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天事业起步

        1955年10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留美从事喷气技术与火箭技术研究的钱学森博士回到了祖国的怀抱。1956年2月，钱学森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正式拉开了序幕。

        20世纪60年代，苏美争霸逐步由军事、政治领域扩散到经济乃至科技领域。1969年7月20日，美国“阿波罗”11号飞船在月球表面成功着陆，航天员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第一次将人类的脚印留在了月球上，并从月球带回了岩石、土壤等样本。“阿波罗”载人登月计划的成功，一举奠定了美国在载人航天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

        美苏“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激烈太空角逐，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为之震惊。此前，苏联卫星上天，就给毛泽东等领导人很大的鼓舞和刺激。1958年5月7日下午，毛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苏联去年把卫星抛上了天，美国在几个月前也把卫星抛上了天。那么，我们怎么办？”稍作停顿后，伴随着那一贯的经典动作——大手一挥，毛泽东向全会宣布：“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当时全场掌声雷动。

        毛主席关于搞人造卫星的决策作出后，中国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根据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主管国防科技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立即主持召开会议，讨论研制人造卫星的实施方案，并责成张劲夫、王诤等具体筹办这项工作。随后，中国科学院成立了星际航行委员会，由钱学森、裴丽生、赵九章领导，负责具体的组织和规划工作。

        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中国不仅在研制、发射探空火箭方面取得了显着进展，而且在开展空间科学技术单项课题和试验设备的研制方面，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关。这样，到1965年时，随着运载火箭技术的日益突破，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这年5月，中央专委正式批准了国防科委向中央呈送的《关于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方案报告》，拟于1970年或1971年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中国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正式开始。

        1967年10月25日，毛泽东批准了《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从而使中国国防科研方面的研究力量，按专业方向和任务分工集中到了有关研究院。

        1968年2月20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中国的人造卫星事业进入到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工作和正式研制的时期。

        1970年4月1日，装载着两颗“东方红一号”卫星和一枚“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专列，抵达酒泉卫星发射基地。2日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听取即将发射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及其运载火箭的情况报告。14日，周恩来又听取了关于卫星、火箭在发射场测试情况的报告。24日凌晨，毛泽东正式批准实施发射。当晚10点，国防科委指挥向周恩来报告：卫星、火箭分离正常，卫星进入预定轨道。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一喜讯。

        一时间，“东方红一号”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响遍全球，震动了全世界。

        这颗被命名为“东方红一号”的人造卫星，重量超过了苏、美、法、日第一颗人造卫星重量的总和，完全实现了毛泽东要“搞得大一点”的愿望，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

        

宇宙飞船计划的实施

        在研制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的同时，中国宇宙飞船的研究工作也开始起步。

        1966年3月底至4月初，国防科委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经过20多天的讨论，与会专家制定了研制宇宙飞船的规划。周恩来总理任主任的中央专委积极支持这一规划，认为在研制卫星的同时，宇宙飞船的研究工作应该逐步开展起来。

        1966年7月，中国科学和七机部第八研究院召开会议，探讨中国载人航天的途径和步骤。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方面的研究已初具成果，有关院所不仅做出了精美的飞船模型，还给飞船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曙光一号”。用钱学森当时的话说就是：“先把载人航天的锣鼓敲起来。”

        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更加激起全国人民开展载人航天研究的热情。1970年4月，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支持下，由全国80多个单位的400多名专家参加，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中国载人飞船专题研讨会。会上，七机部第八研究院展示了他们早已设计出的载人飞船样图和“曙光一号”飞船的全尺寸模型。

        1970年7月14日，毛泽东正式圈阅、批准了发展载人飞船的报告。该报告提出，中国第一艘飞船于1973年底发射升空。至此，中国载人飞船的研制工程全面启动。由于这一计划是7月14日由毛泽东亲自批准的，因此该计划被命名为“714工程”。

        但是，在计划展开和项目研制的过程中，很快出现了问题。当时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飞船无论设计成5人小组还是3人小组，都面临着运载能力不足的问题。同时，由于当时在研制大的工程上缺少系统管理经验，各方研制步调不一，容易研制的项目走得快一些，比较困难的项目就慢一些，有些项目尚没人能做，干脆就暂时放在那里。所以一度出现了这种情况：飞船的研制还没具备雏形，但运转飞船的运输车、航天食品等，却早早生产出来了。

        由于种种原因，“曙光一号”飞船的研制工作没有能够按计划进行下去。当时的载人航天几乎涉及了当今世界所有的基础科学和理论技术，需要最先进的理论、试验、材料、工艺设备和尖端技术的支持，要靠强大的国力、财力来支撑。而那时，中国不仅技术力量不足，而且国家也没有那么多经费支持和发展载人航天事业。经过“文化大革命”，老百姓的吃、穿、用等民生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人民生活方面的建设欠账太多。所以当时有人说，与其搞宇宙飞船，还不如把钱花在建水电站、化肥厂上更实在些，更有实际效果。就载人飞船项目本身的进展而言，虽说当时的研制已经有了雏形，但距离它的成功发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让其他国家发射，风险和成本很大，一来自己的技术毫无秘密可言，二来拿不出那么多钱，三来自尊心也受不了。

        最后，毛泽东经过反复权衡与考虑亲自拍板：“先把地球上的事搞好，地球外事往后放放。”周恩来贯彻毛泽东的指示，专门就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讲了几条原则，总的意思是说：我们不与苏美搞太空竞赛，要搞国家建设急需的应用卫星。就这样，到1972年，中国第一个载人飞船工程的研制开始搁浅，但保留了核心技术的跟踪、研究和开发，并进行了返回式卫星的连续发射。

        1975年3月，国防科委正式宣布载人航天工程暂时下马。虽然如此，但项目的前期进展为后来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组织、技术等基础。如，载人航天有两项最关键的技术，一是能发射载重卫星，二是能定点定时回收卫星，而这两项技术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就已经熟练掌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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