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陈再道跟毛主席干了大半辈子革命，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都未曾动摇过，为何这时却感到跟不上了？他百思不得其解

        陈再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中名气是很大的，这不仅仅是他在战争年代时期作战勇敢而闻名，还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武汉爆发的“7·20”事件而引起了全中国的震动。他作为武汉军区司令员，被人诬陷为“兵变”的“头目”，被罢免了职务，差一点丢掉性命。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后，全国形势逐渐走向混乱。1967年2月8日，武汉的激进派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公开反党反军。武汉军区2月18口发表了《严正声明》，驳斥激进派的声明。军队卷入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个悲剧，但在当时的中国，找不到一块安宁的绿洲了。

        在武汉地这，当时的群众组织分为两大派。拥护武汉军区《严止声明》的组织，于5月16日成立了号称拥有120万人的“百万雄师”。“百万雄师”实际上集纳了反对根本上否定湖北省委、武汉市委的许多人，他们在政治倾向上与武汉军区比较一致，为武汉军区所支持。

        “百万雄师”成立后，在一系列问题上与激进派发生冲突。冲突的焦点是：“百万雄师”拥护军队，而激进派要揪出“武老谭”（即“武汉的谭震林”）。两派的矛盾不可调和，以致武斗不断。“百万雄师”人多势众，又有军区支持，激进派人数虽少，却有北京“中央文革”的支持，“中央文革”既然要指导各地全面夺权，就不可能支持武汉的“百万雄师”。

        在7月20日以前，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各级党政机关早巳瘫痪，大批领导干部被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学校停课，工厂停工，武汉军区机关经常受到冲击。1967年3月以后，林彪多次对吴法宪等人说，“要把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吴法宪多次给武汉军区空军刘丰等人打电话，要他们不要听大军区的。

        4月16日，江青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说出了“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这一下武汉的激进派有了尚方宝剑，他们当即提出“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号，公开绑架批斗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谩骂、围攻和殴打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指战员，激起武汉军民的愤慨。今“百万雄师”特别不满的是，支持“百万雄师”的武汉军区领导人被认为犯了“路线错误”，照此推理，“百万雄师”就是“保守派”了，而在当时，保守派等同于反动派。

        7月14日，谢富治、王力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从四川到达武汉。他们违反周恩来关于中央代表团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四处活动，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加剧了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引起了“百万雄师”和支持“百万雄师”的军队同志的很大反感。7月19日，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武汉街头。

        7月19日下午，武汉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

        一开始，谢富治、王力商定，由谢富治出面讲话，王力就不在会上讲话了。

        可是，等到谢富治讲完话，王力大概嫌谢富冶的讲话不够劲，又即席发表一通他的高见。他用教训人的口吻，指着陈再道这些战将们说：“看来，你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因此，我只好像给小学生上课一样，从一年级的第一课讲起。”

        听到王力这话，会场内许多干部被激怒了。他们有的欲起又止，要站起来质问王力；有的欲言又坐，想即刻离开会场；有的怒目而视，想看看王力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

        坐在台上的王力，似乎没觉察到这些，没完没了地讲了起来，一直讲得嘴角流白沫，一直讲到夜里11点多钟才收场。

        王力讲完活以后，军区还得连夜向下级传达他和谢富治的讲话。军区机关还没传达完，“百万雄师”一部分人已经在汉口举行游行示威了，以示抗议。另有一部分人乘坐着几十辆拉响警报器的消防车、上百辆大卡车一起涌人了军区大院。他们愤愤不平地质问军区：王力为什么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又凭什么把几个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

        现场指挥者对中央文革小组派驻武汉的记者说：我们要当面向谢副总理、王力同志质问“百万雄师”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武汉军区是不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如不答复上述问题，有可能明天全市罢工，我们要在军区呆一个月。

