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十九岁，来法国的第三年。

        我在里昂的一所语言学校念了一年的法语，然后在一所全欧连锁的私立商科学校念书。我上学的第一年，只交学费就几乎花光了口袋里面所有的钱。

        同屋的姑娘叫作小多，是个比我大三岁的北京姑娘，比我早来里昂两年。

        我念书的选择总让她觉得有一点匪夷所思，经常大着舌头跟我讨论：“百分之八十的留学生来法国图什么啊？还不是因为这里的公立大学是免费的？你说你第一年就给自己弄到一个贵族商校去了，你这成本也太大了吧？”

        我专心看书。她教育我的时候就让她教育去，我没什么可解释的。天下难事两大件：把别人的钱装在自己的口袋里，还有把自己的思想装到别人的脑袋里。我着急着呢，手里面这本定价九十三欧元的书是图书馆的，只能借三天，逾期缴费。

        她一屁股坐在我旁边，好像铆足了心思要让我分心：“你说，你说你要是念商校，你把配套设施置备齐啊。你看看你的那辆自行车，你再看看咱们俩住的这房子，这是贵族学校学生的房子吗？”

        我们住在里昂的旧城区，罗纳河的左岸。

        这是个带天井的四层老楼，门口有个牌子，历史上有名的某人曾经生活在这里—他去世于1742年。这座几百年的老楼肯定是翻修过的，外墙被漆成粉色，细长的窗户是嫩黄的，外观像是老妇的脸，怎么涂抹都看得见鸡皮鹤发；筋骨也不好，大门和旋转的楼梯碰一下踩一下都会响，仿佛有一点负担都会叫疼。天一阴，罗纳河就起雾，雾气涌进老楼的中庭里，地板、扶手栏杆，还有废弃的喷泉都被打湿，下水道的气味也被带上来。我不知道何时开始有这样的印象—房东老太总在这种天气里朝楼上面喊：“中国人，缴租！”

        我跟小多分摊一个套间，两间不到九平方米的小卧室，合用厨房和卫生间。很多东西我会忽略，不愿意在这里详细描述，比如厨房、卧室和浴室各有三种不同的蟑螂；四十多岁的妓女就住在我们楼上，她无论回家有多晚，总是噌噌噌一溜烟地跑上楼梯，整个老楼都在作响；房东咒骂她，我们也听得到；还有罗纳河无休止的水声，夜深人静的时候，激荡得尤其响亮。

        我在自己的电脑上看那些或富有或自在的旅行者拍摄的艳丽的里昂城照片时想：原来真是这样的，同一个世界，落到每个人的眼里都不一样，我眼中的里昂与你的里昂不一样。

        小多在我眼前打了一个响指：“齐慧慧，你小小年纪又在假深沉。”

        我把她的手推开：“下个星期我要考试了，求求你饶了我，让我把这一段好好看完。等会儿啊，我做粉丝汤给你喝。”

        她笑着说：“我只跟你说一件事，房东估计是想要提房价，她要赶咱俩走，一切由我来应付，问你什么，你都说不知道。”

        此时有人在外面敲门，听手法不像房东。我们两人都警惕起来，有一会儿没说话，直到外面那人用南方口音的汉语说：“小多，是我。”

        她一听便眉开眼笑，蹦蹦跳跳地去开门，走到门口转头对我说：“哎，慧慧，粉丝汤请你多做一份。”

        我点头，向她摆摆手：“可以啊，只要你的动静不太大就好。”

        那必定是她的新男友。她的男友每有更替，小多便像一只兴高采烈的白兔子。但她在这方面也有自己的原则：从来不找外国人。

        我们开始熟络起来的时候，我确实讨教过这个问题。小多在镜子里面看着我说：“说什么呢，我反正是要回国的人，能把老外也带回去吗？做人要有道德，我少惹些情债才好。”然后她又笑了，掩着嘴巴说，“再说，我的法语太不灵光，交流起来太费劲了。”

        这一天不是小多的幸运日。南方男孩儿刚进了她的房间，俩人叙谈不久，我们套房的门又被敲响了。我放下书，他们那边也不说话了。一墙之隔，三个人如刚才一样竖着耳朵听，直到外面的人说：“小多，快开门，是我！”

        来人是刚刚跟她分手的北京同乡郑杰。他的脾气那才叫一个不好呢，人品比脾气更坏。他被小多发现劈腿，跟一个泰国女孩儿在床上。小多上个星期把他给解雇了，谁想到他今天又找上门来了。

        我们同时打开自己的房门，我看着小多和她的新男朋友，他们两个也看着我。

        有一点我是可以给小多打包票的：别管她换人换得有多快，但她从来不劈腿。可是眼下的局面太难看了，就因为她换得太快，现在根本就是跟上一个还未划清界限就搭上了下家的架势。

