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犒师真武洞，杨步浩叙旧马王滩

        从王家湾到安塞，俗称110里。周恩来、陆定一和警卫班的战士们上了路，打马顺着延河往前赶。天地间，阳光、春风一应俱全，山野的嗒嗒马蹄声鼓点般敲打着这个喜气洋洋的5月。

        距真武洞不远了，陆定一说：“周副主席，下马喘口气吧！”他个子小，压不住马，身子一路都在马背上跳，惊险时屁股都脱了鞍，吓得警卫员们在后面呼叫不迭，所以很累，满头大汗。周恩来也不轻松，他的右臂1939年夏天在延安从马背上摔过一次，落下毛病。现在靠左手拉缰绳总不是那么得劲。于是，大家下马，往河边走，想捧口水喝，顺便也打湿毛巾擦把脸。

        喝了水，擦过脸，周恩来敞开衣扣，往高坡上站了站，一任小风鼓荡胸襟。“定一呀，”他说，“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据说是道教真武祖师修行的洞府，地气旺香火也旺，声名远扬啊！”

        陆定一边舒胳膊一边应道：“彭德怀和习仲勋同志很会选择休整地点，真武洞真武洞，练兵习武再好不过。我还听说那个洞子很深，一直可以通到陇东、宁夏哩！”

        几个小警卫员信以为真，都说，那多好啊，今后部队到陇东和宁夏打仗，可以从洞子里钻，隐蔽接敌神出鬼没，不用披被单、插树枝，露天趴地上过夜了。

        周恩来和陆定一听了都哈哈笑起来。周想了想，说：“是啊，定一，小鬼们的话是个玩笑也有实情啊，我看，彭、习的真正用意恐怕就在于此……”

        见陆定一和警卫员们都在不解地盯着自己，周恩来打住话头，示意大家上马。跨上马背，他接着说：“青海马步芳和宁夏马鸿逵，趁我西北野战部队跟胡宗南交手的空隙，连续对陇东根据地搞突然袭击。不到一个月时间，陇东分区的合水、西华池、曲子、环县、庆阳，五个城市啊，都给他们占去了！这些魔鬼，惨无人道，陇东老百姓吃尽苦头。彭德怀同志早有收拾‘二马’之心。”

        周恩来判断得很对，彭德怀和习仲勋在蟠龙一仗之后，考虑最多的就是陇东。连续的打击，胡宗南被迫“乖”了许多。他将主力统统拉到延安安营扎寨，大有雷打不动的架势。而西北野战部队撤至安塞，一蹲十天，人要粮马要料，区区小县，长久下去势必难以支撑。而安塞距延安近在咫尺，胡军又抱成一团，兵力悬殊的情况下，是不便轻动干戈的。到安塞这七八天，说是休整，彭德怀心里一块石头从没挪过地方。他成天趴在地图上找啊、量啊……困了，打个盹；饿了，喝口糊。习仲勋说：“我的老总，你这么熬，怕是扛不住呢！”彭德怀表情严肃，没有言语。习仲勋只好吩咐管理部门将警卫员排上班，轮流守着彭德怀，吃喝拉撒睡，全方位保障。

        祝捷大会的事，由习仲勋一手操办。他是个活泼的人，人到哪里吆喝到哪里，事情从头到尾张罗得红红火火。到日子了，习仲勋更忙，一会儿是边区政府劳军慰问团，一会儿又是中共西北局的领导同志。什么支前劳模介绍经验、战斗英雄戴光荣花等，没有一件不催得急促。然而，再急，习仲勋都独自挡着，决不许惊动彭德怀。直到会议前一天下午，部队报告说：“中央来人了！周副主席也来了！”习仲勋才亲自跑到指挥部，一把拉着彭德怀：“老总，你得出马，我们骑牲口去接周副主席！”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彭德怀丢下手头的活儿，与习仲勋并肩迎到村口，老远见到周恩来等人一溜烟尘过来了，习仲勋在马背上就喊：“欢迎！欢迎！”彭德怀也跳下马，满面笑容迎上去，同周恩来、陆定一及警卫人员一一握手，说：“你们走得不慢，路上没出么子事吧？”然后就站到一边，望着习仲勋和各位大声地寒暄，沉默寡言地笑着。

        “辛苦了！辛苦了！”习仲勋说，“部队知道你们要来，那个高兴劲啊……”说着，上去搀扶周恩来下马。周恩来嘴说“不用、不用”，双脚已经着地。那种精神抖擞、豪情满怀的样子，强烈地感染着每一个人。他边跟大家握手边说：“我们也是在胜利捷报的鼓舞下，快马加鞭、如乘春风啊！”说罢，仰起脖子哈哈大笑。这笑声在山谷间回荡着，经久不息，直到第二天祝捷大会开幕。

        祝捷大会会场选在真武洞南边的延河滩上，当地人俗称“马王滩”。几天前，中共安塞县委便组织民工在滩头依势修筑了主席台。各部队的战绩表和花样不等的战利品，统统陈列在场子边上。3月14日下午开会，一大早部队就在驻地集合往会场带。刚打胜仗的指战员们，休整的几天工夫，剃头的剃头、刮脸的刮脸，沾着蟠龙李昆岗的那点“洋财”，都换上了单衣，加上新枪新炮往肩头一扛，精神面貌好极了！过午时分，野战部队、地方部队、游击队和安塞县地方群众5万多人，差不多就在马王滩聚齐。河岸边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腰鼓队和秧歌队，搅得黄沙弥漫，一个仿佛过去了很久的陕北高原欢快景象，又回到这些穿着对襟小褂、扎着白羊肚头巾的人们心中。

        人们狂欢是有理由的。从3月19日三五八旅最后撤离延安，到5月4日蟠龙被克，前后不过一个半月时间，西北野战部队就在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镇“三战三捷”，歼敌一万四千多人，活捉了三个少将旅长，其中两个是“金刚级”。尤其是拿下蟠龙镇，军衣、面粉、山炮、子弹、医药和骡马，成千上万的物资，在穷见阎王、苦见黄连的陕北简直就是命根子！这些胜利，哪一条都足以使边区军民威风大长、信心倍增。

