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张国华激越的声音在前线指挥所里响起：“准备打它三千，打它五千。三到五天解决问题。不要怕伤亡。速战速决，务必全歼！”

        1962年，张国华参加完中央召开的7000人大会后，留在了内地养病。长期的战争环境和边疆生活，使他过度疲惫的身躯一直未得到休息。西藏平叛结束，社会走向稳定，他这才有点时间松弛一下身心。

        然而，医院里温馨安宁的生活只过了几天，张国华刚刚放松的心又被吊了起来。中印边境冲突日趋严重，中央领导和军委总部不时传唤他，与其说他在北京治病，不如说他更便利去总部参加会议。

        1962年9月20日，印军越过克节朗河向中国尺冬哨卡攻击，至10月20日我军已有47名官兵伤亡。那天张国华去军委开会，刘伯承憋不住了，在会发言：“不能不打了！打的时候要以雄狮子缚鸡之势来打；不是和他的边防警察部队打，而是和他最好的曾经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标准部队作战。狠狠教训他们一下！”

        张闻华点点头，回答说：“我们已按主席说的边防部队在精不在多作了调整。要打就是泰山压顶之势。”

        刘伯承、贺龙、徐向前几个老帅在一起交换了想法，很快，一支代号为“419”部队的作战指挥机构组成了。

        中央的决心定下之后，张国华准备飞临前线，具体指挥中印边境东段达旺方面的自卫反击战。出发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召见了他。

        毛泽东站在巨幅军用地图前，一手夹着烟，沉思良久，忽然喷出一口浓烟，指着军用地图上印军据点，大手劈了一下，提高声音说道：“扫了它！”

        毛泽东在听说了尼赫鲁最大的王牌是中国不敢打他后，坚定了打的决心。毛泽东一生喜欢碰硬，尤其愿同那些小视他的人斗。

        总书记邓小平侧过脸问张国华：“粮食够不够？”

        张国华回答说：“前几年我们就大办军垦农场。现在光军区生产的粮食就有2000多万斤。”

        邓小平很满意：“好，这是有战略眼光的。”

        总参谋长罗瑞卿更关心军事上的胜负，问道：“你有没有把握打赢？”

        张国华爽快地答应：“有！”

        “根据呢？”

        张国华说：“我们面对的敌人，是印度的王牌军，但比不上蒋介石的主力。他们长期没有打仗，我们却刚刚平叛；他们未到过高山，我们却常住髙山；他们的训练也赶不上我们……”

        会议结束时，张国华的头已疼得要裂开似的，他的高血压病又犯了。但他不吭气，第二天就登上了飞机飞赴拉萨。

        中印边境的争端由来已久。1892年，国力衰弱的清朝政府，为了阻遏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的推进战略，在南部边疆的喀喇昆仑山口树立了一块界石，界石上的铭文宣告：“中国领土自此开始”。

        然时，已将印度沦为殖民地的英帝国并不甘心就此止步，当时的英国陆军少将约翰·阿尔达向英外交部和印度事务部呈发了一份文件和一张地图，公然将印中边界划到了昆仑山一线。按阿尔达划定的版图，阿克赛钦地区、叶尔芜和喀拉喀什河系的上游地区，都将并入印度的领土。阿尔达这一非法的边界划分，不仅当时的清政府断然拒绝，就连印度总督埃尔金勋爵也给予否认。

        关丁中印东段边界，其实早已在一个世纪前的历史活动中就形成了，察隅和达旺都是中国西藏的领地。香火鼎盛的达旺寺是方圆千里内最著名的佛教中心，商业也异常繁荣。1904年，印度总督冠松勋爵授命部下出使拉萨，签订了《拉萨条约》，表示尊重西藏的领土完整。1907年，英俄两国签订的协定中，亦表明双方愿共同承担义务，不插手中国西藏事务。

        但是，到了1911年，英国官员诺埃尔·威廉逊越过中印边界探察西藏的势力，被一个部落的藏人杀害。为了报复，英军进行了四次讨伐，用洋枪洋炮杀死了近千名藏人。1914年4月，英中召开了西姆拉会议，英方代表麦克马洪爵士，狂傲地用手杖在地图上划了一条弧线，将西藏的门隅、济瑜和下察隅地区圈了过去（这一地区面积约9万平方公里），然后逼迫中方代表签字。这就是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