        20日7时许，“百万雄师”代表200多人和一些战士到武汉东湖谢富治、王力的住处，要王力到军区大院去回答问题。王力赖着不走，“中央代表团”带去的北航“红旗”等造反派又气势汹汹地辱骂群众。群众忍无可忍，把王力抓出来塞进了汽车，拉到军区大院4号楼，要王力回答问题。

        7月20日上午，“百万雄师”出动数万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在武汉游行。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市人武部和省军区独立师近千人参加了示威游行。独立师几百名士兵全副武装，带“百万雄师”袖章，枪上刺刀，在汽车上架起机枪，与“百万雄师”一起行动。武汉三镇，工厂停工，交通中断，街道堵塞，到处是反对谢富治、王力的口号声。

        7月21日，“百万雄师”在武汉再度举行大规模游行，出动卡车400多辆。黄石市也来了30多辆卡车参加游行。“百万雄师”还收到湖北20多个县、市的声援电，得到了陕西、辽宁、四川一些群众组织的声援。

        7月21日，在武汉大街上出现这样的大标语：“毛主席受了蒙蔽”，“打倒谢富洽”，“打倒王力，打倒戚本禹”，“打倒张春桥，江青靠边站”，“谢富治从武汉滚出去！”……

        7月22日，四川成都的一个红卫兵组织又给陈再道发来了致敬电，电文中说：“最敬爱的陈再道同志，我们坚决支持您老人家的伟大行动，希望您用您现在的权力……一不做，二不休，为革命先烈复仇，为成千上万被游街示众、被残酷斗争的革命老干部复仇，把这些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世界上空前的独裁分子从地球上消灭……”

        在“7·20”事件中无能为力的陈再道这时候一下子被一些人推到了最前台，他走不脱，躲不开，更令他不安的是独立师的宫兵端着枪上了大街，部队又是支持“保守派”反对“中央文革”的，这岂不是让人抓住把柄了吗？

        当年震惊全军全国的“陈再道搞兵变”就由此而来。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武汉“7·20”事件并不是陈再道组织的。事件的爆发，固然是由谢富治、王力公开支持一派压一派所引起，但主要的是广大军民把对上百万人参加的群众组织打成“保守派”不满，对否定武汉军区对他们的支持不满。“百万雄师”不能说没有缺点和错误，不能说没有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不能说没有派性，但是“百万雄师”的主要方面是在实际上保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他们认为建国后17年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成绩不能一笔抹煞。所以问题的实质乃是广大群众对“中央文革”全盘否定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不满。这是人民的意愿。

        武汉军民游行反对王力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北京。

        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深为武汉的事态担忧，他当即放下要处理的事，亲自来处理武汉问题。

        7月20日下午，周恩来乘专机从北京起飞。在飞行途中，林彪集团成员、当时的空军司令吴法宪欺骗周恩来说，陈再道派部队包围了王家墩机场，要劫持周恩来，专机不能在那里降落。需在山坡机场降落。山坡机场距离武汉60多公里。周恩来走下专机时，吴法宪已指使武空某军的领导以搞什么“反兵变”为名，紧急调来了空降部队，提前占领了山坡机场。

        周恩来走下飞机时，看到的是一片刀光剑影，但他不以为然，仅带着随身的两名卫士，即登上汽车赶往武汉，把秘书和中央警卫团的领导以及两个中队的警卫部队都丢在了山坡机场。

        周恩来一到武汉，就让武汉军区赶快把王力找回来。陈再道等人理解周恩来的良苦用心，他一心想尽快把武汉局势稳定下来。

        可是，王力这时却不见踪影了。

        他这时并不在“百万雄师”手里，“百万雄师”揪他时只是和他辩论，没多久他又被部队护送回来。但曾经不可一世的他却被群众的激愤情绪吓慌了，躲到了武汉小洪山部队营房，后来又被林彪的爪牙转移到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

        王力终于被“找”到了。7月22日下午，谢富治、王力飞回北京，林彪、江青等人组织了数万人，到西郊机场欢迎这两位“英雄”。

        本来，周恩来乘坐的专机比谢富治、王力乘坐的飞机约晚起飞半小时。但林彪、江青极为卑鄙，通过吴法宪操纵，让周恩来的专机提前飞到北京降落，这样就逼迫周恩来参加他们搞的欢迎仪式。