        周恩来出现了。他神采奕奕地朝会场巡视一遍，健步登上挂着毛泽东和朱德巨幅画像的主席台。身后跟着陆定一，以及中共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边区政府副主席贾拓夫。马、贾二人是带着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拨出的6亿元现金来犒赏部队的；而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专程从百里之外赶来参加会议，事件本身就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周要在会上宣布：中共中央仍在陕北，毛泽东仍在陕北！显然，这是个震天响的消息。毛泽东说：“不仅让边区军民知道，让蒋介石、胡宗南也知道。他不是宣称捣毁了共匪老巢吗？擒贼先擒王，可事实怎么样呢？我毛泽东还在陕北，他失败了！”

        “同志们，”周恩来洪亮的声音被延河滩上亲切的微风徐徐传扬，“我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代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向为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和保卫毛主席浴血奋战的全体指战员，表示亲切的慰问！热烈祝贺边区军民取得了粉碎胡宗南进攻的巨大胜利……”

        “全国解放战争最紧张而艰苦的内线作战，差不多就告一段落了。这一年里，解放军消灭了国民党正规军97个半旅共73万人，加上那些非正规军，总共112万人。这是个很好的开端，蒋介石的尾巴再也翘不起来啰！有了这一年的经验，大兵团作战我们也不怕啰！今后，国民党蒋介石不管怎么打，我们都奉陪到底！对于夺取全国胜利，党中央、毛主席是充满信心的！最后，我要向同志们宣布：自从撤离延安之后，毛主席和党中央一直留在陕北，与边区军民并肩战斗！”

        “毛主席万岁！”口号声骤起，掌声如雷，人们含着热泪交流着难以抑制的兴奋。“毛主席还在陕北！毛主席和我们还在一起！”有声无声的默诵一遍一遍，汇成一股炽热的暖流，在整个会场每一个人心中剧烈地涌动。阅兵式开始了，部队情绪高达极点，指战员们拼命抖擞着精神高喊：“蒋军必败！我军必胜！”那股气浪，使得哗哗的延河流水也跟着颤动起来。

        祝捷大会不知不觉到了歌舞阶段，队伍被笑声和掌声弄得有些醉意。大战之后，老友新朋聚在一起，谁都有满腹心事需要倾诉。大家就一边观看节目一边畅谈体会。这一个多月来，三战三捷，佳话连篇，新奇古怪的故事自然少不了。其中贺炳炎走单骑、骡子失而复得的事，成为人们传谈的焦点。

        那还是在蟠龙战斗之前，独臂英雄贺炳炎由晋绥军区第三纵队副司令员兼独五旅旅长，调任一纵队当副司令员。他是个有名的“贺大胆”，在当时敌我阵营那么抵近的情况下，竟然从蟠龙东面野司所在地，只带一个警卫员，一头骡子一匹马，横穿敌我之间，到蟠龙西面的一纵走马上任。许多同志都劝说他别这样冒险，劝不住，贺炳炎把大斗篷一披，拔腿就走。结果走到中间，不出所料，跟敌人保安队撞上了鼻子。

        开始，保安队那些家伙看贺炳炎披个大斗篷，骑着大骡子，屁股后面还跟着护兵，气派很足，而且又不避人，以为是国民党正规军的什么官，心里含糊，也没敢动他。谁知贺炳炎大意得没了边，居然把保安队误认为是自己人，上去问人家：“喂，你们是哪个部队的？”这一问露了馅，保安队一听不对头，哗啦拉开枪栓。贺炳炎这才察觉到情况不妙，跳下马就招呼警卫员飞快地顺着山沟往回跑。因为跑得急，路又不好走，骡马也顾不得拉了。

        保安队追了一段没追上人，却逮着了贺炳炎的骡子。那匹马到底是调教过的，保安队奈何不得它，它就一路飞奔跑到我方一纵阵地。恰好遇到廖汉生，当眼认出是贺炳炎的坐骑，大吃一惊，赶紧打电话到野司查问，这才知道贺炳炎原来有惊无险。那匹替主人受累的骡子被保安队吆二喝三带到蟠龙镇，夹在李昆岗的骡马群中待了好几天，最后又被缴获回来。“骡归原主”，人人都说，“贺大胆”命大福大造化大，玄玄乎乎的故事都可以编小说了……

        正当大家热火朝天笑谈贺炳炎，一个扎白羊肚头巾的陕北汉子登上了主席台。会议主持人王震可着嗓门介绍道：“这是边区劳动英雄杨步浩……”说完带头鼓掌，台下又是一片欢腾。杨步浩是个名人，毛主席在延安时，同他是好朋友，两人来往很密切。毛在重庆谈判回来，杨捉几只鸡、装一筐鸡蛋，专门用毛驴驮到枣园来看望。毛泽东也回送他两盒饼干和几条腊肉，还有果子、糖什么的；年关，杨又带个秧歌队给毛泽东送去一块金匾，上面写着“人民救星”四个字，毛泽东看了秧歌，在军委大礼堂有酒有肉地招待了客人；胡宗南进犯边区了，毛把杨接到枣园，讨教坚壁清野的办法，还让他给美国军事观察组的记者答问……大家今天见到杨步浩，实际上含着另外一番寄托。所以，他没说几句话，台下便格外安静。

        杨步浩说：“今年正月初七，我去给毛主席拜年。毛主席问，‘杨步浩，我们要走了，你是跟我们走，还是跟游击队走呢？’我想了想，婆姨死了，留下三个娃娃，还咋走咧？我说：‘我离不开这里，我打游击去！’和毛主席分手以后，我就扛枪当了游击队员……”杨步浩一口横山县老家的土话，说一句，磕巴一下，可台下人听起来却特别受用，许多人听着听着眼眶都红了。

        王震更是如此。他想起当年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大生产第一次认识杨步浩时的情形，心潮起伏，不能平静。杨是被派往三五九旅指导生产的，那时就已评上劳动英雄。当杨听说毛主席也要亲自劳动，也要上缴公粮时，当即就向王震表示，要替毛主席代耕并缴公粮。秋后，杨步浩果然给毛主席送去一石麦子的代耕粮。

        毛泽东高兴地问他：“你为什么给我代耕缴公粮呢？”

