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拉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四周出奇得静,静得让她吃惊甚至不安。她睁开眼睛,看了看床头的小闹钟,红色数字闪烁着:16:32。
从山下花园传来了犬吠声,持续不断,在封闭的弧形房间里萦绕不绝。
安静。莎拉住在这里时总会习惯性地把厨房里的收音机打开,调到第4台,电台中播出的谈话节目听起来温柔而亲切,使这里显得不那么空旷寂寥,尤其是在另一间房里听起来,给人的感觉像是这座房子里聚满了从汉普郡过来的优雅人士,正在这里闲谈。如果是在格拉斯哥那样的大城市,窃贼们若是光顾到这样的房子,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但是在桑顿霍尔这样一个封闭的村庄,这种情形是合理的。莎拉还会战略性地把所有的灯打开:大厅,楼梯,所有她视野以外的地方。她具有混淆视听、制造错觉的天赋。
安静。现在还不是窃贼活动的时间。房子坐落在山顶,白天时人们可以看见它,尤其是在这个时间段,邻居们可能还在外面,在各自的田间地头视察园丁的工作,或者追赶着他们家肥胖的纯种狗,只有非常自信或非常愚蠢的小偷才会选择这个时候破门而入。
莎拉感到精疲力竭,困乏极了,此时的她只想睡觉。她天真地想:是厨房里的保险丝烧了,还是那台老旧的收音机终于寿终正寝了?这座房子里的一切都又老又旧,需要修理。
于是她判定:是收音机坏了。她微笑着闭上眼睛,蜷缩在松软的羽绒被下,舒服地翻了个身,再次进入甜蜜的梦乡。
她的意识静静地滑入温暖的黑暗中。
突然,从楼梯口传来一声地板的刮擦声,她的眼睛猛地睁开。
她从枕头上抬起头,仔细聆听。
是被楼梯井放大了的鞋子刮擦地毯的声音,有人压低嗓子给出了两个字的指令,声音非常尖细,“上去。”
睡得迷迷糊糊的莎拉坐起身来,想象着母亲坐在楼梯升降机里,呼呼地升起,落在二楼的楼梯口,撇着嘴,一副专横霸道的样子,她需要答案:他们怎么会制订出那样一套护理计划?为什么莎拉从来没有在家帮她洗过澡?为什么杰弗里主教没有为她主持葬礼?
荒谬。
她掀开羽绒被,甩开腿,双脚落地,试图站起来,但是软绵绵的膝盖不听使唤,摇晃了几下,又倒回在床上,身体非常不雅地弹跳起来。
意识到因为是在家里,自己反倒毫无防备,她很懊恼。莎拉曾到过许多陌生的地方,可怕的地方,每次都能保持警觉和冷静。她总是在进去的路上勘查好安全通道,无论是在刚刚抵达时,还是在逗留期间,她都能掌控局势,但是在这里,她毫无防备。
这里和那些陌生的房间是不同的,因为在这里她是一个正常的一家之主,她可以打电话给警察,让他们来帮她。
她松了口气,笨拙地侧过身子,伸手拿过床边的手袋。她紧张不安地在手袋里摸索着,一包纸巾,一打收据,一本护照紧,贴着苹果手机冰冷的金属后盖。她把这些东西扒拉到一边,取出手机,按了按主页开关,很高兴地看到屏幕立即亮了。自从抵达格拉斯哥机场,在头等舱的过道上等着下飞机时,她就打开了手机,一直开到现在。她并非总是如此。有时她会连续24小时关机,直到补足了觉才再打开。现在她的双手集中在屏幕上,滑动屏幕解锁,选择键盘,急切地按下999三个数字,刚刚按下“呼叫”,她就听到了卧室门口异样的声音。
与其说那是一种声音,不如说那是一种感觉,她感到空气在楼梯口突然转向流动了,一个人的身体从门边的墙上刷过,猫下去,她惊恐地打了个寒战,好像冰冷的手指划过赤裸的后背。
她慌乱地把手机扔进羽绒被窝里,站起身来。
