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看小多，她看看我。谁来把这两个年轻的女孩儿从噩梦中叫醒？

        门越拍越急，越拍越狠。我绕过小多，走过去，开了一条小缝儿。外面是四个荷枪实弹的警察，其中的一个顺手一推，我们的门被大打开来。

        “秦多方，齐慧慧？”

        我们俩的名字被怪声怪调地叫出来，我点点头。

        警察看了看一地的香烟，一扫刚才敲门时的急躁，忽然从容了，四平八稳地说：“你们两位被怀疑跟一宗香烟走私案有关，请跟我们去警局协助调查。你们可以委托别人进行辩护，也可以自己辩护。从现在起你们说的每一个字都会被视为与本案相关。”

        已经出门的小多回头说：“跟她没关，她是我的室友。”

        我呆呆地说不出话来。

        我们两个被四个警察前后看管着下楼，螺旋形的黑色楼梯像是个没有底的深井，我们向下走，越陷越深。

        房东在楼下，倚在门边上看着我们。

        后面的警察催促道：“请走快一点。”

        大门外面忽然进来一位西装革履的年轻人，他手里拿着一个方形的金色盒子。他与刚刚下楼的我们打了一个照面，立时闪到一边，给被警察簇拥的“囚犯”让路。

        快要出门的时候，我听到那位年轻人提到我的名字，他问房东：“齐慧慧小姐住在几楼？”

        我回过头来。

        房东努努嘴巴：“喏，就是她。”

        年轻人看上去蛮失望的，他双手把盒子托起来让我看：“能不能把这个礼物收了再走？”

        警察的手扣在我的头上，向下一按，我被塞到了警车里。

        为了防止串供，我和小多在警察局里被分开。我被关押在一间不到五平方米的长方形的小房间里，没有窗子，门是铁栅栏的，就像动物园的笼子。挨着墙有一圈长条形的木板，宽不到二十公分，人坐上去，只够支撑半个臀部，那是一个无比尴尬的姿势。

        除了我以外，这个房间里还关着两个人：一个白人女孩儿，年纪不大，画着浓重的黑色眼影，满脸的铜环铁钉，她坐在我对面，双腿交叠，不停地抖动着；另一个是看不出来年纪的黑人妇女，戴着花头巾，身体臃肿，身上的气味很大。

        我是在送我们来的警车上彻底醒过来的，不再发呆，此刻脑袋再清醒不过。只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从没坐过任何一个国家的班房，也没有自己的律师，更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于是我开始回忆自己十九年的人生道路，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导致自己现在在这里。我不应该来法国，还是不应该念一个好学校？我似乎应该省下学费住一个干净或者安全些的房子，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想着想着，我听见呜呜的哭声，从隔壁传来，原来小多就在旁边。我站起来，向门口走了几步，听见她说：“这个该死的小裴……”

        我说：“你为什么骂他？”

        小多在那边说：“一定是他害我。”

        我们两个隔着墙壁嘀咕，女警官从对面的位置噌地一下站起来，走到这边来，手压在腰间的警棍上，威严地看着我。她的意思很明白：要安静还是要吃家伙？

        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勇气和力量，我双手抓着栏杆说：“怎么会是他呢？他是你的男朋友啊，怎么会害你呢？”

        女警官挥着手里的电棍说：“退回去！闭嘴！”

        后面那个白人女孩儿哈哈地笑起来，像乌鸦碰到了最好玩的事情。

        我看着警官说：“我渴了。”

        她用警棍指着我的鼻子说：“退回去！闭嘴！”

        我不知道等了多久，白人女孩儿被带走了，黑人妇女也走了。我坐在地上，直到肚子疼，倒了三班的警官才过来叫我的名字：“齐慧慧，出来。”

        我从里面出来，跟着一个警察穿过长长的、阴暗的走廊，来到另一个房间，一个只有一张桌、一面镜子、两把椅子的房间，灯光是暗蓝色的。一个便衣手里拿着卷宗，向自己的对面一指：“请坐在那里。”

