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于1939年9月23日结婚，在巴黎15区政府办了民政手续，还办了宗教手续（根据新郎记录的隐情，但没找到任何教堂记录），嫁给了罗贝尔·昂泰尔姆。战争的威胁迫在眉睫，她好像想要以婚事来冲喜，通过两人的结合，勉强留住一些维系着他们俩的真诚而独特的生活方式，共同反对资产阶级式的婚姻，以及它的约束、困境和吝啬。到场的只有见证人，一切从简，因为昂泰尔姆只获准休四天假，四天后就得返回军营。和他在一起，她想要体验一种乌托邦式的婚姻，或许还想象着要守护她的孤独——她已经把孤独当作进入写作状态的唯一途径——防止欲望广泛而迅猛地流动并成为习惯与常态，回避她觉得可憎的基督教夫妻观念，包括忠贞、禁欲和无意识的背叛。她想要的，是试着延长“爱的时间”，防止它被侵蚀，这种侵蚀是必然的，是一种逐渐蔓延的、不光彩的破坏，她想要让自己变得比这一破坏力更强大。她又一次选择了最艰难的道路，最恐怖的考验，对自己提出了残酷而审慎的要求。

        这桩婚事妥当吗？它是不是一个长期秘而不宣的错误？她是否还爱着与她联袂创作《法兰西帝国》的菲利普·罗克？嫁给昂泰尔姆是不是为了对此做个了断？为了移情？永远不会有人知道真相，因为她的感情生活错综复杂，充满了由久远的记忆、长期掩盖着的真相、内心深处的坚信与直觉所构成的奥秘。不过，对于昂泰尔姆，她一直说他在她认识的所有男人中是最聪明的，或许是智慧的化身，是最快乐的，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人……

        于是，1939年秋天，玛格丽特独自一人待在巴黎。昂泰尔姆身在东部前线，时时给她寄来一些照片，照片上，他和战友们在一起，一副信心十足的模样。巴黎的日子比以前拮据，所有人都准备过一个艰苦的冬天，但没人相信会战败。玛格丽特住在巴黎15区圣费丽西黛街一间小公寓里，整日忙于撰写一部关于殖民帝国的宣传作品，那是乔治·芒代尔交给她以及她的朋友兼情人菲利普·罗克的任务，期间菲利普·罗克成了殖民部主管联络媒体的负责人。

        无论是内心里，还是肉体上，她应该都没有从童年的那片土地——印度支那——得到慰藉。否则，该怎么理解伽利玛出版社1940年5月3日出版的那本晦涩的书——书名是《法兰西帝国》，署名是玛格丽特·多纳迪厄与菲利普·罗克——一般不收入她的作品目录？它难道不是向“父亲”喊出的最后一声呼唤吗，难道不是对被她否定的姓氏的最后一次妥协吗？是啊，该怎么解释这首颂扬“祖国母亲”、“甜蜜的法国”、殖民的荣耀、“法国善良与智慧的宝库”的赞歌，该怎么解释她对乔治·芒代尔、托马·罗贝尔·比戈、夏尔·芒甘上校以及于贝尔·利奥泰、约瑟夫·若弗尔、约瑟夫·加列尼等诸位元帅的致敬，这难道不是在“父亲”被埋葬前对他的最终宽恕吗，不是欠“父亲”的最后一笔债吗，不是一种个人想要得到认可的欲望吗——这欲望无法磨灭，尽管她内心最深处觉得不齿？

        在她主笔的关于印度支那的那一章里，除了对殖民运动的颂扬，她还任由自己的想象天马行空：有湄公河它蜿蜒四千五百公里，从老挝北部到柬埔寨边境环绕着法属印度支那；有灯芯草和红树林；有港口城市西贡；有堤岸区，包括那儿的房舍、饭馆、丝绸和玉器店，是的发源地；更有河内的还剑湖和西湖，那儿有奢华的日落和沿岸伫立的宝塔。

        这一时期，她仍未放弃家庭的遗产，一如九年前的1931年——那一年，殖民博览会在巴黎举行，母亲不知该说些什么以祝贺那个帝国，但不久后，她将不停地揭露针对原住民的不公和残忍。她是如此渴望得到认可，以至于竟敢承担这样一部在战火纷飞之际出版的宣传作品，伽利玛出版社也不例外，竟然于1940年5月在《画刊》里毫不犹豫地将此书标榜为“每个法国人的必读书目”。不过，她不可能不知道越南一小部分人发起的早期反殖民主义袭击，或共产主义者早就开始领导的、旨在揭露殖民地人民遭受不公与压迫的宣传活动。她没有理会这些争论，受命担负了这本发给所有争相前来参观“海外法国沙龙”的游客的书。这本书的文字意味深长，在履行宣传职责方面没有丝毫迟疑，书中写道：“若是认为我们的行动没有任何实际目的，而是为了培养个人，使其命运更美好，靠牺牲宗主国的利益为个人谋福祉，那么这种想法或许是错误的。法国在其殖民地取得的成就符合其利益。在法国的推动下，一部分新人类站了起来，以理性的方式开发他们国家的财富。法国第一个从中得利是正当的。”并补充道，在那个潜伏着敌对情绪的时期里，好像有一种危险：“套用一句著名的格言，只有一个帝国，只有一个，不可分割。”虽然嫁给了昂泰尔姆，但玛格丽特（此时仍然姓多纳迪厄）还是固执己见，不辞劳苦地写了一篇长文，发表在1940年5月11日的《画刊》上。文中，她歌颂了殖民化进程的光辉使命，包括农业、教育、卫生，赞扬了那些响应法国号召、与法国并肩抗敌的土著民，同时还为法国对于土著民的政治立场正名，解释说之所以没有赋予他们选举权，是因为“选举权的授予要求心灵与精神的正直廉洁，而这一点要有文化和智力才能行得通”。

        事实上，她真正成为作家，必须等到她放弃父亲的姓氏，多纳迪厄，并交给他一份她的殖民作业，就像一个认真学习了公民教育课程（一般是在数学课之后教授）的好学生那样。只有当她改名杜拉斯之后，她才能成为真正的作家，才能揭露、复仇，并以另一种方式弘扬她出生地与流放地的秘密。

        早在二战之初，她就已着手她内心的那部家庭小说，那是她的第一部小说，试着补救她的童年、紧张的家庭关系以及年少时的冲突。她开始写作，既是信守她早在印度支那时就已许下的诺言，同时也是由于烦恼，她承认。“烦恼是一切写作的基础。”这部小说，她称之为《塔内兰一家》。

        《法兰西帝国》出版后不久，二战急速发展，德国人发动的猛烈攻势令举国震惊，这仿佛是对她爱国之举（或真或假）的侮辱。政府一溃千里，各部委逃至卢瓦尔河以南，巴黎几日间便落入敌手，这一切引发了出乎人们想象的恐慌和逃难。6月10日，戴高乐将军发表著名的坚持抗战的号召之后，玛格丽特被迫转移到殖民部的新址，甘杰城堡——殖民部已在该城堡驻扎下来。随后，她在布里夫拉盖亚尔德度过了夏天。在那里，她越来越专注于创作她那部小说，小说的题目仍为《塔内兰一家》。在树木繁茂的乡间，她又找到了住在杜拉斯镇时曾感觉到的那些印象。

        她是否与菲利普·罗克一样，去过维希？这个问题一直迷影重重，而未来的杜拉斯对那个纷乱的时期也是三缄其口。只有一个传记作家，让·瓦里耶，曾于2006年在的手稿中发现一份资料，或许能够证明她去过维希。在这份资料中，谈及主人公（亦为殖民部职员）经历的磨难时，她写道：“选择这家温泉疗养院对某些人有利，但我对它没有任何需求。比起在巴黎时，我更烦闷。这儿缺少本土生活。所有人都在利用温泉，除了政府，它是支持侵略者的。我常常大喊：哦，四季，哦，城堡，何处是我的林荫大道！”

        然而，战争的来临、德军的侵略和生活的艰难并没有使她与任何特定的政治活动搭上关系，尽管她是一个叛逆的人，就像迪尤尼斯·马斯科罗后来解释过的那样，她的心中有“一种不屈和抗争的精神”。

        对于这种颠覆性的力量，杜拉斯无法掩饰。她整个人都显露出一种张力，一种智慧，一种粗鲁的、本能的力量，使她显得盛气凌人、危险重重。

        1940年9月30日，由于没有得到维希政府的招募，她离开了殖民部。从此，她与印度支那的土地不再有别的关系，除了写作。写作在她心中酝酿着，很快将催生《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一首史诗般的抒情歌谣。

        1940年8月，她回到巴黎，与昂泰尔姆劫后重逢，昂泰尔姆此时已经复员。两人在位于保罗-巴鲁埃尔街26号的一间小公寓里安了家，离他们以前住的地方不远。从此时到1942年8月她在“图书业联合会”找到新工作的两年里，玛格丽特与昂泰尔姆生活在一起，组成了一对富有激情的知识分子夫妇。她埋头于《塔内兰一家》的书稿，一完稿，便想立即出版。想起在伽利玛出版社的出版经历——虽说《法兰西帝国》是一本奉命而作的书——她给加斯东·伽利玛写了一封信，向他推荐了自己的书稿。从往来的信件中，可以看出她的不耐烦和不怕羞，她不断督促那位令人生畏的著名出版商，让他尽快予以答复，并对他一个半月的沉默感到惊讶。无情的判决书下来了：审稿委员会拒绝了她的书稿。不过，评语是建设性的：审稿报告详细陈述了文章在情节上的力量、其中包含的残酷感以及对情感的分析，但是在他们看来小说之所以不够成功，是由于总体上“非常强烈的”气氛，这种气氛令他们印象深刻，并联想到了英国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

        对此，玛格丽特·昂泰尔姆-多纳迪厄一定感到高兴，但又不完全满足。委员会拒绝了她的书稿，这叫她恼羞成怒，自尊受到了伤害。她只肯接受雷蒙·格诺的意见，他的意见非常有利，也即请她到他办公室去见一面。雷蒙·格诺告诉她，他欣赏这部小说的深度，从中觉察到了一种作者独有的氛围与一种特殊的语调，以及两种状态之间的自由切换，一是家庭里盛行的野蛮暴力，一是沉溺于凯尔西北部夏季的炎热、风与层叠的土地。

        雷蒙·格诺学富五车，好奇心层出不穷，这使他对青年作家抱有极大的同情心，能够耐心倾听他们的心声。他是《新法兰西杂志》的合作者，该杂志堪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文学的标杆，他是哲学家、语言学家、数学家和诗人，他是把玩文字和观念的杂耍演员，在这个领域有着难得一见的自由度，而在伽利玛出版社，他又是最关注青年文学的人，具有一种丰富的想象力，能够在一部手稿中看出未来的作家，发现新的表达方式。于是，玛格丽特看到了一个期许，为自己的希望找到了一个理由。

        在这部交织着强烈情感、包含着她全部故事的小说里，雷蒙·格诺明显感觉到了她从弗朗索瓦·莫里亚克那儿继承来的东西。他们二人的世界是一样的，崎岖不平而又冲突四起，脚下的土地既富饶，又孤寂。凭着本能，他发现了两人的共同点，也即一个由各种被压抑的、相互矛盾的、粗暴的张力所构成的网络，而与此同时，他又欣赏她的独到之处：对时间的描绘，包括它的逃逸、它沉重而顺畅的流逝，对“孤立而熟悉的”声音的介绍，那声音萦绕在乡野之间，像是永远被固定住似的，由于一直存在而变得近乎寂静无声，就像“大海的喧嚣”那样，因为永不停歇而往往被人忘怀。

        某种深层次抒情的东西徐徐展开，但这首抒情诗不受世纪初那些作家的抒情诗所拘束，而是奋力寻找自己的道路，唱出一首已带有个人色彩的歌谣，凭着那些挥之不去的音符，凭着那些振聋发聩的事物的存在。

        在物资匮乏的巴黎，她住的居民区比往日更无拘无束。闲来无事时，她便散散步，在食品店门口排排队。她喜欢跟小人物打交道，混迹于群众之间跟他们聊天。一切都是她的食粮。她的记忆力堪比普鲁斯特，能记住各种小事和别致的场景，这些将成为她作品的调味料，比如《平静的生活》《水与森林》……她从不在已被公然侵占的城区逗留，而是更喜欢居民区简单且总是欢快的生活，尽管面临着诸般考验。

        1941年5月，罗贝尔·昂泰尔姆被任命为工业生产部“信息处专员”，皮埃尔·比歇时任该部部长。几周后，这位对昂泰尔姆信任有加的部长奉命调任内政部国务秘书。于是，他请昂泰尔姆担任他的秘书。鉴于德国人的关系，这个职位显然很敏感，但昂泰尔姆还是同意了。人们肯定会在心里嘀咕，昂泰尔姆有没有涉足维希政府，因为他经常陪比歇去维希。

        他的妻子玛格丽特是怎样体验这种新生活的？她有没有掂量丈夫的危险和举棋不定——因为昂泰尔姆一直表现出一种发自内心的抵抗情绪，自视为一个反法西斯主义者，但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个反共产主义者？此刻，对于这种二分法，她还看不到它有什么障碍，因为她内心坚信，一切都应经历试验，所有知识，最高的，最具精神性的，最形而上的，都应亲身体验，然后才能成为谈资。她坚信，一切都发生在边缘处，风险一直都在，挥之不去，它是挑战的必由之路。她也坚信，自己的丈夫昂泰尔姆即便去过维希，也不应被视为一种背叛，尽管反犹太法已经开始实施。借用戴高乐将军的话，这个时期充满了太多的激情，以至于她从中得出了一些激进的结论。所有一切环环相扣，当比歇于1944年被人枪杀而且没有得到战胜者的宽宥时，无论是她，还是昂泰尔姆，都无法认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

        她觉得自己陷入了时间和各种事件的牢笼，这一境况把她置于一种悲剧的氛围，跟所有法国人一样。不过，1941年10月，当她得知自己身怀六甲之时，她仍然感到非常幸福。尽管她有一些从遥远的地方带回来的苦恼，但她仍然会为那些简单而自然的小事、那些目光闪亮的人、孩子、花园、玫瑰、多变的气候而感到欢欣。即将到来的这个孩子照亮了她所处的这个可怕的时期。远在西贡的母亲得知了这个喜讯，她还在那儿靠铁腕管理她的学校。玛格丽特担心母亲的健康，因为据说她还像以往那样一心扑在教学上，在那片土地上辛勤工作，直到筋疲力尽。

        她与昂泰尔姆的关系日渐恶化。对于妻子反复的不忠，昂泰尔姆已心生厌烦，并且已经与一个同事保持了几个月的情人关系，两人几乎不再一起生活。玛格丽特虽然是在这样一种前途未卜的情境中养胎，但并没有真正受到不利影响。很久以来，她已熟悉了时间的流逝，熟悉了它的残酷，以及人类永恒的孤独。

        在这个黑暗而不祥的时期里，一些重大事件——均为私事，但将具有普遍意义——将在她的人生和想象中播下种子。1942年，她在分娩时失去了她的第一个孩子，罪魁祸首是一个迟迟未至的医生。痛苦去而复返，她感觉到了空虚，觉得自己怀的是一个死胎，也许还想起了恰好十年前在巴黎经历的那次流产，那是一个模糊的、潜伏着的、空泛的记忆。她变回了沙湾拿吉的那个小乞丐，完成了一次中途停靠，生下一个死婴，接着重新起航，而这一痛苦将一直栖息在她心底。从此，这次遭遇一直被她视为“全都领教过痛苦”的女人们的遭遇，而女人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有别于男人：男人可以把他们所受的折磨和人生的苦痛发泄到战争、暴行与规矩之中，而女人的痛苦却无处不在，在肚子里，在脑子里，在她们对世界的认知里——这认知是令人不快的，她们早在几千年前就已获得，而且仍在以生物学的方式不断延续下去，从母亲到女儿，她们“全都领教过”死亡这种疾病。

