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86万多人从江西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

        在前几次反“围剿”中，毛泽东顶住教条主义的压力，从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帮助红军取得了胜利。但他的这一行为却为军事教条主义者博古、李德所不容。在红军长征前夕，博古、李德等人竟然决定不让毛泽东参加长征的准备工作，还打算把他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搞“调查研究”，直到部队出发的最后一刻才被迫通知他随中央红军主力长征。

        1933年1月下旬，中共闽粤赣省委（即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接连给省委写信，并报临时中央，反映上杭、永定、龙岩等地区自从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后所取得的胜利和经验，并对“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主张提出了不同意见，引起了博古等人的极大不满。2月15日，博古等人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提出“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并说这条路线是一条反共产国际的路线，与党的进攻路线没有丝毫的共同点，是对革命悲观失望的逃跑退却路线。同年3月，他们又开展了反对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说他们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在第次反“围剿”陷入被动时，他们还在红军中开展了反对所谓“军内罗明路线”的斗争，开除了闽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的党籍、军籍，并判处其5年徒刑。所谓反“罗明路线”、反“江西罗明路线”等，实际上是为了全面否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

        广昌战役失败后，博古、李德等人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建议，将毛泽东转送到苏联“治病”。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坚决表示“我不去，我不离开中国”。后来，在决定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时，博古、李德等人又打算把毛泽东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搞“调查研究”，不让他参加长征。

        周恩来、朱德一再建议毛泽东应该参加长征，认为毛泽东是中央红军的创始人，具有高瞻远瞩、指挥娴熟的杰出才能，应该在战略转移中发挥他的作用。但是，博古、李德等人担心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崇高威望，不同意毛泽东随军参加长征。后来，他们又担心把毛泽东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很可能在后来的深厚根基上重新掌握权力。因此，他们最后决定，还是带毛泽东参加长征。直到红军开拔的最后一刻，他们才通知毛泽东随军行动。

        毛泽东随军行动虽然是博古、李德等人最后一刻才决定的，但毛泽东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军事天才，帮助红军完成了举世瞩目的长征。也正是在长征中，毛泽东巩固了他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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