        当天晚上，由林彪亲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全体参加，听取了谢富治的所谓汇报。林彪根据谢富治的汇报决定：把“7·20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处理“7·20事件”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以中央的名义调陈再道、钟汉华进京，看陈、钟敢不敢来，如果不敢来，就证明陈、钟有问题。第二个步骤，起草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

        中央文革小组随即向各地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的武装游行，声讨“7·20事件”。

        从此，开始了一场全国性的规模空前的舆论大围剿，为“揪军内一小撮”拉开了序幕。

        7月23日凌晨3点钟，陈再道接到以中央名义发来的一份电报，要他和钟汉华等人立即去北京“开会”。

        当他看到这份电报时，心情反倒平静了许多。他坚信是非曲直一定会搞清楚的，他要以一个老兵的赤诚去承受即将到来的一切！

        离开武汉时是在子夜时分，登上飞机的舷梯，站在机舱门口，陈再道回首再一次眺望一眼他熟悉的城市，只见武汉上空的灯光，犹如千万双眼睛，远远地向陈再道投过来，各自向陈再道诉说着什么。面对这千万双眼睛，陈再道似乎理解了他们的诉说，默默地点了点头，快步走进舱门。

        在机舱里，陈再道等人按照不准随便交谈的规定，各自坐在座位上想心事。一开始，陈再道觉得脑子里乱糟糟的，自己也不知想了些什么，渐渐地，他的脑海里浮现出几次与毛泽东谈话的情景：

        建国之初，陈再道在河南军区任司令员，军区机关的所在地是当时的河南省省会古城开封。1952年10月的一天，陈再道们接到一个紧急通知，说毛泽东视察黄河，路经开封，要停留几天。省军区要作好接待工作，特别是安全保卫工作，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那时候，古老的开封百废待兴，毛泽东住在哪里为好，陈再道考虑再三没个合适的地方。最后，陈再道决定自己从红洋楼搬出来，让毛泽东在那里下榻。这座两层的红洋楼，是解放前一个外国人修建的。这在当时的开封来说，算个条件不错的住处。

        毛泽东来到开封后，住进了那座红洋楼。而陈再道的临时住处与红洋楼的距离很近，所以陈再道常到红洋楼去看望毛泽东。

        第一次与毛泽东直接接触，就给陈再道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交谈中，毛泽东问陈再道的出身，问陈再道的经历，问陈再道的工作，陈再道都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听了以后，情不自禁地对陈再道说：“你这个放牛伢子，现在当了司令，可真不简单！我知道，你是一员战将！”

        1956年6月，陈再道调到武汉军区一年之后，毛泽东来到了武汉。

        毛泽东这次来武汉，二次横渡了长江，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一词。陈再道这个平时不爱读词的人，也记住了“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名句。

        一天，陈再道等人陪毛泽东游泳回来，大家坐在汽艇上休息、交谈，毛泽东穿一件毛巾浴衣，谈笑风生，兴致极高。

        有一位陪同人员拿起一只苹果，刚抓起水果刀要削皮，被毛泽东看见了，示意不要削皮。毛泽东十分亲切地对众人说：“我告诉你们，吃水果的时候，最好不要削皮，把它洗净就可以了。如果你要削皮，也要薄薄地削一层，因为靠皮和靠核的果肉，是最有营养的。”

        从那次以后，当吃苹果的时候，陈再道就想起毛泽东的话，很少再拿起水果刀子了。

        1961年9月间，在武汉的毛泽东陪同应邀前来中国访问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乘坐汽艇游览长江沿岸风光。陈再道和湖北省的负责人也陪同登上了汽艇。

        毛泽东看见陈再道走过去，向蒙哥马利介绍说，“这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他是农民出身，没读过书，打仗很勇敢。”