        这条“麦克马洪线”，当时的中国政府没有承认，西姆拉会议只好草草收场。事后就连麦克马洪本人也承认：“谈判未能使中国政府在协定上正式签字，西姆拉会议垮了。”

        1947年8月，印度独立了。这个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国家，在边境政策上同过去英国政府的政策没有丝毫改变。1949年，印度利用了锡金一个地方起义的机会把军队开了进去，使锡金成为它的保护国，而且使锡金对它的依附程度超过了过去锡金对英国的依附关系。同年，印度与不丹签订了条约，把英国指导不丹对外关系的权利接收过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就宣布即将进军西藏。印度的反应十分强烈，新德里以外交照会警告说，以印度为首的一些国家正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国民党政权在联合国的中国席位，中国在西藏的军事行动势必损害这种努力。当然，这份照会无法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紧接着，新德里就提出一项措词激烈的抗议，对西藏遭到“入侵”以及中国使用武力解决它和西藏的关系问题表示遗憾。

        新中国的答复也同样尖锐：“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一个内政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解放西藏人民，并保卫中国边疆。”

        面对着新中国1950年恢复了在西藏的权力的既成事实，印度政府的反应是实用主义的。他们一方面继续执行对中国的友好政策，承认过去西藏与中央在法律上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却下令把印度的行政管辖范围扩展到整个东北边境特区，这就是那块位于“麦克马洪线”南面的部落地带的名称。更有甚者，印度当时还决定：如果中国一旦提出这个问题，印度将拒绝谈判。

        在印度政府公开官布“麦克马洪线”是印度的东北边界的头几年，中国政府为了顾全大局，没有提出抗议。然而，这种忍让被印度当局误认为中国默许他们的做法，于是得寸进尺，把这项政策扩大到边界的其他各段。

        1954年，印度官方地图在东段用实线代替虚线注明“麦克马洪线”为国际边界。印度政府同时还决定，只要有可能，就应该把边境哨所推进到有争议的地方。因此，在中印边境中段和东段，印军的哨所都向前推进了。

        印度在中段向前推进，立即引起中国的不满。1954年7月，中国政府照会印度政府，抗议印度军队侵入中国领土，认为印方的这一行动不符合中印两国互不侵犯、友好相处的原则，而这些原则是刚刚写成条文载入“潘查希拉”协定中的。印度政府却答复说该处领土属于印度，并反过来要中国尊重五项原则，将其人员撤出。

        1959年夏季，西藏发生叛乱。印度政府公开支持西藏叛乱分子，引起中印两国邦交的恶化。双方沿着中印边界调兵遣将，使得两国走向迎面对撞的局面。

        在中印边境东段，康巴族叛乱分子在雅鲁藏布江和“麦克马洪线”之间进行集结，使得中国政府也在这个地区派驻重兵，把军队开到边界上，防止叛乱分子越境进入印度寻求庇护。而在边界的另一面，印度军队却把他们的前沿哨所准进到“麦克马洪线”，在有些地方甚至越过了“麦克巧洪线”。

        1959年8月25日，中印边界争端第一次在“麦克马洪线”上演变为真枪实弹的射击，双方互有伤亡。与此同时，西段的局势也是一触即发。那年夏季，印度政府决定在列城东北的三个地点设置哨所。

        10月20日，3名印度武装人员在空喀山口以南地区，非法越入了中国领土。中国边防人员当即劝告他们立即退出中国国境，但是为他们所拒绝。中国边防人员为了维护袓闻领土不被侵犯，不得不将他们解除武装，予以扣押。

        10月21日，一支70余人的印度军队又在同一地方侵入中国境内，并且无端地向在该地巡逻的中国边防部队进行武装挑衅。印度军队倚仗优势的兵力，分两路包围和逼近人数较少的中国巡逻部队。中国巡逻部队用手势要他们退出中国国境和停止射击。但是，印度军队不理，继续开枪射击。中国巡逻部队再一次向他们作出手势，印度军队仍不理会，反而继续进逼，抢走中国巡逻部队放在附近的马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巡逻部队为了自卫，不得不进行还击。在约两小时的冲突中，印军7人被中国巡逻部队俘获，9人被击毙。

