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没睡觉，气色看起来就像刚刚呕吐过，尽管如此，却还是必须朝气蓬勃地出现在办公室里：这该怎么办呢？我洗了头发，穿上最讨人喜欢的衣服，为了使化妆做得完美无缺，我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幸运的是，罗默尔太太还一直病假没来呢。我先是呆在她的办公室里(即便没有迪士高)，在她那儿我可以少惹来同事好奇的目光。可是，头儿一早就进来了。“您瞧，您今天的气色多好啊，罗默尔身体一有好转，马上可以发觉您也有了朝气。那只迪士高和您每天去医院看望，无疑成了您的一大包袱。不过您今天看上去就像生活在青春年少时候一样！”

        “任何事情都逃不过您的眼睛啊，”我尽可能轻描淡写地回应道，这时我已经大汗淋漓了。因为昨晚一整夜，我的牙齿一直在打战，所以现在只会是以很厉害的头部充血来替代了。

        “我当然了解我自己了，”我的上司肯定道，“不过现在您有的是时间，可以弥补一下损失了，”说完他慈父般亲切地将一份档案放在写字台上，然后他就出去了。我中途出去买了份《莱茵内卡报》，可还没来得及翻阅一下。还好昨晚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刊登在今天的报纸上。

        中午我去食堂吃饭时，听见有两个年轻的打字员在窃窃私语，并看了看我，还压低着声音咯咯笑。很清楚，她们是在说我。本来嘛，我对公司的大多数员工保持着一种同事般的关系，但这种关系不是太密切。培训学员和年轻职员们稍稍有点怕我，因为我无法容忍他们做的那些吊儿郎当的事儿。一旦有什么事他们没做好，我就会让他们重做一遍。一般来说，他们还会为此而感谢我，因为如果你不能及时习惯于有纪律地工作，那么你就会在今后的工作中处处碰壁，就会发生“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之类的事了。但无疑，有的人觉得我太严厉，偶尔也会挑拨我几句。

        我现在也知道，她们是在说我的穿着呢。这些年轻的姑娘当然也注意到了，我最近一段时间打扮得越来越年轻。我肯定是想在今后以一个引人注目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这事很快就说得有鼻子有眼。我可从不在乎这些流言蜚语，即便我年轻的女同事想要跟我谈起“谁和谁”在说坏话的时候，我甚至当即严厉地打断他们的话。然而，通过我的内线罗默尔太太，我了解到了最重要的信息；因为罗默尔太太是一个年高望重的人，所以我才允许她偶尔给我传话。

        难道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严肃的角色变得不那么可信了吗？难道是爱情无意间从我的眼神里流露出来了吗？璧德前不久曾对我放肆地评论过一次，她具有女性特有的敏感直觉。

        不管怎么说，我得挺过今天这个日子，于是我在药房里买了点轻微的镇静药，早早上了床。可我没有马上想到要睡觉。出现在我眼前的是那些血淋淋的场景，希尔柯的绿衬衣慢慢变成了殷红色，还有受伤的维托德。是我杀死了这个女人！维托德不是杀人凶手。还有更可怕的可能——我至今还没想到呢，那就是，虽然我打过一枪，也许她还没死去呢。

        第二天，消息刊登在了很多报纸上，包括一星期出版一次的《拉滕堡周刊》上：拉滕堡教师之家神秘谋杀案

        昨天凌晨一时许，警察发现了四十三岁的家庭主妇希尔柯·艾的尸体。个中原因，至今未明。其丈夫大腿旁中了一枪，神志不清地躺在地上。警方迄今仍无法对其进行审讯。无论是死者，还是这位受伤者，在此之前均酗酒过度。现场未找到作案凶器。

        在院子里和地毯上发现有脚印，疑为第三者所为。其大儿子目前在土耳其度假，故未联系上，二儿子在海德堡某医院服民役，在那个可疑的时间里他正在值夜班。警方正在寻找一名鞋码四十一、夜里在所属大街上行走的高个儿男子。

        另外，警方吁请那名打电话的陌生女性，迅速与拉滕堡警察局联系。

        晚上，璧德打来电话。

        “你看了《曼海姆晨报》没有？”她问。

        我马上预料她会问，于是尽可能无所谓地说道：“看了，怎么啦？”