        杨步浩触动了心事，说：“我逃难逃到延安川口，内人和女娃娃饿死了都没处埋，埋到地主地上，就欠下一辈子的阎王债。红军来了，共产党在川口建立了政权，给我分窑分地，我豁出这条命也报答不完毛主席你的恩情！”

        毛泽东听完这番话，沉默许久。后来，他私下跟王震说，杨步浩的话里面有哲学，“我们共产党凭什么本事得天下”？

        这句话问得王震好几个晚上没有睡好觉。是啊，我们靠什么立足、靠什么打胜仗、靠什么让老百姓舍着命跟我们走？撤出延安时，胡军在王理河抓到30多名手无寸铁的群众，这些人都是普普通通的庄稼汉，一辈子清白本分。国民党军端着枪威逼他们交出共产党，他们就30多人往前一站，说我们都是共产党。问谁是领导，大家又一起挺身而出，说我们共产党个个都是领导，是自己领导自己。事实上，他们中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员……

        台下的掌声一浪一浪爆响起来，王震才发觉杨步浩的话讲完了。接着是胸戴大红花的战斗英雄们一一登台，由周恩来、彭德怀等领导同志把盖着拳头那么大方戳的奖证，亲手发给他们。会议最后的节目是将一大批敌三十一旅、一六七旅解放过来的战士，补充到解放军各部队序列中去。彭德怀站在周恩来身边，默默看着旅团在各自整队补人，心里掂着周恩来刚才在会上提出的三句口号——一是收复延安，二是解放大西北，三是同全国人民一道，消灭蒋家王朝，甚觉沉甸甸的。

        这时，陆定一想起与周恩来在路上的谈话，便问：“彭总，部队下一步有何打算？”

        彭德怀不假思索地回答两个字：“要走！”

        周、陆二人相视一笑，会意地点点头。

        天色不早，部队开始解散。领导同志们站在高处和大家挥手道别。

        彭德怀一边挥手一边向周恩来和陆定一谈自己的想法，他希望挥师西进，鞭抽“二马”，并打算把很有战斗力的绥德警备区四、六两团留下，以保证中央前委的安全。周恩来表示同意，答应回去和毛泽东商量。

        此时，部队已纷纷带离会场。各连司务长交给战士们一个任务，每人搬个大南瓜或者扛袋小米。这是参加会议的老乡们顺手带来的犒劳解放军的礼物，边区政府统一接受下来，并分到各部队，战士们扛着南瓜和小米的长队，在周恩来和彭德怀及四乡百姓的眼里渐渐模糊，但在新华社记者摄影镜头里面，却保存了一个清晰而动人的瞬间，并在历史教科书中占据永恒的一页。

        

出师陇东子午岭遇雨，围攻合水二纵队遭难

        听了周恩来介绍真武洞犒师的情况，毛泽东很是喜悦，说：“你这个相亮得好，一下子把胡宗南的西洋镜戳破了。什么‘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老彭才打了几仗，已是一分不分，军事上破了产，政治又在哪里呢？真武洞来这么一下子，说明问题呀！”

        为了衬托毛泽东的好兴致，周恩来又顺着话题对整个蒋军阵营评价起来，特别指出其内部危机四伏、分崩离析的现状，说着说着，就又提到两个月前赵寿山历尽艰险奔赴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事。

        这个消息使毛泽东比任何时候都备感振奋。赵是当年杨虎城将军旧部中的重要人物，自1945年7月其部属第十七师在河南洛宁举义后，蒋介石即对他和他的第三十八军加紧了控制。他被明升暗降，任命为蒋氏嫡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这种吊进麻袋拳打脚踢的处境，当然是最不堪忍受的。于是，赵寿山借口去美国考察水利，主动卸去这个空心萝卜职务。如此一摊牌，他的人身安全问题便成了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很长时间牵肠挂肚的事。

        毛泽东问周恩来，就目前中央掌握的情报看，蒋军里面有多少赵寿山似的人物？他要求周恩来加强联络，发动全军中高级指挥员，都来积极主动地做这项工作。“瓦解敌军，不战而屈人之兵嘛，这一点，要向老彭学习呀！”毛泽东说，“当年西安事变，没有签字就放了蒋介石，赵寿山在三原拍案大怒，极为不满，老彭就花了三天时间跑去做说服工作。没得当初，哪来今日？”

        忆及“西安事变”，周恩来感慨万千。外界提到中共出面调停大功之人，主要是提周亲赴西安之举，而实际上，当时几乎是全党动员，个个上阵，更多的无名英雄功不可没。就说这个赵寿山，除了彭德怀之外，任弼时、贺龙、左权、杨尚昆、陆定一、王稼祥等一大批人，都“朝夕往还”地做过工作，这才使其“获益甚大”。

        周恩来一向主张两条战线并举，且以身作则，苦心经营，取得许多意外之功。比如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就是他在抗战初期“下闲棋、布冷子”的结果。在经历了撤离延安和“三战三捷”等一系列大事件之后，今天再来回想这件事，不能不让人格外刻骨铭心。周恩来深切地挂念起熊向晖来。

        熊向晖这些日子清闲自在而又忐忑不安。自从陕北广播电台和新华社播发了西北野战部队召开祝捷大会的消息，胡宗南又是连续几天不说话。广播上没有指明祝捷大会的具体地点，而只说“在距延安数十公里处举行”。这就是说，中共根本不把他胡宗南放在眼里，差不多与延安隔山相望了！难道这就是“龟缩延安只守不攻”的后果吗？胡宗南痛苦地一千次一万次反躬自问。显然，这又是个不小的刺激。他把一双终日汗淋淋的手揣在裤袋，一个人在边区银行窑洞前的小院内踱来踱去。熊向晖每天都要例行公事似的送去机要文件，又匆匆离开。他坚持意沉丹田，严格恪尽职守，静观事态发展，而决不越雷池一步。

        时间一晃又是一个礼拜，相距蟠龙失败已经半个多月了。

        这天，熊向晖递上文件又要离开，忽听胡宗南在背后叫道：“等一等！”

        是因为这一声来得突然、意外，过于低沉、阴冷，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总之，熊向晖禁不住一惊，乍出一层冷汗。但他随即抬头笑道：“胡先生，有事啊？”

        “没有！”胡宗南叹道。稍停一停，他又意味深长地加重语气，“没有事了……”