        蒙哥马利听了，捤住陈再逍的手，那注视的目光中，似乎带有几分奇异……

        陈再道记得，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一年的夏天，陈冉道和许世友、王建安等人去北京参加一个会议。有一天，他们相约去看望毛泽东。在中南海毛泽东住所的游泳池旁，毛泽东接待了陈序道几个人。谈话之余，陈再道耐不住夏日的酷热，也没同毛泽东打招呼，就跳进了游泳池。

        在座的其他人见状都愣住了。尽管他们热得大汗淋漓，可谁也没有跳进游泳池，大概他们觉得在毛泽东面前不能这样。

        而毛泽东却毫不在意，站在池边看陈再道游了一阵，随后对在座的几位上将说：“我也要下水了。”说完，他笑容满面地进入了游泳池。

        那一天，毛泽东兴致很高。游完泳，还留下陈再道等人一起吃饭。

        当年的毛泽东，多么平易近人啊！

        可是，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这么个搞法呢？陈再道跟毛主席干了大半辈子革命，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都未曾动摇过，为什么现在却感到跟不上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陈再道百思不得其解。

        7月24日凌晨3点钟，陈再道等人乘坐的飞机到达北京，汽车把他们接到京西宾馆。陈再道和钟汉华住在第9层。

        陈再道到北京之前，周恩来为了保护陈再道等人，提前做了许多工作。他嘱咐宾馆的工作人员，要遵守纪律，要注意保密，并且增派了警卫部队。

        而林彪、江青等人，搞的是另外一套。陈再道等人到京的当天，他们就来了个“当头炮”。

        这天上午，北京文艺口的造反派，声称要“找陈再道辩论”，几百人冲进了京西宾馆。傅崇碧一见情况紧急，立即派人把陈再道等人叫出房间，让陈再道等人藏进了电梯。尔后，把电梯开到两层之间停了下来。

        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担心陈再道等人被抓走，就叫傅崇碧把造反派弄走。傅崇碧如实说，造反派不听我的，我没办法了，看谢富治有没有办法。

        于是，周恩来又找谢富治，要他动员造反派撤出京西宾馆，保证陈再道等人的安全。周恩来还十分严厉地说：“我不管了，如果他们出了问题，你们去向主席交待！”

        周恩来找谢富治，正好找到了“系铃人”。谢富冶一出面，造反派很快就撤走了。

        同时，周恩来还打电话给吴法宪、戚本禹，要他们分别做“三军造反派”和北京文艺口造反派的工作。但是，吴、戚不仅不做工作，吴法宪还给周恩来回电话说：“三军造反派要求批斗陈再道、钟汉华等人。”因此，在北京文艺口造反派撤出京西宾馆之后，“三军造反派”又很快包围了京西宾馆。其速度，如同部队换岗一样。这个行动，实际上是林彪派叶群通过吴法宪等人布置的。叶群对吴法宪说：“插红旗，占位子、静坐游行示威，连续搞它几天”。

        为了给“三军造反派”撑腰，叶群还让林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参加“三军造反派”的游行示威。她甚至还亲自出马，邀集江青、关锋、戚本禹等人，到京西宾馆来“观阵”，让各总部、军兵种负责同志陪同，乘坐几十辆小车，围着京西宾馆兜圈子，以表示对“三军造反派”的支持。

        陈再道到京的当天，也就是7月24日晚上，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们，为执行林彪的“第二步骤”，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研究对“7·20事件”的宣传口径问题。

        最后，会议作出决定：各种报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字，只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要在报刊上公开点名；在7月25口下午，召开百万人参加的欢迎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回京”。

        7月25日下午3点钟，距离召开欢迎大会还有两小时，林彪又打电活通知中央文革小组，说：“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这个欢迎大会，实质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同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所以，我觉得参加利多。”

        江青、陈伯达、姚文元、关锋等人，听说林彪要亲自出席欢迎大会，欣喜若狂。关锋等人还建议，为了“壮大声势”，还应把在京汇报的黄永胜、冼恒汉等人参加欢迎大会。

        林彪非常赏识关锋的意见，情不自禁地夸奖说：“关锋同志的意见很好，应当壮大声势，并使这个声势扩大到全国去。”

