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死亡，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可怕的，但杨勇这位忠勇战将面对死亡却没有一丝一毫的畏惧

        杨勇忠实坦诚，刚正不阿。在革命战争年代里他是这样，在残酷的“文革”时期，他依然如此，坚持革命真理，决不屈服，被人称为勇士中的勇士。

        1967年初，中国大地被乌云所笼罩，当时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杨勇已经预感到自己将要面临一场极其复杂极其险恶的战斗。果然，一天有一群自称“里火燎原战斗队”的不明身份的人冲进北京军区司令部大院，声称要抓什么“东北党”。

        在当时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都很紧张的情况下，杨勇心中明白军队重要秘密一旦泄露，将会给国家安全造成巨大威胁。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他当即命令军区警卫营将这群闹事的人抓了起来。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谁敢抓“造反派”？事情一下子弄大了。就连杨勇也没想到，几个小时后，毛泽东也亲自打来电话过问此事，而且语气明显不悦：“听说你们抓了人了？”

        杨勇只能回答：“报告主席，这伙人强行冲击军区司令部办公楼，直接威胁核心军事秘密，我采取了适当防卫措施！……主席让我放人我坚决执行，不过为了防止泄密，今后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建议仍该采取坚决措施。”杨勇随即就将那伙人放了。

        但是他心中不明白，为何这事会如此迅速地惊动最高领导人？他的勇敢和耿直，使他卷入了更深的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其实，那一伙胆敢冲击大军区司令部，有极硬的后台，他们只不过是一群喽罗，一伙打手。指派他们行动的就是林彪一伙人。

        杨勇是林彪的老部下，两人彼此比较了解。林彪一直想把杨勇拉人自己的核心圈子里，而杨勇却一直不肯上林彪的船。建国初期，林彪借病深居寡出，一度失去毛泽东的信任。直到1959年7月，彭德怀因耿直上书，与毛泽东产生强烈冲突，被罢免了国防部长职务，林彪趁机出山，当上了国防部长。他一面釆取各种办法竭力博取毛泽东的欢心，一面迅速扩大自己的势力，加强自己的力量。杨勇作为林彪的老部下，自然成了林彪拉拢的主要对象。

        1965年，林彪让老婆叶群亲自去找杨勇，希望北京军区的人能和“林总谈一谈”。杨勇明白这谈一谈是什么意思，他若是在林彪面前献点殷勤，哪怕是稍稍热乎一点，林彪也会把他划人自己的圈子里的。但是杨勇就是不领这个情，他一直没登林彪的门，他这样做也就为自己埋下了隐患。

        对于杨勇的冷淡，林彪又气又恼，于是他便开始对杨勇和北京军区的工作横加指责，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北京军区。“文革”开始后，杨勇也就劫难难避了。

        1967年1月，杨勇遭到批斗。不久，他就失去了人身自由。林彪一伙对杨勇进行了不择手段的审讯逼供。杨勇白天被押去劳动，晚上则被连续审讯，整得他精疲力尽。专案组一伙人还在肉体上折磨他，在炎热的夏季里把一个200瓦的大灯泡始终挂在他的头上，烤得他儿度昏晕过去。

        更为卑鄙的是，专案组竟然诱逼杨勇自杀。他们对杨勇进行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后，公开地留下绳子和安眠药，企图让杨勇选择自杀。但是杨勇心中非常清醒，他告诫自己决不能轻易去死，他要顽强地与对手最后的疯狂进行斗争。

        杨勇的顽强令专案组又急又恨又无可奈何。这些甘做人渣的打手们如果稍稍认真了解一下杨勇的性格及历史，也许就不会在杨勇面前现丑了。

        杨勇被关押期间，他时常反思自己的人生道路，反思后他更是坚定自己的信念，认为自己无愧于党和人民，这就更加坚定了他与林彪一伙作斗争的勇气。

        杨勇的勇敢和忠诚在党内有口皆碑。毛泽东也没有忘记他。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没有看到杨勇的面孔，就问道：“北京的杨勇是怎么回事？……这些人总还是有功劳的吧！”