        熊向晖如释重负地迎上去，故作肃穆状：“胡先生，有事您请吩咐！”

        胡宗南沉吟片刻，欲言又止。终于，他下定决心，低声对熊说：“我想好了，这里已经没有什么事，你还是去美国吧，明天一早就走！”说着，他伸出手来。

        即便旧事重提，熊向晖也还是感到思想准备不足。他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信号就是：胡已摆脱精神困境，有所决策！

        那么这一新的决策是什么呢？从近日南京方面文电来看，蒋介石对中共首脑人物仍留在陕北这一点，极为不满。尤其又知道真武洞祝捷会的地点是在延安咫尺近旁，就更加不高兴了。这一情绪自然要通过文电表达出来，胡宗南的压力有增无减！就在此刻，一份重要情报给他送来了灵感，彭德怀有西出陇东的迹象！而此前，美国电台测向仪已经明确得出结论：在靖边县的王家湾一带，确定无疑地存在着一个电台群。

        握手之际，熊向晖将所有可能都想了一遍。他暗暗决定，离开陕北之前，须与组织联系一次。

        事实上，中共方面对此早有判断。在周恩来亲赴真武洞犒师之前，毛泽东说过“胡宗南要来拜访我们”的话，这曾使他对彭德怀西出陇东的方案多思考了一点时间。然而，最终的决断还是作出来了。就在祝捷大会召开的那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陆定一、彭德怀和习仲勋：“完全同意六月作战方针，除留警七团于现地外，全军出陇东……”

        这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还是基于打破固有格局、“让胡宗南动起来，相机歼敌”的考虑。毛泽东的电报中对此信心百倍，要彭德怀“先打新一旅，再打一百旅或其他顽部”。显然，胃口不小。陕北战场从头至尾就是一着险棋。若只求安，那将一事无成；唯有求险，才可能收到不世之功。这决定了必须跟胡宗南玩玄的。玄就玄在那“诱饵”太有质量了，是胡宗南乃至蒋介石一想起来就会丧失理性而无法抵御。所以，毛泽东站在高处的神机妙算一掐一个准，总是能把擦边球打得恰到好处，绝无误差。

        彭德怀情况不一样。他始终处在一个具体情景之下，面临具体对手，再用经验与智慧战胜对方。西出陇东鞭抽“二马”的作战计划被批准之后，西北野战兵团就在熊向晖与胡宗南握别上路的5月21日从安塞出发，兵分三路，二纵和教导旅在左、一纵在右、野司带新四旅居中，静悄悄地转向陕甘两省边界。

        经过九天急行军，部队踏进入迹罕至的子午岭。这是当年红军长征初到陕北与刘志丹胜利会师的地区，指战员们重返故地，往事历历，正当忆岁月峥嵘，想不到老天爷突然变脸，一场大雨倒下来，使得山洪暴发，顷刻间千沟万壑狂啸奔腾，整整齐齐的部队一下子分割成七零八落，彼此在雨中隔山相呼，可望而不可即。

        有山就有路，各部队迅速调整行军纵队，在山岭之间转了大半天，终于踏破陕甘两省边界，到达陇东的怀安、悦乐、合水一线。

        5月30日拂晓，右路一纵部队首战得手，把蒋台攻下来了，全歼驻守在那里的宁马整编第八十一师六十旅二七九团（欠一个营），俘上校团长马奠邦（马鸿逵的女婿）；中路新四旅也发展得很顺利，一举夺取悦乐，消灭青马骑兵第二旅三团的五个连队，俘少将副旅长陈应权和上校团长汪韬；唯有左路二纵方向碰到硬钉子，仗打得极为惨烈，收效不是很理想。

        二纵和教导旅最初一战是在5月28日。按当时的行军序列，教导旅是前卫，二纵部队殿后。中午时分，前卫一团到达合水以东20多里的蒿草铺，突然与“青马”新编骑兵第八旅警戒部队遭遇。敌我双方不由分说展开枪战。因为是初战，彼此都想以气势压倒对方，铆足一股劲往死里打，所以，虽投入部队不多，但战斗异常激烈。

        这是个要命的地方，自然环境极为酷烈。战士们刚走出洪水咆哮的子午岭，转眼间水又成了稀罕物。光秃秃的黄土高坡上，几十里地见不着水源是常有的事。当地老乡世代储水一如储粮，家家都在窑旁起窖，从塬上挖沟把一点可怜兮兮的雨水引过来。据说出于净水的考虑，水窖里必须倒进一些羊粪或马粪蛋子。你不用嫌水的味道不好，能够喝上一口这种“粪蛋蛋水”，就算很讲究了！多数情况下，窖子里只有泥浆。泥浆也得往嘴里灌，所谓“过了八百里火焰山，一眼望不尽老沙滩”，当年孙大圣都在这里犯了难，何况肉眼凡胎！时近6月，虽说清晨沙粒上还凝着霜色，冷得钻心，可一到中午，骄阳似火，烈焰腾腾，烤得人口鼻生烟，别说背着一连串装具打仗，就是赤手空拳走上半天，也叫你变成一根软面条。

        王震大汗淋淋地举起望远镜朝枪响的方向观察了一阵，从马背上跳下来，简简单单地问郭鹏：“打下去了吗？”

        回答说没有，还说罗元发旅长也赶到前面去了。

        王震有点儿奇怪，敌人不过是前方警戒部队，怎么就这么硬？他想了想，说：“不要理他了，我们干我们的，你跟王恩茂指挥三五九旅攻合水，独四旅再给你一个十二团，怎么样？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它围起来再打，要快，部队跑步，动作慢了他们会溜，他们是骑兵，四条腿！”

        “那罗旅长呢？”郭鹏急问。

        王震说：“罗元发的教导旅继续打警戒，‘青马’一〇〇旅就驻在庆阳、西华池，近得很，不把这个冤家抗住，合水怎么打？一定要抗住，断绝增援！如果罗元发他们干得顺手，可向西峰镇发展进攻。大部队打下合水就直攻西峰镇，不要在外围据点上花太多时间，耗时太多，敌人全集中到大据点上，就不好打了！”