        这天下午4点多钟，林彪让工作人员扶着，上气不接下气，好不容易爬上了天安门城楼。

        此时，江青已经先到了，互致问候之后，林彪对江青说道：“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问题。”

        接着，林彪又对蒯大富、韩爱晶等北京造反派头目说：“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向转化。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

        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采取“见缝插针”的办法，同北京造反派头目交了底，要他们行动起来“揪军内一小撮”。

        那时候，蒯大富这些人，以学生“造反领袖”自居，得意忘形，极为猖狂。在大会进行中，蒯大富就问王力：“全国老保如此行动一致，中央有没有黑手？现在，是不是到了要解决军内问题的时候了？”

        王力听了这番活，连连点头，表示同意：“就是，就是。”

        在这次谈话中，王力还有意表示出对叶剑英、徐向前等老帅以及南京、福州军区很不满意。

        于是，蒯大富又问王力：“原4方面军的将领，是不是都听毛主席的话？”

        王力回答说：“有的听，有的不听。”

        蒯大富这种人，既然充当打手，就很会观察辨别风向。当大会上喊出“打倒陈再道”、“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时，他留心观察了林彪的举动，看见林彪举起了表示赞同的手臂，他心中有底了。

        第二天，蒯大富、韩爰晶两人，联合召开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两总部会议，传达林彪、王力的指示。清华“井冈山”造反派，为了“揪军内一小撮”，成立了“对外作战部”和“军事动态组”，准备大干一场。

        林彪等人开完了欢迎谢、王的大会，便要拿陈再道等人问罪了。

        7月26日上午，陈再道等人接到了书面通知：下午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讨论中央给武汉军区常委的复电。

        陈再逍看了这个通知，见通知上居然称陈再道为“同志”，觉得蹊跷了。因为陈再道到京虽然只有两天，但从冲击京西宾馆，召开欢迎谢、王大会等势头看，林彪、江青等人是非要把陈再道打倒不可了。可在这个书面通知上，为何又称陈再道为同志呢？陈再道再仔细一看，才有所领悟。

        原来，在这个通知的下面，还有中央复电的全文，上面有毛泽东的批语，毛泽东在陈再道的名字后面加上了“同志”二字。毛泽东仍称陈再道为“同志”，林彪、江青就不敢删改，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这两个字，休彪等人要整死陈再道，那是易如反掌的。

        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以及各大军区、省军区在京的负责人。整个会议室坐得满满的。

        陈再道一走进这个会议室，就感到会场的气氛不对。在人们的严肃表情中，似乎隐藏着一场“风暴”。实际上，会议名为讨论闷题，实则摆出了斗争陈再道等人的架势。

        陈再道还发现，会议对座位的安排，是颇费一番心思的。武汉军区的座位，分成三排，面朝会场，斜向会议主席台。陈再道和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五人，被指定在第一排就座。

        果然不出所料，陈再道等人一来到座位前，就被勒令站着，就像等待接受审判一样。

        会议一开始，谢富治为了定调子，抢先放了“第一炮”。他急不可待地声言，“7·20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乩”，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

        谢富治的“第一炮”余音未落，吴法宪已在盘马弯弓了。他要射出的这支箭，是有来头的，想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原来就在这天早晨4点多钟，叶群打电话急着找吴法宪，要吴法宪在开会之前同张秀川串连一下。在发言的时候，一定要“涉及”徐向前，让徐向前对“7·20事件”表态，把揪徐向前的“旗帜”抢到手。

        有了叶群的点化，吴法宪一上来就显得气势汹汹，说“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是“镇压革命、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是“刘邓的打手、干将和帮凶，是刘邓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吓人的大帽子扔炸弹一般接连抛出。