门吱呀一声开了。
并非她母亲的魂灵,而是两个十几岁的男孩,迟钝而笨拙的样子。他们穿着宽松的黑色慢跑长裤,与长裤配套的t恤内外反穿着,长长的接缝沿着双臂一路向下直通到双腿。他们还穿着同样的黑色运动鞋,这种奇怪的一致装扮让他们看起来像某个邪教组织成员。
他们开始试探性地挪动了几步,占据了门道。不慌不忙,自信而勇于冒险的孩子。
她松了一口气,差点笑出声来,“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其中一个男孩身材高大,剃着光头,因为紧贴着门边站着,所以看不到她,听到里面的声音后他有些不安地挪动着身子,一个肩膀朝外,好像准备随时要离开。
“听着,”她说,“滚出去,这不是没人居住的空房子。”
另一个男孩留着乌黑浓密的长发,没有退缩的样子。他一脸怒气,正对着门框站着,直直地盯着她的脸。
莎拉知道自己并不是很漂亮,但是她很注意修饰和保养,身材苗条,发型时尚,在柔和的灯光下,有些人可能觉得她还是很迷人的。但是这个男孩并不这样认为,他很憎恶她的形象。
高个子男孩用胳膊肘捅了捅同伴。愤怒的男孩仍然盯着她的脸,扬了扬下巴,命令高个子进入房间。高个子胆怯起来,微微摇了摇头。他们继续用手势交流着,愤怒的男孩死盯着她的眼睛,一副恨之入骨的样子。
“我的母亲死了,”她又说了一遍,但是当她突然意识到他们对在这里发现她一点也不感到惊讶时,她的声音渐渐微弱下来,“我还活着……”
“你的孩子们在哪里?”愤怒的男孩问。
“孩子们?”
“你有孩子。”他似乎非常肯定。
“不……”她说,“我还没有孩子。”
“你有,你他妈的肯定有!”他环视了一眼房间,好像她的孩子可能被藏在羽绒被下,甚至衣橱或者床底下似的。
他的声音很高,是从楼梯间传出的那个声音,但她所注意到的是他的口音:不是格拉斯哥的,根本就不是西海岸的,他也不可能是那种性格温和而中性的苏格兰本地孩子。他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东海岸的,但肯定是英格兰人,也许是爱丁堡或伦敦的。他们来到这里,很显然并非偶然,他们是特意过来的。她突然很迷惑,不明白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莎拉又试探着说:“你们走错了房子。”
但是他看着她,坚定地说:“不,我没有。”
钱。他们一定是为了钱才来到这里的。这是这所房子里他们唯一可能想要的东西。但是现金在厨房里,而这间房在楼上,到这里,要爬过一层楼,穿过一个大厅,越过一道走廊,通过一扇门。很显然,他们来这里是来找她的。
她重拾起一点信心,再次审视着他们。他们不会得到钱的。她什么也不会说,她要装傻,因为警察会过来,带走他们,审问他们。她只需要听起来很无辜就是了。
“听着,”她试图提出合理的建议,“你们最好马上离开,我一分钟前就报警了,警察正在赶过来,如果你们不走,麻烦就大了。”
愤怒的男孩盯着她的眼睛,同时把重心转移到一条腿上,一只脚滑进房间,脚尖已经碰到黄色波斯地毯的边缘,慢慢侵入双方之间神圣的中间地带。他看到她紧张起来,惊恐不安地看着他。她在他的脸上捕捉到了一丝同情,但是如同稍纵即逝的火花一样,他的脸很快就变得更加阴沉。他挑衅地扬了扬下巴,再次挪动脚步,一点一点地,直到完全踩住地毯的流苏边缘,似乎是在告诉她,他完全可以扑过来,他会过来的。
在愤怒的刺激下,她彻底清醒了,决定夺取控制权,“知道你们想干什么!”她朝他走过去,一只手向楼梯挥舞着,“你不知道你正在和谁玩儿,你挑错了对象!”