        1942年5月的这一天，确切日期是16日，在普朗特大街的一家高级诊所里，光线是白色的，她看见外面有一排刺槐，正开着花，花朵攒成一顶顶遮阳伞，那伞也是白色的。她掂量着这场灾祸的轻重，念着她的死婴和那可怕的“空虚”。

        她想看一眼，但所有人都不同意，包括昂泰尔姆，还有修女们。她想，至少得知道他，那具躯体，那具尸体，将会被如何处理，或是像人们说的，得知道他长得像谁。在她的坚持下，大家坦白告诉她，说她的孩子将被火化。她的肚子成了“一块损毁的碎布……一张裹尸的床单”。34年后，这母爱仍然留在她心中，牢不可破，至于当年那可怕的痛苦和空虚的感觉，她将在《巫婆》杂志中娓娓道来，但版本因回忆的时期而异。有时，修女咄咄逼人，说话直来直去，告诉她说孩子一生下来就已被火化；有时，修女满怀同情，虽然不让她抱一会儿她那夭折了的孩子，但却对她说：“睡吧，您的小天使会守护着您。”不管怎么说，这道创伤是巨大的，它将与诸多被掩埋的记忆一起，停留在一口黑暗的井里，为她未来的作品提供给养。此时，在她那本灾祸影集里，已经有缺席的先父，有只会拼命叫喊却不爱她的母亲，有令她畏惧的大哥，有温柔但脆弱的小哥哥，还有任由潮汐侵袭的印度支那，有二战、被占领的法国、对犹太人的迫害，更有虽然身为伟人但却听不见她祈祷和呼喊的上帝。

        她的经历总是让她骨肉疏离，令她放任自流，浮想联翩，而残酷的是，死亡一直陪在她身旁。这个5月是紊乱的，城市里，虽然德国人的存在令人倍感压抑，但活力仍然四处流动，打破了房间里的安静。时间的流逝冷漠无情，那道致命的伤口已被渐渐遗忘——“您的孩子死了”，人们对她说。另一些事件正在酝酿。只剩下一些痕迹可供回想。

        再见到她，已是1942年7月。她开始在“图书业联合会”工作，负责的主要是行政事务，文学方面的工作相对较少。这份工作得益于罗贝尔·昂泰尔姆的周旋。达尔朗政府及其部分部长（包括比歇）倒台后，昂泰尔姆当上了“信息与宣传国务秘书处新闻专员”。在这个岗位上，他一直干到了1943年底，才急于从他那些太有损名誉的关系中脱身。

        杜拉斯接受这份新工作，既缓解了痛苦，同时也挑衅了贝当的政令——他命令女性放弃工作，投身家庭生活，扮演好母亲的角色。在“图书业联合会”这个立场模糊的机构里，她在一战后与德占期扮演的角色将继续成长。看着各大作家与出版商接踵而至，并由此初步见识了文学圈的艰辛，她对纳粹侵略者施行的侮辱性规定以及她在“文稿审批处”的工作岗位有了清醒的认识。

        事实上，贝当曾发布政令，成立“文稿管理委员会”，旨在对用于出版的文稿进行管理。自1942年起，出版社只能开展有限的出版发行活动，阻止所有真正的创作，并优先选择“宣传大队”选定的文稿——所有书稿先由“图书业联合会”筛选，再由“文稿管理委员会”筛选，然后全部呈交“宣传大队”选定。出版社获得的书稿数量大幅下降：从3.6万吨降到了240吨。数量确实很少，因为大部分书稿要么落入法奸作家或通敌作家之手，比如德里厄·拉罗歇尔和他在《新法兰西杂志》的朋友，要么落入纳粹作家之手。总的来看，专断占据了统治地位，在“宣传大队”办公室里遇到不惜名誉前来申请出版权的出版商，不是什么稀罕事。“1941年的法国文学界里，卑躬屈膝与背信弃义简直太多了！”让·扎伊这样喊道——他曾于1936至1939年在莱昂·布鲁姆手下担任教育部长，1940年被维希政府逮捕入狱，1944年遭法西斯分子刺杀。

        也有些作者亲临“图书业联合会”相关部门，试着碰碰运气，想要改变命运，打动铁一般的法律。在一书中，克洛德·鲁瓦讲述了他的一部诗集出版的情形。由于出版商无法获得批文，他便亲自来到联合会驻地，为他的书作辩护，恳求联合会签发所需的批文。接待他的人正是玛格丽特。她问他书稿的内容，他告诉她是一些情诗。她回答他说，她会尽力而为，帮他争取。很快，克洛德·鲁瓦的要求就得到了满足，杜拉斯把他要的批文发给了他。正是在类似这样的轶事中，在这种一闪而过的慷慨中，在这种奇特的相识中，在这些总是存在着爱与幻想的传奇经历中，我们看到了杜拉斯的真面目。

        此时，杜拉斯的双重人格已经完全定型，并在这个动乱时期的乱流中得到了公认。她仍然是一个私生女、混血儿、“克里奥尔人”，对凌驾于这座城市与这个世界之上的暴力感到痴迷。

        她暂未完全置身事中，还没有像她后来说的那样，成为一个“政治”人物。在街上碰到佩戴黄色六角星的犹太人，她不会发怒，也不会像穿越于她未来的小说的那位驻拉合尔副领事一样，因惊恐、绝望和孤独而放声尖叫。“在德占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活在一种无意识、无知觉的状态中。”迪尤尼斯·马斯科罗承认道。是不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日后才一直大声疾呼这一苦痛，从大屠杀的真相大白天下，到她最后几次访谈，从未停止，像是招认自己有一种巨大的负罪感，无法驱除。

        她太过理想主义，因此还没有奋起抵抗野蛮行径、小人物的不幸、敌人的粗暴，以及那些不分日夜、像狼一样在街头无法无天地开枪杀人的“猎手”。

        糟糕的是，这个城市里发生的一切，以及它所遭遇的特殊处境，还有它的不正常状态，全都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她。比如，她在《八〇年夏》中说过，战争的声音宛如大海和风的声音，而队伍就像海浪一样，发出同样的埋怨。该如何躲过它们残忍的诱惑？

        侵略者的无耻行径令她痴迷——她自认为还不是一个“犹太人”，用马斯科罗的话说，她享受这种“那些本质上没有受到威胁的人所享受的相对的安全感”。

        更糟糕的是，她已经能够理解她日后在中所说的“灵魂的混乱无序”（désordres de l''ame），而这种混乱无序会使一个女人能够“除了爱情没有别的祖国”，连自己都“被剥夺了”，以至于像来自纳韦尔的女主人公那样，爱上敌人。

        由于战争的烦恼及其在一段时间后造成的漠然情绪，她可能已经构想出了这种“奇特的”爱情，并且使人习惯于战争及其一贯的暴力，习惯于冲锋枪的扫射、炮弹的轰炸，以及它在夜间掉进遍地硝石的地窖。“在这种烦恼中，”她说，“女人们站在百叶窗后头，看着行走在广场上的敌兵。此时，冒险仅限于爱国，而另一种冒险则应该被扼杀。看，没关系。对于视线，人们束手无策。”

        这就是杜拉斯的厚颜无耻，存在于这种对模糊的视线的坦白中，存在于这种狡猾地溜走的欲望中，存在于爱国所必需的语句中，她关注着内心的反响，关注着其他逻辑的呼唤。

        1942年夏末，在这座被占领的城市里，她遇到了迪尤尼斯·马斯科罗。作为伽利玛出版社的一名审稿员，他的工作是为出版社计划出版的图书申请“图书业联合会”的“出版许可”——联合会是敌占期一个严格的机构，负责推行新的出版法规。因此，马斯科罗多次遇到杜拉斯，杜拉斯还交给他不少联合会的审稿工作。就这样，两人之间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

        马斯科罗的心理类型偏冷淡，是个既好勇斗狠又冲动易怒的人，内心兼有暴力的一面与温柔的一面——这一点至死未变。在杜拉斯看来，他的性情跟昂泰尔姆很像。因此，她很快就疯狂地爱上了他。

        后来，每当回想起她在他与昂泰尔姆之间建立的关系之时，马斯科罗总是带着他特有的腼腆和克制，以及一种畏缩。是不是因为她的小说里一直需要这种三角恋，她此时才将其付诸实践？她希望昂泰尔姆与马斯科罗之间产生一种友情，希望消除爱情与友谊之间那些荒谬的界限，将其融入她一手主导的爱情之中。昂泰尔姆爱着她，而她又爱上了马斯科罗，反过来说也一样。她爱着他们俩，而他们俩又彼此相爱。这一切，恰如迈克尔·理查德森爱着安娜-玛丽·斯特莱特，而副领事也爱上了她。她和昂泰尔姆想要躲避孤独，却终将陷入其中，所以她想缓解夫妻关系的压力，构建新的夫妻关系，使“爱情的时间这个奇妙的东西延绵不绝”。

        正如马斯科罗所言，她致力实现的目标是让马斯科罗与昂泰尔姆之间结下“友谊的成果”。为此，她为他俩的相见提供便利，甚至抽身离去，好让他俩独处。无论是1946年杜拉斯与昂泰尔姆离婚，还是1957年她与马斯科罗分开，无论是昂泰尔姆的死，还是她与扬·安德烈亚闭门索居，他俩都没有受到影响，始终情投意合。

        在这种奇特的关系中，杜拉斯带去的是她全部的女性特质，就好像她想实现一个幻觉，一个空想。对于这两个她深爱的男人，她一边赞颂他们身上具有女性特质的一面，一边消除他们心中的野蛮，也即所有男人心中都有的那种野蛮，以及在他们心中“沉睡的伞兵”（para qui sommeille）。

        她使他们进入女性的领地，熟悉她们的举止和习惯，进入她们被男人用暴力逼进其中的森林，总之就是马斯科罗所说的“女性状态”（féminie），也即女性所独有的一种对事物和客观世界的理解。她接受了他们俩，让他们进入她的女性领域，那是一个所有男人一般都会被排斥出去的领域，是女人的知性，是她们心中“无处不在的、来自世界底层的”痛苦的歌谣。此时，她对女权主义的介入尚未公开，她的写作才华也尚未定论，仍然被一些明显的影响而左右，但她已知道，女人“比男人更容易违犯各种法则”，她们能够进入沉默、疯狂、孩童的无知以及任何男人都永远无法进入的天真无邪等状态。在建立这一三角恋的过程中，她把自己变成了编剧，引导着它的走向，赋予它新的推动力，为的是让另一种爱情观念得以流传，使另一种力量得以形成。

        这种生活方式的活力来自于她的厚颜无耻，以及她发起的挑战。它带来了一些新知识，躲过了意识形态和理论教条，也催生了一些风险。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他们可能已经陷入一种强烈的虚无主义，因为他们自认为是“反对”派。杜拉斯想把她心中哼唱着的音乐传递给他们，正是这音乐使他们三人站到了诗的一边，成为了异端和边缘人。

        为她的美学观提供给养的，始终是这种颠覆性的倾向。这一点看起来像是所有一切都必须去往某个“别处”，得抄近道，走一些不稳固的、危险的天桥，以使所有一切更好地呈现，并探索各种空隙和洞穴。

        在这个知识分子的三角恋中，杜拉斯是源泉，是她在引导他们三人的故事，并确定其基调。对于他们的关系，马斯科罗一直充满敬意，并形成了和她一样的观念。通过模仿，他的语言借用了杜拉斯独有的音乐和神话特质，那音乐可以抓住新生事物，那神话里流动的是欲望、死亡、“盲目的明智”、女性的气质、童年的痴迷、自由的精神。

        多亏了作家拉蒙·费尔南德兹和他的妻子——美丽的贝蒂，圣日耳曼德普雷区一名画廊经理，曾展出玛丽·洛朗桑等画家的作品——杜拉斯和昂泰尔姆在巴黎第6区租了一间公寓。公寓位于圣伯努瓦街5号，在第四层楼，恰好在费尔南德兹家的正下方，面积相当大，富有外省风情和小资情调。公寓所在的那栋楼楼层不多，附近挨着波拿巴大街、雅各布大街、圣日耳曼德普雷广场，都是些非常热闹且风景如画的地方。就这样，他们在这个以学术而著称的街区住了下来，挨着几所大学，也挨着塞纳河。黄昏时分，落日照着塞纳河的堤岸，赭石色的余晖在房屋的石墙上和铺着石瓦或锌瓦的屋顶上蔓延开来，是维米尔式的，也是波德莱尔式的。

        杜拉斯始终爱着这条街道，它“长四百米”，街边的商家主要来自鲁埃格，他们都已决定留下来，定居在城里这个封闭的小生活圈里，生活在高大的教堂洒下的影子里。她喜欢跟他们聊天，比如亚美尼亚的理发师、3号楼里的旧货商、养老院里的老妪，等等。她欣赏他们的安定，欣赏他们那副在这儿住了很久的模样，那样子教人安心。她觉得这个街区是无法入侵的，像是一座抵御着侵略者、投机商和有钱人的堤坝。

        可惜，她错了。60年代末，这条街开始发生变化。饭馆多了，饭馆里的特色菜换了，服装类商品丰富了，酒店已用它那高傲的发光招牌照亮了人行道。也许，只有扬·安德烈亚，每当黎明时分无法入睡同时想到杜拉斯在医院里仍处于深度昏迷的时候，还能窝在他的卧室里，听见圣日耳曼德普雷区尖细的钟声，听见鸽子飞过灰色的屋顶时扑棱翅膀的响声。其他时候，这条街是商贩们的，是游客们的，属于一群形形色色的人，属于一堆总是响个不停的汽车。

        事物的消逝，灾难对城市的淹没，圣伯努瓦街上的百老汇，这一切很奇怪，她想。就像特鲁维尔的黑岩公寓，坐落在大海的右边，每当透过高处的窗户望向大海，看到的只有安提费尔新城区，只有它的石油管道，只见一缕缕浓烟侵入天幕，赶走大海的气息。

        这是一种缓慢的消逝，是一种蚕食，但人们已然习以为常，像是沿袭了一种自古以来的习惯看着所有一切远去和消失。不过，此时的她只觉得这条街具有不常见的优雅，像是一座小岛，不远处有一条河紧随其后，使整个城市显得宏伟而凄美。

        在她的人生中，在她未来的作品中，一直存在着一种循环往复的现象，也即往日或近期的某一痛苦叠加到另一个痛苦之中，形成一张巨大的“灾难网”，构成了她文本中的一个厚厚的沉积层。

        1942年末，她收到一封电报，得知了小哥哥的死讯，他已“被上帝召唤到身边”。他一直带着父亲的姓氏，多纳迪厄，那就像一个不祥的烙印，此时终于验证了它的预言。

        他死在西贡，死于急性支气管肺炎，死因是药品短缺，因为当时正值日军占领期。

        当年分娩时的丧子之痛死灰复燃，融入了小哥哥的尸体，而那具尸体远在千里之外的印度支那，他又去了那里，一去不复返。疯狂，占据她内心的恐惧，整个人遭受的颠覆，她无法理解其广度与强度的赤裸裸的不幸：这一切又回来了，从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小哥哥死了，他的死是一片黑暗，却发出明亮的反射光，在这束反射光里，既有她自己孩子的夭折在忽闪忽现，也有上帝的耻辱，他夺走了小哥哥，否定了不朽。