        事件发生后，中国外交部立即向印度驻华大使递交备忘录，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印度政府立即采取措施，防止挑衅事件的再次发生。但是，印度外交部却在10月23日先后向中国驻印度大使馆递交照会和发表声明，歪曲上述事件的真实经过，反诬中国部队侵犯印度领土和挑起武装冲突，企图把发生事件的责任全部推在中国方面。中国外交部在10月24日再次向印度大使递交照会，驳斥印度政府对中国的亳无根据的指控，断然拒绝印度外交部在10月23口照会中提出的抗议，并且重申中国政府在10月22目的备忘录中所提出的严重抗议和要求。

        空喀山事件后，印度总理尼赫鲁给印度各主要驻外使节发去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后来泄漏给美国的《纽约时报》，该报于11月12日公布了它的要点，这就是尼赫鲁认为印度可能不得不使用武装力量把中国军队从他们所占领的“印度领土”上赶出去。

        实际上，尼赫鲁此时已经屡次明示中印之间有可能发生战争。他不断地向印度政界保证说：“印度国防力量已经作好一切准备；为边境而同中国进行一场战争是有可能的，而且如果战争爆发，印度可以获胜。”

        在以后的两年时间里，中印双方进行了多次谈判解决边境争端。两国高级领导人也数次会晤，然而收效甚微。印度政府把中国和平解决边境争端的不懈努力看成是一种软弱，印度人过于自信，认为他们能够击败中国军队。

        1962年10月1日，正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围13周年庆典。当首都北京的夜空鸣响着隆隆礼炮，燃放着五彩缤纷的焰火的时候，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防部作战厅里，正在进行着决定印度命运的作战会议。

        主持会议的是印度国防部长梅农。身为文职官员的梅农，虽然担当着国防部长的重任，但当他面对着一个个肩抗金花、绶带斜挂的将领时，总奋一种情不自禁的压迫感。为了保持自己的尊严，他的看家法宝便是斥责、嘲笑属下的将领们。因此这些将军们对梅农多有不满，可是又不得不感激他，因为梅农不断晋升他们的军衔，同时又大幅度地提高了军饷，特别是将军们的薪金。梅农在任期间，军队的武器装备也得到了改善。尤其是梅农同尼赫鲁之间的极亲密的私人关系，使每一个军官不得不小心翼翼。

        梅农在作了简短的开场白后说：“尼赫鲁总理已前往伦敦参加英联邦总理会议，临行时授权我制定一份将中国军队清除出去的作战计划。我已经指令总参谋部拟定了，这就是‘里窝那’作战计划。下面就请帕列特准将宣读作战计划的文本。”

        总参谋部作战处长帕列特准将摊开文件夹说：“取名‘里窝那’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这是一个地名，意大利的一个港口，二次大战时，总参谋长曾在那里作过战，仅此而已。”

        接着，他宣讲了作战的任务和要点：

        在中印边境东段，要占领塔格拉山脊，将中国军队赶出塔格拉山；

        在中印边境西段，要拔除中国军队的21个据点，占领全部有争议的阿克赛钦地区；

        为了加强东段的军事力量，拟在最快的时间内组建特种部队第4军，考尔中将亲赴东北边境指挥并兼任第4军军长；

        进攻的准备，要在10月10日前完成。

        印军的第一步行动是把哨所推到中国警戒哨所前方，如果看到中国没有动作，第二步再把哨所推进到中国哨所的后面，切断中国哨所与主阵地的联系，若中国还没有动静。印军就实行第三步了，把中国的哨所拔掉。

        在这决定国家命运的时刻，印度的前陆军参谋长蒂迈雅却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若是中国军队打败印军的进攻，而且趁势反击过来，消灭全部边境部队，再趁势追击，攻占新德里怎么办？

        然而，他除了从第23军军长辛格中将那饱含同情目光中得到些安慰外，其他人都是漠然的冷眼和嘴角的蔑笑。

        他无可奈何地站了起来，颤抖无力的手无意间碰翻了茶杯，茶水溅到了参谋局长考尔中将笔挺的军服上。

        考尔惊呼了一声，愤愤地说：“老精怪，早下台了，还啰嗦什么，不知羞耻！”

