐我一番。他说：“有件事我一定要告诉你，不说以后就没机会了，所以你这一次不可以不愿听……是关于‘柠檬’。”

        二〇〇七年平安夜之后，比尔曾代替我去见“柠檬”，把“柠檬”当年留在我这里的《环境资源保护法》还给他。这只需要五分钟，结果“柠檬”主动留他在张江的意利咖啡馆小坐，与他聊了许多。

        “柠檬”说起了校园毛主席像前最大的那片草坪，我总爱在那里睡午觉。他喜欢端详我熟睡的样子，睡着的时候，怎么看着我，都不会觉得不自然，所以他就贪心地看了个够。醒来时，我们打打闹闹，好像谁多看了谁一眼，谁就落了下风似的。

        他说，我连睡觉的时候都爱皱眉头，他很想知道我心里究竟有什么烦恼，可是当我醒来，我们总是说一些无关轻重的俏皮话，好像快乐得没有明天。

        他总觉得我是一个不甘平凡的女孩，对未来的抱负也许大过了他这个男人。他不过是想将来有一份稳定的职业，实际的生活，不想跟人争争斗斗，这样的想法，他觉得羞于告诉我。将近毕业，大家都向往着恒隆和金茂大厦的外资律所，他选择了浦东软件园法务部的工作，像是自我放逐到了张江这样的荒郊野外。

        说实话，他没有把握，我会不会愿意从此跟着他过平淡的生活，买菜做饭了结一生，不过他还是打算试一试。毕业前，他在谢瑞麟选了一枚戒指。

        退掉宿舍的那一天，他送我回茂名路，一路动荡忙乱，他觉得还没到开口的时候，看见我面色凝重，始终一声不吭，他忽然觉得是不是我已经决定了分手。两个人沉默着，直到帮我把行李箱提上三楼，他站在门口，满头大汗，有些紧张地摸了摸牛仔裤口袋里的小盒子，却发现手机不见了，好在一回头就看见是掉在楼梯上，三楼和二楼的转弯处。他返身去捡，还没走到手机边，就听见背后一声轻响，三〇一的门已经关上了。

        他在楼梯上站了很久，可是我背靠着门蹲在地上哭，完全不知道。他想，这就是我的决定了，这也好，省却了他的尴尬。

        这以后，有成百上千次，他在手机上看着我的名字，只是看着，看得发呆，这个号码却好像永远也拨不出去了。到入冬的时候，他终于鼓起勇气按下了通话键，他已经事先想好的借口，他想这样可以自然一些，否则，说什么好呢，说想你吗，说不想就这样分手吗？

        他听到了我的声音，那个“喂”字听上去有些奇怪。他说想让我帮他找找那本《环境资源保护法》，可能放在我的行李里了。然后他听见我说重感冒了，不想被打扰的样子，电话就挂了，留给他一片空空如也的寂静，就好像这手机忽然变成了一块废铁。他依然举着手机，对着那片寂静聆听了很久，然后，他用自己都觉得陌生的语调对着手机说：“小游，嫁给我吧，我们以后都不要再分开了。”

        比尔说：“那枚戒指，他还一直留着呢，不过他让我一定不要告诉你。”说完这些话，比尔就被王小山带去别的房间了。天边渐渐泛出一片青白，雨丝在晨光里现出丝缎般的光泽。我看着窗外的雨，努力看着雨，可还是眼泪流了满脸。

        这算什么意思嘛！拿“柠檬”出来说事，孔融让梨似的，最后把我托付给了另一个人，这样你就可以心安理得了吗，老鸵鸟？

        我试着去回想“柠檬”，他的一切一切依然那么清晰而让人心痛，可是直到此刻我才发觉，其实我已经没法想象如何再和他一起生活。我爱的只是回忆中的他，也许我爱的只是属于我的回忆，我当时的感受种种，现实中的那个人，对我来说已经变得陌生。

        如果现在全世界的人之中，要我选一个手拉手去逛街，面对面吃饭，在黑夜中说话，我还是只会选比尔。即使他是杀人凶手也没关系，即使他曾经想要杀死的人是我。很奇怪，对于这一切，我气愤，我委屈，但是这并不影响我想要时刻有他陪伴的愿望。难道决定一个人意愿的是假象的总和，而事实对大脑竟然毫无用处。

        事后我对王小山发火，问他为什么明明知道比尔是凶手，却不早点告诉我。

        王小山说，他之前也不知道。

        他安排我住院，就是为了便于监视往来我身边的人，找出凶手，因为他确信凶手一次、两次没成功，一定会伺机再对我下手。所以王小山不是监视比尔一个人，他观察了前来探望我的每一个人。本来每天凌晨，等比尔把我送回病房，王小山也照例下班回去睡了，可是那天凌晨，比尔走出来以后的反应有点古怪，于是他就一直跟着他，没想到刚好跟踪到了比尔毁灭证据的一幕。

        终于结案了。我却没有胜利的喜悦。

        我混迹在一个又一个超市中，周末的超市物资丰富，等待着双休日过来采购的家庭，也许天黑以后，下班的夫妻和情侣就会一批批拥进来，在推车上载满生活用品。我害怕遇到这样的场面，可是我无处可去。

        在细细捏碎了第一百袋方便面以后，我决定回家。我走出超市的大门，夜空晴朗，竟然有一两颗星辰远远跟随着我，我这才想起今天下午游走在街上，没有淋到过一滴雨，竟然是阳光灿烂，不知从哪一刻开始，上海的雨季已经过去了。

        这陌生晴朗的夜色让我迷失了归途的方向，我在这个城市里绕了好大一个圈子，到处都是相同的高楼大厦和汽车尾气的味道。我两腿酸胀，腰背难支，指关节被折断一般，这是谋杀了一百袋方便面的代价。我的半个脑袋疼得像要炸裂开来，鼻腔干燥，每一寸骨骼都在疼痛。

        我撑着扶栏，把身体半拖半拽地弄上三楼。我从牛奶箱里拿出钥匙打开房门，跨进客厅，照例伸手到桌上摸散利痛，没摸到，借着对面酒吧的微光找了一遍，还是没有。

        我忽然想起了这些药片的去向，低骂一声，多年来第一次打开客厅的灯。

        我在客厅的抽屉里找到了数十只小药瓶。拿起一只，瓶子上写着“二〇一〇年八月十五日以后”，又拿起一只，写着“二〇一〇年十月十日”以后。比尔的笔迹，他故意写得很端正，为了让我看清。

        我撒气般拧开这两只瓶子，倒出四个铝箔方块，剥开药片，打开自来水龙头，把四片散利痛一并吞了下去。冷水冲刷着我的脸，沁湿我的发鬓，顺着脖颈流到我的背心里，我在流水里笑出声来，笑我们这些可怜的囚徒，被装在“今天”的小瓶子里，还时常谈论“以后”来安慰别人，回忆“过去”来安慰自己，好像我们能知晓和把握的世界真的有多大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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