        说话间天色已经昏黄，夜幕就要降临，郭鹏明白了王震的意图，三言两语就把部队划拉开了。他让三五九旅副政委廖明和自己一道亲率七一七、七一九两团，赶到合水城以北及西北，消灭袁家山、李家山、芦家塬三个主要据点上的敌人；七一八团赶到城东，先消灭城东二郎山守敌，继而攻城；独四旅十二团打下城南南寺塬，在原地待机。各部队到达指定位置时，天还没有亮。按照预定作战计划，早晨7点发起攻击，于是，眼前这两三个小时的休息显得格外珍贵。战士们趴在泥土地上，干巴巴地嚼着炒面，嚼着嚼着，就睡着了。郭、廖二人带着七一七、七一九两个团的团长、政委，轻脚轻手地从他们身边跨过去，悄悄摸到前沿。

        黎明前的黑暗，万籁俱寂。郭鹏等人面对夜色中隐约可见的高地廓影，静静地观察着、分析着。郭鹏把地图压在地上，捂着手电从左至右仔仔细细对照方位，将图上标出的一个一个高地攻击任务定到具体团营甚至连。最后，在前沿阵地侧后隔开近百米的距离上，还有个小土堆没有点到，图上没有标示，现场也不怎么起眼，郭鹏想了想吩咐七一九团：“你们做预备队，部队就伏在那个小土堆后面，既隐蔽又安全，万一一梯队进攻受挫，你们上去冲击距离也不算太远。”

        这是个并无不当的安排。但万万没想到，战斗一打响，恰是那个“隐蔽安全”的小土堆，突然弹如雨下。原来，敌人在这个高地上早已配置了相当重的火力，步枪、轻重机枪和各种口径的小炮，顿时与正面敌火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张密密麻麻的火网。天亮一看，什么“小土堆”，原是绵延于二郎山、芦家塬、南寺塬、西关山等高地一溜儿下来的又一个正儿八经的高地，一打问，才知道叫“葫芦巴”。这样一个有名有姓的高地，地图上竟然没有标示！

        望着面前那张交织的火网，郭鹏一阵阵揪心的痛。这个意外打了他一个趔趄，他稍稍定神，赶紧调整计划。郭鹏当机立断，命令当预备队的九团立即投入战斗，向葫芦巴展开攻击——幸亏当初把九团配置在葫芦巴后面。在一丝丝愧疚、一丝丝庆幸和一丝丝提心吊胆的心绪中，郭鹏下达了这道命令，七一九团立刻由预备队变成突击队，无论指战员们的反应如何迅速，总还是有些仓促，思想上缺乏准备。而葫芦巴高地的工事明明暗暗，火力一出现就不可一世。所以，九团一个冲锋号打出去不到五分钟，部队就稀里哗啦退下来了，伤亡很重。郭鹏眼睛红了，急令再攻。可是，部队趴在那么一大片开阔地上，敌人火力是有准备的成梯次配置，我方临时张罗，轻重武器形不成拳头，没法给对方以起码的压制，屡攻屡败，不能奏效。

        这时，主攻合水西北方向的七一七团，也打得很不顺心。部队按老规矩，凭刺刀手榴弹逼近敌人的外壕前沿。谁知，狡猾的“青马”打下埋伏，待七团攻击部队端着刺刀冲到近前时，预伏在暗道里的敌人突然一声呐喊，出其不意杀出来。一场刀飞血溅的短兵相接展开了！九团指战员立足未稳，不占优势。而“青马”士兵个个精熟刀法，混战没有持续几分钟，九团就血迹斑斑地逃脱阵地。郭鹏听到报告，手压着电话机久久不敢松开。现在只剩下七一八团和独四旅的十二团了，他不知道这两个方向会不会出现奇迹。

        

三五九旅血流成河，马莲河畔尸横遍

        野八团和十二团到目前为止并未使郭鹏失望。两团攻击正面的外围据点已悉数拿下来了，最有意义的当然是二郎山，居高临下，一挺机关枪便可控制整个城东。南北城地势平坦，西城不远处就是马莲河，回旋狭窄，没有余地。因而，郭鹏希望奇迹能在城东发生。早在天不亮时，他就下令八团趁着夜暗条件，不惜一切代价冲到东关城下，在城关上码炸药，进行爆破。然而，又是一个意外，东关城门原来是由好几道障碍重叠起来的，炸开了第一道，还有第二道……        至此，围攻合水的意图已经暴露无遗。彭德怀最初想定的“隐蔽、突然”四字，已成泡影。

        这可急坏了王震，太阳穴上的粗筋暴起老高。二纵指挥所几乎成了一个囚牢，王震真想策马直奔前沿部队，看看究竟敌人是怎样三头六臂。但是，他是纵队指挥员，当然不能由着性子来。他将一壶千珍万爱带在身旁的烈性老白干拧开盖子举在手上，闻一闻，狠狠地喝了一口。待要再喝，被警卫员上来拦住了。王震只好无奈地望着小警卫员那双眼睛。这是战前他们彼此间的私约，是自己亲自授予了他这个权力。作为指挥员，应该言而有信！王震不得不将雷鸣般的吼声压到心底深处。他重重叹口气，用壶盖倒满白酒，朝自己脸上用力泼洒上去，然后拧紧壶盖，把大半壶余酒不情愿地交给警卫员。

        现在怎么办？王震将自己里里外外燃烧起来，急速地思考对策。他知道局面会越来越不好把握，现在最要紧的是加强郭、廖二人指挥力量，有效地掌握部队。“恩茂，你去三五九旅，”王震的目光守住瞭望孔，头不偏、脸不转地对副政委王恩茂说，“你骑马从后山沟赶过去，差不多一公里多点路，8分钟，我给你8分钟！”

        实际上，可供三五九旅选择的再攻方案只有两条：一是先解决合水北山敌主要阵地，然后攻城；二是相反，先攻合水城，再杀回马枪，解决城北敌主要阵地。王恩茂一路掂量。他力主第一方案。目前现实摆在这里，“隐蔽、突然”已经谈不上了，不把外围据点整理清楚，就冒冒失失攻城，势必腹背受敌。部队前面破城，屁股后面没遮没拦地给人家打，怎么架得住！