        蒂迈雅仿佛没有听到，说：“部长先生，快从梦中醒来吧！中国军队并非不堪一击，也不会永远不还手。想想蒋介石的800万军队，想想朝鲜战场上的美8军，想想刚刚被镇压的西藏军队！我不想说，可我不能不说：中国军队要胜过我们百倍！”

        这最后一句，激怒了在座的全体高级将领，顿时，椭圆形的会议桌上响起一片责骂声：

        “你不配当军人！”

        “卖国贼！”

        “滚出去！”

        ……

        蒂迈雅被赶出了会场。

        他走了以后，作战厅里反而沉寂下来，许久没人发言，蒂迈雅的预言，仿佛将在座人的心都冻僵了，凝固了。这些狂傲的印度将领们不愿想象可能出现的败局，也不敢想象。

        在这群印度将军中，考尔中将是最为狂热的一个。召开作战会议的第二天早晨，他就飞往提斯浦尔，指挥第4军。10月8日，考尔揭开了“里窝那”作战行动的序幕。他命令拉加普特联队和廓尔喀联队从章多开下来，加入沿河的其他部队，开往拥错山口。这个山口在塔格拉西面约1.6公里处，高达4800米。考尔命令他们到达那里后，要在中国部队背后建立控制对方的阵地。

        对考尔的这个命令，第4师师长普拉沙德和该师第7旅旅长达尔维提出了异议。他们指出，部队没有冬衣，也得不到给养，在3000米髙的地方，无法生存下去。而且如不给予一定的炮火掩护，拉加普特联队在中途就会遭到歼灭。

        考尔完全漠视他们的意见。但他同意在大部队行动之前，先派出侦察队，并说侦察队应立即出发，找好最合适的渡河点，并于第二天拂晓掩护大部队的行动。

        也就在这时，张国华带病回到西藏。

        10月13日，张国华到达拉萨的当天，军区就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先由军区参谋长王亢传达中央指示：

        “这次作战像平型关战斗一样，意义重大。打得要狠，打死了还要再踩他两脚。中央确定，前面靠西藏军区指挥，有关战术上的部署调整等事宜，均由张国华司令员决定。过去总部规定在50米以外不打枪不再执行。”

        参谋长讲完后，张国华站起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他学得惟妙惟肖，包括毛泽东的手势、毛泽东的神态。最后他讲了自己一直想说的话：“事关重大，影响深远。我的决心是：准备干掉他1300人，根本不要考虑伤亡。我们始终保持4个大团满员，打一个补一个……为了加强指挥，我们都可以下去；必要时，副司令员可以到团里去指挥。”

        张国华环视会场，话语里充满了鼓动性：“现在是非常时期，一切都要围绕打仗，一切服从前线，把自己担负的责任落实下去，负责到底。现在北京就看我们的了，是共产党员表现的时候了！”

        会后，他问自治区的侯杰：“你在24小时内为前线运送50车炮弹，有问题没有？”

        侯杰面有难色：“190公里呀，路况你也清楚……”

        “现在是非常时期，我知道你有办法。”张国华目光盯了一下侯杰。

        这一盯，侯杰他们只用了10多个小时就把炮弹送到前线。

        13日开了紧急会议，15日张国华就去了前方指挥所。路过簿山口时，他被正在那里集结待命的154团的几名干部认了出来。消息传开，山坡上一片欢呼。张国华抓紧时间和干部们说几句：“你们要拿出在解放战争时期打国民党军队主力整编11师的劲头来，这样才能打败印军的王牌第7旅。要有马一样的快速，又要有牛一样的耐力！”

        战前指挥所的气氛是紧张的。张国华有时专心研究地图，有时离开地图踱着步子深思。“慎重初战”是个很不好驾驭的车头，初战必胜又是最起码的要求。与印军毕竟是初次交手，它是“太极派”还是“少林派”呢？张国华估计不会有国民党的主力强，但也不能估计过低，要猫当老虎打，像对付国民党的中等部队。

