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赏罚若明,其计必成。”你要获得什么你就去奖励什么。曾国藩虽然是一个文人,但他把湘军治理成为一支很有战斗力的军队。方法很简单,他认为农民出来卖命打仗无外乎是为了升官发财,对想当官的人:打小胜仗当小官,打大胜仗当大官;对想发财的人:打小胜仗发小财,打大胜仗发大财。把打仗的胜负与士兵的升官发财联系在一起,这就为这支军队注入了活力和生命力。
如果你以为曾国藩就是这样带军,那可大错特错了,他如此宽松的利诱是以严明的军纪为前提的。曾国藩认为,行军作战最忌讳的就是统兵不能服众,指挥不灵,而士卒则不听号令,敢于犯上,这样的军队遇上劲敌,自然要作鸟兽散,没有强悍的战斗力。因此,他以“仁礼”、“忠信”为指导,力主“辨等明威”、“尊上而知礼”,即严格等级制度,明确上下名分和尊卑贵贱。强调上可治下,下不得犯上,尤其主张治军要严,要做到“待勇不可太宽,平日规拒,宜更谨严。庶临阵时勇心知畏,不敢违令”。曾国藩认为只有治军严明,“振之凶猛”,使士兵“以敬畏长官为第一义”,才能在战争中保证军令的服从。
如果只有宽而没有严,只有赏而没有罚,一个组织或国家的安全必然受到威胁。
春秋时期郑国的公孙乔是当时一位极其有名气的革新派的政治家。
他在郑国执政数十年,能注意打击奴隶主贵族的顽固守旧势力,表彰“忠俭”,反对“奢侈”,改革田制和兵赋制度,公布刑法条文,限制特权整肃政纪,使得小小的郑国,国力从此大为增强,国威也由此颇有提高。
子产实行的实际上就是一种“宽猛相济”的策略。子产的政绩,很得封建时代统治者的极力称赞。
子产在自己临终前安排后事的时候对儿子子太叔说:“我死以后,必然由你执政。只有仁德的人才能够用宽大来使老百姓服从。火性猛烈,百姓看着就害怕,这样就很少有人死于火;水性看起来较懦弱,百姓因此轻慢而玩弄它,因此到最后淹死的人就非常多,所以为政过于宽大不可取。”
在子产死了之后,子太叔就上台进行执政,不忍心严厉而力行宽大。到最后,郑国盗贼越来越多,经常聚集在芦苇丛生的沼泽地里作乱。
在这个时候,子太叔就感到很是后悔。“我要是早听子产的话,就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因此,他发兵围剿,把盗贼全都给杀了,这样才使得作乱有所收敛。
子太叔宽在先,使得百姓安全受到威胁,于是严格围剿,又还了百姓一个安宁的环境。如果他事先注意吸取子产的话调和好宽严的关系就好了。有的管理者就非常注意知道如何用好两者的关系。
南宋理宗时,在衢州江山县有一伙人想占山为寇,且已商量好了暴动起兵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使人想不到的是,传递消息的人被官府抓住了。知州陈埙在详细了解这些人的情况之后,便打定了主意。
他在此地按兵不动,派人送肉送酒给准备当草寇的人,而且还带口信说:“你们不好好做良民而做起了草寇,不去耕田而舞刀弄枪。这样对你们自己有什么好处吗?如今送些酒肉给你们,希望你们能够各自珍重。如不听劝告,本官只有杀无赦了。”
这些准备闹事的人在得知密谋已泄,官府有了准备之后,便纷纷前去自首。
紧接着,陈埙又下令:凡献出兵器的自首者全部予以重赏。因此,没过多久投靠官府的人越来越多。最后,陈埙没发一兵一卒,就轻松而又顺利地平息了这场即将发动的暴动。
宽猛相济不仅要把握好实施的时机问题,在实施对象上也在把握准确。对于该严的人要严,对于该宽的人也要宽。这才有利于人心的稳定。
还有一个故事。汉代初期,刘邦刚刚平定了天下。
有一天,张良告诉刘邦,有一些人准备谋反,刘邦将信将疑地问张良:“这是怎么回事呢?”
张良回答道:“自从你当上皇帝之后,封赏的都是你的亲友知己,使得很多有功的人感到失望,同时他们又怕你追究小的过失,所以很多人便商量起了谋反的事。”
刘邦心急地问:“那么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张良反问:“皇上从前最恨的人是谁?”
刘邦说:“是雍齿,我早就想除掉他。”
张良说道:“到了现在,你必须在百官面前立即对他进行封赏,这样才能够使得那些惴惴不安的人平静下来。”
刘邦按其行事,果然,一场潜在的危机平息了。
由上面的这些小故事我们不难看出,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领导者,必须学会“暴力”和“怀柔”这两项手段。
当你看到自己的下属都是松懈无比,丝毫无战斗力时,你就必须要采用严厉的措施来约束他们的行为,这样才能增强他们的纪律性与集体荣誉感,正所谓乱世用重典;另一方面,这一政策实行了一个时期,在达到一定效果之后,可以再施行宽松的政策给予安抚,要做到一收一放,一松一紧。这样才能使天下得以太平。
总之,要记住,只有宽恩是不行的,只有严威,也是行不通的。要注意张弛有度,宽猛相济。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自己的威严,让“给脸不要脸”的人知道你不是好欺负的,让“怕你者”觉得你是讲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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