        只要能向我谈起轰动性事件，璧德总是那么高兴：“你看过那篇《教师之家谋杀案》了吗？”

        “好像看过吧，”我嘟哝着说，“我倒没太在意。”

        “你没想到吧，”璧德开始唠叨，“那就是莱纳·恩格斯坦的家，我最近跟你讲起过的那个人。他太太被枪杀了，他受了伤。人家告诉我，她是一个酒鬼。嗨，我说，也许是他杀了她，然后为了避开他人的怀疑，往自己的大腿上开了一枪。”

        “你这么认为吗？”我问道。

        “嗯，去年我在这儿的业余大学听他课时，我本来觉得他人挺好的，不过杀人犯脸上又不会写字。”

        我当然想为维托德辩护一下，可我自然不会那么傻。

        “难道就没有什么第三者在场吗？”我问。

        “那一定有，”璧德回答，“或许这是一次完全普通的抢窃案，而警方只是尚未肯定究竟被偷盗了什么。顺便说一句，我们今天谈了好多莱纳·恩格斯坦的事，有可能是他和他的一个女学生搞上了。但大家都认为，对一个做教师的英俊男子起疑心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我发现，迄今为止一切进展顺利。他们在寻找一名高个儿男子；我第一次觉得我有一双大脚有多么棒。维托德尚未正式被怀疑。那个女人倒真的是酒徒，这我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无疑，他们的婚姻想必出现了问题。而且一旦维托德真有女友，那她或许会在某个时候出现在我的监视时间内。可他始终一个人坐在写字台旁，万般孤寂地工作着。虽说我没有什么明确的打算，但我还在盘算着事态将如何发展。在此之后我将如何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下好了，这起偶然事件助了我一臂之力。

        首先我需要的是情报；我每天买上一份本地报纸。对这起谋杀案有了点小小的线索：警方已发现了多处足迹。

        维托德是否已被拘留？我从曼海姆的一个电话亭里往他家打过多次电话。多数情况下没人接电话，有两次是他儿子接的。“马克西米利安·恩格斯坦。”他说道，声音像他的父亲。

        璧德是否已了解到了什么消息？我决定周末去拜访她。我需要一个像她这么能唠叨个没完没了的人，这样一种能力是我所不具备的。

        “你过来吧，”璧德说道，“莱茜也在，我们可能去看电影。”

        一方面，我对这个怀孕的稚气未脱的莱茜根本不感兴趣，另一方面她又是惟一的一个人，也许我可以通过她的女友，即那个和维托德的儿子马克斯是好朋友的女友，了解到他的一些情况呢。

        莱茜起先只是谈自己的身孕，到生孩子还有整整八个月。对这个值得怜悯的胎儿，我才无所谓起怎样的名字呢！尽管如此，我还是对莱茜很友善，并加入到了这种低级的闲扯中。不过我的建议她们完全未予考虑，莱茜脑子里想到的是阿拉伯人的名字或古罗马人的名字。

        可一转眼，璧德开始提起恩格斯坦一家来。“如果生的是男孩，你干脆就叫他维托德好了！”

        “哦，我的天哪，出了这种骇人听闻的事可别再叫这个名字了！”莱茜厌烦地嚷道，“你怎么会想出这种馊主意的，妈妈！”

        “怎么，他又不是凶手，”璧德说道，“难道他真是凶手吗？究竟听到什么新闻了？”

        莱茜讲起昨天和女友爱娃通过电话，马克斯完全垮掉了。明天是葬礼，可尸体还一直在法医研究所放着呢；通过电台的寻人启事，他们也终于找到了在土耳其度假的那个兄弟，他定于今天回来。

        “那父亲呢？”我问道。

        莱茜说，他在医院里住了两天，一直受警方的审讯，但现在可以回家了，不过不允许他外出旅行。另外，他精神沮丧到了极点。

        我问，那警察是否已经知道，究竟是谁谋杀了他的妻子？

        莱茜继续说，看样子那个恩格斯坦似乎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好像他也没有受到直接的怀疑，然而警方谈到要送他去进行精神病鉴定的事。

        “可是这样不就是又要怀疑他了吗？”我插话道。

        莱茜，这位体育专业的女学生，耸了耸肩膀。“坦率地说，这位老人对我是无所谓的。我遗憾的是这个马克斯，包括这位克里斯托夫，尽管我几乎就不认识他。母亲被杀害了！这是可以理解的！”我接着插话说，这位母亲是酒鬼。