        杜拉斯正是用这些人生碎片来打造她未来的作品。小哥哥虽然本质上弱不禁风，但仍然不失强健，足以掌控他的人生，足以拥有工作和爱情，可他却升华了，只残留在她的思绪和记忆中。孩提时天真的游戏，游戏里她冒险闯进丛林的边缘，这一切将被她编成一个爱的故事，一直紧跟着她，直到她人生最后的时光，直到《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到那时，小哥哥将去而复返，成为一个天使般的传奇英雄，“一次显灵”，一个消失了的天堂的标志和证据。

        她活在接连不断的混乱和希望中，活在对立事物的均衡中，活在一种有着神秘秩序的乱流中，在那里，白天与黑夜、白色的炫目与黑色的残忍交替出现，盲目叠加，像雪一样。

        尽管他俩从无书信往来，但她觉得小哥哥定会长命百岁，就好像他留在那儿，是为了守护他们童年里的秘密。他虽然举止天真而谦卑，但却能做出各种奇怪的事，比如杀了一头熊，还活捉了一只山猫，并且在母亲的默许下，用衣柜的大抽屉给它做了一个窝，想要驯养它，难道不是吗？

        母亲和他住在一起，她已重新开始她的生活，创办了一所学校，名叫“新法兰西学校”。往日的经验使她享有了某种权威。她还是那么粗暴和坚决，依旧省吃俭用，为的是远在法国的孩子们，想要守护长子的未来，却无视他的胡闹。

        小哥哥的死一下子把杜拉斯送回到她的家庭。对于那个恐怖的家庭，她感觉自己既疏远，又亲近，既恨它，又爱它。

        关于家庭，她将在里加以诉说，在访谈中也有提及，但强度和力度都不如，就好像时间将使痛苦变得成熟。书中，她试图故意暴露一些被埋藏的地带，羞耻心、词语、句子随之喷涌而出，一发不可收拾。引导着她的，是一些相互对立的事件，她让痛苦凭空出现，她向往着深渊，向往着迷失在黑暗之中。小哥哥的死启动了她心中某种被她忽视的东西，比她自己孩子的死更有力，使她觉得上帝好像许下了一个虚假的诺言，犯下了一桩卑鄙的丑闻，涉及的是他，是小哥哥那脆弱的身体，是他那温柔而平滑的皮肤，就像中国情人为她冲澡时所用的缸里的水，在她自己的皮肤上滑过。

        她从未想象过，小哥哥的身体便是她自己的身体，他死了，她也将死去。她像是得了一种痨病，一边吟唱着死亡，一边迷失了自己。这世界仍可为继，而她却已香消玉殒，驾鹤西游，“他把我拉到他身旁，我死了”。

        疯癫占据了她的内心，使她惊诧，使她畏惧，就好像小哥哥一死，她就朝疯癫张开了怀抱——她一直怀疑，疯癫是她的家庭里尤其是她母亲心中的一种自然倾向。曾经，小哥哥是一道城墙，抵御着疯癫、毁灭和死亡。他曾是保护着她的那个人。没了他，她才明白，这世上存在着许多风险与危机，虚无与空洞也近在眼前，她必须去适应。

        此时，大哥和他的“统治”已是横行无阻，而战争也已全面爆发，席卷全球。往日，小哥哥虽然放逐在外，但仍暂时把她从大哥那个“流氓”的手下救了出来。此时，她觉得大哥四处游荡，无孔不入，意识里，屋子里，大街上，走廊里，书信里，母亲心里，觉得他在享受他肆无忌惮地施加在她和他们身上的权力。

        她的痛苦中夹杂着各种画面，有始终挥之不去的童年画面，有哀悼和死亡的画面，还有大哥的阴影——这阴影沉重地压在她和小哥哥身上，母亲却似乎从未发觉，它播下了恐惧的种子，比逃进丛林去耍弄黑豹和激怒湍流中的小鳄鱼还要教人恐惧。

        正是在这样的深渊里，她的人生才能得到诠释，她的作品才能很好地得到理解。重要的，不是一件件事实的本身，而是它们留下的痕迹，是那些追溯时间的乱流、有时出人意料的印记。对此，她所能说的，只有她的摸索和犹豫不决的寻觅，她的书也正是在这些脆弱的证据中写成。

        几盏大功率探照灯突然照亮了舞台，打乱了临时的秩序，把她抛进杂乱无章的痛苦和绝望中，摧残着她。她得适应这一切，她的人生只有在过去了的、被遗忘并重新构想出来的事物的回声中才有意义。人生的残留物将陷入时光的黄泥，照片将变质、变灰和生锈，将像玻璃一样融化，有些她认为已埋藏的画面将形成一股旋涡，令人惊恐，比如恢宏而壮丽的湄公河，比如长着一张安南人的脸、安着一颗简单的心的小哥哥，比如吼叫的母亲，比如白得简直发黑的雪——那雪覆盖着集中营，它那惨白的光芒很快就会浮现。

        《塔内兰一家》的书稿虽然被伽利玛出版社拒之门外，但并未宣告死亡。玛格丽特生性执拗，这一点被她列为自己的首要美德和品质之一，促使她寻找其他出版商。由于杜拉斯和昂泰尔姆与普隆出版社的两名审稿员（雅克-拿破仑·福尔-比盖与多米尼克·阿尔班）关系非常要好，昂泰尔姆决定把书稿交给他们。

        在她的回忆录中，多米尼克·阿尔班生动地讲述了这件小事。不过，她把时间弄错了，以为与昂泰尔姆的会晤是在1941年的巴黎，其实那年她不在巴黎，那次相会实际上发生在1943年，但这无关紧要。可以想象一下，早上八点，昂泰尔姆突然出现在普隆出版社这位女审稿员的公寓，她一起床，他就跟她谈起了杜拉斯的书稿：

        “我得提醒您……您要是不跟她说她是一个作家，她是会自杀的。”

        面对多米尼克·阿尔班的惊讶，昂泰尔姆固执己见：

        “我没什么别的话要说了。她是会自杀的。”

        多米尼克·阿尔班读了小说。她跟随着故事的情节，时不时就会发现莫里亚克或海明威的影子。她肯定，自己正在读的作品出自一位作家之手。怀着热情，她把书稿推荐给了福尔-比盖，也推荐给了普隆出版社的主编莫里斯·布尔代尔。书被采纳了，将于1943年出版，书名为《厚颜无耻的人》。“玛格丽特·杜拉斯诞生了。”

        “厚颜无耻的人”，其实她自己也是，因为她宣布不再姓多纳迪厄。那是先父的姓氏，她几乎不认识他，同时也是他凭自己的姓名留给子女们的一笔不由自主且命中注定的遗产。与此同时，他迫使她和小哥哥走上了流放之路，将他们二人置于母亲之手，而母亲却一心扑在长子身上，无视二人的存在，对他们迫切需要的爱示以拒绝。

        从此，她名叫杜拉斯，玛格丽特·杜拉斯。对于这个姓名，她深信不疑，这种确信与母亲曾表露过的那种是一模一样的。当年，母亲每当预言未来，用可怕的长篇大论向孩子们宣布即将来临的大事或即将落到他们头上的灾难，同样也是深信不疑。

        她深信，它将成为一个作家的名字，将因她而声名远扬。杜拉斯，说的是她童年时的家乡，是父亲的那座乡间屋舍，是洛特-加隆省的那个小镇，它栖居在一座山上，引以为骄傲的是一座破旧的城堡，四周尽是广袤的马尔芒德平原，一直延伸到比利牛斯山脉和大海。取名杜拉斯，为了是逃避她一直示以抗拒的上帝：尽管当她还是个小丫头的时候，笃信天主教的母亲就已强迫她和两个哥哥学习教理课程，但她只愿意吸纳亚洲大地的菁华、丰富而杂乱的异国习俗、四溢的香气与色彩以及每时每刻的自由——从第一次逃进森林开始，她就一心谋求这种自由，也正是这种自由给了她一副狂野不羁的模样；尽管她也曾试图与上帝相识，不过却以绝望而告终，对此，她对她的日记吐露的真心话便是证明。

        她将接受这个名字，为的是成为一个不法之徒，一个没有合法身份的人。她将独立负担这个名字，必要时略作修改，只在写作时才用到它，而她的写作就像暗夜里的历险，她将在历险途中摧毁自己，溶解自己，滑入世间的裂缝，摆脱公民身份，进入一些陌生的空间，在那里成为.．.．，没有任何参照，只是一个作家，别无其他，只有她的人生，作家们所独有的人生。“是的，.．.．，”她写道，“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别无其他。”

        她对写作的确信，无异于基督教里那些神秘人物的信仰，他们从最初就怀抱着一种令人畏惧的执着，下定决心献身上帝。她有没有意识到人生的艰辛，她此时有没有想象到她将一心扑在繁重的写作上？不久后，谈到安娜-玛丽·斯特莱特，她说，她自己也“因为这世上所不能容忍之事而在内心里饱受痛苦”。写作，就是把自己溶解到作品之中，熔化到书本的模型之中，就是用自己的痛苦对书进行耕耘，并且在心中放弃自己，把自己像来到世间那样拱手献出，既不关注自我，也不倾听内心里有时甚至相互矛盾的喧嚣，同时要让她，杜拉斯，看到的和反射出来的东西在她的记忆和遗忘中发出回声。“只有我一直不存在，它（书）才能切实存在。”她说。从此，日常生活里的小事，还有那些不如写作重要的行为，都已消除殆尽，重要的只有安静，它就像一口口黑暗而幽深的井，她必须把这安静延长，以便听见它的振动。弗朗兹·卡夫卡，安德烈·纪德，司汤达，她阅读他们的作品，仿佛读的是时间，她被带进了阴暗的深渊，她想把这深渊照亮。

        1943年，《厚颜无耻的人》出版的那一年，杜拉斯、昂泰尔姆与马斯科罗纷纷投身于抵抗阵营。于是，两个杜拉斯同时并存：一个全身心扑在写作上，内心深处觉得自己已被写作缠住，几乎像命中注定一般；另一个投身于地下运动，凭着狂野的本能，被这本能推上了致命的角斗场。

        她发现，这种无所顾虑、不知羞耻的本能，这种以优雅的方式挑战敌手的技艺，弗朗索瓦·密特朗也兼而有之。1942年，密特朗开始组织自己的抵抗组织，他找到逃亡人员，给他们提供修理工等工作，并把他们集中起来，整编为“战斗单位”，“为的是使他们参加各种形式的对敌斗争”。巴黎解放后，他发表了一本小书《政治面前的战犯》，在书中讲述了这件事。

        很快，他的组织就发展壮大，抵抗阵营的各位领导人先后与他建立起了密切联系。1943年起，化名“莫尔朗”的密特朗传递了一些至关重要的情报，正如皮埃尔-吉兰·德·贝努维尔所强调的，“得益于战犯，我们得知了一些关于国外最新情况的信息，那些信息有时具有决定意义”。

        他的组织——“战犯与流放犯国民运动”——甚至打入了德军的军营，一些头等情报就这样从德军那儿来到了他的手中。根据雅克·博梅尔1943年的描述，还有菲利普·德夏尔特的描述，密特朗是一个“黑暗但有效率”，“极为浪漫”的人。他的品格注定会吸引杜拉斯，因为她所痴迷的，是那些超凡脱俗的人，是那些对命运满怀自信而且和她一样有野性、不妥协、凶狠的人。

        成为小说家之后，她讲述过他们三人加入抵抗阵营的经过。1986年，她对共和国总统密特朗说起此事，她的描述方式既非现实主义，也不是正面描写，而是以一种迂回的方式，采用平行视角，几乎像电影一样。那日，密特朗来到圣伯努瓦街昂泰尔姆、马斯科罗与杜拉斯的住处，与他们会面。客厅里，壁炉前有一个炉子，“是用旧油桶做的那种，用来处理被揉成一团一团的日常废纸”。三个男人在一旁交谈。“突然，”密特朗开始抽烟，烟气在屋子里四处弥漫，而杜拉斯好像想起了一段已忘却多年的模糊记忆，她觉察到一种“英国香烟的气味”。“我喊道：‘您怎么抽的是一支英国香烟！’您说：‘哦！对不起……’说完，您拿起您的那盒烟，连同您抽的香烟，把它们全都扔进了火中。紧接着，你们三人就谈起了别的事。晚上，我问马斯科罗，事实是否真如我所想，是伦敦，他说他不知道。关于那支英国香烟的来源，我从未得到解释。不过，那天晚上，我明白我们已经加入抵抗阵营，木已成舟。”

        故事像一部影片似的徐徐铺开，时隔43年之后在她的记忆中重新上演，找回了它的地点与味道，就像一件感性的印象派作品，使她回到了往日时光，见到了往日的细节和情境。

        不过，冒险在德占期的1943年出版小说，她是否太心急了？虽然她的政治决心尚不完全坚定，但她已铁了心要写作，要成为一名作家。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她才差点走上与法西斯德国合作的道路，而且从不觉得那是一桩耻辱，当时很多作家和艺术家也是如此，从萨特到毕加索，从莫里亚克到加缪，甚至包括密特朗。不久后，她将亲眼见证敌人的残忍，昂泰尔姆将被捕入狱，由此催生无尽的痛苦，相形之下，此时的她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耻辱，直到后来才从文学中得到启发。她同意《厚颜无耻的人》在被德军占领的巴黎出版，但她并不孤独，还有纪德、萨特和波伏瓦，乃至让·波朗、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保罗·艾吕雅和路易·阿拉贡。对于刚发表一部真正的处女作的杜拉斯而言，她需要得到认可，对此有着强烈的愿望。她暂未钻进地窖、枯井或地下，过上暗无天日的地下生活，也暂未体验到杀敌和战胜德国人的那种将要占据她内心的怒火。她还没有经历这一切，只感觉到写作在她心中的震颤，以及从中逃逸出来的或明或暗的闪光。

        她穿行于陌生地带，她发现，曾来她公寓看望她的亨利·米肖也是如此。当时，米肖已经写了很多著作，比如1927年发表的《我曾是谁》、1935年的《夜动》和德占期的。对于他的作品，她觉得非常熟悉，因为她从中觉察到了她自己对“别处”的寻觅，以及对游览“魔法国度”的喜好。她喜欢听他说话，或是打破他的沉默，因为她从他口中听到的，是来自于他说的“彼岸”的声音，那个地方离这个“被勒住的、如同冰冷的腹部”的世界很远。

        杜拉斯、昂泰尔姆与马斯科罗这么晚才投身于抵抗阵营，看起来是不是似乎令人感到惊讶或遗憾？他们喜欢个人的历险，在这种喜好的推动下，他们过上了一种新的秘密生活，在他们眼中，这种新生活似乎使他们体验到了部分危险，使他们的计划有了某种意义，使他们接近其他人，就好像一种博爱的意识在他们心中觉醒了。他们进入抵抗阵营就像是一次升华，是对世界的一种新的、无法改变的理解。

