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传出新井白石的巨着“史疑”尚存于世的消息，是某报社的一位文教记者，到北陆一带去旅行采访回来东京之后的事。

        起初，这位文教记者，把这个消息带给他经常来往的某大学的一位副教授。这位副教授不十分相信，但是听着那位记者的说明，便渐渐地觉得好像不见得是一派胡言了。收藏者现居福井县的乡下，自称是昔日加贺藩一个藩儒的子孙。此人姓“宇津原”名“平助”，已是六十七岁的老人。他脾气古怪，二十年前把家人全部逐出，目前依然离群索居。老太太由住在别处的孩子们奉养，老爸则几乎与孩子们不相往来。家里有大量的传自祖先的古文件、古记录之类。这位老人是藏书狂，不但不肯把书籍借给人家，连阅览也不许。就像一个守财奴把金币藏在壶里埋在地下，偶尔取出来看几眼，就是最大的乐趣。

        前此，县政府方面也有过承购之议，曾派人交涉，可是平助老人说什么也不肯答应。不过他对偶尔来访的客人，有时也会得意扬扬地出示手订的目录，其实那也不是完整的目录。老人自己即向记者透露，秘中之书是不列在其上的。屋子古老而宽大，藏书的房间在离栋，为防盗贼，窗子都嵌着严密的铁格子。他之所以不愿意另盖库房，乃因为每天可以自由自在地前往那个房间浏览百籍，根据他的说法，如果把书籍收藏在书库里，等于和爱儿隔离，寂寞难忍。

        副教授翻找加贺藩的“武监”，证实了昔日该藩确实有过一位藩儒“宇津原平左卫门”其人。

        那么平助老人又为什么向新闻记者透露了有“史疑”一书呢？是由于这位记者口才极佳，尤其善于使人开口，一不小心竟而把不传之秘说出来了。记者说，平助老人说了这话后深自懊悔，反反覆覆地要他千万不可告诉别人，否则传开了，到处会有人来要求借阅，无法应付。

        虽然老人曾一再的请托，记者还是向副教授说了。当副教授认定不无可能之后，人一下子亢奋起来，恳求记者不要向别的学者透露。副教授说：如果这是真的，那就是一项了不起的发现，希望能读一读，然后写一篇足可震撼学界的论文。

        即令新闻记者向其他的历史学家说了，也不能责备他是不道德的。起初，他也不懂“史疑”究竟有什么价值，副教授为此而亢奋，还使他感到莫名其妙。于是他觉得这件事仅告诉一个人，未免可惜，也许该向整个学界透露出来才是吧。他这么想着，向更有名的大学者说了。

        ——新井白石死后留下巨量的着作。它们几乎都以“写本”的方式传世，其中也有若干仅存书名而未见实物的，“史疑”即其中之一，相传是二十一卷的巨制。白石生前发挥了出现于十八世纪法兰西的百科全书派方式的才华，尤其还是在历史考证方面，第一个引入实证主义的人物。就此而言，他也是日本近代史学的鼻祖。入了明治，实证史学始见兴隆，而有为的历史学家，几乎无一不受白石的影响。

        白石的历史作品，有著名的“藩翰谱”“读史余论”“古史通”“古史通或问”等，乃应德川幕府第六代将军家宣之邀而执笔。但是，“史疑”则是白石遭第八代将军吉宗贬抑，正如在其“焚柴记”里亦有记述，乃在失意之中起笔。其内容，根据白石致友人信中所言，像“古史通”“古史通或问”那样地以“记、纪”为本，合理考证古史之作；他似乎未满意于前二书，且有更进一步，透过古史而提示其对当代的施政心得之意。他自谓：“乃本朝古今第一书，记万古之疑……”具见他执笔时的豪情壮志。

        这一部“史疑”，当时的加贺藩藩主前田侯听到传闻，请求借阅。在白石来说，加贺侯乃是他的另一个后援者，故而未便拒绝，将全书二十一卷出借。不料在前田家，不知是否打算作成写本，借后即未见返还，而白石则于“史疑”脱稿的享保九年（一七二四）十二月二十九日，次年享保十年五月病故。或许加贺侯这边是因而存心不还亦未可知。

        然而，直到目前为止，前田家所借自白石的“史疑”，却未见收藏。因为有二十一卷之多，所以即使散佚，也应该留存一部分，而事实是全部消失了，可知加贺侯为了抄写而交给藩儒，此后即告遗忘，亦属可能的推理。总之，在前田家，连有关此事的记录都未见只字。因而另一个可能是：藩儒在未完成笔写以前即告死亡，而当时的藩侯也亡故，“史疑”遂从此失踪。