        吴法宪在发言中还说，陈再道同贺龙、陶铸、刘志坚都有密切关系，是中国的苏哈托，是现代的张国焘，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是解放军的败类，蒋介石办不到的事情，陈再道办到了。

        就差没说出应该将陈再道枪毙的话了。

        吴法宪的发言，越说越不像话了。在场的周恩来实在是听不下去了，曾经先后二次打断吴法宪的发言，让他讲主要的问题。

        然而，吴法宪仍然信口雌黄，满嘴胡说，骂过陈再道，又对徐向前发起攻击，声言徐向前早在2月份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陈再道不是二反分子，有错误也打不倒。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任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

        在场的徐向前听到这里，实在是忍无可忍，大声说道：“这个话我讲过”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调查了解嘛！

        说罢，徐向前写了条子，递给周恩来，便愤然离开了会场。吴法宪此时就像一条疯狗，乱扑乱咬，他竟然穷凶极恶地窜到陈再道面前，伸手打了陈再道一个耳光。

        在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上扇耳光，这在中国共产党最高层领导会议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场的陈毅、谭震林等人实在看不下去了，也愤然离开了会场。

        陈再道挨了打，仍是据理进行申辩，他说，如果我搞“兵变”，总不能没有几个人吧，总不能不开个会吧？说我搞“兵变”，可以找人对证嘛！

        吴法宪不等陈再道把话讲完，就领着武空的刘丰等人恶狼似地冲了过来，先是撕掉了陈再道的帽徽、领章，接着乂是一阵拳打脚踢。

        周恩来实在看不下去了，当即制止了吴法宪的行动。

        而江青却在事后表扬吴法宪，说吴法宪是造反派，有造反精神！

        当时，陈再道看见康生坐在那里不动声色，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心里想，康生年岁大，又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如果他能讲一讲话，也许能让会议秩序好一点。

        出于这种动机，陈再道就大声喊道：“康老，康老，我是放牛娃出身，快60岁的人了，念我革命40年……”

        没想到，没等陈再道把话说完，康生那张老脸拉长了，恶狠狠地训斥陈再道说：“人可以变！你陈再道不要摆老资格，不要以为毛主席叫你是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30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中央，现在你们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

        不说则罢，一说就定死罪。经过康生这么一说，陈再道成了叛党分子了，毛泽东称陈再道为“同志”的意思，也随着康生的解释完全变了样儿。

        这是一次马拉松式的斗争会，一直开到夜幕降临还没有散。

        本来，按照毛泽东的批语，根本用不着开会进行这样的“讨论”。林彪、江青等人开这个会的目的，就是要进行一次政治测验，看一看在党内、军内还有谁再敢反对他们推行的路线。如果有谁胆敢再站出来反对，其下场就会和陈再道一样，以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

        斗争会后，林彪一伙为挖出陈再道的“黑后台”，唆使蒯大富一批造反派，抄了徐向前的家，抢走了5铁柜机密文件。后来，在周恩来的强令之下，才把抢走的文件全部退回。

        7月26口的斗争会，给林彪、江青等人造成一种错觉，认为他们已经完全控制了局势，可以随意兴风作浪了。于是，他们通过各种宣传渠道、宣传工具，使“揪军内一小撮”的恶流很快在全国备地蔓延开来。一时间，陈再道的名字，成了“军内一小撮”的代名词，到处都在揪“李再道”、“赵再道”……

        当时全国的男女老少，几乎都知道了陈再道的名字，真可谓一夜之间“大名远扬”。

        “揪军内一小撮”，是林彪、江青等人蓄谋已久的行动。早在1967年1月10日，也就是在上海“一月风暴”前夕，关锋、王力等人在某些人的授意下，就摇动着笔杆子，写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报告。林彪看了这个报告后，挥笔枇上了“完全同意”四个字。

        接着，林彪为了补充这个报告，并借机显露他宝贝儿子的独到见解和“天才”，又让林立果写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进一步为乱军夺权造舆论。

        与此同时，林彪还让吴法宪作好准备，“把要揪的人的名单和材料，交给在北京串连的军队院校的学生，由学生们去揪。”