        “那又怎样？”璧德问道。

        幼稚的莱茜斥骂我：“母亲总是母亲啊，”于是我就乘机将这一话题引开了。

        我的日子过得并不容易，但我四个星期没有去拉滕堡，虽然这段时间里我又得伺候迪士高，晚上还得带着它去溜达。它现在也不走远路了，我完全不用开着车去哪儿，只有一次带着这条狗到了那个街区附近，让狗在梧桐树边上嗅了一会儿。没准维托德已经受到监视了，他的电话被窃听了，没准这里的哪个居民认出我来了，就连我的小车和狗也会勾起他们的记忆。

        我决定将头发留起来。多年以来，我偏爱很短的姑娘发型，总的来说这种发型很适合我。留着这种假小子头，穿着这种体操鞋和黑裤子，在夜色朦胧中显然会被认为是一名男性。或许我被某个上了年纪、视力稍差的人观察过，在这种休假季节，年纪轻的差不多全都带着孩子出去度假了。首先，我要是留着长发，穿一条连衣裙，穿一双小巧的鞋子，那我就不会被看作是那个高个儿男子了，其次，我也很想以一个迷人的女性形象出现在维托德面前。我也清楚，我那不易亲近的严肃样子是不符合他的审美情趣的。他家里的摆设和我家的不一样，他的家看起来更不整洁，更富有幻想，更加混杂，也更充满活力。但是我现在成为如此遵守纪律的人，从我的整个人生轨迹看来并不是偶然的。

        比如说璧德，她的生活始终要轻松得多。她出身在一个多孩子的家庭里，在这种家庭里尽管有时也会有磕磕碰碰，但总的说来是快快乐乐的。很小的时候，她就远胜于我，显得非常老成。我的母亲却是一个太过虔诚的人，每年只在我生日那天允许我请三名女友到家里来。在我的班上——顺便说一句，我们全是女生——也有几个我这样的人，很用功，也很乖，是令人讨厌而不是受人欢迎的人。但大多数人去上舞蹈课，谈论男生，而且有男朋友。即便家庭不富裕的，也会有一个给女儿弄件漂亮衣服的母亲，或者甚至亲手缝制一件。其他女生呢，自信，快乐，讨人喜欢。于是，这种不公平就这样开始，就这样继续，直到今天依然没有停止。

        高中毕业十年后，我参加了一次同学聚会。被介绍给大家的几乎清一色是婚礼、婴儿和小孩的照片。没有任何其他话题。我和剩余的几个人，只是呆呆地坐着。从此以后我再没有参加过同学聚会。我讨厌这些生下了神童的幸福的母亲，讨厌这些沾沾自喜的妻子。但我并没有反对她们这么做。

        现在，我这一辈子第一次想要完全为我自己做出决定，竭尽全力，一心一意：我想要维托德。我可以为此而做任何事，尽我一切所能，我可以为此付出我全部的智慧，我也可以为此拿我的事业和金钱冒险。

        头发留了好几周了，我根本不喜欢我这样的头发。璧德打电话来时，我希望听听她的意见。但她打断了我的话。

        “我们呆会儿谈你的头发吧。我得先和你说说重要的事。首先一点是，莱茜根本没怀孕！”

        我知道的是，莱茜四周前用药房试剂作的检查结果为阳性，但从没有去看过医生。尽管如此，她已经向全世界宣布自己怀孕了。几天前璧德带她去看妇产科大夫，女大夫劝她做超声波检查。今天结果终于出来了。

        “说实话，”璧德说，“我现在可轻松了。否则如果我要将莱茜的小孩养大成人的话，那我就得辞去业余大学的工作了。因为要是没有一个男人和她一起轮流带孩子，那她如何能继续读大学呢？”

        璧德做外祖母的快乐就这样成了一出闹剧，我辛酸地想道。

        “那第二个新闻呢？”我问道，一想起这个问题我的心里就很兴奋，一定是关于维托德的。

        “你想想，我认识了一个很好的男人，”璧德开始道，并向我描述一个小她十岁的商务代表身上的优点。

        尽管我早就知道，璧德的家很开放，她在床上也很开放，但我还是嘲弄她道：“这现在就是你最大的幸福吗？”