        小多先向我作揖拱手，然后让南方男孩儿到我这边来。

        我先是皱眉不肯，然后沉默就范。

        那男孩儿先是惊讶地看着我们，然后也服从了既定的安排，踱到我身边来。

        我们三个无声无息地达成了默契：小多还是单身，那男孩儿变成了我的“男友”。

        郑杰进来就嚷：“小多，咱俩不能就这么玩儿完。”

        小多说：“凭什么不能？”

        “你把……还有……还给我。”

        我回了自己的房间，坐在床上，书没法看了，热闹的声响争先恐后地往我的耳朵里面钻。郑杰跟小多斤斤计较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渐渐地我明白了，他其实不是来挽回小多的，他是来讨债的。

        南方男孩儿站在我房间的门口，在我的自行车旁边，一直在听他们在外面理论。

        他个子不高，身上是一件宝石蓝色的衬衫，很名贵的牌子，我认识是因为我们班上的一个男孩儿也穿这个牌子—他换过两辆法拉利。这件奢侈品出现在这个貌不惊人的留学生的身上我不奇怪，很多留学生都有这样的消费习惯：他们可以吃不好住不好，可以翘了课去打工，却毫不吝惜地用爹妈给的或者自己赚的钱去买精致华丽的奢侈品。法国货好像就是有这个邪恶的魔力。

        但是我不讨厌他。他有一张安静的脸孔。

        我小声对他说：“他的话你不要听，小多才不图他的钱呢，她还借给他不少。他现在来讨债，也不提自己生病的时候，小多怎么照顾他。”

        我说话的时候，他一直看着我，什么都没有说，又好像没听见一样。

        小多由着郑杰胡说八道了一会儿，终于说：“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发工钱啊？我这几天给老板卖衣服，赚了不少提成，你看……”

        她是在他面前数钞票呢，哗，哗，是欧元大钞发出的好听的声音。

        我弄不懂她在做什么。

        可是她忽然间发作了，她几乎跳起来说：“Merde（呸）！郑杰，你是什么东西？我的钱你也敢碰？你不照一照镜子，看一看你什么德行！你来我这里跟我算账，你是爷们儿不？你给我滚出去！你再在我这里多待一秒钟，我立马报警。我跟宪兵唠一唠你帮人做假邀请函的事！”

        我听得头皮直发麻，但是我立即出了自己的房间，站在小多旁边跟人高马大的郑杰对峙。

        他让小多一下子点中了要害，立即决定换线作战。他指着那南方男孩儿说：“刚才我就想说，你们这里怎么还有个男的啊？这他妈谁啊？”

        该我说话了。

        我这个人越是紧张的时候说话就越慢，我慢慢地对他说：“郑杰，这是我的朋友，你把你的‘他妈’收回去。”

        小多上来推他：“你滚，听见没有？你滚。”

        他要是成心不走，赖在这里，饶是我们两个女孩儿也推不走这么一个大小伙子。可是他已经败下阵来了，骂骂咧咧地离开了。我跟小多像打了一场仗一样，坐在厨房的椅子上，半天没动。

        那男孩儿找到了我们的水杯，然后给我们两个分别倒了一杯水。他问小多：“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

        “郑杰，郑州的郑，木字下面四个点的杰。”小多说。

        然后他问我：“你呢？”

        “我是个不相关的人。”我说。

        小多的手指插在头发里，眼泪快流出来了，困窘万分：“我对不起你们两个。”

        我没有跟她说没关系。

        有关系的。我不能学习，也没有时间给自己做上一碗热乎乎的粉丝汤当晚饭，我现在要饿着肚子骑上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去家乐福打工了。

        我怎么说没关系？

        但是总好过她一个人扛所有的事情。中国的留学生最不团结，但是没有大团结，总得有点小的友爱，否则咱们怎么过下去？

        我得走了。我带上挎包和头盔，扛着自行车下楼。我花两欧元买了一只热狗，坐在河边吃。五月底，里昂的初夏，山上的栗子树开着粉白粉白的花，城里有一种叫作“迈尔乐”的鸟儿，通身乌黑，嘴巴是鲜艳的橘红色，国内叫作“鹩哥”。它们不怕人，蹦蹦跳跳地来到我的面前。我剩了一点面包，掰成碎屑喂它们。然后我戴上头盔，蹬上车子去上班。

        这是一份在酒水柜台做盘点的工作，每周工作十二个半小时，每小时十二欧元。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定时清点货架上被买走的酒水，通知同事补货上架。