        当时上级有一种意见，为了慎重，初战吃掉敌人1个营即可，这是个很保险的方案。张国华考虑再三，觉得吃掉1个营，不痛不痒，要吃就吃它1个旅！

        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另一位领导时，这位领导颇为犹豫：“这太冒险了！万一……”

        张国华带着询问的神气看着其他领导，他的手不时地摸着脸上的胡子茬。他的目光是锐利的，薄薄的嘴唇和威严的下颏，使他的脸显出一种信心十足的神气。这时，部队的建议反馈上来，155团经过现场勘察，感到打一个点撕开的口子小，敌人很可能从两面侧射和增援，不如采取中央突破，将一下子打三个点。419团政委阴法唐还跑来当面向张国华请求扩大攻击面。听取了这些意见后，张国华宣布：“上下意见一致了。一般来说，应该先打弱的，但由于地形条件的限制，我决心先打强的。打掉敌人主力，敌人的部署就乱了，就容易被我各个击破。”

        有一位领导显得慎重，说仗要打大了，原定的战役发起时间是不是朝后推迟两天？

        这时，阴法唐又代表419团再次进言：战役发起时间不能推迟。

        张国华反问道：“理由是什么？”

        阴法唐回答：“我1万多人进入战场，在森林里隐蔽一天一夜，不动烟火。再推迟两天很容易暴露目标，那里再进攻就没什么突然性了！”

        张国华道：“好！不推迟。让敌人还没穿裤子就当俘虏！”

        当张国华把意见报到中央时，有的领导认为张国华是在冒险。毛泽东在军事上历来高人一筹，他不喜欢墨守成规，肯定了张国华的“冒险”，说：“他是前线指挥员，让他打嘛！打不好重来！”

        方案获得批准后，张国华激越的声音在前线指挥所里响起：

        “现在当面敌人不是1300，而是2500，准备打它3000，如果敌人增援就按它5000打。三到五天解决问题。不要怕伤亡。要打得好，打得快，速战速决，务必全歼。打起来不受‘麦线’约束。打不好是前边人的责任，补给不好是管后勤人的责任。哪个搞不好，就要追究哪个人的责任。”

        张国华又下令多准备些猪肉，把各团电影队都派到前面去，把军区文工团也调到前方，以励士气。

        三天后，也就是10月18日，印军率先发起进攻。

        喜马拉雅山麓，密集的炮弹从印度一方飞向中国的土地，隆隆的巨响，使得群山为之震撼，浓黑的硝烟融入了世界屋脊的稠雾之中。

        印军王牌部队第7旅旅长达尔维准将站在多拉附近一个山头的掩蔽所里，透过窗口凝望着中国的阵地。他好像被眼前的耀眼的爆光和舞动的硝烟迷住了。这是近400门火炮齐射所创造的战争奇观，在中印边界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10月18日、19日，印军持续向中国边防哨所倾泻了1.48万余发炮弹。

        旅参谋长兴奋地跑过来，报告说：“准将阁下，我们猛烈的炮火已经摧毁了中国军队的10多个据点，目前正准备延伸火力，向中国军队的主阵地进行轰击。”

        达尔维面部毫无表情，似乎根本没听到参谋长的报告，他整个身心完全沉溺到面前的战争奇观之中了。

        “旅长……”参谋长以为达尔维没有听清，想把刚才的战果再复述一遍。

        达尔维打断了他的话：“你看到对面哨所里有躲避的士兵吗？你听到中国军队还击的炮声了吗？没有。中国军队早有准备，这是一场外交战，他们在等我们先放第一枪。中国军队的反击，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让达尔维说对了。10月20日清晨，中国军队实施了全面反击。

        清晨5时，两颗照明弹在喜马拉雅山上空腾起。中国军队近500门迫击炮和大炮发出了震天动地的怒吼。曾被战场奇观陶醉的达尔维这次目睹了更为惊心动魄的场面。他这样回忆道：“第一批炮弹在头顶上呼啸而过时，有几分钟我们都吓得目瞪口呆，这种场面与迄今为止的沉寂状态相对照，更令人胆战心惊。双方军队挨得如此之近，以至看来好像是部队发生了一场哗变。”