        璧德并没有显出不快。“啊呀，”她说道，“我知道一个五十岁女人她最大的幸福已经悄悄溜走了。现在对她来说只有小小的幸福或者说短暂的幸福可言。我也不想和你隐瞒他的缺点：他是个已婚者，而且孩子还很小。不过他们居住在慕尼黑地区，他只是周末才回家去。”

        是啊，这可真的仅仅是小小的幸福而已。我很惊讶，璧德竟然参与其中。

        “那起谋杀案有什么新闻吗？”我问道。

        “我倒从没有想到，你居然还对谋杀案感兴趣，”璧德还不忘挖苦我一句。不过她还是谈起维托德的儿子最近几周一直陪在父亲身边，虽然他们本来就在海德堡有自己的住处。但他们想不久以后和他们的女友去墨西哥，毕竟现在还是暑假啊。他们甚至也想过让他们可怜的父亲一同前往。可这样行不通。

        为什么不行呢，我问道。

        “是的，第一，他不能去，因为现在又开始有课了，他必须去上课；第二，警方必须随时能找到他；第三，他也不愿去。莱茜告诉我说，他的一个朋友给他提供了位于奥登瓦德的一处小屋，等到孩子们一走，他就想在那儿隐居起来。可以理解，他没有什么兴致孤零零一个人呆在自己的家里，受那帮记者和那些富有怜悯之心的左邻右舍的纠缠。”

        虽然我们并没有谈及我的头发，但还是谈到了更有意思的话题。我相信一定能找到奥登瓦德的这间小屋。

        学校重新开学的时候，我给拉滕堡高级中学的秘书处打去电话。我告知说，我是克吕格警官的秘书，很幸运，他这个名字我是在报纸上看到的；克吕格目前负责恩格斯坦案件。可是警方究竟有没有秘书呢？前不久，我在对一起交通事故作证陈述时，看到的全是男性，而我的陈述亲自由一名警察在速度很慢地打字。是啊，我忽然想起，在一部侦探电视连续剧里偶尔也会有一名闷闷不乐的女性在给那些警察煮咖啡。

        我告诉学校里的女秘书，她现在不必特地把恩格斯坦从课堂上叫出来，而是给我带个口信就行。

        “恩格斯坦先生请病假了，反正您也没法和他说话，”话筒里传来回答声。我解释说，他最近刚在电话里给了我一个地址，可遗憾的是我不知道把它扔哪儿了。这事一旦让我的上司知道，他一定会生气的。看来这位女秘书非常理解我，知道如何避免上司生气，好像她在翻阅她手头的资料。

        “好了，我找到他的地址了，”她高兴地说，“是校长本人登记的。嗯，你可以在奥登瓦德的毕克巴赫施罗德博士那里找到他，在霍尔茨维格街上。”

        我彬彬有礼地道谢。一切进展顺利。倘若维托德本人接电话，或许我激动得不知该说什么话了，或许我把电话给挂了。他至少会起疑心的。

        我在地图上找到了很小的毕克巴赫。我是今晚就去那儿呢，还是周末去？我终于又有了目标，下班后的生活又有意义了。

        当然我是无法容忍到周末才去他那儿的。傍晚时分，我就带上了迪士高出发了。到了毕克巴赫，我将车停在一条小路上，步行寻找那条霍尔茨维格街。我也不想问人家，再说我也没碰上任何人，这个地方看上去相当了无人烟。最后，在村的尽头才找到那条霍尔茨维格街，这是一条上坡路。这里有好几幢农舍，显然让城里人修缮改造过了。院子里种上了卷心菜、金鱼草、胡萝卜、香菜和福禄考，令我这个城里女人心醉神迷。我虽然不知道他住的门牌号码，但倒是认得出维托德的车子。此刻我已经牵着狗晃悠了整整半个小时。霍尔茨维格街蜿蜒延伸至山上。我看见就在那儿的山上，维托德的小车停靠在草坪上，由于恐惧我颤抖不停。不，我今天还不想敲他家的门，我先得侦察一下这里的周边环境。但在这里可不那么容易；这座很小的屋宇，一个已翻建过的谷仓，周围就是开阔的草坪，不管在哪儿，人们都能看得见我。我就像是一个顺便路过这里的散步者；除了那辆汽车，我没看到维托德的人影。到最后，霍尔茨维格街一直通到了林中时，我才折回去，回到了我的车子那里；我现在总算搞清楚了。