        杜拉斯的人生中遍布悖论与危险，她一直处于悖论和危险之中，虽然如此，她还是把他们在圣伯努瓦街的公寓变成了一个秘密场所，用于接待抵抗派人士，藏匿犹太人。在他们家的正上方，住着拉蒙·费尔南德兹，他已向法西斯低头，当上了法国人民党的文化参赞，还住着雅克·多里奥，以及拉蒙的妻子贝蒂。作为通敌派的制高点，他那间公寓接待过在《新法兰西杂志》上发表他的文章的德里厄·拉罗歇尔，也接待过格哈德·海勒，此人系“宣传大队”的代表，在当时的法国文学界颇具实权。

        虽说时值敌占期，而且政见相左，但杜拉斯仍然与费尔南德兹保持着来往，是他为她找的那间公寓，而他们之所以对彼此的活动视而不见，是因为一种心照不宣的沉默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有时，杜拉斯甚至登门拜访费尔南德兹一家，她还是喜欢置身于风险的边缘，置身于致命的斗争之中。在法西斯分子、通敌派人士以及致命的敌人当中，她身量瘦小、形单影只，但却狂野、有力，相信自己，也相信自己的威信。

        对于这个奇怪的圈子，她是否体验到了一种真切的痴迷？和马斯科罗、昂泰尔姆、“自己人”以及“家里人”在一起，她体验到的是手足之情，是大家并肩作战的幸福；和其他人在一起，比如邻居，她感觉到的是痴迷，就好像一个小说家从中找到了素材，得以满足她巨大的好奇心，在人与人之间获得新的、不一般的理解，而若是换作别的时候，她或许永远也无法找到同样的素材，就好像这是一个天赐良机似的。

        她所喜欢的，是这个垂死的、烦闷的世界，以及来自其中的强烈情感，对死亡和不公的蔑视，对背叛的偏爱，正如她不久后将寻找凶手、强奸犯、被开除的人、被诅咒的人，作为采访的对象。

        她越是观察这个世界，就越是想要深入“散发着恐惧与仇恨的羊群”（好像是德里厄·拉罗歇尔说的），跟他们团结在一起，陪着他们，不让他们走向屠宰场。这个“羊群”由犹太人、共产党人、牺牲者、殉道者组成，对于这些人，德里厄和他的朋友们避之不及，将其拒之门外，同时居高自傲地品味着作为“快乐的少数人”的快乐。她越是分析他们的反应，就越是与德里厄的抉择背道而驰，走到群众当中，和他们一起，淹没在超越个人情感的大爱之中，那是一种广大的、无止境的爱，爱的是众生、无名无姓的人、不知名的被捕者、被圈禁的人、像孩子那样手无寸铁的人。

        与此同时，她应当也感觉到了背叛者们面临的深渊。在他们身上，她觉察到了恐惧和巨大的疲惫，这与他们的活力以及暗地里的惬意截然相反，此外另有一种恐惧，不是对垂死或殉难的恐惧，而是活命的欲望所导致的恐惧。在圣伯夫居住过的这栋小楼里，两个世界正在相互抵抗：一句话，战争集中到了两层楼中。杜拉斯的家里有人类的爱，有生命的力量，而其他人的家里却是“对自我的仇恨，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人的仇恨”，用萨特的话说。

        她生性隐秘、狂野、不可意料，专注于被隐藏和隐瞒的事物，以及它们的沉默与混乱的喧嚣，而这种鼹鼠般的生活与地下组织正好契合了她的本性，从此她将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她刚刚改名杜拉斯，此时的她可以钻进无人知晓的阴影，简化为一个小巧的、急匆匆的身影，光着脚在巴黎四处奔跑，那是一个没有汽车、满是自行车与行人的巴黎，是一个人人相互窥伺、相互怀疑、相互揭发的灰暗的巴黎。43年后，在与密特朗的谈话中，她用震撼人心的鲜活记忆，讲述了他们当年的生活，讲述了那些有待躲避的陷阱，有待留意的阴谋，“每日每夜担心被屠杀的恐惧”和惊慌。

        “我觉得，”她说，“人们无法意识到我们的生活是怎样的。我们不能去朋友家，不能再那么做，而必须打电话，或是在外头那些不会引起猜疑的地方见面，为了谈个三言两语，需要几个小时。”

        是不是由于她所经受的战争与危险，她于1942至1943年间写成（但直到1944年12月才出版）的小说《平静的生活》才比上一部作品更激烈，更暴力？书中有着同样的家庭结构，故事都发生在佩里戈那片大地上，房屋都是一样的破旧，相比莫里亚克小说里的心理压力，这部小说更容易让人联想到威廉·福克纳与约翰·斯坦贝克作品中的粗犷，启发它的主要是时间的旋律，是新生的存在主义，尤其是伽利玛出版社1942年推出的。

        这一次，书稿被伽利玛出版社接受了。在书稿里，一直信赖杜拉斯的雷蒙·格诺看到他的直觉得到了证实，他坚信，自己面对着的是一个女儿身的加缪，因为她这部小说确实开启了一种新的格调，就好像承载着她的是生存的急迫性，是荒谬的时间长河中偶尔突然出现的幸福。

        这一次，她是《平静的生活》中的女主人公弗朗西娜吗？肯定是的，她已融入其中，背负起她的希望，拒绝忍受全家人遭受的宿命般的致命困境，认识到她的身体已得到解放，在一个封闭的家庭里感到窒息。还有大海，它又一次响应了号召。正是在与大海接触的过程中，她发现了生命的脆弱。海上，距海岸不远处有一道横杠，顶端泛着白沫，冒犯它是致命的。海水载着她而她“就像一个饕餮”，品尝着“心跳的声音”。大海是生命，也是死亡，是快乐，也是危险，“人们面对着这个礼物”，有时它甚至夺去人们的性命。正是在循环往复的大海里，她发现了自己真实的本性，狂野、贪婪和被解放了的本性。巴黎已被占领，街上，她与德国人并肩而行，每个法国人都遭到了怀疑，无论是抵抗派，还是通敌派。她心里有一团炽热的东西在涌动，已提前点燃。与她笔下的女主人公一样，她也想说：“我经历了太多他们的等待，以至于是我最终想用指甲刮破这个装着梦想的皮囊。”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她加入了抵抗阵营，为什么她有极大的耐心，决定付诸行动。

        “此时，”她在小说里写道，“时间已老去。”是啊，时间确是老了，必须找回青春，除去压在城市身上的桎梏，重温并享受阳光照在肌肤上的感觉，还有大海的气息，重新发现快乐与热情。和弗朗西娜一样，她也不想再吝惜她的人生。

        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她的语言竟然发生了演变。使她充满活力的，是一种更躁动不安的气息，是一种不再那么沉重的、想要快速地表达感觉的激情，以至于语言因简练而生机勃勃。

        此时的她已成为这样一个人，拒绝事物和他人的一成不变、缺少活动性和含糊性，因为她相信，只有在人生永恒的运动中，只有在使人生变得无法捉摸、令人困惑的各种悖论中，真理才有可能浮出水面。她在出版界的工作，《厚颜无耻的人》面世后引起的最初的反响，人们对一个特殊的新声音已横空出世而且从此必须加以重视的坚信，还有她的人格魅力，这一切使她很快就变得“时髦”起来。从1943年开始，在特洛卡德罗周边上流街区的高级宴会上，在贵妇们（或曾为贵妇但此时仍举办沙龙的人）家中，人们都能看到她的身影，看到她和德里厄·拉罗歇尔与费尔南德兹夫妇在一起，聊巴尔扎克，聊马拉美，聊的总是文学。天气晴好时，大家便在露天平台上进午餐，屋里烟气太浓时便在露天平台上透透气，从那里可以看到灯火黯淡的巴黎，河水波光粼粼、呈微蓝色的塞纳河，看到昏黄的车头灯扫过空空如也的怪异街道。

        空气里漂浮着的，已是犹如《印度之歌》里的某种气息。三角钢琴那儿，一定有一位宾客在弹奏一首曲子，舒缓的曲子，教人不禁想起放逐的岁月。下方的花园里，飘上来的是梓树的香气。女人们在桌椅间游走，像从未被忘却的伊丽莎白·斯特里德特一样，精致而灵巧。

        是啊，对遗忘打个比喻，应该就是如此。一个仍然天真的地方，一个青春永葆、不受时光侵蚀的地方，一个“罪行大白天下”的地方。很快，白天将迅速来临，黑夜将猝然倒下。

        在这些不是为她而设的地方，她同样感到惬意。她心中怀有暴力，她不知生在何处，她是个异乡人，与接待她的女人们一样，比如贝蒂·费尔南德兹，比如玛丽-克罗德·卡朋特。

        后来，她后悔没能真正结识德里厄·拉罗歇尔。让·波朗辞职后，他接手了《新法兰西杂志》。他极力反犹，主张通敌，这两点使他变得越来越有慑服力。她喜欢在他身上追索，用她那无与伦比的嗅觉，凭着她所受的折磨和疯狂，定能在那些纷乱的地方抓住他。

        那时，《新法兰西杂志》的氛围中散发着垂死的气息，一种自取灭亡的趋势在德里厄身边游荡，挥之不去。各种剧烈而致命的压力推着杂志向前迈进；伽利玛出版社与德方达成了协议，必须付钱才能继续出版旗下大部分作者的作品，从阿尔芒·萨拉克鲁到保罗·艾吕雅，从亨利·米肖到阿贝尔·加缪，从弗朗西斯·蓬热到保罗·克洛岱尔，从詹姆斯·乔伊斯到雷蒙·格诺，甚至包括已准备做出很多让步的路易·阿拉贡；犹太作家的作品被禁止出版；《新法兰西杂志》落入德里厄之手，成了一次交易——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反常且不明朗的背景，不过倒没有引起杜拉斯的反感，她所感兴趣的，始终是那些对立的冲动与特殊的事物，它们使人们的黑夜更为浓郁，使人们的行为更为模棱两可。

        就这样，德里厄成了一个卑鄙无耻的人，就像萨特恶意描绘的那样，成了一个“经常发点小脾气……神经陷入危机的人”，他的孤独和自傲使他显得高高在上。在费尔南德兹夫妇家中，杜拉斯就曾发现，“他不肯屈尊，所以话不多，语音跟配音一样，说的话像是翻译过来似的，听着费劲”。正如他在他的中坦言的那样，他看起来像是陷入了恐惧，他那修长的身体上插着一个“硕大的、凹凸不平的头颅”——这也是萨特说的——在各大沙龙上拖着脚步，活脱脱一个完蛋了的人，一个垮了的人，惹了一身致命的麻烦，心理上已无法承受。

        时间到了1944年6月。先是小哥哥的死带来的痛苦需要忍受，继而一直害怕自己也会死去或被杀，但是在被占领的巴黎，她一直怀有抵抗的力量，怀有促使她继续去冒险的怒火，因为无论如何，她都在写作。她拿生命去冒险，将其置于热闹的角斗场，置于争斗中，正如与她住在同一个街区的朋友米歇尔·莱里斯所写的那样，在各种危险中“引入一只公牛角的影子”。巴黎是灰色的，也是黑色的，每到夜晚，盖世太保模糊的身影便四处出没，溜进楼房的院子，把门擂得山响，然后带着猎物离去。在这样一个巴黎，她要做的已不再是单纯的写作，对写作唯命是从。那么，该怎样对待写作呢？写作这一行为本身发生了转变，变成了一种团结之举，旨在对敌人耍花招，给他们布下看不见的陷阱，救出那些不知名的无辜者。在这个时期，杜拉斯的心中怀有一种不计报酬的慷慨，一种牵挂他人的自觉性，一颗使她想去冒险并把恐惧抛诸脑后的鲜活的心。可是，恐惧自古就有，始终都在，它隐藏着，不明显，是抽象的，不可能清晰地呈现出来，就像安提戈涅背负的命运一样。

        “不，我们做不了什么，”她说，只能去斗争，在这个由战败者和流放者组成的博爱的团体里无私忘我，向占领者发起挑战，变成鼹鼠，在地下对敌作战，学会新的斗争技巧，用热情的歌唱去抵抗夜间长筒靴所独有的嘈杂声，使人与人之间更为紧密团结，融为一体，重新相爱。

        在被敌人占领的城市里，生活仍在继续，几乎没人在意酒店和部委的外墙上挂着德国的旗帜，挂着“画着‘卐’字、像演戏一样的大旗”，克洛德·鲁瓦如是说。

        在圣日耳曼德普雷区四周，往日一派活跃的社区活动此时全都归拢到了咖啡厅里，那是“唯一一个人们能够吃喝、会友和工作的地方”。“弗洛尔”和“德马戈”等咖啡厅人流不断，在那儿能碰到萨特、波伏瓦、阿瑟·阿达莫夫、阿尔及利亚乡愁歌手马塞尔·穆鲁吉，或是雅克·欧迪贝尔提。有的人已决定离开首都，比如萨特和波伏瓦，但他俩后来还是回来了，因为知识分子无论身在何处，危险总是形影不离。圣日耳曼德普雷区成了一个奇怪的村落，村里，通敌派与抵抗派比邻而居，一样忙忙碌碌；伽利玛出版社也不例外，当德里厄·拉罗歇尔的朋友们校正最新一期《新法兰西杂志》之时，让·波朗的小办公室里就像多米尼克·奥利说的那样，“总是人满为患，挤得跟鲱鱼一样”。艾吕雅，还有“全国作家委员会”的成员们，爬楼时都低着身子，担心在走廊里撞见德里厄。

        抵抗派的地下活动更频繁了，他们在暗中交换文件、书稿与传单，与通敌派的高傲形成了鲜明反差。与这种鼹鼠般的生活交替进行的，是那些极富超现实主义的节庆日，就好像想要借助这种方式来挑衅侵略者，以舒缓内心的恐惧、愤怒与羞耻，平息四处流动的谋杀本能。莱里斯一家经常接待画家与作家，毕加索、加缪、萨特、让-路易·巴洛、雅克·拉康、乔治·巴塔耶整夜整夜地在那里排演戏剧、喝酒，在狂乱中等待着，波伏瓦则在她的回忆录里详细描绘着宵禁结束后的拂晓时光。

        从此，关于塔内兰一家人的故事，关于那几个“厚颜无耻的人”以及他们的家庭冲突，她再也不想知道什么。她已意识到自己身在战争之中，是战争让她认识到，自己曾埋藏起来的一些东西此时突然复现：对人们的爱，他们身不由己，被卷入战争这个巨大的旋涡之中，被摧毁、囚禁、谋杀；对暂时是胜利者的领导人的违抗与否定，他们耀武扬威，下流无耻。

        至于写作，它还剩下些什么呢？它只能是微不足道的，它要做的是获取知识，是在生活的压力下自我维持。眼前的这一切同样也是写作，就好像战争与侵略赋予了写作真正的定义。

        然而，当她得知不少抵抗分子和犹太人被圈禁在拘留点，继而被带往人们知之甚少的集中营，得知自己的丈夫罗贝尔·昂泰尔姆——住在他妹妹玛丽-露易丝家，位于杜班街，他妹妹几个月后死于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于1944年6月1日被捕，她的反应是一样的吗，她的痛苦与恐慌是一样的吗？