        这一来，仗就完全落入俗套，按部就班。阵地对阵地，而且敌人是从容有备，我方则重开锣鼓。王恩茂见郭鹏耷拉着脸，说：“没有办法的办法，只能如此。否则，部队牺牲不起！”郭鹏咬咬牙，他还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被动的局面。时间来不及多虑了，他同意电话报王震，说：“看看王司令是什么意思。”王震岂能有回天之力？电话里就痛痛快快地告诉王恩茂和郭、廖二人，“你们看着办，总之要灵活机动……”这个指示的潜台词是很明白的。于是，天一擦黑，王恩茂就和郭、廖重新组织力量，再从城外据点打起。可是，部队刚刚展开，一场不期而至的大雨劈头盖脸浇下来，把精心拟订的全部计划，都浇成了黄汤！

        驻守庆阳的“青马”新编骑兵第八旅一个团，终于耐不住寂寞：他们倚仗膘肥体壮的烈马和刚从美国人手中得到的新式排子枪，大呼小叫以圣战者自居，战刀高举在手，口号不绝于耳，一路黄尘弥漫、气势汹汹，直奔合水而来。负责打警戒的教导旅全力迎战，但毕竟仓促上阵，对方又全是马队，来势迅猛。速度之快，是过去在陕北与胡军交手时少见的。王震一看这架势，知道硬顶肯定扛不住，便趁该敌与教导旅专心争夺一个叫马家嘴的山头时，命独四旅突然从马莲河一线悄悄插到这股敌人身后，断其退路——起码做出这种姿态。

        果然，庆阳来的“青马”援敌着了慌。他们对这种带有冷兵器时代鲜明痕迹的兵家大忌，有着本能的畏惧。一听说后路被人抄了去，队伍立刻骚动起来。惊慌的情绪是相互传染的，不一会儿。官兵不约而同拨转马头，夺路而逃。这时，又一个意想不到的情景发生了：解放军阵营中那些可爱而又可敬的勇士，一看敌人要跑，便趁机不顾一切猛扑上去，一个个死死抱住马头，或是背起步枪，追上烈马，拼命揪住马尾巴，嗓门嘶哑地喝令马背上的骑敌：“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他们哪里知道，鞍前马后露着一颗人头，正好是骑敌血刀翻飞的极好机会，于是，这些胳膊被草靶和树枝训练得跟牲口一般粗的马上屠夫，毫不犹豫刀起头落，一如抛切西瓜。他们陶醉了，打着呼哨，疯狂地虐笑着，在马莲河畔度过了平生最得意的一个下午……

        傍晚的黑云重压下来，天地只留下灰蒙蒙的一条虚线，恍恍惚惚、隐隐约约的虚空间，教导旅和独四旅伤痕累累的战士们，在默默掩埋烈士。残烟缕缕和横七竖八的无头遗尸——当然也有少量被勇士们用短刀捅倒的骑敌与敌马，把几公里旷野涂抹得黏稠而峰峦叠嶂。晚风呜咽，马莲河的涛声锥心刺骨，但指战员们还是打起精神完成一切。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胜利的结局。几分钟前，王震司令员在电话中跟教导旅旅长罗元发和独四旅旅长顿星云就是这么肯定的。王恩茂与郭、廖对于这个胜利更为看重，他们作出种种假设，每种假设都足以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现在，这些后果一个也没有降临，所以值得庆幸，不失为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成功之范例。总之，这个沉重的夜晚虽然悲痛，却也还有值得沉浸的理由。血战了大半天，指战员们太累了！部队打扫完战场，简单地总结了一下经验教训，便抓紧时间休息，养精蓄锐，以利再战。

        千头万绪的善后工作淹没了一个最重要的主题，那就是对于敌情的分析。他们只知“马家军”的野蛮与惨无人道，而对其性子急、胆子大、心眼小、仇怨报复心理迫切且敢于铤而走险这一点，似乎还估计不足。

        第二天一大早，庆阳驻敌便倾城出动，“青马”新编骑兵第八旅以2000人马，分南北两路，再度浩浩荡荡疾驰合水，来寻前日旧梦。情况确乎突如其来，风云翻卷、局面复杂，疲惫不堪的教导旅和独四旅多少有点儿茫然不知所措。因为疏于戒备，事先该扼守的隘口没有扼守，该构筑的阵地也没有构筑，匆忙上阵难免顾此失彼，致使敌人以南路作掩护，而北路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插到合水攻城部队侧后。这一手非同小可，短短十几分钟时间，三五九旅就被推到了极地！生死存亡，只是一眨眼之间的事。

        郭鹏急忙下令，从七团和九团各抽一个连抢占有利地形，阻止这股狂风暴雨般席卷而来的骑敌。但是太势单力薄了，骑敌如同潮涌，两个连岂能挡得住！

        “再调一个营！”情急之下，郭鹏已无心商议，抓起电话就喊。他要七团把预备队三营调上去。可是，三营还没有跑到位置，骑敌已经刀劈马踏一阵风似的冲了过去。敌我之间，马上马下，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三营一枪都没来得及放，伤亡就已极其惨重。郭鹏正不知怎么办才好，忽又闻报合水城北葫芦巴高地守敌，突然大开城门迎接援军。这是一个稍纵即逝的转机，他心头一动，顾不得与王恩茂和廖明招呼，当即就从半山坡上的指挥所扑出来：“我下山去组织反击！”谁知刚跑出指挥所，一颗流弹嗖的一声飞过来，他只觉得手臂被重重一击，眼前一黑栽倒在地……

        三五九旅被困在合水城下，步枪手榴弹失去往日的威风。整个战场混乱一片，几乎听不到爆炸声，只见马刀闪烁，叮当响亮，鲜血溅得天都红了！骑敌身上、脸上全是血浆，个个成了血人儿。鞍边的脚镫上是血，高筒皮靴上是血，战马奋起的马蹄上是血，连抛向蹄掌后面的泥点都是红色的！死亡已经不是什么问题，战士们手中握着手榴弹，不知该往哪儿扔。他们哑着嗓子大声喊：“拼啦！拼啦……”毫无惧色地扑闪在敌人马群中间。一个小战士拉开引环正要出手，却见有战友跃上马背和敌人扭在一起。手榴弹嗤嗤冒着白烟，犹豫间，另一骑敌冲到了面前，一刀下去，小战士倒下了，手榴弹也开了花，敌坐骑受了伤，嘶鸣着竖起双蹄。刹那间另一个战士冲上来，挺枪不偏不倚朝马胸前一刺刀扎下去，结果来不及拔出，用力别了一下，刺刀断在马身子里。于是，他又急忙向马背上的敌人开了枪……“拼啦！拼啦！”战士们撕心裂肺地呼喊着，扑打着，一个一个倒下去，似乎谁都不把死亡放在心上。