        到星期六还有三天，我始终有新的计划，小心地考虑该穿什么衣服，狗要不要一块儿去等问题。终于时候到了。我上午去了理发店，烫了个头发。有了这一头蓬乱的鬈发，我看上去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就这样，我那么优雅年轻、激动不安和诚惶诚恐，在星期六拾阶而上，径自来到他的小屋前敲门。不一会儿，维托德过来开了门。

        “嗯？”他不友好地问了声。

        “您不认识我了吗？”我反问道。

        他皱起了眉头，脸色蓦地阴沉了下来。

        “您请进。”他结结巴巴地说道，此刻很激动。他还不能完全肯定，我是否就是那个在他的希尔柯死亡时在场的可疑女人。

        我进了屋，一张枥木圆桌前摆放着四张椅子，他指了指其中的一张椅子。他不由自主地点上一支烟，然后将烟盒递给我。我摇摇头。

        “您究竟是谁？”他先开口问道。

        我很小心，说这事暂且不谈，我一定会在以后告诉他。维托德吸了口烟，去拿了一只烟灰缸，乘机朝脏乎乎的窗子外面张望；他是想知道，我是不是一个人来的，我开着怎样的车子。可我的车停在霍尔茨维格街的另一头，而那条迪士高我把它留在家里了。我是觉得狗往往要比人更引起注意，而且我也从经验中得知，如果一个人带着狗散步会更容易被人找到行踪。

        维托德终于说道：“我实在是伤透了脑筋，那个夜晚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您怎么会突然来到我家了？”

        是的，这是一个敏感点。这时我只好提到那条狗了。我说——尽管这事听上去不那么可信，因为我头疼，我本来是想晚上带着狗出去溜达一会儿的。在院子附近的空地上，我让狗自由活动，可就在这时狗却突然不见了踪影。在寻找狗的时候，我就闯进了维托德的院子，于是听见了枪声。于是我冲进了家门。

        我说话时维托德特别专心地注视我，烦躁地抽着烟，心里忐忑不安得不知如何是好，突然打量我下面的脚，在估摸我鞋子的尺码。

        我讲完话后，他恼怒地重新开始道：“很好，很好，也许就是这样吧，尽管我想不起来当时有没有看到狗。但有一点我根本就想不通。一方面您显然是想帮我的忙，另一方面您又差点把我杀死了！”

        “没有，”我向他保证道，“我绝对不是要击毙您，只不过看起来好像是我朝您开了枪。我后来还弄清楚您是否有生命危险，我发现情况并不那么糟糕。”

        维托德委屈地说道：“并不那么糟糕，您说得倒轻巧！子弹离动脉仅隔毫厘之差，我差点因为出血过度而死去！”

        话音刚落他就卷起裤管，我看见小腿肚的外侧有一个很小的红色疤痕，这个子弹孔眼我在当时就已看到了。但现在他还给我看大腿的内侧，这里看上去就不同了：凹陷的弹孔处留下了一道很深的凹穴。

        维托德板着脸看着我，没有了先前迷人的微笑。“我一点儿也不明白！您一定也向我妻子开枪了，可这是为什么？一方面您是帮了我，可另一方面也许是您把我妻子杀死了，而我仅仅是打伤了她。”

        我考虑着。然后我就请他跟我说说警方知道些什么情况，他又向警方说了些什么。

        “起初我真的什么也记不起来了，”维托德回答道，“可是我没想到他们会相信我说的话。我告诉他们，我妻子中断了戒酒，突然回来了。她回来的时候已经喝过酒了，后来我们两个继续喝酒。我平时喝酒不多，也不习惯喝很多酒，而且从来不喝威士忌。我跟他们说，我后来难受极了，于是躺在了地毯上。再后来我听到了一声枪响，我感到钻心的疼，就失去了知觉。——不，警方也许并没有相信我，但另一方面，那一枪打过来的距离太远，所以不可能是我给自己放了一枪。另外，我也不可能以这种流血的伤口到处跑而不留下血迹的。他们发疯似地寻找那把杀人凶器，可是没有找到，”他停顿了一下，“一定是在您手里吧！”他激动地嚷道。

