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不管选择哪条路，要想成就大业，就必须有好运相伴。然而，好运不会从天而降，一个成功者的好运，往往是以恒切的努力去掌握运气，凭坚实的实力以乘运而起，并以无比的耐力忍受苦难，直到好运造访，也就是付出努力、实力和忍耐所得到的成果。

        世界上不乏有实力、肯努力、善忍耐，但却始终等不到好运造访，抑郁而终的不幸者。可是却找不到既没实力，不肯努力，也不善忍耐，只靠着好运而成功的人。

        十六世纪的战国时代，拥有日本史上竞争最激烈的社会环境。每当审视那个时代的英雄豪杰，让人感受最深刻的便是这一点。能够在那个时代功成名就的人，即使有程度之别，却无一不是蒙幸运之神眷顾的人。可是在此同时，他们也都付出了惊人的努力、耐力，也拥有优异的实力。面对这个乱世，率先展开统一天下伟业的天才织田信长当然也不例外。

        他虽然名列日本史上最知名的人物，但同时也是遭到最多误解的人物。他的一生是由一连串充满戏剧性的事件，和展现他严峻性格的故事编织而成。然而，他在这些事件或故事之间所付出的漫长努力和忍耐，似乎很轻易地就被人们遗忘了。

        元龟四年正月（一五七三年，这一年间年号改为天正元年），织田信长正陷入生平最严重的危机中——至少包围信长的敌人皆如此认为。然而，这次的危机却靠着好运而化解，也成为信长和其家臣再度飞跃成长的契机。

        自从浅井长政起而反叛之后，织田信长的敌人便不断地增加。朝仓、浅井的敌对行动未曾稍歇，六角家又再度叛离。比叡山露骨地协助敌人，三好三人众又现身摄津。在全国各地拥有众多城寨型寺院和勇猛武装信徒的一向宗本愿寺，更是倾全组织起而反抗。而这一切，全是“内敌”足利义昭暗中策动的阴险计谋。信长的敌人可说是遍及四邻，散在领内各地，甚至连京畿的中心二条城也不例外。而这些人具备了足够的武力、宗教的粉饰，与传统的权威。

        面对这种情势，拥护信长的人日益减少，许多人立场动摇，再不就心存胆怯，踌躇不前。大多数上京以后才归附信长的畿内大名，开始不明揭旗帜，静观情势的发展。一度有能力动员八万大军的信长，现在能够完全信任的部队只剩下直属织田家不及五万人的部队，和德川家康的八千士兵。

        在这种劣势下，织田信长和他的家臣交出了非常亮丽的成绩。他们在姉川大破朝仓、浅井的联合部队，快速进军摄津攻打三好三人众，并包围本愿寺。接着返回近江，在志贺布下防线，护卫京城，又降服了南近江的六角家和佐和山的畿野家。随后又火烧比叡山，征服金峙的寺院领地，巩固北近江与湖西诸城，确保住连接美浓、尾张和畿内的走廊地带，同时还在伊势长岛和近江的小谷城附近激战了几场。虽说是战国乱世，恐怕也找不到像织田大军这般勤于作战的部队吧。

        织田家的部队之所以能这样持续作战，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主君信长的性情严苛、顽强不屈，以及跟随他的部将都有强烈的出人头地欲望和不辞劳苦的性格，但同时也不能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此时织田家将士的主力，是兵农分离后所产生的专业武士。

        在永禄、元龟年间，其他主要大名——越前的朝仓、甲斐的武田、越后的上杉、关东的北条，以及中国的毛利等——的部队，都是以半农半武、土生土长的农兵为主，职位高的部将也都是各乡村的豪族。由于不能荒废农事，军事行动的次数或期间、远征的距离或滞留的时间，自然都会受到限制。

        相对地，织田信长的部队是没有农地的专业武士，他所赏识的部将，如柴田胜家、丹羽长秀等人，也早就移居城下，和农村切断了关系。至于泷川一益、木下秀吉和明智光秀等人，原本都是和乡土关系疏离的流浪汉，之后才逐渐受到拔擢，成为一军之将。这些没有后顾之忧的作战行家，一年四季都能挥军上阵，动员的速度惊人，滞留的期间也不受限制，还可趁敌军返乡耕种时发动攻击。

        众敌环伺的信长，之所以能将对手各个击破，主要就是凭藉着麾下部队的这种特性。信长继任织田家的家督后，不顾那些重视传统与礼法的老臣反对而建立起的新型军团，总算在此时发挥了威力，消弭了信长的危机。

        可是，虽然经过如此马不停蹄的奋战，信长的敌人并未减少。朝仓、浅井依然安在，三好三人众仍盘据在摄津，本愿寺的敌意也与日俱增。更重要的是，足利义昭所发动的计谋，竟然越来越见效果了。

        元龟三年四月，归属信长的三好左京大夫义继和松永弹正久秀，竟然在足利将军的煽惑下揭櫫反旗，背叛信长。后来义昭在信长的威胁下出面仲裁，平息了这件事，两人再回织田阵营。但这种彷佛地板下被人埋了炸药的感觉，一定让信长觉得十分不快。

        说起来，其实信长的敌人一定远比他还要痛苦焦躁。浅井长政失去了南半部的领土和诸多强而有力的家臣，被逼入了小谷城；朝仓也因连番出兵，经济负担沉重，叫苦连天。在摄津登陆的三好众，除了镇守福岛、野田的据点外，没有余力做别的事，因为他们位于四国，一向固若金汤的领国阿波，很有可能受到自四国南部土佐地方兴起的长宗我部元亲的攻击。此外，向来以组织动员力强大而自豪的本愿寺，也在统御和作战两方面发生了困难。畿内或美浓、尾张的分寺眼见石山本愿寺或长岛愿证寺奋战不懈，却几乎毫无战意。再加上织田家在北近江封锁交通，也造成财政上的严重匮乏。北陆向来门徒众多，和这些地方的人、货交流受阻，身为总寺愿的石山本愿寺只能仰赖一部分摄津、和泉和纪伊的门徒。

        反织田大同盟的策画人足利义昭心中当然也十分焦虑。能够结成这么有规模的大同盟，他的计策不能说不巧妙，但实际的战况却不如预期。同盟部队各自为政，行动不一致，无法连成一气，同时发动攻击。义昭本身也无法拥有一定的兵力，不但如此，以前的家来，如明智光秀、细川藤孝、荒木村重等人，几乎已彻头彻尾地成了织田信长的家臣。这也迫使义昭必须屈从信长的胁迫，成为自己煽动的反叛行动的调停人。换言之，他必须摇身一变扮演起“渔翁得利”的角色，对他的信用和权威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这样不行……）

        足利义昭受不了这种悬而不决、互比耐力的状况，决定使出最后一招来扭转情势，也就是敦促外围的大势力上京。

        足利义昭到处发送密函，命令各地的大名“上京讨伐织田”，但各地大名囿于内部情况以及四围敌对势力间的牵制，根本不敢轻举妄动。

        可是到了元龟三年，终于发生了一件足以扭转现状的大事件。夙以强兵勇将闻名的甲斐武田信玄，终于站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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