“住口!”愤怒的男孩露出牙齿,“滚回去!”他向她迈开坚定的一步,狞笑了一声,牙齿显得很干燥。
莎拉后退到床上,她可以看到羽绒被下手机的一角,仿佛正在偷看着这一切,她弯了弯手指,好似枪手在排练。
他的眼睛从她的脸上滑落,在她身上游移,顺着t恤衫向下直抵大腿,他突然厌恶地移开视线,看向一边。她这才意识到,自己没穿内裤。她进来时实在是太累了,随意地把鞋子脱下,弃在大厅里,跌跌撞撞地爬上楼,把裙子和内裤丢在卧室的地板上。她穿着睡觉的这件1日t恤,刚刚够得到大腿,勉强遮羞。她已经连续24小时没有睡觉了,她很痛苦,她的母亲已经死了,她理所当然应该好好睡一觉。
她声嘶力竭地叫喊:“赶快滚出去,马上!”
高个子退缩了,但愤怒的男孩甚至眼睛都没眨一下,他抬起下颌,好像要张嘴咬她一口的样子。这不单单是愤怒,这种愤怒中还夹带着一种深深的悲痛,她突然认出了这张脸。
“你是谁?”她说,“我认识你。”
高个子男孩惊呆了,害怕了,看着愤怒的同伴。
“我肯定认识你。”虽然她并不十分确定:记忆琐碎而模糊,好像他是电视或报纸上的某个人物,“我见过你的照片。”
愤怒的男孩脸红一块白一块,激动得舌头打颤,“照片?你见过我的照片?”
她不安地耸了耸肩,只见他握紧了拳头。
他举起拳头,用力捶打着自己的心脏,“他妈的谁给你看过我的照片?”
他的声音在高音部撕裂开来,高个子男孩猛地伸出手,把他的拳头从胸口拉开,把他向后拽,“住手,住手,哥们儿,吸气,深吸一口气。”
莎拉偷偷瞥了一眼手机,寻找希望的光芒,但是什么也没有。
他仍然气急败坏的样子,“手袋在那里!拿过她的手机来!”
愤怒的男孩看着她脚边的地板,脸上的红晕退去,渐渐变得苍白。高个子男孩放开他的手,顺着他的视线,迈开长腿,随意的两步,就站在了两个人之间,占据了他们之间宝贵的距离。他在她的脚边蹲下,在她最喜欢的手袋里胡乱地摸索着。他距离她的大腿只有一英尺远,莎拉叉开双腿,露出私处,他感到一阵晕厥。
但那个愤怒的男孩却不为所动,他尖厉地喊道:“斯奎克!妈的快点!”
蹲在地上的男孩艰难地移开目光,手从袋子中退出来,拿着一部手机。这是一部砖块般的手机,只有领取退休金的老人才会使用的那种,红色的塑料机身上布满了大大的按键,小小的屏幕上是一棵棕榈树图片,但令人费解的是手机关着,因为屏幕没有光,很显然这是一部假手机。意识到自己竟然把这个东西搞忘了,莎拉很沮丧。她总是忘记这个东西,她本来可以用它的。
男孩把手机举到头顶,好让门边的同伴看见。愤怒男孩的脸抽搐了一下,“还有什么?”
蹲着的男孩把砖头手机放进衣兜里,再次把手伸进手袋,摸到了钱包,他似乎很高兴,站起来,得意地举起钱包。
莎拉松了口气,差点笑出来,“你们想要钱吗?”
但是他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钱包上,高个子退回到胖同伴身边,仍然高高举着钱包。她想:他们和那些抢劫犯没什么两样,不过是一些喜欢把衣服反穿的傻孩子,他们一定是把校徽藏起来了。
她看到愤怒的男孩猛地拉开钱包拉链。她认识那只鼻子,短短的鼻梁,宽宽的鼻翼,圆圆的鼻孔,她非常熟悉。她猜测道:“我认识你爸爸。”
她猜对了:他在用力撕扯拉链的瞬间有片刻的犹豫。她于是更大声地说:“我认识你爸爸。”
高个儿男孩惊慌地看了看她,又看了看愤怒的同伴,她再次抬高嗓门,“你最好现在就离开这里,如果我告诉他你入室抢劫,你以为他会怎么说?”