        我点点头：“我已经把枪处理掉了，因为您的指纹就在上面。”

        “我什么都不明白，”维托德又叫道，“这不是毫无意义吗？您究竟为什么不给警方打电话呢？”

        我朝他微微一笑。“我是想帮您的忙！”

        “您是否帮了我的忙，这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警方目前在急切地寻找一个穿着体操鞋的人，因为体操鞋的脚印在院子里和在淡黄色的地毯上清晰可见。也就是说，他们也许以为一个陌生人出现在院子里，朝房间里开枪射击，然后将作案凶器带走了。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为何您又要向我妻子开枪？难道她到最后还没死吗？单单头上中了一枪，那就是致命的了，可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我打到她哪儿了。”

        我审视了一下维托德。难道我该告诉他，他击中了她的头部？不过实际上他应该知道这一点，因为他朝她开枪后她的衬衣上全是血。但也许他仅仅看到她马上就昏倒在地了；要么他仅仅是在考验我、试探我是否在撒谎，是否我在最后一刻脑子糊涂了？

        他接着说：“您有什么理由这么做呢？简直毫无意义(这句话他已说了不知多少遍)。我一直在等着您去报警。知道您不去报警，我才想到原来正是您杀了我妻子。”

        我说，当我一不小心而击伤了他时，我完全惊慌失措了。在同样的震惊中，我马上也朝您妻子开了一枪，可我和他一样，同样并不知道我是不是击中了她的头部。然后我就逃之夭夭了，我不去报警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最好是，”维托德说道，“我们现在一起报警，把这事给解决了。反正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我表示坚决反对。

        “您知道然后会怎样吗？您就不可能在这儿奥登瓦德的林中看风景和呼吸新鲜空气，而是在被拘留的监狱里看铁窗了。再说了，谁也不会将这件事跟我联系起来，谁也没有看清我的真面目，而且脚印也可以出自另外一个人啊。我究竟有什么动机去做这件事呢？此外——即便人家相信您说的话，如果是我将您开枪的事说出去，那么您就完了！您还在受警方的监视吗？”

        维托德不快地咕哝起来：“起先他们经常暗中跟踪我，可能还开过我的邮箱，窃听过我的电话，我根本无法走出门。我几乎每天会被找去审讯。”他作了一下深呼吸，严肃地注视着我，然后接下去说道：“也许他们是这么想的：我妻子先开了枪，然后我朝她开枪。但这样射击的角度就不对了。我大腿中弹后是无法动弹的。——或许他们也觉得我们不可能轮流握着那把手枪。我已经说过，我不可能将武器隐藏起来而不留下任何血迹。而要是我先向她射击的话，那她也不可能在受重伤的情况下再向我开枪。枪手一定是第三者。”

        我插话道：“那他们到底怀疑谁呢？”

        “或许他们以为那个穿体操鞋的男子和我是一伙的，是一个我雇佣的杀手。他们检查了我的银行账户，确认我在两天前从银行里提取了三千马克。但第一，这些钱我还原封未动，第二，我的四名同事可以证明，我本来是在下周和他们一起开始度假的，所以才取了钱。”

        维托德烦躁地将烟灰弹到垃圾桶里。“就是这样，大约四周后他们才对我松手，也允许我可以在这里小住。但我必须每隔一天向他们电话报告。——顺便问一句，有人盯梢您了吗？”

        “没有，肯定没有，这一路上非常冷清。但我确实不知道，您的邻居有没有看到我。”

        我的老天，我的脑海里突然想到，此刻我就站在我的梦中情人面前，可我们谈的是杀人，而不是爱情，并且他是以满腹狐疑的眼光盯着我。我必须以一种暗示的方式说几句对他好感的话。

        “说实话，”我撒谎道，“虽说我是纯粹出于偶然才卷进这一事件中，但我见到您的时候，马上就和照片上的您对上了号。很久以前我看过您写的一本谈论绘画的小册子，看后非常兴奋。您在封面上的那张照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或许也因为我非常喜欢您的书，全书闪耀着智慧的火花，才让我自发地产生想帮您一把的念头。”说完我朝他露出最妩媚动人的微笑。他刹那间回报以微笑。