        林彪、江青等人所以要这样做，就是妄图在打倒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领导干部的同时，再打倒一大批军队的各级领导干部，以便把党政军大权统统夺到手。

        他们在处理武汉问题上，从开始就有意给武汉军区出难题，到后来制造出“7·20事件”，就是为了先打开一个突破口，尔后再趁势揪出“军内一小撮”。

        7月22日，王力在回京的飞机上，就对北航“红旗”的造反派说：“这下子，要抓住武汉事件解决‘军内一小撮’问题了。”可见其“揪军内一小撮”的心情是多么急切！

        同一天，林立果等人炮制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以“红尖兵”为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接着，《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等报刊，以声讨“7·20事件”和“揪军内一撮”为主要内容，连篇累牍地发表消息、社论、评论、文章、照片。有人作过统计，从7月26日到8月28口，仅《人民日报》一家报纸就发表、转载：22篇社论。最多的一天，登了四篇文章。

        不仅如此，中央文革小组还下达了硬指标，要求新闻电影制片厂，用“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拷贝”，把《北京支持你》搞出来。新影厂怎敢怠慢，到8月6日，他们把这部片子赶制出来了，用专机送到武汉进行了首映。

        所有这些，在我党的新闻史上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7月27日，林彪、沈青等人，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发表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信中这样说道：

        “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

        “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正在鼓舞着全国。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开始了！”

        发出这封信的同一天，林彪亲自主持会议，宣布改组武汉军区领导班子，由曾思玉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武空的刘丰任武汉军区第一政委。

        8月8日，林彪下令派一架专机，把武汉造反派的头头们，以及连升三级的刘丰等人接到了北京。这些到达北京以后，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吴法宪和黄永胜等人，曾先后两次接见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事后，他们整理了《中央首长接见武汉造反派代表讲话纪要》，这是一份赤裸裸的反军和武斗的纲领，其中说道：

        “武汉出现了反革命叛乱，矛盾暴露得充分，武汉军区和专政机构的问题，都是在这场大风暴中彻底解决了。”

        “中央对武汉军区、人民武装部，都是彻底解决的方针。武汉的‘7·20事件’是个分水岭，它检验一切组织、一切人的政治态度。”

        “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武汉也要建立一支人民武装力量，由左派掌握，把枪支发给左派。”

        从7月21日开始，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和王力等人，就公开提出“文攻武卫”、“砸烂公检法”和“改组人武部”等口号，疯狂地煽动“揪军内一小撮”。那些造反派头头们，犹如一群逐臭的苍蝇，平时到处乱闯乱撞，一闻到适应的味道，便急急忙忙地行动起来。

        欢迎大会之后，蒯大富立即在清华大学召集各地造反派的头目100多人，开了一个“目前形势分析会”。

        会上，蒯大富传达了林彪、王力在天安门上的“指示”，声称现在要解决军队问题，全国都要注意这个新动态。

        跑到武汉煽风点火的北航“红旗”的造反派立即传达关锋、王力的“指示”，公开地叫嚣：“文化大革命一年来，地方上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差不多都揪出来了，中央首长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重心已由地方转向军队，把军内一小撮也揪出来，是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是第三战役，是两个司令部的最后决战。中央用这么大的决心，这么大的气魄处理陈再道制造的‘7·20事件’，就是这个转折的标志。武汉问题的解决，可以说是拉开了序幕，吹响了进军号……”

        在这段时间里，中央文革小组还向武汉造反派的一个头头当面布置了一项“任务”，要武汉的造反派组织，派出一批人马到各地去介绍、推广同军内走资派作斗争的经验。武汉的造反派接受“任务”后，先后派出了几万人次，到全国各地介绍经验，冲击当地的军事机关，到处揪“陈再道式的人物”。