        那是1944年6月的第一天。事情发生在杜班街5号，玛丽-露易丝·昂泰尔姆的家里，那是他们父母的公寓，父母已回到科西嘉的萨尔泰纳。杜班街很小，两头分别通往塞弗尔街与谢尔西米迪街。那间公寓坐落在一家邮局的正上方。1986年2月26日，密特朗在谈话中向杜拉斯讲述了昂泰尔姆被捕的情形：“盖世太保进去时，屋里有让·穆尼尔、罗贝尔、玛丽-露易丝、保罗·菲利普和他的妻子，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穆尼尔一反应过来，就冲进人群，突破守卫，沿着楼梯飞奔而下，一直跑到杜班街上，他自由了。”密特朗本来也要去杜班街赴约。像往常一样，他事先给玛丽-露易丝打了个电话，而玛丽-露易丝却告诉他说：“先生，您就别坚持了，都跟您说了这是个错误。”他明白一定是盖世太保在公寓里，但他非常镇定，想起来要给杜拉斯打个电话。在电话里，他告诉她说“她所在之处起火了，火势蔓延得很快，她得在十分钟内离开”圣伯努瓦街。那时，警察还没有封锁街道，他得以走出邮局，接着走出杜班街，然后急忙赶到圣伯努瓦街，站在街道中央，远远地向杜拉斯挥手示意，告诉她应该走哪条路。正是在这样的地下活动中，当危险擦身而过时，杜拉斯真正的人生得到了给养，她带着一贯的无耻与胸中的怒火，穿过了角斗场。

        同样是在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并一步步地把村庄、公路、乡镇和城市从侵略者手中夺回。这也许是一种希望吧，但是在圣伯努瓦街，没有别的消息，只有：昂泰尔姆到了弗莱纳，到了贡比涅，接着到了布亨瓦尔德。消失了，被遗忘了，落入了集中营，前途未卜，此时的他是否还记得自己几个月前写的那首题为的诗？诗刚刚发表在《文学》杂志上，像是一种预感，吟唱着流放的夜晚，以及日子与星期无尽的滚动：

        火车的声响消磨着黑夜/途中的大地在轻轻呻吟/“痛苦的家园”/那声响把垂死之蓝抹上了脸。

        这喧嚣/是风/在路上躲避教堂的影。

        火车在黑夜中行进/夜间的整片麦田沉默无言。

        我们是游客/在对面那些被碾碎的人的眼皮底下/在我们的博爱隆起的褶皱之中。

        这喧嚣/是附近的吼叫/是被抹拭的名字发出的呼喊。

        火车在吼叫中/为弃儿们祈祷/它怒火中的声响/守护着迷途羔羊/避开所有屋舍。

        此时，只有寂静，黑暗，怀疑。“他没理由会回来。他可能会回来。”

        在巴黎，千奇百怪的谣言四处流传，而塞纳河却无动于衷，继续运送它那阴暗的河水。街头，桥上，人们行色匆匆。据说，城市一个接一个地落入盟军之手。最近一批流放犯会怎样？如果野蛮的敌人在败军途中仍带着他们所有的猎物，那可怎么办？

        为了减轻恐惧，缓解胸中一直在流窜的狂热，杜拉斯四处奔忙，想要得知实情。这个时期，她瘦削，苍白，“干瘪得像一块石头”，她说。一种疯狂的、绝望的精力驻守在她身上。不过，痛苦与活力循环交替，麻痹了一切，也使她几乎忘了一切，忘了危险，忘了爱。

        一连数月，关于丈夫罗贝尔·昂泰尔姆，她一无所知，除了噩梦中的情景。那噩梦有时就像洞口，像沟壑，绊住她的脚步，把她带到被人遗忘的集中营，带到那个封闭的地方，那里的生与死在规定的时间相互重叠，那里就像另一种她似曾相识的致命的角斗场。

        杜拉斯介入时事的积极性更强了，像是随着昂泰尔姆的消失而翻了一番甚至像触了电一样。她在《自由报》报社成立了一个“寻人处”——该报是“战犯与流放犯国民运动”的喉舌，“战犯与流放犯国民运动”原名“战犯国民运动”，不久前刚更名。“寻人处”的宗旨是对集中营的动向进行曝光，发布越狱者的见闻，以期在有关家庭之间建立起沟通的纽带。1944年的这个秋天，“圣伯努瓦街小组”像沸腾了一样，嘈杂得跟蜂箱似的，非常活跃，得到的情报好像比各大部委还要多。

        在此期间，激励杜拉斯的，是一种远古的、粗暴的狂怒。她怀着热情，一心扑在这项事业上，忘记了自己，推动她的是马斯科罗所说的“一项爱的奉献的工作”。

        不管怎样，她只能一往无前，甚至无需思索，只需奋力地活下去，只需洞悉，彻底地洞悉她所怀疑的事，以及各种零乱的证词所证实的事：恐惧、人性的丧失。其实，她很久以前就已洞悉这一切。从童年时代开始，她就已认识来来往往的死神，活跃的、粗鲁的、原始的死神。

        在写于1985年9月的中，她描述了这种痛苦，它就像黑夜一般，是野蛮的，一直盘旋在她的黑夜里。厨房里，她在煮土豆，那是黑夜的窟窿，是黑夜的核心，她感觉到了这一点，她呼喊着。当年的写作其实就是呼喊。这就是写作，是一瞬间撕裂的呼喊，它是唯一可能的语言。

        这种持续不断的、令人悲痛的摇摆一直在她心中，使她感到痛苦，把她从一个地方摇晃到另一个地方，而她将从中寻找一种可怕的力量，把这力量藏在心里，靠着它继续前行。

        她活在这个分裂时期，活在这个乱世里，她屈服于万物的演变，同时又不断奋起抗争，她冷漠无情却又激情满怀，温柔却又粗暴，而除了这样活着，她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有时，她还会得知大哥的消息。自从小哥哥死后，她的脑海里就没了大哥。在她的生活中，在她的想象中，大哥像是被划掉了，被擦除了，但他还是会时不时地回来，就像战争那样旷日持久，会制造一件又一件祸事，“他或许揭发了别人，比如犹太人，什么都有可能”。巴黎被占领期间，他曾来找过她，像个流氓似的向她伸手要钱，而她则听之任之，因为暂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杀了他”。每当出门打听昂泰尔姆的消息，她就把他一个人留在圣伯努瓦街那间公寓里，她知道他会四处翻找，柜子里，抽屉里，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偷的。她觉得自己往家里带了一个法奸，一个卑鄙无耻、满脑子坏水的搜查员。他找到什么就偷什么，比如食物、积蓄、首饰。她求助于她所在组织的领导人密特朗，请他在外出期间把维克多广场那间工作室借给大哥。“那儿只有一间房间，在一楼，布置得很漂亮，”密特朗说，“当我回去后，里头什么都没了，全都空了。”

        可是，她甚至不想知道大哥在做什么，也不想知道他是不是通敌派，她宁愿保持沉默。对她而言，大哥已经死了。自从小哥哥死了之后，他就已经死了，只剩下一些散发着恶臭的残渣。她对他的仇恨已变成了冷漠。

        怀着马斯科罗赠予她的“无忧无虑的慷慨”，身处索然无味的孤独，她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行动，就好像身为作家，她只能在行动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看着骨肉疏离，看着人们集体陷入无尽的孤独，整个世界水深火热，数百万死者在沟渠的烂泥中慢慢腐烂，她觉得其他任何行为、任何尝试或许都是次要的，是微不足道甚至是可悲的。“文学让我觉得羞耻。”她在中坦言。

        每当陈述事实和述说见闻，她的方式总是灵活多变。电影、书籍、访谈、辩论、沉默、呼喊，除了痛苦和不幸，没有哪种方式或状态会成为制度而固定下来，或是会在必要时挑选最佳的表达方式。

        她说服了逮捕昂泰尔姆的那个盖世太保——她叫他“拉比耶”——让他相信她“是个写书的，对其他任何事都不感兴趣”，但事实上她是个狂热的介入主义者。她活在一种紧急状态中，而在这种状态里，文学找不到任何立足之地。一时间，太多令人担忧的信号同时显现，从人的自由，到做人的责任，再到人的尊严。这个时期，文学的公理遭到了质疑，而她也早已对其产生怀疑。萨特、马尔罗、加缪曾认为文学必须服从于思想的“介入”，但此时所有一切均已不同往昔。作为抵抗派，她放弃了写作，因为她不知道昂泰尔姆身在何处，她想救他，并且分担他遇到的危险，同时运用计谋，发挥想象力，把仇恨、恐怖、“民兵”和可耻的敌人一一击溃。

        她对这个时期作了一些记载，1985年出版之后，她又把这些记载化为了写作中的吟唱。她的言语和她的经历中饱含痛苦，而她也轻易便可置身集中营，登上角斗场，处于危机的核心。和她在一起的是民兵拉比耶——他已被她驯服，而她则成了一个双重身份的介入主义者，一是负责获取情报的联络员，一是昂泰尔姆的妻子。她慢慢地靠近他，怀着一颗残忍的心，这残忍她很久以前就已养成，是在亚洲、在与一个处处艰辛的世界接触时发现并学会的。他迷上了一众艺术家与作家，而她则决心从他身上套取情报，同时搞懂他改变立场的动机，因为她所痴迷的，始终是各种反常行为，是那些占据某些人的内心、使其偏离爱的轨道的谋杀本能。

        在敌占期的这个季节里，也即1944年6月初，她是一个悲情英雄，手无寸铁，却又非常顽强，处在拉比耶“自己的地盘”上，是个“死人”。她窥视着这个男人，观察着他，对他着迷，发现他是个懦夫，是个可怜虫，但他暂时还手握权力。为了得到一个细节，得到一个消息，她需要时间，也需要耐心。在与他接触的过程中，两人若即若离，形成了一种奇特的亲密关系。他们在酒吧见面，或是在“弗洛尔”咖啡厅相会，因为她住的地方离那儿很近。两人坐在桌边，像是一对奇怪的恋人，因为那是存在主义的领地，是一个时有论辩的地方。渐渐地，杜拉斯把他给控制住了，她倾听他说话，装作对他感兴趣，与他聊文学，有时甚至对他心生怜悯，但她心里坚信，她一定会粗暴地、像临死前那般无情地写下这段话：“.．.．（即.，拉比耶的真名）从未觉察到他令我联想到的恐怖。”她知道，他很快就会“落入我的手心”，而她很快就会“判处他死刑”，当轮到他成为战败者之时，她一定会揭发他。

        她心中充满这样的力量，正是这力量给了她所有的勇气。她交往的是德国人的一个同伙，是“野蛮人、狼、罪犯，特别是罪恶的神经病”中的一员，她知道他对他们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她也知道自己只要稍有不慎，不小心说漏一个字，就会被他揭发，遭到逮捕，但她仍然冷冷地且极为清醒地导演着这一出戏，矢志不移，战斗在像命运一样躲不过的铁臂之下。

        在这场殊死斗争中，她暂时还不知道谁是刽子手，谁是被害者，但她没有懈怠，一直窥视着拉比耶。

        夜里，在圣日耳曼德普雷区那间公寓里，她心生惧意，直打哆嗦，感觉到一种巨大的孤独，不是她自己的孤独，而是全人类的孤独，是人类的境遇与荒诞，跟里罗冈丹的经历一样。有时候，她也能懂得西西弗的欢乐，那是一种像大海一样漫天的欢乐，是一阵阵幸福的气息，是凌空而起的热情，就像巴黎解放后整个城市的欢乐，尽管昂泰尔姆不在身旁，但她依然可以感受到：钟声的轰鸣从教堂里升起，像是敲响了一个新的时代，替城市洗去所有黑暗，洗去民兵的阴影，洗去街上横行的党卫军的汽车，洗净为了防空而抹成深蓝色的窗玻璃。

        她总是经历着这样的极端处境，寻找着人们走投无路、落入某些神秘力量之手的极限时刻。她恨拉比耶，鄙视他，同时又想道他是怎样工作的，想知道“民兵”这种极品卖国贼是怎样运作的。对于拉比耶，她不作判定，而是探索他的灵魂与他的行为，试图看透推动他的所有动力，而每当此时，她便觉得自己是个最名副其实的作家。日后，她将把拉比耶的故事写下来，但她知道，她不能局限于陈述事实。在他身上，有一些黑暗之处有待理解，有一些秘密的关键点有待把握。1944至1945年冬，她将走上法庭，对他的行为作出一些澄清——他曾救过两名犹太女子，并安排她们去了自由区——而遇到的却是检察长的敌意，因为她把一件表面上清楚明了的案子弄复杂了，由此激怒了法庭。她就这样活在永无休止的辩证中，活在爱与恨中，活在正义的最尖锐的意义中，活在对另一个叛国者——她称他为“民兵泰尔”——的诱惑中，活在她的残忍中并用它把泰尔送进了监狱，活在对人类的最朴实的同情中。

        1944年8月，解放前夕的巴黎遍布着一种火热的骚动，同时也陷入了各种谣言和危机。在《我在占领期的日记》一书中，让·加尔捷-布瓦西埃讲述了当时城市里的欢欣、困惑、“骚乱的湍流，以及市集日般的嬉闹”。

        炮弹与连发子弹射入公共建筑的外墙，大皇宫起了火，德军在一阵阵喝倒彩声中组织撤退，城里竖起了很多路障，民兵们从屋顶上开枪射击。德里厄·拉罗歇尔第一次尝试自杀，差点儿一命呜呼。菲利普·勒克莱尔元帅的坦克从圣雅克大街上驶过。8月25日，天很热，市民们兴高采烈，涌上街头，把怀里目瞪口呆的孩子高高举起。参议院还在党卫军手中。那一幕无法描绘，一切都未定论，战争与和平、臆测中的战胜者与战败者之间不过一步之遥。

        墙上、树干上贴着传单，随处可见，向法国妇女和巴黎女性发出号召。传单上写道：

        妇女们，你们的勇气是卓绝的。在13区，一群妇女袭击了德国的一辆卡车；在14区，“法兰西妇女联盟”的一位女战士用手枪击毙了一个德国佬，而另一位却在张贴“国民阵线”的传单时不幸被杀。

        一起来吧，杀掉德国佬，继续帮着建造街垒。

        在这样一个极端的时代里，在千奇百怪的野蛮暴行中，杜拉斯依然爱着巴黎。那里，圣母院的钟声在空中飘扬，与民兵连发的子弹声遥相呼应；夜间，在警报的嘶鸣中，防空部队的信号弹穿过天宇。正是在这个极限时刻，当所有一切熊熊燃烧，好像只有经历这些烈火、狂怒与灾难才能获得新生，她感觉到自己似乎“被召唤了”。

        杜拉斯与马斯科罗也曾麻木不仁，也曾默许并默默忍受黄色的大卫之星、侵略者的大搜捕以及他们那副战胜者的嘴脸，也曾满腔空想与浪漫并因此拘泥于自我的孤独，难以前进一步，也难以进一步“介入”。此时，他们已发生转变，不再麻木，不再容忍，远离了空想，远离了浪漫，这种转变的动因与昂泰尔姆的离去不无关系。正是在这个时候，杜拉斯报名参加了共产党，那是“战争结束前”的事，也即1944年秋，马斯科罗强调说。以往，“党”这一概念几乎一直与她无缘。她精神上太过独立，也太爱责难，骨子里过于桀骜不驯，她身上的一切都与集体、学说、教条格格不入。不过，此时参加共产党突然具有了另一种意义，就好像是为了找回昂泰尔姆，为了离他近一些，追寻他的踪迹，投身战斗以救他出苦海。参加共产党，也像是另一种形式的救赎，是改正她那狂野而反叛的天性。“共产主义”（ommunisme）这个词所包含的，是一种生存方式，也即与众人一起，为他们而斗争，为人类而斗争。她正是活在这样一种急迫的状态下，活在一种动力中，这动力使她能够感觉到那些她无法概念化的事物，她整个人都与她所谓的“物质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她活在其中，在那里呼喊、哭泣并完成人生的轮回。