        历史学家对白石的“史疑”，都抱有极大兴趣。因为此书成于“古史通”“古史通或问”二书之后，且又有补前二书之不备，并提示“今日政事心得”之如虹气势，因而被认为必有白石的强烈主观在内之故。即以“古史通”“古史通或问”二者而言，对现代学者写古代史已有莫大裨益，遑论此书。

        这样的一部书现存于越前乡间的消息，使部分学界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这里说部分，是由于获知的学者，有些不愿意让别人也知道，不肯公开之故。纵然如此，举凡听到的人都争先恐后地奔赴福井县西部山村。在那里，美浓境内的高耸山脉壅塞着南方天空。

        然而，这些来自东京的学者，都挨了宇津原平助无情的闭门羹。他对这批人的请求阅览“史疑”一一严加峻拒。不过其他的古文书、古记录，倒未拒绝。光看了这些古物，学者们便都不疑老人存有“史疑”了。老人取出来的那些古文件之中，确实夹杂有不折不扣的享保年代古物，而且有不少还是学者们闻所未闻的东西，足够他们为之垂涎三尺，但是他们最大的目标，仍然是白石的“史疑”。

        学者们都各有其功名心。当自己有了独得的新史料时的欢忭，无疑倍蓗于女人之获得名贵宝石。说不定可以凭此史料，打出新学说。也可能推翻前辈学说，亦可能有益于自己学说的补强。

        近代史学鼻祖白石的历史着作之中，被许为巅峰之作的“史疑”，竟然存在于昭和的现代，因而学者们的关注也就越来越高亢起来。他们想尽办法，使尽工夫，为攻陷宇津原平助而悉力以赴。然而平助却是顽强逾恒的。他宣布：“在我还睁着眼的时候，绝对不拿出来。他耸起肩膀说：我已经六十七岁，剩下的岁月并不太多，死后也许小犬会给你们看，在那以前，不管是宫内省的命令，或总大臣亲自来舍，也绝对不拿出来。”

        这话不仅未使人们死心，反更扬起殷切期望，也是人情之常。其中也有高龄学者，谁能活得更久，实在无法保证。于是这些老学者们都热切盼望能够在死前，一窥“史疑”的究竟。也有若干已经有了业绩，竖立了不移地位的历史学家，抱起了再次在学界掀起风浪，以求再创学术生命高潮的野心。

        宇津原平助坚持到底，使得那些学者们莫可如何。这么一来，只有请求平助的儿子，在老子死后允许他们阅读了。由于父子之间感情不睦，目前想透过儿子来说服父亲，也是没有一线希望的。因而学者们之中，有些人已经开始和儿子套交情，以便获得将来的保证。

        就这样，新井白石的“史疑”，尽管判明了它的存在，却无人能一窥堂奥，倏忽间又过了两年。历史学家之中，也有人认为长久以来行踪不明的“史疑”，能够知道了下落，就已是极有意义的事。不用说，也有学者怀疑宇津原平助老人的话。平助老人之所以不允借阅，乃因系伪造物之故。也有人认为平助根本没有，只不过是空口白话，炫耀而已。这些看法都不无道理，但在平助老人那儿看到过其他古文书的学者，倒深信不疑。其中更有少数颇富野心的年轻一代学者，根本连瞥见一眼都未曾有过，却凭平助的一言半语，捕风捉影一番，着论说“史疑”的内容如此如此。

        说到年轻一辈，比良直树亦为其中之一。他是才三十二岁的新进历史学家。毕业于哪一家国立大学，目前在哪一家大学当讲师，这里不必细表；只要说是最近声誉鹊起，被目为前途可观的历史学家便够了。他的文笔极佳，偶尔论着在著名综合杂志发表，初具知名度。并且常常揭露，创性的见解，深受瞩目，咸认终久会在该大学的教授宝座上安顿下来，成为历史学界一方之雄。

        比良直树也在听到宇津原平助的“史疑”之后，深为关切，不过人家在群起互争之际，他却按兵不动。没有比置身于麕集的竞逐者之中更无聊的了。平助既然顽固如铁，那么去了也必被认为跟那些毫无魅力的逐“臭”学者们一丘之貉。他在等候最有效的方法与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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