        “是这样，您看过我的书。”——我刚才的措辞充满魔力，因为他脸上那紧张而不友善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又变成那个和蔼可亲、富有魅力的男子，带着性感的声音，数周前正是这种声音突然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的读者倒是并不多，”他接着说，“那么您真的喜欢这本书吗？”

        我赶紧向他申明这一点，甚至还沉醉于有关漂亮拖鞋和地毯的细节中。我真的是一条毒蛇，但毕竟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呀。

        不过他友善的态度并没有持续很久。“我怎么能相信，您就不是一个丧失理智的罪犯呢，”他稍稍以一种讥讽的口吻说道，因为自从自己冒充是他的读者开始，他已经不大相信我做了什么荒唐的举动，“现在到最后您就拔出手枪，把我干掉。”

        “我干吗要这么做，”我伤心地说，朝他投去长长的深情的一瞥。他似乎有点感觉到，我并没有对他产生谋杀的欲望，即便他肯定还没有弄明白我其实已经爱上了他。

        我决定再次以充满魔力的措辞开始背诵：“我看了你出色的著作，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去听了您作的一个讲座，是关于解放战争抒情诗的。这个夜晚太棒了，我从您那里了解到了许多那个时代有趣的故事，我很充实地回到家里，”(这倒是事实，由于感情的冲动我很充实，可是对那个令人讨厌的浪漫的战争文学，我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他若有所思地看着我，他的脸色又开始显得可爱起来，完全没有了愁眉苦脸的表情。你那么爱听好话，我想道，我才有机可乘。

        “我很高兴，”他真诚地说，“是不是我来煮杯咖啡？”

        我兴奋地点点头；多年以来，从没有一个人为我煮过咖啡。维托德先把水搁在炉子上煮，然后说道：“如果您偷点东西，再翻箱倒柜一下，这就再理想不过了，”不过我这一次又听到了他那种尽管嘲弄但很和气的口吻，这种口吻是我很想听到的。

        “是啊，”我说，“如果是这样，警方就找到了开枪的动机，这是一次抢窃案，诸如此类。但我和你一样没有任何计划和考虑。我们两个人多多少少都做了些失去理智的行为：您是感情用事而开枪，而我是因为帮您的忙才做了这事。”

        我们一起喝咖啡；在这个家具简陋的房间里，出现了某种信任的气氛。维托德不再那么拘束，话里隐隐约约地露出幽默。他开玩笑地说，我们是同谋，我们的会面是密谋。但他话锋一转又说，如果我们从没有见过面，相互之间尽量不再有任何联系，这样也许会更好些。

        “警方在到处窥探我是不是有女友，这样我就有杀妻的动机了。可是谢天谢地，我和上一位女友的关系也已经过去好多年了。但要是现在有人看到我和您在一起，那正是警方求之不得的。”

        遗憾的是，我不得不承认他这么做是对的。尽管听说他没有女友我感到很高兴，但另一方面我是真的想做他的女朋友。可我当然不会愚蠢地说出我的这一想法。

        维托德再次问了我的名字和地址。我许诺说，在下次秘密会面时，我会向他证明我的身份。然后我建议下下周到海德堡会面，在繁华的商业街中心，比如在那家百货商场门口；我们完全可以消失在游客的人流中而不易被人发觉。维托德觉得这不太妥当。

        “我在海德堡老是碰到熟识的人，”他说，但他原则上似乎已经同意这样的一次会面。他肯定急迫地需要向人叙说前一段紧张的日子，而平时谁也不会和他谈这种事的。终于，我们商定在奥登瓦德的一个停车场会面，如前所说，在这一地方碰到熟人的机会很少。

        两小时后我驾车回家。正值傍晚时分，平缓的小山上长着孤零零的苹果树，斜坡上照过来的树影、缓缓飞翔的小鸟以及西下的夕阳，这一切在我眼里出奇地美丽，我觉得仿佛我是在多年的囚禁生涯过后终于重返人间生活一样。我傻呆地唱道：“兄弟们，到阳光中去，到自由中去。”我在平时是从不唱歌的，也绝对不会如此这般的。我感到很幸福，也满怀着希望，因为这个男人会不会喜欢我，现在已经不再是那么不现实的了。一周后，我就又能见到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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