        加入党组织，就像一场她自己的欢喜，一切突然有了某种意义，孤独一去不返，她所面对的，只剩下巨大的恐惧与谋杀。

        加入法国共产党成了一个谜，似乎她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因为，用埃德加·莫兰的话说，“接受德国的霸权，不仅是‘接受现实’，也是支持纳粹主义”。

        在党组织里，杜拉斯觉得自己好像被一种必然性推着向前走，那是一种阻挠野蛮行径的方式，是一种“与人类心意相通，共同经受生与死的考验”的方式。她所喜欢的，是极端的境况，是悲剧的冲突，是那些历史集中上演兼具疾风骤雨的地方，而这种喜好又加剧了她的暴力，使她对暴力习以为常。受“全球性的更迭”所迫，她那一代知识分子全都投身于共产主义道路。

        加入法国共产党，就是与人类一起斗争，找回人类的家园，体验手足情谊的幸福；就是像当时人们所说的那样，“与那些被扔进火车头锅炉的人站在一起”，置身于风险和危难之中，赋予人生以某种意义，为自由的到来做出自己的贡献，把梦想化为明确的现实；就是冒着被迫害的危险，为了“全世界大革命这一旧观念”，为了最广泛的博爱这一国际主义的神话，甘愿遭受迫害；就是经历俄国著名小说中的主人翁所体验的那种战栗，利用这一良好时机，充分体验“介入”这一概念。

        她是否真的知道集中营之大？对于系统地消灭犹太种族，对于杀戮与清除一个民族时的智慧，她是否心知肚明？她有没有想象过火车开往拉文斯布吕克、达豪、特雷布林卡等地的旅途，想象过那些无动于衷地把火车从欧洲各大车站输送到煤气室的铁轨？

        从此，肉体的痛苦拉开了序幕。从此，杜拉斯变成了一个犹太人。所谓犹太人，说的是她也遭到了排斥；所谓犹太人，说的是她也被牵涉其中。其实，当她还是个小姑娘，在西贡，在中国情人的怀抱里，在茂密的丛林里，她就已经是一个犹太人，而她之所以是犹太人，是因为她像沙湾拿吉那个小乞丐一样，从一开始就在逃亡，在流浪。

        从此，一部令人眩晕的作品拉开了序幕。《厚颜无耻的人》像是莫里亚克笔下的世界，《平静的生活》中仍留有它的痕迹，而随着她崭露头角，那些痕迹或许将消失不见。从此，她置身于危险和不安之中，过上了游牧般的生活。她成了犹太人。

        正是在这个历史时刻，她突然发生了转变，退到了边缘地带，踏上了历险之路。

        昂泰尔姆仍未归来。他还会回来吗？政治活动使她没有倒下，迫使她活下去。一种夹杂着复仇与愤怒的情感推动着她，使她不断前进，一直寻找着昂泰尔姆的踪迹。

        在这个时期，她穿着战争时期的短裙，一直在巴黎第6区从事政治活动。她的反抗为时不久，腹中与心中驻扎着一种冷冷的欣喜。去了地下组织，她就像安提戈涅，兴奋，狂热，急于发言，敢于呼喊，也像伊迪丝·琵雅芙，走遍整个城市，唱着她的痛苦，虽然个头矮小，毫不起眼，但眼神却光芒四射，非常灵活，以至于她看上去像是在躲避着别人的目光。她的双眼在述说真相，是危险的，也是可疑的，就像黄色的大卫之星，背叛了她，使她难以说谎。

        她走进了悲剧，但暂时还不明就里。身为女性，这一身份给了她一种光芒，一种加剧了的暴力，一种似乎永不平息的精力。正因为是女性，她才敢于持之以恒地去挑战，去冒险。每一天，她都活在一种不安全的状态下。她满腔浪漫，这个词所包含的，既有安提戈涅的厚颜无耻，也有敢于说不的愤怒的力量。她开始学习。给了她这种力量的，既是昂泰尔姆——尽管他不在她身旁——也是住在她内心最深处的母亲，是母亲的遗传，是她的坚忍不拔和始终伴随着她的疯癫。她入了党，而党组织也是一道堤坝，抵挡着另一种麻风病，另一种鼠疫。

        由马斯科罗所说的“女性状态”（féminie）所构成的围墙，由杜拉斯、昂泰尔姆与马斯科罗构成的三角恋，此时只剩下心碎了无痕。写作也是以这样的方式作用于前途未卜的旅途，一边发出沉闷的声音。借用她的话，“痛苦的家园”起了火，继而藏了起来，以便永远不再熄灭。永远。昂泰尔姆，就是她所背负的痛苦，被活生生地钉在她心中，就是他令她日日背负的痛苦，一直背负到1990年，背负到那年11月，万圣节后不久，当孤魂野鬼还在四处游荡，他在荣军医院溘然长逝。她总是为他而哭泣，为他的归来、他经历过那些疾病与命悬一线的日子而哭泣，为她遗失的那份文稿而哭泣：“我把它放在诺夫勒堡的衣柜里，交给格扎维埃尔·戈蒂埃，供《巫婆》采用，是我写了它……是我写的，为的是见证我们那个时代莫大的恐怖”，为的也是对昂泰尔姆的爱。

        杜拉斯的“人生”正是在这“痛苦的家园”里，在她那艘“黑夜号轮船”混乱的航迹中构建起来，也只有在那里，我们才有办法找到她，理解她的人生，赋予其各种意义，像她说的那样，理解藏在“隐藏着的”东西里的一切。

        标记被烧毁了，只剩下一些炭火、可怖的痛苦、交织的苦难，发出红色与黑色相间的光芒，就像兰波的诗歌里所描绘的那样。她的脚步也像兰波，迷醉，自由，充满幻想。

        可是，昂泰尔姆始终杳无音讯。盟军抵达并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德国城市，号称“黑色帝国”的德军土崩瓦解，而昂泰尔姆仍然杳无音讯。多亏了在《自由报》设立的“寻人处”，她才得以去了解，去想象，去发现战争的广袤和恐怖。一些逃出来的人开始了他们的讲述，她则从中建立起一些假设，勾勒出从圣伯努瓦街失踪的那个人的行程，想象着昂泰尔姆沿着败兵的路途，在火车里一路颠簸，先是到了比特菲尔德，接着是捷克斯洛伐克、达豪，最后兴许是到了布亨瓦尔德。夜里，在没有尽头的路途上，在脏兮兮的火车里，他孑然一身，只有当天空、星斗、凉风依稀可辨之时，他才觉得可以心怀希望，相信自己还活着，相信自己仍有呼吸和饥饿感，特别是“撒尿”的欲望——他在《人类》一书中多次提及——这欲望已成为生命体的首要机能，是它让他仍然活着，证明他那具毁掉了的、冻得发紫的身体仍然能够运作。集中营下雪了，雪像毡子一样盖住了一切，抹去了党卫军、囚犯组长与囚犯们的脚印，模糊了各种噪音和说话声，还有车间里传来的镐头和各种工具砸碎石子的声音。昂泰尔姆无法把他看到的写下来，那里没有可供写作的地方。在回忆录里，他写道：“（集中营里）谁都没有前景。”

        不过，在巴黎，人们已开始得知真相。杜拉斯也了解到了一些情况。真相太恐怖了，她几乎难以相信。只有照片、证据和亲历者讲述的事实，才能让人死心，才能说明真相。她开始做噩梦。她坚持住，凭着在党组织里的狂热活动，凭着抵抗阵营的地下活动，以及她心中的怒火。至于昂泰尔姆，他等待着黑夜的降临，以便坠入死沉的睡眠。有时，探照灯的光芒从瞭望台上喷射而出，穿过集中营的窗口，在雪地里洒下时断时续的光。警犬与德国士兵的脚步声变得低沉，厚重。

        杜拉斯心中正萌生一种别样的东西：“我好像整整睡了30年，”她在1986年说道，“30年后，我醒了，人们在屠杀犹太人，我的人生就此开始。”

        她变得无比顽强，对于战争的黑夜，她想要知道所有一切，彻底地发现所有一切。她想要找到昂泰尔姆，不让他消失，把他带回来，和自己在一起，和她同样爱着的马斯科罗在一起。她要给昂泰尔姆新生。

        1945年4月。她记得。那是个奇特的春天，欧洲在最终敲定了的胜局中飘摇，沉浸在痛苦而艰涩的欢乐中。

        关于从集中营里逃出来的人，每天都会有一些新的消息。在那些悲怆的逃犯中，会不会有昂泰尔姆？4月4日，继而12日，她得知了一些有关他的下落的消息，然后又没了线索。弗朗索瓦·密特朗，也即当年抵抗组织里的“莫尔朗”，如今成了新任副国务秘书，主管难民、囚犯与流放犯事务，他答应帮助杜拉斯与马斯科罗完成这项难以成功的寻人工作。“黑夜号轮船”在巨浪滔天的大海上继续前进，没有船长。有时，马斯科罗会去弹一弹钢琴，就像是为了打破漫长的等待与痛苦。他一直如此，每当想要与俗世重新和谐相处，与它以及那些最隐秘、最遥远的力量达成妥协，他就会把钢琴奏响。圣日耳曼德普雷的公寓里传出了奏鸣曲的声音，还有巴赫、勃拉姆斯的流畅的变奏曲，乐声如泣如诉，宛如洋流一般。

        1945年4月是一个可怕的月份，集中营里的所有恐怖事件大白天下，人类所有的野蛮行径传播到了奥赛火车站的月台，但昂泰尔姆的下落仍然无人知晓。人人都忙得不可开交，就像一场痛苦的溃败，与戴高乐呼喊的光荣岁月相去甚远。杜拉斯活在这种恐慌的状态中，这种状态给了她活下去的力量，使她狂怒，使她残忍地想要知道真相，一探究竟。此时的她游离于疯狂与仇恨之间，显得“可怕、善良，令人感到安慰”。有人告诉她，说你应该对自己好一点，应该保护自己，但她无法沉默。在出版后不久的一次访谈中，她回忆道：“我从未关心过自己。”

        4月份的痛苦再次给了她写作的力量。不过，不是为了出版，而是为了留下见证，把见证记在她那些秘密的蓝色笔记本里。那些笔记本后来被她丢弃了，连同一些文档遗落在诺夫勒堡那所房子里，任由潮湿和雨水侵蚀，经受着时光的消磨。

        在那些笔记本里，她写下了当时的恐慌，写下了自己撕心裂肺、千疮百孔乃至被毁掉了的人生。这部《战争笔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束之高阁，是一部至关重要的作品，有助于深入理解她当年的动力，她那近乎自虐的疯狂、野蛮的暴力、粗鲁，以及她心中不灭的希望。它是一部神圣的作品——她在中这样说道，而其实是《战争笔记》的翻版，出版于大获成功之后——是一部宗教性质的作品，跟她怀着激情不断重读的《旧约圣经》一样。她在痛苦的间隙奋笔疾书，文字里夹杂着不断响起的电话铃声，而她也是一心牵挂着电话——说不定是昂泰尔姆回来了呢，他应该会回来，应该会出现在一列列归来的流放犯之中，他们像她说的那样“凝固了”，吓破了胆，一个紧挨着一个，就好像还不愿与人们接触，不想从人们的目光中感觉到同情与好奇。杜拉斯的文字从未如此大声疾呼，她好像找到了自己的语调。她的语言是一种大音希声的叫喊，是张开嘴把痛苦叫喊到极限。她信仰的是仇恨，而不是允许战胜者与战败者之间实现平衡的上帝。她跪下来，向仇恨发出祈求，发出呼唤，她疯了。她知道自己疯了，也知道自己早在很久以前就有了一种能力，能够进入疯狂之中，钻进深处，在那里感觉到一切摇摆不定，是这种能力把永隆那个一边叫喊一边追赶她（那时她还是个小姑娘）的女人的语言变成了她自己最真实的语言。

        她的狂热日甚一日，只有科利德兰，很多科利德兰，才能让她坚持下去。给她大量开这种药的，是热农-加塔洛，他是个好大夫，是她的一个忠实的朋友，也是小区里人人爱戴的医生。不过，她已不再是杜拉斯，她的心已经到了昂泰尔姆那儿，而昂泰尔姆此时或许已经死在一个无人知晓的集中营，被丢进万人坑，尸体正在腐烂。其他比他更强健的人路过他那可怜的尸体，一定把他给踩烂了，他的尸体里流出恶臭而肮脏的棕色液体，而身在圣伯努瓦街那间公寓里的她也不例外，同样流出了暗绿色的肮脏液体，还有呕吐物和腹泻物，就像西贡的孩子死于麻风病之后，腹中流出的不知名的液体。

        她刚满三十岁，却早已变成南圻那个流浪的女乞丐，被遗弃了，浑身脏兮兮的，迷了路，没人认识，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她骨子里有一种在苦难中以及在写作中一条道走到黑的性格，一往无前，不加节制，顽固不化。

        她在火车站四周游荡，一如沙湾拿吉那个小乞丐在白人街区的厨房四周游荡。昂泰尔姆没理由不在那里，他一定会出现在那些流放犯之间，出现在那一长串望不到尽头的幸存者之中，在那些看起来像鬼实际上是人的队伍里。每当重要团组抵达，人们便奏乐欢迎。她赶过去，靠着墙，却一次次伤心而归。不再有节日，不再有欢庆的乐声，全都没了，只剩下苦痛和自我放任，她对自己感到陌生，几乎认不出自己，她只有一个欲望，那就是去找到他，她溜进人群，挤出人墙，对公职人员撒谎，一再恳求他们，只为通过关卡，去找到他。

        他反对戴高乐：“他是个活跃的军官，”她在中写道，“三个月后，在我周围，人们控诉他，排斥他，永无休止。我们女人们还仇恨他。”

        流泪的日子尚未过去，还在继续。相反，正是在这个时候，她开始了哀怨的歌唱，像远古时期那样无尽地哀悼她所怀疑并追问之事：一堆堆犹太人的骨灰被弃之于奥斯维辛、拉文斯布吕克、达豪，与泥土混在一起。她发出的正是这种哀怨。没有别的出路，只能去哭泣，去体会这种恐怖，去辨认无数“鲜活的”假牙、头发、首饰与金牙——所有这一切将被放进箱子，就像货架上的水果。只有这些才能让她苏醒，在恐惧中苏醒。

        此时，她所听见的音乐，是女人们持续不断的哭诉，她们正寻找着自己的儿子、兄弟和丈夫。可是，即便如此，她却被排斥在外。她已不可能理解他人或融入他人，只能独自沉浸在痛苦之中，与昂泰尔姆长相别离。

        他身在别处，走在另一条路上，但已太过虚弱，以至于无法再动弹，无法再前进，只能默默流泪。

        他到了达豪。他的眼睛令他饱受折磨，因为已过度适应黑暗与车厢里的黑夜。然而，他清楚地看见，不远处有几个妇女，正弯着腰，“在割草，几个紫色的人影悬浮在一片绿色之上”，她们的笑容依稀可辨，也许是因为心中又有了希望。

        达豪是公路的尽头，也是前途未卜的流浪与旅途的终点。德军溃败的迹象虽已显露，但是仍然没有什么好期望的，就好像人生已被打碎。在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昂泰尔姆只剩下对往昔的深信不疑，包括杜拉斯以及挚友马斯科罗。回去，一定要回去。该怎么处置这些生物？他们已无生气，但仍然是人，是与党卫军一样的人。党卫军永远也无法把他们的猎物转化为低级人类，将其变为突变体，变成另一种遗传物种的代表，但仍是人类，与他们一样。是啊，该怎么处置他们？他们度日如年，仍能感觉到尿液的温热与粪便的气味，他们惊叹于这些流体的奇迹——肮脏，但却温热如牛奶——并由此而知道自己是人，永远是。