        仗打到这个份上，王震似有万箭钻心！但这是个从不肯轻易低头的硬汉。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千锤百炼的三五九旅怎么会输给这群马背上的乌合之众？但事实已不容置疑。他敏感地注意到王恩茂和廖明在报告战场情况时，用了“尸横遍野”和“血流成河”这样的词语。他当然知道三五九旅的处境，旅长郭鹏又负了伤，被抬下指挥所。但是，大仗恶仗对三五九旅来说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南下北返途中，绝处逢生、反败为胜的战例成把抓。眼下，能否考虑给予必要的增援……王震急切地思虑着，忽然接到野司通报：侦知“青马”驻宁县一〇〇旅已兵分两路，正向马莲河东岸的合水步步进逼。

        

攻环县网开一面放马归山，走沙漠收复三边打马北上

        战事未果，指挥员要突然冷下来，下达撤退命令，其实需要很大的勇气。更不用说是在付出了巨大代价的情况下。

        6月1日这天，王震从清早到午后，连水都没有喝一口。他要给彭德怀和习仲勋打电报，检讨合水失利。显然，因为这一失利，影响了整个战役，王震深感自己负有重要责任。但是对于“青马”的“英勇善射能战，行动迅速胆大”这一点，他又有一肚子话要说。他觉得在彭、习面前陈述这一点，“实非夸大以掩过错，亦非认识为不可消灭敌人”，而只是希望借此对“青马”的特点有所认识，“可供今后行动方针之资料”。王震的报告作得那样沉痛。他在执笔拟写“战役共伤亡八百余人，干部伤亡尤为严重，弹药消耗特大（九旅近乎打光），必须移至一个地区整顿几天”这几行文字时，泪滴差不多都要下来了！

        奉命撤出的部队，即刻转移到合水西北一带不毛之地。这里人烟稀少、吃水困难，部队唯一存身的办法，就是“天当被、地当铺”，露营山野，好处是“马家军”一般不愿光顾。因而指战员们得以安安静静地喘口气。合水一仗对部队震动太大了！

        战士们就躺在光秃秃的塬畔，眼望苍天，苦涩地回忆着刚过去的一幕幕……这是西野部队较早与“马家军”的“四条腿”交锋，它刻入每个指战员的心里。要记下的实在太多，王恩茂在当天的日记中论及作战经验，就历数出五条：“一、与任何敌人战斗，均不能轻敌；二、攻击敌人城镇、据点，必须攻克敌主阵地，才能结束战斗；三、攻击任何敌人，均须控制强大预备队；四、炮火作用很大，但无论如何不能单纯依赖炮火解决问题；五、攻占一个阵地，必须对付敌人的反冲锋。”

        至于攻击敌阵地一次不成功，不另想办法，而作无效的反复冲锋；冲锋到敌人工事面前受阻时，停留在敌人火网之下，不知转移地区和做工事；冲锋前进挺胸屈身而不匍匐；敌人打手榴弹不知疏散卧倒；不观察利用地形常挨冷枪；炮火零乱缺乏组织指挥以及步兵不认真迫近作业等，更是一言难尽。

        彭德怀喜欢阅读这样一类具体详尽的战报。他对那些大而无当的东西不感兴趣。二纵的遭遇在老总心中拧成了一个“结”。这个“结”由来已久。早在1935年秋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与“马家军”激战平凉马莲铺之后，彭德怀就听说西北有支“四条腿”的国民党部队，“一手拿古兰经，一手拿枪炮”，很有些说道。什么借教建军，以教治军，内部不分族别，强制回化，信奉伊斯兰教；什么以“护教保教”挟制官兵，鼓吹杀死10个仇敌即可升天见真主，因而战场上人人舍命、宁死不降等，传得神乎其神。及至到了1936年夏西路军惨案发生，彭德怀对“马家军”的认识有了切近感。精神信仰——哪怕包含着政治阴谋是一方面，战场上骁勇——哪怕带有蛮荒野性也是一个方面，而脱离战场之后对生灵的屠戮及种种丧失人性的狂妄，则又是另外一个方面。这一次，彭德怀算是有了切肤之痛。但站在西北战场的高度考虑，他还不急于立即着手报一箭之仇，而是沉下来用心去酝酿一个大的策略。

        在彭德怀心中，西出陇东从根本上来讲，也还是对付胡宗南的一着棋。他从未把胡宗南和“马家军”及邓宝珊放在一口锅里煮，而总是适度地将他们区别开来，在他们之间游刃有余。安塞休整期间彭德怀就断定，只要西野主力一动，胡军“固守延安”的定力便不攻自破。果然，当得知陇东战况而又探知中共中央大体位置就在不远处的王家湾时，一直犹豫不定的胡宗南再也把持不住了！尽管有此前三战的隐痛，尽管对“马家军”只用眼角去瞧，尽管蒋介石一日三电督令他用兵务必慎之又慎，胡宗南还是义无反顾地下达了一道命令。他要董钊、刘戡所部拨四个半旅出来，由刘戡担纲，分别从西、南两面，以钳形攻势直扑王家湾！

        消息传到西野司令部，彭德怀笑了。他踱近地图，说：“老习呀，我猜就是这样。现在，主动权又在我们手里了。我们只要稍作反应，哪怕是东移一小步，胡宗南也会叫‘马家军’跟上来。好嘛，他跟‘二马’一东一西，我们夹在当中，正好‘围而聚歼’，如意算盘打得真不错哩！”习仲勋说：“我看‘马家军’未必就听他胡宗南的调遣。”“那可不敢断言，”彭德怀分析道：“合水一仗给他们占了上风，正在那里神气得不得了呢。更何况，老蒋最近又待他不薄，给了官，给了云麾勋章，又给了武器，一大批美国货啊，都是排子枪。受人钱财为人消灾，总得表现一下子嘛！”说到这里，他放低了声调，手中的红铅笔在地图上找到陕北三边一带，重重地画了个圈，叹道：“就是党中央毛主席他们有点儿险情啊！”