        中国部队进攻的重点指向印军沿河的中央阵地，廓尔喀联队和拉加普特联队首当其冲。印度阵地一个接着一个被攻克，到了上午9时，沿河的廓尔喀和拉加普特联队全部被歼。

        中国部队接着进攻章多。当时这个要害阵地上只有属于廓尔喀联队的力量单薄的一个连防守，还有两门伞兵的炮。这时他们开炮平射，顽固抵抗，直至全军覆没。

        印度第7旅很快就溃不成军了。旅部通向各营的电话线已被排炮打断。拉加普特联队和廓尔喀联队的通信兵不得不关闭电台，拿起步枪投入战斗。

        张国华制定的作战计划是中央突破，然后占领章多和哈东山口。这两处攻克后，沿河残余印军就会被截住，既不能逃脱，也得不到补给。我军就可以从容不迫地对付他们，或者在印军撤至山口时把他们打垮。这个计划进行得十分顺利，达尔维在面临被截后路的情况下，只能落荒而逃，但最终还是未能逃脱，于10月22日被俘。

        印度王牌军第7旅从此不复存在了。

        中国部队同时在中印边境西段也发动了进攻，猛烈攻击奇普恰普河谷、加勒万河地区以及班公湖地区的印度哨所。印军尽管竭力抵抗，但不是被打死就是被俘。

        印度政府不肯坐视失败的残局，他们又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使东西两段的总兵力增至3万人，计划在11月日发起反击，这样，中印边境战争第二阶段的战斗又开始了。

        印度西部军区把楚舒勒当做关键地带，因为他们预见到如果中国部队攻占列城，那么，在高山之间的斯潘古尔峡谷显然会成为中国军队的通路。因此印军就在楚舒勒以东的山地上建立了阵地，冬天构筑工事条件极其艰苦，封冻的土地挖不动，只好炸开，空气十分稀薄，就是已经能够适应高原气候的部队也只能进行短促的体力活动。连作燃料和修筑掩体用的木头都没有，什么东西都要由部队自己装成小包从山谷下搬运上来，骡子也爬不上这样高的地方，但不管怎样，印军还是修建了一些比较牢固的阵地。

        18日凌晨，中国军队开始对印度的前哨阵地以及河谷中的旅部阵地和机场进行炮击；拂晓时，步兵攻击了山上的印军阵地。重迫击炮、无后坐力炮和火箭炮把挖得不深的印度工事几乎削平。

        中国军队的正面进攻受到了阻击，他们就迂回包抄印军阵地的侧翼和后方，经过激烈的肉搏战，攻下了这些阵地。在一个叫热赞拉的山脊上据守工事的库马翁营的1个连，只有3个受伤的士兵回到了山谷中的营部，其余被歼。

        仅用了5个小时，印军西部军区据守的山头阵地或被攻破，或因无法防守而放弃。中国军队击溃了西段中国领土上所有的印度部队，席卷了楚舒勒以东山上的各阵地，缴获大批军用物资。

        在中印边境东段色拉至邦迪拉的印军集结速度较慢，中国军队发起攻击后，印军即后撤，中国军队紧跟后撤的印军，占领了印军已经修筑好的阵地，印军第62旅旅长霍希尔·辛格开始还能对自己的部队维持控制，当遭到中国军队猛烈射击时，退却的部队挤成一团，陷入混乱状态，全旅就散成了零星小股，分头奔向平原。以后的几天里，很多小股在路上遭到伏击，不是打死就是被俘。霍希尔·辛格准将也于11月27日在普汤被击毙。

        这样，驻在邦迪拉的印军第48旅已成为印度在东北边境特区唯一的有组织的部队。该旅有6个步枪连，分散防守原来由12个连据守的半圆形阵地，因此，阵地上就出现了许多缺口。

        但印度部队是据守在已准备好的阵地上等待中国军队的进攻，同时又有野炮、重迫击炮和4辆轻型坦克的炮火支援；两个增援营中的1个营的先头部队，这时已到达并立即进行了布防，堵住了阵地上的一个缺口。原本这里会进行一场恶战的。也就在这时候，第4军军长考尔从提斯浦尔打来电话，命令第48旅派出一支机动部队解除德让宗的围因。第48旅旅长格巴兹·辛格准将提出抗议说：他的处境并没有变化，增援部队也没有全部到达，再从他的阵地上抽调部队，等于把邦迪拉奉送给中国人。考尔怒气冲冲地断然命令他：机动部队必须在半小时内上路，不管这样做对邦迪拉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印度军队这般拆东墙补西墙，岂有不败之理？

