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我和这些领导们都没离开市政府大楼。在我的要求下，王局派人把还住在铁路医院招待所的小王接过来。他一看到我就哭了，说招待所也不安全，被感染者砸烂了大门，旅馆经理为了保护我们，冲出去和他们搏斗，结果被活活咬死，鲜血流了满地。

        我除了连连叹气，似乎什么也做不了，心情极其沉重，只能和小王隔着大楼玻璃向大街上眺望。

        漫长的四天终于过去了，下午四点时，李天明欣喜地找到我说：“来了，他们来了！”

        我们冲到窗前，见几十辆由绿色解放汽车组成的车队由西面驶来，防暴盾牌打开缺口，把这些汽车让进来。车门拉开，身穿深绿色制服、头戴九七式防毒面具的军人鱼贯而出，在队长的指挥下排成整齐的方阵。

        田副组长立刻把所有人召集到会议室内，紧急进行分工。工会主席和妇联主席的职责是发动志愿者参战，用高扩音喇叭在市区各个角落将躲在屋内的市民召唤出来，由会开车的志愿者利用街道上所有能用的各种汽车把市民运往火车站，卫生局则负责医疗人员在站台入口处检查市民是否感染病毒，将健康者送上火车开往丁市，感染者则送上另一专线列车直接送到h市中日友好医院。

        开始行动！特警们保护着各路人马，志愿者站在警车的天窗内，手举电喇叭高声喊着：“市民们注意，政府将从今天开始疏散你们，请你们在确认门外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小心地走出居室，我们派专车把你们送往火车站！”

        大喇叭反复宣传着，很多市民不相信，也有很多胆小者根本不敢出门，一些早就等着营救的市民则打开房门冲出来，在战士的保护下登上公交车、大客车、卡车等载人量较多的交通工具，一路驶向火车站。

        F市火车站。

        一批批市民聚在六十个临时检查口处，由医疗人员用仪器检查眼底和体温后放行上车。眼底有黑色蚯蚓状的细线，体温比正常人升高2摄氏度，是典型的初期感染症状者，他们被隔离到另外一列去往h市的专列上。我被安排在一辆警车内，李天明将与这趟专列共同驶往h市。

        隔着车窗，我看到那些检查出症状的人被特警送到专列上，后面的家属清楚地知道为什么，一位妻子拉着丈夫的衣服，哭喊着：“求求你们，我老公这几天一直在感冒，他在家里都没出门，真不是被感染的，我求求你们再检查一次吧，再检查一次吧！”

        那些军人脸上都戴着防毒面具，看不到表情，远远看去像一个个没有任何感情的机器人，但如果仔细看，会发现他们的眼睛都在流着泪。

        粗如手指的实心铁栅栏门将内外隔开，顺利通过检查的市民如蒙特赦，像逃难似的拉着亲人朝列车飞奔，唯恐赶不上火车。人群如潮水般疯狂地向前涌。特警们如临大敌，紧张地排成人墙拦在检查口处，生怕一个不小心，人群冲破防线。

        无数人隔着铁栅栏大声喊叫：“快放我们进去，快点！”

        “凭什么我们要排在后面？凭什么他们可以先检查？”

        “我一分钱也没带出来啊！不是说到了丁市，政府给管吃管住的吗？”

        “我不想死在这里啊……”

        车厢门关闭了，列车缓缓启动。不能上车的人大声哭喊着，好像被整个世界给遗弃了。站台的高音喇叭反复播放：“没上火车的人请不要着急，我们的列车每隔半个小时发车，请耐心等待下趟列车！”

        人总是盲目和愚昧的，尽管负责人一再宣传，仍然有人抱著“不上这趟车就死定了”的心态，执着地翻过钢制隔离带，飞身爬上火车，完全不顾危险警告。这些扒上火车的人面带胜利的喜悦，好像占到了什么大便宜。

        我看着这些疯狂无序的人，担心地问：“李警官，不需要检查吗？到时候传染给h市民众怎么办？”

        李天明说：“还有第二套紧急方案，疏散到h市的这十几万人，都会被安置到市郊的一处未建成的大学城内，并与外界完全隔离。安置妥当的市民会逐个接受再次检查，有问题的人仍然会被迅速隔离。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哦，这倒还可以，看来政府考虑得很周全啊。”我长吁了口气。李天明接到王局的指令，发动警车的引擎，驶上公路向西而去。

        F市距离h市不到七百公里，在车里，我膝盖上放着一部10寸的上网型笔记本电脑，通过公安局内部网络，仔细对照着手中的一份文件。因为警力严重不足，这个调查的任务就落到我头上了。