        以彭德怀的判断，胡宗南兴兵北上，中共中央在王家湾是待不下去了。向北转移，胡、马防线接合部的“三边”地区是唯一选择。那么，西野主力下一步攻击箭头就只能指向北而不是南，这同样别无选择。到目前为止，胡宗南最担心的还是彭德怀南下关中，那是陕中粮仓啊！还在合水一仗热火朝天时，胡即命令整三十六师急驰关中，分守长武、彬县、旬邑三地，就常识而言，彭德怀西出陇东而不图关中，似乎不好解释。可是，彭德怀现在却选择了北上的大方向。他举起一个手指从合水出发，溯环江而上，越庆阳、曲子，抵达环县。他敲定了环县。驻守环县的是宁马八十一师，师长马悙靖，是时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马鸿宾的儿子。

        彭德怀说：“碰一个是碰，碰十个也是碰，我们就横下心，再碰他一个！”

        彭德怀是智慧的，打环县只不过视作继续北上“三边”的一个铺垫，打得下打不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打。当然，这不是说环县是可以随意糊弄的，在战术上，攻则必克是彭德怀一贯的决心，何况“宁马”不比“青马”，相对来讲要弱一点。如能一举打下环县，合水之战的阴影多少可以扫除一些，同样达到敲山震虎的目的，不负陇东之行，进一步实现对付“马家军”的总体策略。在西北战场一盘棋上，彭德怀不但要区别胡宗南与“二马”，还要区别“马家军”内部的“宁马”与“青马”。存此一念，部队在向环县进发之前，他才突然灵机一动，有了个神来之笔——义释马奠邦。

        “什么？我们牺牲那么多同志，不毙掉这小子就算便宜他了，怎么还放他？”全军上下没有想得通的。如果不是彭德怀亲自跑到俘虏营宣布这一决定，谁敢说这是事实！是的，连马奠邦自己也闹糊涂了。不是说被共产党捉住就要割舌头、挖眼睛、活剥人皮吗？咋就……他望着面前这个平平朴朴的中年人，一再揉眼睛。看守战士告诉他彭德怀的名字，他傻愣在那里好半天，终于醒悟过来，急忙在衣襟上蹭蹭手、躬身抚胸，行了个穆斯林“都瓦”礼。然后，他将信将疑地揪着衣角，嘴里嘟囔一大串只有真主才会听懂的话。

        接着，彭德怀去打环县马惇靖。这是一次有准备的攻击，部队全都憋足一股劲。彭德怀命一纵三五八旅打头阵，狠狠砸下去！值得回味的是，久经沙场的彭老总此番的“四面合围”竟偏偏出了个明显的疏漏——城东塬没有部队占领。这等于是一只手攥紧了万钧雷霆，而另一只手又轻轻地网开一面。自然，招架不住的“宁马”溜出了东塬，夹着尾巴朝黑城岔方向逃遁。彭德怀把追歼残敌的任务交给王震的二纵。因为第一拳挨得太重，逃敌狼狈极了，什么重炮、轻重机枪、骆驼驮子上的弹药和粮食，统统甩下了。甚至连步枪和马刀也丢得遍地都是，指战员们越追越起劲，部队士气大振，前几日失利的沮丧烟消云散。

        不管怎么说，攻克环县算是个真正意义上的胜仗。部队虽然劳累一点儿，伤亡倒不大。最令人鼓舞是俘获的资财和武器装备非常可观。短期内有吃有喝，许多人还领到一支新家伙，怎能不开心呢？前一段战士开小差的现象明显少了，全军上下皆大欢喜。休整是愉快的，干部们忙着开会研究战例，战士们随意搞点训练，环县川里川外部队驻地，到处都听得见欢声笑语。相比较而言，野司驻地反倒显得有些沉闷，除了滴滴答答的无线电发报声，就听不到别的声音。大家连说话和脚步都放得很轻，生怕惊动了什么。这当然与彭、习两位主要领导同志的情绪有关。

        休整日期必须压到最低限度。中央前委已把撤离王家湾的消息通报了彭、习，刘戡的兵马开始北上，步步进逼，而前委又确定下一步要动邓宝珊集团——邓占据榆林重镇，这个邓宝珊动不动就跟胡宗南呼应一下，给陕北战场带来的威胁不言而喻。彭德怀对此早有想法，中央的决定让他颇觉兴奋。更何况，前委同时还告知，晋南的陈、谢纵队也将于7月西渡黄河，加入到西北野战兵团的序列，攻打榆林。然而，这一切都取决于眼前这道难关能否闯过去：中央欲往“三边”转移，西野主力由环县去榆林，也必经“三边”。

        “三边”现为“宁马”所占。几个月来，他们在那里移村并户、编保制甲，建立一套政权机构，搞得老百姓鸡飞狗跳，四散奔逃。本来，定边、靖边、安边地处长城脚下的大沙漠边缘，吃粮、喝水都成问题，居民也少得可怜，这一来更是没人烟了。眼下西野主力要在这地方跟“四条腿”的“马家军”再度交手，劣势显而易见。彭德怀命令电台跟中央前委保持全时联络。两个安危挂在心上，如同两把刀子悬在头顶，实在叫人轻松不起来。

        部队不得不提前出发，沿陕甘宁三省边界线，向首攻目标定边前进。第一天就开始喝泥浆。那黄泥巴汤又黏又稠带着难以沾唇的苦涩味，真是没法解渴。大家边行军边谈论着艰苦，说着说着，队伍整个儿踏入大沙漠，涩嘴的泥巴汤也没得喝了。沙漠上风沙弥漫，炎日熏烤，战士们饥肠辘辘却不敢把炒面往口中放。有的人掉队之后就再也不赶队伍，军纪也不管用了，某旅逃兵最多时每天达八十人！这让各旅、特别是营团干部大伤脑筋。彭德怀天天都要亲自看各纵、各旅的宿营报告。这天，他正在为此事皱紧眉头，忽见年轻的电台主任汗流浃背跑来哭丧个脸，“老总，不知为啥子，我们跟前委的电台联络信号五分钟前突然中断，怎么也呼叫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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