        时光仍在飞逝，无法在人们的哀叹与狂热中止步不前。1945年5月，弗朗索瓦·密特朗受命赴达豪公干。他走遍了各个集中营，真切地意识到了集中营的恐怖，对眩晕与深渊的含义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但还得进一步深入这种恐怖和地狱。在里盖神父与让·穆尼尔的陪同下，密特朗走进了一间安置死者与垂死者的棚子。棚子里弥漫着尸体腐烂的气味，停尸间里有几个人还在呼吸，就在那儿，罗贝尔·昂泰尔姆根据密特朗裂开的门牙认出了他，于是便断断续续地喊道：“弗朗索瓦，弗朗索瓦……”是啊，真不可思议，像奇迹一样，简直是不可能的。马上，大家用一张床单把他裹起来，让他靠着墙，跟最后几个幸存者待在一起。集中营里，无影无踪的伤寒正在蔓延。刚咽气的死者，已经快腐烂的尸体，气若游丝、骨头清晰可见甚至刺穿了皮肤的垂死者，全已被弃之不顾，而在他们上方，天空始终是明净而蔚蓝的，离他们不远处，冷漠而残忍的生活始终是真切的。昂泰尔姆在《人类》中描写道，在附近的村子里，农民们在田间埋头劳作，弯着腰，故作迷惑不解、一无所知。达豪四周森林密布，捂住了各种噪音和人们临死前的呻吟与叫喊，也捂住了冲锋枪子弹连发的声音、一具具蹒跚的躯体挨打的声音以及他们在路上砸碎石子的声音。

        杜拉斯对森林的惧怕正是由此而来。她所惧怕的，是那种阴暗的森林，森林里，警犬和士兵四处游荡，冰霜“使野兽狂怒”，“池塘被占据了，一直到底”。她所惧怕的，是她后来于1970年在中描写的那种森林，就好像她永远也无法忘记那片挡住犹太人的呻吟的幽深密林。她所惧怕的森林与她童年时的丛林截然不同。当年的丛林是一个藤与根的世界，坐落在象山山脉，既是仙境，也是幻境。丛林里，“藤本植物经过几千年的堆积，形成了诸多洼地，悬挂在树木之间”，而就在这种由植物构成的洼地里，鱼儿在鸟儿之间游来游去。童年时的丛林并不可怕，甚至堪称守护者，庇护着像她那样无畏而野性的孩童。老虎、猴子、豹子从来不曾袭击孩子们，因为他们的出现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

        得救两天后，昂泰尔姆给杜拉斯寄了一封信。这封信如今被存放在“当代记忆研究所”。信中，他写道：“亲爱的，每天晚上，我都在回想我的岁月。这八天里，我应该老了一百岁。一切都已过去，只剩下无上的幸福。玛格丽特，我与你同在。”

        玛格丽特的回信同样激情洋溢：“你还活着。你还活着吗？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清醒过来的。我在地狱里待了多久？……天晴了。和平到来了。你还活着。罗贝尔，这一天多么美好啊！你是我的生命。我所骄傲的是，我想我会因为你的死而死去。也许你永远不会懂，永远。”

        虽说处在心潮澎湃的状态，她仍然站在舞台上，各种爱情的主题在她心中巧妙地交织在一起：为他的死而死，与罗贝尔所说的幸福相呼应的地狱，他们爱情的无法理解的奥秘——这些主题值得她所钟情的法国女诗人露易丝·拉贝去吟咏。

        密特朗为昂泰尔姆的归途提供了方便，他让人给马斯科罗及其朋友博尚办理了通行证。两人结伴而行，跨过一道道路障，把车开得飞快，开车的只有博尚一人。他们的旅途就像一次历险，为的是拯救昂泰尔姆，不但要救活他的性命，更要带他脱离苦海，把他定格在崭新而蔚蓝的日子里。到了达豪，他们看到的是一排排尸体、死者与病患，所有人冷漠而迷茫，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幸免于难的，也不了解自己处在什么状态之下，像傻了一样。沿着墙，除了人还是人，裹在床单里，像码得整整齐齐的柴火一样，还有奇特的死亡气息，那是麻风病的味道，是灾难的味道，杜拉斯以前曾对他们讲述过。突然，好像有一声呻吟，一声难以觉察的呼吸，不像是一句话或一句口吃，而像是一阵微风，像一只昆虫飞了过去，那是一声呜咽般的呼唤。马斯科罗为人持重，总是遗忘很多，具有一种明智的谦逊，他在《关于一次回忆的尝试》中讲述了这个时刻。他几乎什么也没说，而这正是他的力量。他用了一些简短的词语，一些非常简单的词语，用它们去述说，使情感在其中流淌，让意识在其中得到巩固。他们逃了，像逃犯一样离开了集中营，尽管他们持有通行证。昂泰尔姆处在获救的惊恐之中，他将永远记得这个已铭记在脑海里的时刻，但回去后他几乎从未说起，而是把它埋藏了起来，很久后才写进了《人类》一书。

        不过，此时，昂泰尔姆的话语像是醉了一样。他述说着，倾述着他所看到的和遭受的，他的记忆就像一根丝线，延绵不绝。马斯科罗“不需要问他”，他的话语也会自己出来，就像源头处的水流一样奔涌而出，打破周遭的宁静。死神也许还在后头游荡，他对死亡的意识仍未消散，他的呼吸仍不平稳，但却不知从哪儿找回了说话的力量。汽车行驶着，行驶着，穿过一个又一个德国城市，穿过斯图加特，穿过维桑堡，朝着国界飞驰而去。在汽车的喘息声中，他正创造着杜拉斯后来所说的“流动式”语言。是的，就在此处，昂泰尔姆造就了杜拉斯，如今的杜拉斯，使她的语言布满孔洞与重复，使她的灵魂发生神秘的震颤，使她歌唱的乐曲绵延不绝。夜间的公路上，时不时有其他车辆的大灯射出昏黄的光束，使人联想到集中营的探照灯，在这时断时续的光束中，他的话语滔滔不绝，那些“无法想象的事”随之浮出水面。

        某种神圣的东西撕碎了自己的面纱，露出了真面目，给人以强烈的感受。这是一个奇特的时刻，它似乎处在时间的尽头和人类最后的边界，既是某种事物的终点，又是某种即将诞生的陌生事物的起点，因为经受痛苦的洗礼之后，打上谋杀犹太人的印记之后，一切都将不同于以往，而白天仍在流逝，黑夜仍将替代白天，但人们永远不会遗忘那道光芒，那道折射出集中营里无法描述的苦难的光芒。

        因为那不仅仅是遗忘，也不仅仅是相信自己一旦脱身便获得了自由的生活。那种无法表达的恐怖，那段极端的人生经历，那道永远不会愈合的伤口，或许将留在人们内心深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解放后，英勇的玛丽-露易丝·昂泰尔姆——罗贝尔·昂泰尔姆的妹妹，他称她为“小丫头”——获得了自由，被飞机送到丹麦，在那里接受救治。当时，她“处在一种油尽灯枯的状态（在集中营，她常常把食物让给别人），不久便死在了那儿”，罗贝尔·昂泰尔姆未来的妻子莫妮克·昂泰尔姆这么说道。曾被玛丽-露易丝藏在她父母的公寓里的多米尼克·阿尔班深情地回忆道：“大眼睛，稚嫩的大脸蛋，虽然苍白，但却清新可人……这个布娃娃生来就注定要经受一场重大的悲剧……是什么折磨夺走了她的纯真，她这个玩具娃娃陷入过怎样的地狱？”

        在这个悲剧的世界里，正是在这些炭炉里（里头有火热的生命，不断被死亡塑造着），杜拉斯造就了她的写作。

        摆在她面前的，是呼喊。它就像一束电波，遍布于杜拉斯的人生。它是作品中的呼喊，是最后一声求助，是最后一句野蛮的话语，是由于生存的痛苦，也是由于对俗世的迷惑不解。它是无助的母亲看到堤坝被冲垮时发出的呼喊，也是此时的她发出的呼喊，她一边猜想着罗贝尔·昂泰尔姆——是她的丈夫，也是一个陌生人，一件“垃圾”——的境况，一边在房间里踱着沉重的脚步，太多的苦难与太多的同情令她几乎“局促不安”。于是，只剩下呼喊，只有它才能消除战争的怒火与集中营里的野蛮，才能达到安静，它是一种持续的振动，宛如大钟的嗡嗡声，使一切失去知觉，使她不愿直视的时间停下脚步。至于昂泰尔姆，他对事物有了新的认识：盘子里放着一些樱桃，果肉丰满，他想尝一尝，就像返程途中想吃鳟鱼一样。他所渴望的，其实是鳟鱼的敏捷，是它们在水流中游动、跳跃和溜走时的机灵，是那些被阳光穿透、在阳光下显得鲜红欲滴的樱桃。

        杜拉斯的身体成了痛苦的身体、愤怒的身体、远古的身体，站在灾难的顶端，因“触不可及的”宿命的压力而沉重！此时，她必须重新学习如何生活，因为昂泰尔姆已洗脱冤屈，获得新生，因为她确信，她未来的作品就是她一直承载着的语言，就是尘封于痛苦的符号，就是野蛮而从未停歇的回声。

        22年后，友人马斯科罗回忆起了往事，他试着努力地回想当年，虽然只透露了很少细节，但正因为他言之无物，所以这种沉默的空白中却激情四溢，而这种沉默的空白中仍停留着当年的恐怖，语言在其中无法站住脚跟，只能弃权，战栗着，仿佛悬在空中。有些画面将久久不散，比如“在最偏僻的房间里……埋藏在黑暗中、埋藏在层层衣物下的”杜拉斯，她巨大无比，十分显眼，永远也抹不掉，看上去就像现代雕塑《瞧啊这人》，就像“被简化到无法简化的本质的人”，也即阿贝尔托·贾科梅蒂创作的一件栩栩如生的雕像。这也正是昂泰尔姆所呈现的，他呈现的是构成人体的最隐秘的纤维，是人类苦难的奥秘，是人的素材的神秘配置，是由无助的语言所命名的灵魂，它是坚韧的，有着无法解释的、奇迹般的运作机制。

        对于杜拉斯及其亲友而言，他们的“犹太情结”正是始于这一时期。早在1968年的口号“我们都是德国的犹太人”之前，他们就已认同犹太人的身份，在他们眼中，这一身份认同已变得无法避开。是啊，杜拉斯的确是一个犹太人，一个与所有死于大屠杀计划的犹太人无异的犹太人，一个类似于她未来的主人公奥蕾莉娅·斯坦纳（Aurélia Steiner）的犹太人，一个类似于所有“煤气中毒者”——“有些词真是难以说出口”——的犹太人。犹太人，说的是犹太人民遭遇的有预谋、有计划的清除，更进一步，说的是排斥，是总是被否定的他者，说的是穷人、被流放的人、被剥削的人、疯子、作家、被诅咒的人。

        在法属印度支那，当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她就有了这样的经历。作为一个不为人知的安南人，她觉得自己是全家人当中的“犹太人”，仿佛这个词以一种诗意与隐喻的方式具有了一种普遍的意义，使注定要遭受远古的苦痛的犹太人民得到了无限的繁殖，直到黑暗的今天。

        1976年，《巫婆》杂志以“食物”为主题出了一期专刊。其中，杜拉斯又一次习惯性地描写了把布料织了又毁、毁了又织的珀涅罗珀，并由此回到自己的故事，回到自己的关键岁月，也即与小哥哥一起在“高大的芒果树”之间度过的那些狂野的时光，她甚至写道：“我们的母亲是怎样的？黄皮肤的她那么瘦削，阳光无视她的存在，她，我们，犹太人，这怎么可能？”

        对她而言，犹太人就是混血儿，是反抗家庭的人，是不屈不挠的人。她的犹太人特质与她所背负的这道咒语由来已久，并且无数次地复现，把她变成了一桩旷日持久的丑闻，同时以一种别样的方式恢复了她的作家身份，再次赋予了她如《圣经》般神圣的职责。

        需要有多少个日子与多少个星期，才能让昂泰尔姆重新回到光明之中？需要有多少耐心与多少爱，才能接受并体验时间的缓慢？在这段时间里，热农-加塔洛医生开了药方，想让昂泰尔姆长胖些——按她的比喻，他已经瘦得就像“一根刺”，他的心脏“在一个空荡荡的地方跳动”，随时会碎裂。

        不过，她仍在写作，在练习本中写下她的痛苦。这痛苦与昔日在奥赛火车站等待时的痛苦是一样的，此时转移到了这里。大屠杀的幽灵一直在她面前，因为昂泰尔姆变成了宽泛和普遍意义上的犹太人，变成了犹太人遭受苦难的例证，变成了他们被诅咒的活标志。他的身体里流出暗绿色的水，就像湄公河泥泞的河水似的，无法控制，臭气熏天，就像“臭狗屎”一样——她直言不讳地写道——而且颇具腐蚀性，流到哪儿就吞噬到哪儿，犹如往日南中国海的海水把堤坝冲垮。

        不经意间，杜拉斯的手变成了“流动式”的，她的文风在痛苦的作用下，仿照着她的呼吸，找到了不规则的往返之道，并由于她的斗争以及死亡的突现而混乱无序。

        突然间，她找到了一种预言式的语气，她的内心发生了一些变化，使她有权去断言，能够坚定有力地发言，并善于运用省略，这一切使她变成了一个先知。在她的笔下，在她的谈话中，经常会出现一句神秘主义者的口头禅：“我看到……”她一说“我看到”，她那些几乎像咒语一样但又简单明了的句子就会随之滔滔不绝。此时，奥斯维辛正召唤着她，并通过她的丈夫给予她智慧和真正的知识。“我看到了，”她说，“我听到了……我看到有人在屠杀犹太人，是犹太人在被人屠杀，我发现我不明所以，但却始终身临其境。”她拷问尘世，拷问自己，拷问不公，拷问身体上的伤痕，拷问灵魂，正是在这样的拷问中，她不断发现新的惊诧。

        是她暗中写成的一部作品，它就像一部波涛汹涌、充满仇恨的日记，像一份野蛮粗鲁的日报。她在书中揭露了真相，公开宣示了自己作为作家的义务，其中饱含的狂热与野蛮无论是萨特还是马尔罗都无法拥有。作为戴高乐的反对者，她揭露了戴高乐将军贵族式的设想以及他对集中营的沉默，揭露了法国儿女被派往死亡之地的时候祖国的上层理念，也揭露了决定为罗斯福举行国葬却没有或忘了为犹太人默哀。于是，她的心中燃起了一种狂热，一种冷冷的、粗暴的怒火，使她再一次变得与众不同，一种谋杀与暴力的冲动占据了她的内心。