        上工之前，洗澡的时候，我在盘算一件事情：暑假快到了，我之后要干什么呢？我不能只做这一份工作。我要是能找到一份餐厅的工来打最好，比较稳定，赚得也多一些。我省吃俭用了一个学期，现在仍然还差一大笔钱才够下学期的学费。我得加把劲儿才行。

        洗了澡，换了衣服，罩上黄色的马甲，我对着镜子认真地把头发梳好，一缕一缕，发梢、发根，吹干了，梳顺了，然后扎成麻花辫，不留一丝在外面。辫梢用黑色的天鹅绒发带束好，然后搭在肩上。

        我母亲的话我记住的不多，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铭记—女孩子要好好地梳洗自己的头发。别人看你，未闻声，不处事，先看你的头发。那是你的教养、耐心和对自己的在意。

        矿泉水柜台来了一个新产品。

        一升装的海格水换了新的包装：细腰身，沙钟形状的瓶子是雾白色的，仔细看，上面都是雪花和气泡的纹样。瓶身上有蓝色的文字，上半部分是时装大师让保罗·高蒂埃名字的缩写JPG，下半部分是水的品牌“海格”。我将它拿在手里看了又看，已经是爱不释手，同样是无色无味的矿泉水，包装一换，忽然变成艺术品。广告打得更厉害了：请一位时尚大师，赴你今晚的盛宴。

        这款雅致靓丽的海格水卖到三欧元多，单价是“怡云”甚至“巴铎”的两倍多，可是买的人却趋之若鹜。那天晚上，三个小时之内我们补了五次货。

        第二天早上，教授讲“人类行为符号在商品包装上的体现”。分组讨论的时候，我把这个例子拿出来讲，从网络上调来图片给同组的同学看。

        他们眨眨眼睛，心里面讶异，却没有说出来。

        我知道他们在惊讶什么。跟我同组的这三个人，两个男孩儿的爸爸一位是苏黎世的著名银行家，另一位是有着英国爵位的摩洛哥人；一头羊毛卷的女孩儿的爸爸妈妈干些什么，她自己也不太清楚，只不过她的爷爷曾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主持编纂过法国的《山林保护法》。

        他们各自家里都有人专门负责去商场采购生活必需品。他们去平民超市的机会恐怕比我逛香榭大道上名店的机会还要少。

        “这算是什么行为符号？”一个男孩儿说。

        “控制。”我说，“瓶子设计成这样，最方便人握取它。”

        “像女人的腰。”另一个男孩儿脱口而出。

        羊毛卷女孩儿咯咯地笑起来。

        “或者是时间。”我说。

        羊毛卷女孩儿忽然想起了什么，埋头在自己的古奇大挎兜里面翻了半天，终于掏出一份八卦杂志，她翻到自己想要的那一页，一手指着那个说“女人的腰”的男孩儿说：“我觉得他说得对。”

        他们同学一年了，尚不知道彼此姓甚名谁。

        她把那页杂志让我看：让保罗·高蒂埃的身边是海格水的家族继承人—丹尼·海格。

        丹尼·海格是三十多岁的阿尔卑斯人，金头发，蓝眼睛—这些占尽了阳光的颜色。他看着镜头，微微笑着，唇边一道淡纹。

        他看上去有种温和的气息。

        这是海格水的主人。

        “真帅，是不是？”羊毛卷女孩儿跟我说，“而且态度和气质很好，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花花公子。”

        我看看她。

        羊毛卷女孩儿摇头，做出一副惋惜的表情：“他与那么多女人交往，谁知道匿名的藏品又有多少呢？所以，我断定JPG这种水瓶的设计，就是迎合了这个男人的生活理念—掌握女人的腰。”

        她那一番理所当然的分析把另外两个男生逗得哈哈大笑。看着如此这般的他们，我简直要崩溃了。谁会白痴到把昭昭劣迹刻在自己的产品上面？我每年交大把的学费不是为了跟他们在这里寻开心的。

        我的坏脾气又升上来，我慢慢地对他们说：“等一会儿教授是要我们讨论和报告的，谁来做呢？你，你，还是你？要么我们拆伙，要么换新的个案做分析。”

        他们满不在乎地挑挑眉毛，不介意我的不满。

        宽容和愉快的品格太需要本钱来培养，我没有那个本钱。

        下了课，“羊毛卷”被男朋友接走，杂志扔在书桌上。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回收它。

        在回家的电车上，我倚着栏杆看有丹尼·海格的那一页。他真好看，他的头发，他的眼睛，他的嘴角和微笑，那么那么的温柔、浪漫。

        电车路过广场，鸽子群被驱赶起来。我仰头看看外面，初夏夕阳的光均匀地洒在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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