        第48旅从阵地上抽调出2个连的步兵，外加2辆坦克和2门山炮，组成一支纵队，沿着曲折的山道向德让宗方向奔去。这支纵队启程后30分钟左右，中国军队就发动了进攻。已上路的那支纵队又奉命返回原阵地，等他们回来时自己的阵地已被中国部队占领了。

        18日夜间，第48旅开始在鲁巴周围组织防御，这时又接到考尔的命令，要他们再撤到接近平原的伏特山。部队根据命令后撤的过程中，又接到考尔的命令，要他们继续在鲁巴固守！这样，第48旅又根据这个命令折回鲁巴。和白天的结局一样，等第48旅折回鲁巴时，鲁巴周围山上的阵地已被中国军队占领了！

        第48旅只有撤向查库，这是沿公路南下的另一个可能组织抵抗的地方。中国军队跟踪追赶，一直追到了查库。第48旅至此已失去控制，残部分散成小股奔向平原。

        中国军队反击战取得全面胜利，而印度方面是一片恐慌。那个战前十分狂妄的考尔中将，打电话给提斯浦尔地区专员，告诉他有关军事形势十分不妙，吓得那位地区专员放下电话就携带家眷溜往加尔各答。

        地区专员带头逃跑，老百姓是一片混乱。大量的群众，包括从疯人院中放出来的疯子和被释放的罪犯，都拥向码头，等候渡轮汽船把他们运到布拉马普特拉河彼岸。渡船的安全载重量是300到400人，但每次装载都达1000人以上。更可笑的是银行的工作人员竟点火把运不走的钱烧掉，硬币没法烧，他们就把硬币扔进一个湖里，这一下子引来许多老百姓，人们纷纷跳到湖里去捞硬币。

        在阿萨姆邦，民防处长已准备执行“焦土政策”，计划要把该邦一切能炸毁的东西统统炸掉，从提斯浦尔的机场到迪格博伊的油田，都在炸毁之列。除此外还要烧掉茶园，当然一切发电厂、自来水厂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都要炸掉。

        20日早晨，考尔又在他的军部向两名邦政府的部长介绍情况，告诉他们中国部队快要到了，可能在米萨马里进行空降，并很可能对提斯浦尔进行空袭。因此，军部“根据上级命令”正在撤走。

        这位考尔中将大大抬高了中国军队的实力，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空降兵根本就没有派到中印边境。

        就在印度国内一片恐慌之时，中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停止战斗，并将从中印边境东段地区后撤。印度新德里的各大报纸以最快的速度报道这一新闻，一时间报纸成了抢手物。直到这时，印度政府才明白：中国不是要侵略印度，只不过是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惩罚。

        中印边境反击战以中国军队的辉煌胜利而告结束。中国军队在中印边境西段清除了印军全部入侵据点，在东段进到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靠近传统习惯线附近的地区。此战歼灭印军3个旅，另有5个旅的印军部分被歼。击毙印军第62旅旅长霍希尔·辛格准将以下官兵4800余名，俘虏印军第7旅旅长达尔维准将以下官兵3900余名，缴获了飞机、坦克和大量的汽车、枪炮、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

        取得如此大的战果，而中国出动的军队并不多，总兵力与印度参战部队大体相当，约3个师。兵力相当为何会彻底打败对手，除了我军训练有素、战斗力较强外；指挥正确，坚决贯彻毛泽东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战术原则是一个重要原因。我军总兵力不多，但局部作战必集中优势兵力，每战胜之，再转而用兵下一个目标。反观印军，部署分散，处处把守，只能被动挨打。

        中印边境反击战，使我军在和平时期取得了作战的经验。战后，许多战斗骨干被输送到其他部队。1963年，张国华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为中央警卫团抽调了12名参加过战斗的连排长。

        1963年2月，张国华回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身边—位参谋喜滋滋地说：“这次首长要进得（德）胜门了。”张国华怕的就是部队骄傲，说：“你想的是进德胜门，我想的是再出宣武门。”