        “九大”闭幕后，周恩来总理在几次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努力“解放”一批老干部。杨勇的妻子林彬当时下放到宁夏平罗干校，她闻知毛泽东在“九大”上关于杨勇的讲话后，就和孩子们商量，让准备回京结婚的儿子杨小平出面去见见父亲。

        杨小平回到了北京，找到专案组，提出要同父亲会面的要求，专案组的人用“我们无权答复”的理由拒绝了。

        林彬着急了，她写信给了当时在位的李先念，请李先念将信转给周总理。信是这样写的：

        我是杨勇的妻子，在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工作，是第一批下放到宁夏平罗‘五七’干校的。当时留下两个年幼无知的孩子，实在放心不下。这次我来北京决定把他们也带到宁夏去劳动锻炼，以后是否再冋北京，何时能回北京，就很难说了厂。为此，在我和孩子离京前，想见见久别而又不知下落的丈大，恳求予以批示。

        这封字里行间饱含泪水的信转到周恩来手中后，周恩来亲自过问此事。这样，专案组只得派人通知林彬：杨勇在石家庄，她可以带孩子前去探望。

        林彬和孩子探望杨勇过后，林彪一伙又把杨勇转移到北京军区的裴堡农场继续关押。直到1970年4月，才宣布恢复杨勇的军籍，但仍未解除对他的看管。

        一天，杨勇在活动中意外地摔倒，腿部骨折了。兩于未做及时处理，加之腿断后连续活动，伤口处感染，高烧不退，不得不送往石家庄和平医院做手术。

        尽管杨勇已处于这般境地，专案组仍是如临大敌，对其戒备森严，派专人押送他去石家庄。幸好负责看护杨勇的小姚是一位善良的战士，他悄悄地给远在大西北的林彬发了电报，将杨勇的情况告诉了林彬。

        林彬接到电报后预感到杨勇会有危险，于是急赴石家庄。果然，林彪的手下人已在预谋利用给杨勇做手术进一步迫害他。林彬的突然出现，使专案组的人慌了手脚，他们气势汹汹地逼问战士小姚，问他是不是泄露了消息。

        杨勇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说：“有什么事找我，追问一个小战士干什么？”

        专案组的人被斥得哑口无言。他们不愿放弃这次谋害扬勇的机会，硬逼着一名缺乏手术经验的年轻医生给杨勇做手术。杨勇心中明白，这个匆匆决定的手术里面一定包含着阴谋，他正在为难之时，收到了林彬从北京拍来的加急电报，告诫杨勇千万不要做手术。林彬是在见到杨勇后，旋即赶到了北京，去找周恩来求救的。关键时刻还是周恩来伸出救助之手，他亲自下令将杨勇接到北京进行手术。

        林彪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后，杨勇才获得真正的解放。几个月后，在周恩来的提议下，杨勇被任命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1973年5月下旬，杨勇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准备召开党的“十大”、批林整风和经济计划等问题。

        会议结束前，周恩来找杨勇谈话，告诉他，中央决定派他去新疆担任军区司令员和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问杨勇有什么意见，身体能否吃得消。

        杨勇表示服从组织分配，身体也还可以，只是多年没搞地方工作了，在地方兼职怕难胜任，可否免兼区党委第二书记。

        周恩来解释说：新疆战略位置重要，又是少数民族地区，情况复杂，加上原来林彪一伙的干扰破坏，地方和军队的局势都不够稳定，需要派一位有威望、有水平、善于团结人的老同志去，尽快把局势稳定下来。对于杨勇的兼职，中央是经过充分酝酿和慎重考虑的。

        杨勇听后，郑重地向周恩来表示：“一定竭尽全力去工作，绝不辜负中央的期望。”

        不久，中共中央发出杨勇任职通知：“调杨勇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新疆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第二书记，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委员、常委、副主任。”

        杨勇接到命令后，于6月4日带着秘书、警卫员轻装飞赴新疆。当天晚上，在自治区、军区两个党委召开的常委联席会议上，杨勇牢记周恩来关于首先要搞好民族团结的指示，谈了自己的意见：“无论足搞建设还是打仗，离开依靠群众这一条不行。在新疆，要依靠新疆的1100万人民，特别是要依靠700多万少数民族的人民。我们一定要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搞好民族团结，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基础。”