        文件上载有最初那些感染者的详细信息，有身份证号、姓名地址、单位、家庭情况等所有相关信息。最早的那一批感染者大约有十几名，也就是上过电视和报纸新闻的那些：

        在步行街咬女友耳朵的男子；

        公园打死棋友的老者；

        浑身长鱼鳞的幼儿园老师；

        咬掉小朋友耳朵的男孩；

        在大排档吃肉串时用铁钎子扎自己的食客；

        直播时大笑不止的女主播；

        酒桌上狂吃玻璃杯的业务经理；

        扭秧歌时突然脱光衣服裸奔的大妈……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仔细对比、假设、筛选，我边找边用笔在纸上标记，连线。突然我猛拍大腿，大叫：“就是这样！典型的病毒式感染！”

        “你干什么？吓我一跳！”李天明说。

        我连忙道歉：“对不起，我只是查出了这种病毒感染的途径，最初的传染源就是和牛林同病房的病友和那三名护士。”

        “你确定？”

        “当然！”我说，“那个浑身长鱼鳞的幼儿园老师，就是咬人小男孩的老师，也就是说，她是被小男孩所感染；吃肉串发狂的食客，则是那幼儿园老师的丈夫；下棋时打死棋友的老者与裸奔的大妈是对门邻居；裸奔大妈的女儿，就是在步行街被男子咬得半死的那名女子，在酒桌上生吞玻璃杯的业务经理，就是一名ICU病房护士的老公。”

        李天明张大了嘴巴，半天后才说话：“原来他们之间都有过接触！”

        “是的！看来，这种病毒还是能通过接触感染的，可为什么很多接触过病人的人却没事？比如说你和我，我们四天前在公安局大厅恶战感染者时都有过接触，可并没有染病啊。”

        李天明也想不通。

        忽然他想起了什么，问道：“咬小朋友耳朵的那男孩，是怎么感染上的？”

        我说：“你肯定猜不出来——那小男孩就是吃玻璃杯男子的儿子，也就是ICU护士的儿子。”

        “原来是这么回事！”

        我揉了揉太阳穴：“可那位叫吕雯的女记者，只是到步行街作过采访，为什么她也被传染了？我想不通。”

        李天明看了看我，神秘地说：“想知道真相吗？”

        “什么意思？”

        他神秘地说：“我有个朋友和吕雯同在电视台上班，她向我爆料，说吕雯有个情人，她情人的老婆长得挺漂亮，还是幼儿园老师呢。”

        我忽然猜到了：“你是说、是说吕雯的情人就是吃肉串的那家伙？”

        “没错！”李天明嘿嘿一笑。

        我把头靠在座椅上，叹气道：“人际关系还真乱。”

        公路上设有关卡，绝大多数由F市开出的车都会被拦下。我们因为有田副市长亲自签发的通行证，因此很顺利地过关，向h市方向飞速驶去。

        h市东郊有一大块荒地，原本打算修建成东北最大规模的大学城，现在正好派上了用场。尚未竣工的毛坯楼里住满了F市市民，十月末的冰城已经不暖和了，不让出门，大家挤在一起，倒也感觉不到冷，因为心中早已被恐惧和绝望充满，整个大学城，倒像是非洲的贫民窟。

        政府送来很多毛毯和食物，每天有批医疗人员为市民检查身体，有感染症状的人马上隔离开来，送到h市的中日友好医院就诊。

        我和李天明先赶到的中日友好医院，医院设在h市南郊，大楼很气派，共有十五层，里面的设施非常先进完备，比沈阳的医大二院还要好上几倍，几乎可以与上海协和医院相比了。

        日本使馆的参赞仁科茂先生亲自接见了我和李天明。他严肃地说：“这家医院已经被清空，只收留I病毒事件的初期感染者，整个医院都消了毒，除一些必须的科室外，大多数科室都被改造成病房，最多能容纳3200名患者。从明天开始，感染者就要被送进医院了，你们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医院的设施真不错，非常感谢！”我们俩由衷地赞叹道。仁科先生谦虚地客气了几句，为了不耽误他们消毒，我们早早离开医院。

        因为我在吉林大学学的是神经病学科，又有在医院做显微观察的工作经验，所以卫生局希望我能参与对感染者的检查和研究工作。我考虑一下就同意了。我也想尽早弄清楚，害死牛林他们的病毒到底是何方神圣！