        秘书接到通知，主席要亲自听张国华汇报。张国华有些发怵：“叫别人汇报吧。”“不行，主席点名要听你讲，说你一直在前线，最有发言权。”

        张国华心里忐忑不安。他知道主席听部下汇报时，最喜次插话提问，即兴发挥。他生怕哪个细节疏漏，对答不妥，只好加紧准备汇报提纲。准备完了，他还觉没把握，就把提纲送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审阅。罗秘书长在上面批了几个字：“此件看了，很好，请照此向中央工作会议汇报。”

        2月19日下午，汇报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当张国华走向怀仁堂讲台时，他那安然自若的神情忽然间又变得紧张起来，好像所有的目光都向他射来，对着他笑。他朝左右一看，自己的座位竟被安排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中间。他也记不得是怎样走到自己座位上去的，只记得紧张得后来反而抛弃了一切杂念，放开了胆子照直说。

        当他说到“这场斗争是一场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时，毛泽东果然愉快地插话：“要注意军事，只搞文不搞武是危险的。各大区、省委的同志都要准备打仗。”

        张国华说：“中央军委和总部在作战中的每一重大转换时节，都给我们作了及时、具体又详尽的指示……”

        毛泽东插话：“我这次是参战了的。还有少奇、总理、小平。”

        张国华说：“印度国防部长说中国军队在背后刺了他们一刀……”

        毛泽东插话：“工人农民的军队、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为什么不能打胜仗呀！日本、蒋介石、美国、印度都被整下去了嘛！印度说抓了我们的人，又交不出来。好啊！没有抓到我们一个。”

        张国华说：“在交通运输上，我们是依靠土法，依靠自己，依靠群众。没有空军支援，靠地面；没有公路，靠人、畜；没有体积小、重量轻、有营养的干粮，靠糌粑……”

        毛泽东又插话：“在这一点上，他是现代化，我们是原始化。但革命的原始化战胜了反革命的现代化。”

        汇报会后，罗瑞卿又将参战部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情况向毛泽东详报。毛泽东若有所思：“过去岳飞说过，‘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那时金兀术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我要说，撼山易，撼解放军更难。”

        张国华在西藏整整工作了17年，他的身体不好，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在高寒缺氧地区，心脏有病的人更是难以生存。但张国华为了祖国的利益顽强坚持在雪域髙原，直到1967年他才调到四川任党政军一把手。

        1972年，正当张国华领导四川人民清算林彪反党罪行，由于过分劳累，竟在2月21日主持解决四川大学问题的会议上，猝然病发，倒在会场上。党中央闻讯，立刻派出专家小组抢救。专家小组在周总理的具体安排下，连夜飞往成都，但未能奏效。张国华再也没有起来。

        2月24日，周恩来秘密访问越南，他一到越南，就伤心地对驻越大使王幼平说：“知道吗，国华同志死了。”

        王幼平是张国华的老战友，听后大吃一惊。周恩来边说边流泪，十分伤心。王幼平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失声痛哭了起来。

        周总理从越南回到北京后，张国华的骨灰也运送到北京西郊机场。周恩来正在与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他从忙碌中抽身，亲往机场迎接。周恩来一生只去机场接过两位将军的骨灰，一个是他颇为赞赏的陈赓大将，一个就是张国华中将。寒风中，周恩来接过张国华的骨灰，伤心得不能自持，潸然泪下。

        他沉痛地说：“中央正要重用他的时候，他却过早地走了……”

        一旁的其他领导人也都恸哭出声。

        不久，中央召开解决四川问题的工作会议。当周恩来询问毛泽东是否接见时，一般情况毛泽东总是满足地方干部的愿望，但这次却执意不从，他拍了一下沙发扶手，神色黯然，许久，叹了一口气：“不见了，再见也见不到张国华了！”

        张国华在藏17年。这17年，是西藏变革时期最经磨难的时期，也是张国华人生最辉煌的17年。解放军多数将领都走进和平生活，而他却没有离开过艰难困苦。刀枪之战刚刚结束，又陷入“文革”的灾难，一生不得清闲。然而历史记住了他。他的事业融进了佛光里的皑皑白雪，人们赞颂他是“佛光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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