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任正非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毕业之后就直接应征入伍，成为当时最受人尊敬和羡慕的解放军战士。当时的中国主流价值由工人、农民和军人主导，对于受过大学教育的任正非来说，选择从军是最现实的选择。

        任正非大学毕业后为什么不直接参加工作，而选择当兵？说来也是出于侥幸，他父亲的“政治”问题没有作出明确结论，而当时整个中国已经有千千万万的干部被打倒，所以任正非就显得不孤立了。当时部队需要技术兵，任正非就成为了工程兵部队的一员。任正非的好学给他加了不少分，直到1982年转业，他在军队里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14个年头。

        入伍不久，任正非所在部队奉调参加一项代号为“011”的军事工程，这是60年代国家在西南地区进行三线备战建设的重点工程之一，建设战略大后方的军用飞机和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工程就位于任正非的家乡贵州安顺地区，这使他非常兴奋，虽然因为忙于施工不能回家，但也算是为建设家乡作了贡献。

        艰苦紧张的国防施工记忆使任正非的内心充满了英雄主义的悲壮情怀，虽然并不是现实的厮杀，但同样是金戈铁马、攻城拔寨，这使他日后不自觉地将创业的艰辛与战争等同起来，以讴歌将士的方式称赞华为市场部的员工们：“没有他们含辛茹苦地艰难奋战，没有他们的‘一把炒面，一把雪’；没有他们在云南的大山里、在西北的荒漠里、在大兴安岭风雪里的艰苦奋斗；没有他们远离家人在祖国各地，在欧洲、非洲的艰苦奋斗；没有他们在灯红酒绿的大城市，面对花花世界而埋头钻研，出淤泥而不染，就不会有今天的华为。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他们。”

        任正非在动荡的岁月里始终坚持刻苦学习，而没有荒废自己，在部队中迅速表现出了良好的技术素养，有多项技术发明创造，两次填补国家空白，得到了军队领导和战友的一致认可。任正非以他的智慧和汗水，为国家建设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任正非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写道：

        1976年10月，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父亲也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平反，使我们翻身解放。我一下子成了奖励“暴发户”。“文革”中，无论我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奖的机会均与我无缘。在我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的层出不穷，而唯独我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我已习惯了自己不应得奖的平静生活，这也是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态得以形成的原因。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的生活翻了个个儿，因为两次填补过国家空白，又有技术发明创造，合乎那时的时代需要，突然一下子标兵、功臣等部队与地方的奖励排山倒海式地压过来。我这人也热不起来，许多奖品都是别人去代领回来的，我又分给了大家。

        1978年3月我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6000人的代表中，仅有150多人在35岁以下，我33岁。我也是军队代表中少有的党外人士。在兵种党委的直接关怀下，部队未等我父亲平反，就主动查清了他的历史，否定了一些不实之词，并把他们的调查结论，寄给我父亲所在的地方组织。我终于入了党，后来又出席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父亲把我与党中央领导合影的照片，镶进一个大大的镜框，挂在墙上，全家都引以为豪。

        任正非在部队除了学习文化知识之外，还非常注重政治学习，他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等着作熟读多遍，而研读最深的还是“文革”时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

        作家张力升在《军人总裁任正非》一书中写道：14年的军旅生涯虽然并没有给任正非带来多少物质利益和直接的事业帮助，却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人生信念并锻造了他钢铁般的意志、执行力和社会责任感。同时，也促使任正非成为优秀的实干家和宣传鼓动者。坚持学习还帮助任正非成为优秀的技术干部，但执着的个性却不能保证他仕途坦荡。不过，青春换来了最深刻的人生积淀，没有14年的军旅生涯，也许就没有今天的华为教父。

        作为一个当过兵的人，任正非身上时时体现出军人所特有的风格和气质。华为也在他这种半军事化的管理下取得了卓越成就。也可说任正非的这种习惯深深影响着华为，给华为带来了非同一般的管理思想和经营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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