        林彪、江青等掀起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恶浪，迅速地波及到了全国各地，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一些老帅、老将军的家被抄，各地部队系统的许多领导干部，被打成了“陈再道式的人物”，戴上了“军内走资派”的帽子，被任意批斗、监禁、迫害。甚至连公社人武干部、大队民兵干部，也被打成了“陈再道式的小人物”。

        “7·20事件”中上街游行的武汉军区的独立师，被打成了“叛军”。林彪亲自下达命令，取消了这个部队的番号、代号，在东湖宾馆担任多年警卫任务的部队，亦被武装押送到农场进行劳动改造。

        据湖北省委统计，全省在“7·20事件”以后，被打伤、打残、打死的干部、军人、群众，多达18.4万余人。仅武汉市就打死600多人，打伤、打残6.6万多人。如果加上1968年和1969年造反派之间进行武斗的伤亡人数，那就更加骇人听闻了。

        林彪面对各地武斗升级及“全面内战”的局势，又发挥他的特有“才能”，总结出了“打”的“四种情况”，即：好人打好人、坏人打坏人、坏人打好人、好人打坏人。

        依林彪的意思，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好人，报复；坏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坏人，惩罚。总而言之一句话，打，狠狠地打。

        就在林彪、江青等人最得意、最猖狂的时候，毛泽东出来说话了，他严厉地批评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制止了正在全中国蔓延的反军恶流。

        8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由关锋主持起草、王力看过以后经陈伯达签发的两篇社论，内容都是煽动“揪军内一小撮”的。毛泽东看过这两篇社论时已是10天以后了，他感到震惊和愤怒，当即批示这两篇社论是“大毒草”。

        同时，在林彪送审的下发部队的文件上，毛泽东划掉了多处“军内一小撮”的字样，并批示“不用”两个字，退给了林彪的办公室。

        毛泽东的批示下达，林彪、江青等人慌作一团。

        叶群把毛泽东退回的文件，悄悄地锁进了保险柜。然后，让林立果给江青写信，说明“红尖兵”文章中“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是后来别人加上去的。

        江青和康生也找到了“理由”。他们先说《红旗》上发表的两篇社论，是陈伯达负责签发的，主要责任在陈伯达身上。

        后来，毛泽东要追究责任，他们又觉得推到陈伯达身上不妥，江青便改变口气说，不能错误人人有份，不能怪陈伯达，是下面人干的。

        而康生更是出尔反尔，赖得一干二净。他说在请示毛主席时，毛主席只同意开欢迎大会，根本就没有同意过“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声称“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是王力等人私自提出来的。

        就这样，王力、关锋、戚本禹这几个喽罗被打成了“变色龙”、“小爬虫”，被关进了监狱。

        丢卒保车。

        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行径令人憎恨，其下场也是可悲的。所以有人说：凡是当狗、当枪的人最终多是当替罪羊，没有几个好下场的。古今如此。

        陈再道记事起，就常听大人们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定要报！

        陈再道相信这句话。

        1971年9月，林彪等人摔死在异国；1976年10月，“四人帮”成为阶下囚。而陈再道和一大批老将军们终于获得解放。

        陈再道在高兴之余，想起了当年的“7·20事件”，想起了曾遭迫害的湖北、武汉广大军民，心中就有一种说不出的负疚感，觉得自己作为当时武汉军区的领导人，应该在有生之年为“7·20事件”平反、昭雪。

        为此，在以后的几年当中，陈再道曾经多次给中央和有关领导同志写信，陈述“7·20事件”的真相，请求中央重新审查“7·20事件”，尽快地作出为“7·20事件”平反、昭雪的决定。

        陈再道终于还是看到了这一天。1978年7月24日，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联合向中央写了《关于处理武汉“7·20事件”的请示报告》。7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7·20事件”应予平反、昭雪。

        1978年11月28日，在湖北哲会武汉市，为“7·20事件”召开平反、昭雪广播大会。参加和收听平反、昭雪大会的人数，多达1000多万人。

        至此，沉冤11年的“7·20事件”，终于以其本来的面目，昭示人间。

        1993年4月6日，一代勇将陈再道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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