        6月下旬，杨勇陪同来新疆检查工作的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达下基层搞调查研究。在天山南北绕了一圏，同李达副总长边看边议，杨勇对新疆的建设问题有了腹案。杨勇说，新疆建设要重点建设好“一个巴掌、五个指头”。巴掌就是天山，五个指头是喀什、伊犁、博乐、塔城、阿勒泰。要把天山搞活，就要修筑横越天山的公路。

        杨勇的这一建议和设想，在军区党委常委会上获得一致通过，并决定把修建“两路”的建议报告中央。1973年7月27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新疆的报告。

        杨勇在会上详细汇报说：“把南北疆的交通搞通畅，对经营天山、依靠天山、搞活天山，对发展新疆的经济建设是非常重要的。独库公路如果修通，平时南北疆的公路运输就不需绕经乌鲁木齐和大河沿，远程可减少420公里。修通大河沿至库尔勒的铁路，对加速后方建设，开发南疆地区意义都很大……”

        听完杨勇的汇报，周恩来舒心地笑了，他许多天没有这样高兴过了，兴致勃勃地对大家说：“果然不出所料，杨勇一到新疆就有大动作，提出了修筑天山公路和南疆铁路。此事拖了十年，确实不宜再耽搁了。”

        显然，杨勇的汇报，慰藉着周恩来那颗为国为民的心，他多么想尽快把新疆的建设搞好啊。现在有了杨勇这员干将，他的愿望可以实现了。

        林彪一伙倒台了，但江青一伙还把持着重要权力，中国当时的局势仍然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1974年1月底，江青在北京召开“1.24”、“1.25”大会，批林批孔批走后门，向周恩来、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发难。当时在中央读书班学习的自治区党委书记司马义，艾买提参加了大会，会后打电话向新疆传回了江青、姚文元等人的讲话。

        “文革”初期惨遭磨难的杨勇，经过和林彪集团的斗争后，政治上更加成熟，他凭着敏锐的目光，很快识破了江青的阴谋。

        杨勇亲自主持了自治区和军区两个党委常委会，他在会上说：“我们新疆无论如何不能抓孔子的‘徒子徒孙’，不能抓什么复辟倒退的代表，我们新疆没有！”

        在他和新疆大多数同志的抵制下，余疆没有传达江青等人的关于“批林批孔”的精神。

        杨勇对于江青的“指示”精神既不传达，也不表态的举动被人告到江青那里，江青十分恼火。江靑对杨勇并不陌生，杨勇在受迫害时顽强不屈的精神也给江青留下很深的印象。江青希望能拉拢杨勇这样的人物。于是，她给杨勇寄去一封亲笔信，信里还装了几期《国内动态清样》，其用意不言自明。

        杨勇一眼就看穿了江青的心思，他要求秘书把这封落款是“江青同志处”的信退回中央办公厅。

        江青仍不肯罢休，她又给杨勇寄去了一包材料，里面有她的亲笔信，大意是：新疆一位作者写了一首长诗寄给她，但不能公开发表，请杨司令员能亲自找到该作者退回该诗稿。

        其实，这位作者本人就在北京，而且江青也知道，她这样做无非是想指派一下杨勇，让杨勇为她效力。

        杨勇根本就不理这个茬，他指示办公室主任将诗稿以外的材料全部退给了江青。

        1975年国庆节前夕，杨勇和妻子商量把董必武的夫人何莲芝、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甘泗琪的夫人李贞四位老大姐请到新疆来游览散心。

        杨勇的女儿领着几位老前辈在新疆各地游览，几位老大姐离开了北京沉闷压抑的环境，感到特别舒畅和兴奋。

        —天，杨勇陪几位老大姐看电影，他要求把两部片子拿出来放映。办公室的同志有些犹豫，说：“这两部片子还没开放，如果一演，传出去会惹出麻烦的；请几位老大姐来新疆已经有人风言风语了，有人已经向北京告状了……”

        杨勇一听就火了，说：“怕什么？主席不是讲要调整文艺政策吗？他们禁演电影，还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用怕，有事我顶着。”后来，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这件事又成了杨勇的一大“罪状”