        从第二天开始，大批初期感染者陆续送到中日友好医院，还不到七天，三千多张床就住满了，速度之快令我们感到惊讶。为了防止意外感染，军队将医院周围方圆五公里处的所有居民和商户全都疏散。这样一来，我们就只能在医院的宿舍里吃泡面。

        十天后，我也开始了自己的工作。中日友好医院的四楼是化验室，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这里用显微镜观察筛选由日方医师从初期感染者体内提供的样本，如血液、毛囊、唾液等，找出发现有可疑细菌的样本，再按编号归类，将结果反馈到医师处。

        由于牛林等人的遗体在北京传染病研究所毫无结果，在日方的要求下，北京方面把从四人遗体内提取的病毒样本放在培养基中，空运到h市供日本专家研究。松下久森博士已经六十多岁了，但敬业精神十分令人钦佩，他几乎每天都在实验室和病房中工作，全身穿着不透风的防护服和面罩。我看到他的时候，脸上都是带着疲惫之色。

        松下博士不会汉语，而藤田重教授和渡边武运军医却都是半个中国通，汉语讲得不错。渡边军医是现役军人，长得高大结实，像个练柔道的，他话不多，很少和我们交流；藤田教授是个瘦弱的中年男人，非常健谈，要不是他每天吃晚饭的时候陪我聊天，估计我早就闷死了。

        每天晚上五点钟，专家组都要开一次碰头会，由三名日本专家、三名中方医师和两名助理参加，我就是其中的助理。这天下午四点二十分，挂在我右胸前的无线对讲器就“嘀嘀嘀”响了起来，我按动上面的按钮，听到中方医师陈主任说：“现在开紧急碰头会，请专家组成员马上到化验室集合。”

        我很奇怪，为什么要提前开会，难道是有了结果？人聚齐了，松下博士快步把一叠幻灯片交给我，我打开幻灯机，投影幕布上立刻出现了一些病毒的图像。

        “这是我们筛选出来的初期病毒图像，我们发现这些病毒其实是一种变异的，经过仔细对比和在小白鼠身上实验，终于找到了该病毒的原型——南美西尼罗病毒！”藤田教授把松下博士的话翻译给我们听。

        大家都很意外，陈主任连忙问：“南美西尼罗病毒？真的是吗？”

        渡边军医道：“松下博士是日本权威病毒专家，他的话请不要质疑。”

        陈主任旁边的李医师连忙解释：“我们绝没有质疑的意思，这种病毒现在有疫苗吗？”

        松下博士说：“目前澳大利亚医学会仍在研制之中，世界上还没有太有效的疫苗。但和大家说实话，其实这些年我一直在悄悄进行西尼罗病毒疫苗的研究工作，而且进展很快。现在有了这么多感染者供化验研究，相信很快我就能成功了！”

        大家都非常高兴。我说：“太好了，看来松下博士的最新医学成果即将在中国诞生！”听了藤田教授的翻译后，松下博士开心地笑起来。他最近精神大不如前，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非常劳累，但为了病毒研究，仍然每天坚持完成大量的工作，令我们很是感动。

        我问：“这种病毒最开始是在南美洲发现的吗？其他国家也有？”

        “目前来看，除了南美洲以外的国家和地区还没有发现过西尼罗病毒。我也很奇怪，为什么在这些感染者身上，居然会发现西尼罗病毒！”松下博士挠了挠头。

        不管怎么样，有了眉目就是好事。在几十名医护工作者的协助下，研究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五天后，市公安局送来了一份资料，上面写着我、牛林、陈小强、李爽和黄玲艳五人在近半年内的详细活动信息，包括我们都去了哪里、做什么、见过什么人，甚至买过什么东西，去哪儿吃的饭都清清楚楚地记在文件上。

        公安战线的同志的专业与敬业真令人佩服，有很多事连我自己都记不清了，可他们却能了解得如此清楚，比如某天晚上我无聊，和一个朋友到某某饭店吃了顿羊蝎子，这种事他们是怎么查出来的？

        当然，公安局送这个资料并不是让我感叹他们专业的，而是用红色笔在其中一段文字上画了划线，那段文字是：

        “2011年5月2日，黄玲艳与上海歌舞团副团长、四名舞蹈演员等六人乘坐大韩航空某次航班由上海至巴西圣保罗市旅游。黄玲艳与当地导游卢米埃尔、斯皮策由玛瑙斯市出发到亚马逊丛林探险，为期九天。”

        我顿时明白了，脱口而出：“是黄玲艳从南美带回来的病毒？”

        松下博士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说：“这就不难理解了——她还是有去过南美洲的经历。”