一个爸爸,这可能是任何人,一个哭哭啼啼的爸爸,一个强有力的爸爸,或者是一个可怜的醉鬼爸爸。也许拉尔斯决定不再信任她,想把东西要回去。
“拉尔斯?”她脱口而出。愤怒的男孩显出很痛苦、很受伤的样子。
有一瞬间她以为他会扔下钱包,还给她,向她道歉,退出去;有一瞬间,她屏住呼吸,血液似乎停止了流动。比特·拉尔斯,那个被击败的悲痛的拉尔斯鄙视她,但是却需要她,除了她,他从来不需要任何人。只要对他来说是合适的,他会毫不犹豫地杀死她,但是这并不合适。这些孩子不是拉尔斯派来的。
愤怒的男孩看着她,眼中还是那样不变的深沉的伤痛。他的眼皮低垂着,表达着憎恶。当他的手指在钱包里野蛮地摸索时,他一直看着她,食指和中指像剪刀一样夹住了几张大钞和一张出租车票据,拽了出来。
莎拉抓住机会,扑向她的苹果手机。她侧过身去,手指碰到了手机冰冷的金属,她紧紧地握住它,因为她知道这个东西很容易从手中滑脱出去。她举起手机,戳向主菜单键,试图滑屏解锁,但两次都没成功。
“警察!救救我!家里闯进来两个男孩!”愤怒的男孩就在她旁边,他抓住她紧握手机的手,把她拉得直起身来,但莎拉继续喊道:“就在我的卧室里,一个胖子,我认识他!”
他们都僵住了,看着手机,猜想自己被人听到了,突然意识到在这场戏中是不是一直就有个听众。愤怒的男孩首先反应过来,他拧过她手中的手机,慢慢地举向自己的耳朵,仔细听。
他的脸上溢出得意的笑,他戳了戳手机屏幕,把它扔到床上。
他们紧挨着站在床头,这所房子散漫凌乱的表壳下聚集了一团凝重的仇恨之气。
在她的身后高个子挪了挪脚步,向她靠拢,直到呼吸吹动了她的头发。她感到一股潮湿的气息落在耳朵上。愤怒的男孩在她的脸上读到了悲凉,她从愤怒男孩的眼中看到了熊熊的怒火。
她肩后的呼吸声越来越快,越来越弱。
曾经,在迪拜的一家酒店,莎拉遇到过这样一个客户,他是个大胖子,他们一起共进晚餐。她还记得他悲伤、绝望、冷漠的样子,虽然她努力与他交谈,但是整个用餐时间,他始终保持沉默,只是一个劲地喝闷酒。在乘坐回房的电梯中,她默诵着要说的话:有时候这种事每个人都可能遇到,抚摸和聊天不是一样很不错吗?下一次如果他觉得需要,他们可以服用药丸。在床上,她听从指令面朝下趴在枕头上,她听到身后相同的呼吸,那呼吸突然变得急促起来,像动物发出的一样;她转过身瞥见了他手中一道金属的闪光。她把他踢下床,一把抓起衣服,撒腿就跑。她之所以成功脱身是因为他太胖了,追不上。
“我有钱。”她对着空气说。
“钱?”愤怒的男孩平静地说,“你以为这是为了钱?”
“那是为什么?”她极力喊叫着,希望这样能把他们吓退,“你们到底想干什么?这是我的家!”
但是两人都没有退让,愤怒的男孩与她对视着。
她哭了,伸手恳求道:“我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吗?我会说的,告诉我,我会说的。”
他漫不经心地移开视线,环顾房间,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
莎拉突然明白了:他之所以不害怕她记住他的面孔,是因为他来到这里是为了杀死她。她永远也不可能离开这里了。
她不能死在这里,这所冰冷破败的老房子,这个她毕生都想努力逃离的地方,她不能光着屁股死在两个张狂的孩子手里,死在这个曾经是她儿时摇篮的房间里。
她泪眼婆娑地看了看他们之间的空隙,还有不远处敞开的门。
莎拉低下头,撒腿就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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