        面对当时国内政治风云变幻，面对江青一伙嚣张的气焰，杨勇内心沉重，为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担忧。虽然他人在边疆，但时时关注着首都北京的动态。他也十分渴望能与一些昔日的老战友见见面，在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危急关头尽快交换一下意见。

        陈锡联是杨勇的老战友，当时所处的地位举足轻重，江青一直设法拉拢陈锡联，杨勇为此很为老战友担心，一直在寻找机会想和陈锡联交流一下思想。

        机会终于等到了。新疆自治区成立20周年庆祝活动时，陈锡联率代表团来了。杨勇抓住机会与陈锡联彻夜长谈，他对党和国家的忧虑，对老战友的担心，都得到了满意的答复，他为陈锡联仍然保持清醒的头脑而激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男儿有泪不轻弹的杨勇，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不禁潸然泪下，他含着泪水召集两个党委常委开会。

        会议经过讨论，提议三点请示中央，即：1、治区党政军联合召开追悼会；2、派出新疆代表闭去北京参加追悼会；3、以自治区党委和军区党委的名义，在北京召开的追悼会上敬献花圏。

        报告电发北京后，中央治丧委员会很快答复说不行，说按中央的通知精神办。

        当时中央的精神就是不让全国各地举行追悼活动。杨勇得到消息后十分气愤，他不顾风险，指示区党委办公厅和军区党办，再次分别请示中央治丧办、国务院和军委有关部门，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请示送上去后，又未获批准；于是再请示……如此反复了几次。

        最后，杨勇拍案而起，对手下人说：“不批是他们的事，我们做我们该做的。军区先走一步，在司令部礼堂开追悼会；然后是自治区开。就这么定了，不要再请示了，追悼总理犯什么罪？”

        1月14日，在北京召开追悼大会的前一天，新疆军区机关召开了追悼大会，杨勇等军区首长带领机关全体干部战上佩带黑纱排队缓缓走进会场，向周恩来遗像致敬默哀。

        由干杨勇态度坚决，“四人帮”控制的中央治丧办的几不准，在新疆不起作用了。继新疆军区召开追悼大会后，自治区机关和各地区、各单仪也相继举行了悼念活动，以寄托对周恩来的哀思。

        “四人帮”被打倒后，杨勇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谋长。1978年的一天，他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文章，阅读过后立即感到这篇文章的分量。他放下报纸，当即打电话给当时的副总参谋长兼总参政治部主任迟浩田，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是一个带有方向性的重大理论问题，我们军队不能回避，应该认真学习和讨论！”

        于是，总参在全军率先举行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

        1982年10月，杨勇再次病倒了。

        11月6日，杨勇在临终前一个月请假从医院里出来，他不为别的，只为去主持研究战备问题的会议，这是他临终前对党和国家作出的又一次贡献。

        死亡，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可怕的，但对杨勇这位忠勇战将来说，面对死亡他没有一丝一毫的畏惧。他从容地面对一切，把自己仅剩下的日子安排得井井有条。

        他对旁人说：“医生说我还能活30天到60天，在这一两个月里，就按45天算，除去最后10天脑子可能不清楚，最后5天用来处理一下个人的事，我还有30天时间可以用来工作。”

        听了他这香话，人们禁不住都热泪盈眶。这位奋斗一辈子即将耗尽人生的勇将至死都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11月底，宋任穷来看望他，他乐呵呵地对宋任穷说：医生说我还能活两个月，现在我还剩下一个月了。

        12月底，杨得志前来探望他，他拉着杨得志的手说：“告诉医生不要再用药了，不起作用就浪费了。我不愿拜浪费国家和人民的钱了！”

        12月3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前来看望他。杨勇望着自己的表弟，满含热泪，用微弱的声音说：“你的担子很重，不要再为我浪费时间了。你可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呀！”

        1983年1月6日凌晨1时，虚弱的杨勇把全家人召唤到床前，说：“我这一生没有什么遗憾的，党对我很好，我也无愧于党。我死后，你们要靠自己去生活，不要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啊！”说完这段话不久，他就与世长辞了。

        杨勇走了，人们却永远记住了他，记住了这位出生人死、战功卓著的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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