        我们恍然大悟，病根终找到。我恨恨地说：“原来病毒是黄玲艳从亚马逊带回来的，过海关的时候怎么就没检查出来？”

        陈主任哼了声：“很多人的工作就是走过场，哪里还有什么服务意识！”

        正在我们紧张地研究对策时，陈主任胸前的对讲器响了：“陈主任，426病房的三名感染者开始发生病变，你快来看看！”

        藤田教授激动地站起来：“太好了，我们终于有了活的感染者，迅速将发病者转移到I2隔离室，记得穿防护服，患者要四肢固定，小心别被咬伤或抓伤。”

        专家组的人都换上了白色防护服和面罩，一个个打扮得像航天员似的。医护人员同样穿着防护服，他们如临大敌，用特制皮带把三名感染者的手腕脚踝都固定在病床上，感染者仍然不老实，他们的嘴也被贴上医用封条，躺在床上还在用力挣扎，头部奋力向上扬起，好像要把脖子扭断似的。

        “注意固定，远离病人双臂，以免被抓伤！”医师大声提醒道。我在后面，看得心惊肉跳，生怕他们把皮带挣断，给我们每个人都来上一口。

        I2隔离室是中日友好医院临时改建的，专门用来隔离高危感染者的病房。说是病房，看上去却更像一个实验室，10平方米的防弹玻璃窗将屋子隔成两个空间，窗内是全封闭的，只有一个铁门，外面的操作台上有开关，可以控制铁门的开启和关闭，从里面则要刷磁卡才能打开。里面孤零零的放着一张大病床，发病者被放到床上，身体连着无数根细细的电线，与外面的仪器连通。

        病床上方的天花板上固定着一部大型X扫描仪，患者的内脏、骨骼和血液情况在外面的电脑屏幕上看得清清楚楚。松下博士和藤田教授坐在主监视器前，密切观察着患者的体温、心跳、大脑皮层活跃度等指标。

        渡边军医和六名医疗人员把发病者在大病床上固定好后，然后他命令道：“准备撤出观察室，只留一人。”

        五名医疗人员退出观察室，渡边军医隔着防弹玻璃窗，对留下的那个人说：“第一步，撕开患者脸上封条的红色部分。”

        扬声器将渡边的声音清晰地传送到观察室中。那医疗人员小心翼翼地撕着，患者的头左右乱扭，医疗人员吓得几次把手缩回去，生怕被咬到。渡边又说：“第二步，取下挂在患者耳朵上的弹性绳。”医疗人员也照做了。

        患者双眼紧闭着，胸口急促起伏，似乎也有点累了。渡边立刻说：“最后一步，捏住封条左侧的黑色缺口向上移，将封条全部撕下，然后手掌迅速抬起，马上！”

        医疗人员有点害怕，他捏住封条左侧的边缘，撕开一半的时候，患者的嘴露出来。患者似乎感觉到有空气进入嘴里，一下子睁开眼睛，医疗人员吓得连忙松开手。

        渡边大声道：“快撕掉剩余部分，快！”医疗人员抬头看了看渡边，就在这时，患者突然张开嘴，大叫着抬起头，一口咬住医疗人员的手掌。

        医疗人员戴着医用橡胶手套，他立刻抽手，可患者咬得死死的，用力连拽几下才把手脱出来，再一看，橡胶手套都被咬烂，虎口处的皮肤也破了。

        患者还要咬，医疗人员已经远远退到铁门处，掏出磁卡要去开门。渡边几步跑到操纵台，按下锁定键，铁门“喀”地一声被锁死，那医疗人员连刷了几次卡，只发出“嘟嘟”的错误声。

        他跑到玻璃窗前用力拍打：“快开门，让我出去，快开门啊！”

        我急了，连忙跑到渡边面前：“为什么把铁门锁死？快打开！”

        “不行，他被发病者咬伤了皮肤，已经被感染，不能放他出来。”渡边面无表情地说。

        陈主任也跑来大声喊：“我们都穿着防护服，不可能被感染，你先把他放出来再说！”

        渡边说：“不行！这间隔离室经过多层消毒，绝对不能混入病毒，否则我们都有被感染的危险！”

        “那也先把放人出来啊，隔离室不能再次消毒吗？”玻璃窗内的观察室病床上，患者吃力地扬起右臂，正在用牙齿咬手腕上的皮带，医疗人员吓得半死，还在用磁卡反复刷着，期望能出现奇迹。我心想，敢情里面被困的不是你们日本人，你当然不在乎！于是我冲上前就去按解锁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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