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到第十个年头，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灾难。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中国历史发展到了一个重要关头。

        1976年10月6日，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个不能轻易忘却的日子。这一天深夜，中国的心脏北京发生了一场震惊中外的事件。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在没发生任何流血冲突的条件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从而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乌云散去，阳光明媚，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他们重新点燃了心中的理想之炽，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

        当时的中共中央顺应时代的要求，顺应人民的意愿，在全国拉开了揭批“四人帮”的大幕，揭批和清查“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夺回被他们篡夺的各项权力，坚决制止部分地区的武斗，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整顿生产秩序，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创造条件。这一系列工作的展开，使全国上下出现了新的气象，为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走上正轨打下了基础。

        当时，广大人民群众希望尽快为天安门事件等重大历史冤案平反，并尽快恢复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工作。但华国锋等领导人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关系，没有正确处理既要清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难题。他们以为，既然要继承和维护毛泽东思想，就不能否定和改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和实践。

        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针对广大干部群众关于邓小平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要求提出：“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只能批右，不能批“左”；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谈。

        11月24日，在毛主席纪念堂的奠基仪式上，华国锋在讲话中提出，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就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指中共九大提出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1977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纪念日，首都群众再次自发地涌向天安门广场，用大字报、诗词、标语等表达自己的意愿。他们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群众的这些行动引起了华国锋等人的不满。汪东兴说：定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事件是谁说的呀？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嘛！你们要翻案，翻谁呀？翻毛主席吗？1月21日，在有关部门为华国锋准备的讲话稿中出现这样一段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

        紧接着，以上这段话经过理论概括和文字修饰，被写进了两报一刊的社论中。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社论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就是“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它的提出与实践，严重妨碍了当时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妨碍了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进程，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反对和批评。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不顾压力，与之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4月10日，邓小平写信给中共中央，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5月24日，在同王震、邓力群的谈话中，邓小平又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在邓小平展开对“两个凡是”方针批评的同时，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纷纷发表讲话或撰写文章强调实事求是的原则。

        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批评，为此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兴起作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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