        在巴黎，秋后算账的时候到了。此时，就像在古典悲剧里那样，又到了付出代价的时候了。她就像一个清洁派教徒，怀着对自己的信仰，怀着对自己的逻辑与纯洁的信仰，怀着习惯性的固执，开始了属于她自己的战争。在圣伯努瓦街，集中营的幽灵仍在四处游荡，国仇家恨有待报复，人们痛打通敌派，揭穿他们的懦弱以及出卖犹太人与千千万万个罗贝尔·昂泰尔姆的罪行，而她则从内心深处朝人们发出一声强有力的呼喊：“这还不够！”一种可怕的东西在她心中启动了，她想让那些通敌分子们开口招供，他们必须开口，承认自己的耻辱与错误。在被遗弃在诺夫勒堡的那两本笔记本里——后来分别成了与《战争笔记》——她已成为一个与自己、与自己的自我相割裂的人，不再以“我”自称，而是称自己为“她”。从此，她成了国家正义的化身：“她还小，无欲无求，她很冷静，却感觉到心中有一股冷静的怒火……”

        “她是正义，而150年来，这片土地上已无正义。”

        战争之后，仍是战争。拳头与棍棒如雨点般落下，咖啡厅、市立学校、小区单元里血流成河，她也参与了这场全民复仇，她的心中有一股无言的力量，指挥她继续战斗。外头，在圣日耳曼德普雷区，有人想要改变这一局面。夜总会、“塔布”舞厅、“圣日耳曼”俱乐部里出现了新的时尚，一首首歌曲虽然郁郁寡欢但却渐渐恢复了生活的气息，鲍里斯·维昂在爵士小号声中气喘吁吁，朱丽叶·格雷科（人称“枣子”）一副阴郁而颓废的模样，像美人鱼，也像赌气的公主，唱着雷蒙·格诺的诗句，在“德马戈”咖啡厅的人造革舞台上矫揉造作，傻傻的，像是一个堕落的小姑娘。

        在圣日耳曼德普雷，庆祝胜利的活动夜以继日，整个街区仿佛得了欣快症，就像波伏瓦说的那样，处在一种“友爱泛滥”的状态中。咖啡厅里始终人流不断，比如“皇家圣日耳曼”“弗洛尔”，比如“蒙达纳”，《现代》杂志那帮通敌派经常来此工作，再比如“桥上皇家”，那是萨特的领地，他被迫离开“弗洛尔”，把领地建在这儿，因为他声名远扬，每次出现都会引起围观，还有更具贵族风范的“利浦”，那是玛格丽特的地盘，有传言说那也是通敌派的聚会地……

        正如克洛德·鲁瓦所言，圣日耳曼德普雷已不再是“40年代的村庄，一座方正的钟楼掩映下的小镇，巷弄里回荡着手艺人的工具声，小市民们操着各种零散职业”，不再是杜拉斯深爱的那副模样，而是变成了各种杂乱无章乃至虚无缥缈的活动的舞台，容纳着林林总总的派系、俱乐部、相互对立的乱党、友爱团体，形成了一种狂热的浪漫主义氛围，其中既有青年，也有前辈——比如安托南·阿尔托、安德烈·布勒东、雷蒙·格诺、马丁·杜·加尔——一股创作的热情充斥于咖啡厅、工作室、出版社与杂志社，包括《现代》杂志、《精神》杂志、瑟伊出版社、伽利玛出版社，等等。

        此时的杜拉斯怎么样了？相比“德马戈”咖啡厅，她更喜欢光顾“波拿巴特”咖啡厅，因为那里的气氛更自由，更宽松，不那么时尚，因而也不那么趋同。她也去“小圣伯努瓦”，一家主营家常菜的特色餐厅，周围所有艺术家与创作者全都聚在那儿，形成了一种友爱的亲密氛围，这种氛围更适合她。

        不过，她忙于一些更为残忍、更具复仇意味的事，身不由己。

        在解放后的巴黎，“年方二十或二十五，”波伏瓦写道，“意味着更广阔的机遇，所有道路都是开放的。”整个城市里充斥着一股热情，杜拉斯与她的朋友们也参与其中，大家决心“为无辜者报仇”，保罗·艾吕雅在《法国文学》杂志上这样呼吁道。清洗政策并未将所有知识分子招至麾下，其中最狂热的支持者当数“全国作家委员会”的成员，以及阿贝尔·加缪领导的《战斗报》。他们要做的，是为受害者报仇雪恨，而不是像波朗或莫里亚克等人那样，倾向于“宽恕与忘却”。

        杜拉斯桀骜不驯，坚韧不拔，决心追查阴沉的日子里那些卑鄙无耻的事实和胆怯的行径，将其公之于众。

        她对自己的判断力确信无疑，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定下宿命般的目标，她必须这么做，这也是她对自己的要求。她觉得自己是恐怖与痛苦的责任人，是复仇的负责人。她的心中既有仇恨，又有无情的残忍，既有与敌人一样的武器，也有痛苦、爱、盈眶的泪水以及四溢的不幸，她听不见罗贝尔·昂泰尔姆发出的讯息，来自他心中的讯息：“德国人与我们之间并无不同，都是人类。”每当昂泰尔姆向人们讲述他的流放，他总是坚定地说道：无论发生什么，无论被人变成什么，痴呆也好，人渣也好，垃圾也好，他们都不可能“变成野兽或树木”，因为“人类只有一种”。刽子手可以“杀害一个人，却无法将其变成别的物种”。

        她呼吁人们停止严刑拷打，要求人们别再殴打民兵，为此而筋疲力尽，伤心落泪，每当此时，她便想起昂泰尔姆的话。该怎样调和她心中的爱与恨呢？正如她心中一直在与母亲冲突，爱她，同时又恨他，她怎么会不知道，她只能活在一种疯狂的状态中，活在情感的迸发中，活在各种怨恨、激情以及对爱的追索中？“肮脏”，她觉得自己肮脏得教人作呕——有一个反对她的妇女曾这么对她说，此人并非通敌派——肮脏，这就是她的样子。可是，怎样才能不肮脏呢？在她那里，她的行为总是模棱两可，这将决定她的人生之旅，决定她穿越世纪的脚步。

        作为一个伸张正义的人，她残忍，无情，她的缺陷日渐暴露。在别人看来她表里如一，但事实上她是多么的自由任性啊！令人不解的是，她既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粗鲁，服从，同时又表露出一些使她变得既可疑又危险的缺陷。她既可以告诉“刽子手”，让他们再接再厉，又可以在面对“受害者”的时候找回高贵与优雅，感到比自己的政治盟友更亲近这些受害者，觉得与他们之间“像有一层亲缘性”。

        和她的猎物“民兵泰尔”在一起时，她捕捉着他的生活品味。他和她一样，也耽于声色，似乎仍然稚气未脱。他对生存的欲望，对赌博、女色、汽车的喜好，无一不令她着迷。她是个混合体，既是刽子手，又爱着她的猎物，她所爱的，是一切彰显生命的力量的东西：差异、暴力、征服、青春。是否造成混淆不重要，重要的是正是在“黑夜号轮船”永恒的运动中，在它盲目、黑暗、不规则、前途未卜的路线中，在它中转与转向的过程中，她才成为了一个完整的人。这种眩晕类似于她在大哥那个粗鲁而愤世嫉俗的“流氓”身上体验过的眩晕，她想要把他从自己的童年中驱逐出去，他却成了她想象的素材。她把“民兵泰尔”交给了法兰西妇女联盟，但她对他仍有欲望。

        当她在笔记本里（很久以后才公之于众）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她是讲给她一个人听的，读者、目击证人都无法进入其中。数十年间，那两本笔记本一直被遗弃在诺夫勒堡，就像一堆一直酝酿着的炭火。到最后，她甚至由于忙于其他事务而忘了它们，但那些故事迷失在蓝色柜子深处，就像守灵人一样。她告诉读者：“请学会阅读：这些是神圣的文字。”在这句话中，她确认了她从此赋予文学的角色：启蒙者，未解之谜的载体，黑夜中的发光体。两本笔记本里，一种具有宗教性质的东西徐徐展开，但它不遵守某种基督教教理，而是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具有心理与情感的双重特征，要用最细腻的文字才能将它描述得一清二楚。

        她的这一面完全游离于“与共产党的恶心的亲近”（她在1985年这么说道）之外。虽然仍在党内，但她正在不知不觉中挥手告别。写作与教条格格不入，在语言的有限领域里，她甚至没有发觉自己正在逃离共产党，就好像她只能活在需要埋藏的秘密之间，活在容纳着欲望、不幸与痛苦的幽暗的柜子里。

        她怎能承认她对“民兵泰尔”的欲望？怎能大声赞美她对复仇的欲望？在城市之外，在狭小而阴暗的写作空间里，她悄悄地跨过禁区，跨过集体的语言以及简化的教条。

        从此，写作成了一种僭越，承载着模糊的欲望、不当的言行举止以及一切可能之事，不遵守任何法则，不遵守万物之法。她的心中守护着一种无法言表的东西，对于成员的招募、精心筹备的言说与各种思想流派，她时刻保持着警惕。她已经感觉到，她想要在暴风骤雨中，在大海无法预料、时而平静时而大浪滔天的运动中，在灵魂被迫前进的那种颠簸中，对她的书进行构思。

        她将永远无法从罗贝尔·昂泰尔姆的经历中恢复过来。她未来的精力，她在工作与应对挑战上的巨大付出，或许正是因为罗贝尔·昂泰尔姆。她作品中的那些沉默，那些张开的洞口，那些文字有时突然无法逾越、致使摊开的页面变得令人眩晕的悬崖峭壁，还有那些深坑与沟壑，或许也是因为罗贝尔·昂泰尔姆。因为集中营，因为集中营的沉静，因为集中营周围森林里的寒夜；因为他妹妹玛丽-露易丝·昂泰尔姆双脚冻僵，死于德国；因为昂泰尔姆，因为他遭受虐待的记忆——他将永远记得那些虐待，即便是多年后，当他非常低调地在伽利玛出版社工作，翻译或改编别人写的文章，对昔日的地狱三缄其口，同时努力去抚慰和劝解杜拉斯，平息她那狂野的暴力，他也仍然记得那些虐待。

        她与他之间的爱情像是打了一个结，什么也无法解开。只要谈到昂泰尔姆，就总是意味着回顾痛苦，回顾他被迫的经历，回顾那份从未被掩埋的恐惧。这一切她一直记得，即便到了1990年11月，当她从迪尤尼斯·马斯科罗口中得知他在荣军医院与世长辞，她也仍然记得。自始至终，昂泰尔姆一直是痛苦的折射，是磨难的回声，或许甚至还是她的作品的光芒，暗淡的、带有悲剧色彩的光芒。

        昂泰尔姆死了，又一次逃出了集中营，死亡的集中营，被埋葬在蒙帕尔纳斯公墓的地下，而她呢，她真的不再爱他了吗？

        毋庸置疑，昂泰尔姆的为人是令人敬仰的。克洛德·鲁瓦认为，这个男人是个另类，是“非凡的”，而所有接触过并爱过他的人也都会为他着迷，都会感觉到他的“神圣性”——或许可以这么形容。从集中营归来后，他沉默不语，一直是个见证者，是个模特，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里的主人公，是其他人的镜鉴，使每个人不得不“站到墙角”，无路可退。

        
        痛苦的家园他的一生是一节漫长的关于“战斗精神”的课程。在集中营里，战斗，就是“理性地与死亡做斗争”；战斗，就是“像一条狗似的在烂菜叶与碎果皮里”仔细翻找，但这无关卑贱，也无损纯洁。战斗，同时也是成为共产主义者，相信党（他于1947年5月与马斯科罗一同入党）的宗旨是与人剥削人的现象做斗争，即便遭到了开除，也要像鲁瓦说的那样，相信“马克思的理念，也即遗产应当落入最贫苦的人之手”。战斗，就是身为共产主义者，并以一种最神圣、最具有预言性质的方式来理解这一称号。

        总而言之，战斗，就是证明他仍在行动，尽管他保持着沉默，但这种沉默已变成最滔滔不绝、至关重要的讯息。

        至于杜拉斯，她知道如何将自己的欲望进行到底：她想要与马斯科罗双宿双飞，为他生儿育女。当她向昂泰尔姆宣布这一决定之时，当她选择放弃他之时，她有没有隐隐约约地体会到一种负罪感？虽然此举可能会对他的心理造成危险，但是她依然向他申明了自己的意愿。昂泰尔姆虽有异议，但却把痛苦掩埋起来，问她有没有可能“某一天我们再走到一起”。她说不可能，说她已做出最后的决定。她的人生就是这样，不妥协，不让步，追求狂放的自由，苛刻，残忍，没有怜悯之心。

        1945年8月。她陪着昂泰尔姆，住在萨瓦省一家流放犯休养院里。昂泰尔姆仍未复原。他沉默寡言，心不在焉，似乎永远也不可能完成治疗，以至于难以与人相处，难以开口说话，仿佛突然被隔断在与人交谈之外，他的眼神突然变得迷离，摇曳不定，去了很远的地方。

        此时，广岛的天空中腾起一朵厚重而惨白的蘑菇云。大屠杀，第二次。

        这起恐怖事件以各种文字的形式登上了各大报刊的头版大标题。据说共有20万日本人死亡。她说：“那天，我哭了。那是一起个人事件。没有什么与它一样暴力，一样恐怖。刹那间，人们以一种集体的方式感觉到了某种极点。”痛苦又一次沉淀了下来，沉淀在无声的记忆里，就像马桶里的水渍。在遗忘中，在日与夜的重复中，在欲望的新旧更替中，在爱的忧伤长河中，这种痛苦大部分将溶化掉，蒸发掉。

        要想成为作家，要想在作家之路上前进，就需要有类似这样的伤口与这样的哭泣。昂泰尔姆不再说起德国的夜，因为那意味着讲述夜晚的寒冷，讲述侵蚀着赤裸的手脚的狡诈的冬天，讲述饥饿、肮脏、破烂的囚衣、孤独、忘却。他写了一本书，也即《人类》，这本书或许是在集中营对文学的启发下唯一一部真正的著作。书中，文字奔涌而出，凭着一种神圣的力量，回顾了无微不至的细节，比如白天里最无聊的时刻、受限制的空虚生活、投向天际的一瞥、落在手中的尿液的温热、人类的残忍。那是所有人的残忍，包括党卫军、囚犯组长以及囚犯们，所有人全都集中在封闭的院内：那里就像角斗场，也像悲剧里的密室，登台表演的只有生与死，它们为了获胜而激烈地争斗，生是无欲无求的生，死是无欲无求的死；那里恰如莫里斯·布朗肖所言，只有“没有自我的自私”；那里，对生存的执着只是一种“虚无而平淡的需求”。这是一部可怕的书稿，他把它交给了杜拉斯与马斯科罗，由他们刚刚创办的一家小出版社出版——这家出版社名为“宇宙城”，社长是杜拉斯和昂泰尔姆。创办这家出版社之前，他们没有大规模募集资金，因为杜拉斯得到了一家小印刷厂老板的资助，而这个老板本人也是一家出版社的社长，也即尼塞阿出版社，曾在二战期间出版杜拉斯用另一个笔名写的一些“火车站小说”。宇宙城出版社的组织结构极为简单，杜拉斯、昂泰尔姆和马斯科罗同时承担了秘书处与编辑部的工作任务。

        杜拉斯、马斯科罗以及昂泰尔姆非常清醒，他们知道，出版《人类》，就是出版并揭露昔日痛苦的节奏、格律与气息。昂泰尔姆笔下的语句震撼人心，不介入心理层面，也不刻意引人入胜，而是在场景上力求精确，因此最终变得哀婉动人：在集中营那个静止不动的地方，既有时间的缄默——虽有流放、路途与阴沉的旅程，但时间还是退化成了同样的动作——也有人生的缄默，而这人生裹在了一个被铁丝网围住、被大功率探照灯扫射、被刽子手主宰的地方，已无前途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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