        我走过去，坐在那把稍舒服一些的椅子上，说：“我渴了。”

        便衣倒了一杯凉水给我，我一饮而尽。

        便衣说：“有女孩子被利用，替人走私，跟我们合作后，陈述了她们知道的所有情况，我们不仅不予以起诉，还为她们安排了就业和上学的机会。有人之后一直奉公守法，直到入了法兰西国籍。”

        我什么都没有说。

        他说：“也有人拒不合作。可是做了的事情不能当作没有发生过，证据确凿，她们被送进班房。”

        “……”

        “法国电影不好，拍监狱的都是喜剧。其实根本并非如此，你想去看看吗？”

        “你让我说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说。

        “说你们的香烟从哪里经过谁弄来的；说你们是怎样倒卖出去的—说跟这些相关的所有的情况。”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还是口渴。”

        我知道他在心里骂我是母狗。可是无论我是痛哭流涕还是歇斯底里地号叫，他都不会相信我与此事毫无关系，我没有必要让他看热闹。

        我与便衣相持了半个小时，直到他接了一个电话。那个电话的通话时间不到一分钟，打电话的过程中，他通过镜子打量我，神色有微妙的变化。

        没过多久，一位衣着考究、模样体面的先生进来说：“我是齐小姐的律师。从现在开始，她不会回答您的任何问题。我来为齐小姐办理保释手续。”

        便衣没有任何意见。我后来猜测，他的上司应该已经在刚才的电话里告诉了他，他该怎么做。

        我在律师仔细审核过的一些文件上签字，然后被带出警局，走到外面的时候我才发现，已经是夜里了。律师先生说：“我的车子在附近，请等一等，我送您回家。”

        我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水：“我的朋友呢？她怎么办？”

        “她有点复杂，因为她直接涉案。不过，我会想办法把她保释出来的。怎么样？齐小姐，您是要回家，还是要去吃些东西？我可以载您去。”

        “我还不知道您是谁呢。”我说。

        “我是傅里叶律师，为海格先生工作。”

        其实我刚才猜出了一半，只是我的心情是那样的复杂—我眼巴巴地指望着被营救，又卑微地希望那不是丹尼·海格，而是别人，因为我不想在他面前那样狼狈。我站在那里看着丹尼·海格派来的律师，好长时间一动都没动。

        律师先生的电话响了，他接起来说：“是的，齐小姐现在在我身边。”然后他对我说，“是丹尼，他问您是否愿意同他讲话。”

        我把电话接过来，拿在手里，鼻子和喉咙都疼痛起来，我很久说不出话来，哽咽着。过了好一会儿，丹尼·海格在另一边忽然笑了一声，很轻很轻的一声笑，像一对打牌的伙伴，一个出错了，另一个给她收拾残局，又安慰又促狭：“哦，瞧瞧你。”

        他用亲切的声音说：“我本该去接你，可是在日内瓦有点急事，不得不离开里昂。”

        “嗯。”

        “微微，别为你的朋友担心，好好休息。”

        “嗯。”

        后来，当我成了丹尼·海格的情人，当我们在香贝里那个临着贝尔热湖的房间里缱绻的时候，我会平白无故地回忆起这一天的事情，很多细节得以求证。

        “你在警局里有朋友？从上面施加压力保我出来，是吗？”

        “也没有施加什么压力，只是有朋友而已。”他说。

        “法国也搞这一套？你凭什么还说中国腐败？”

        “哦哦。”他指着我的鼻子，“居然在这里等着我？听我说，我们原来并非如此。有法国的公务员去了一趟意大利出差，回来后便有了这样的风气。”

        我笑起来。他压在我身上，手指插在我的头发里，亲我的嘴巴。

        “等等，”我说，“我从警局出来的时候，你真的在日内瓦吗？”

        “……我在对面的街上。”

        “……”

        “我想，你可能不愿意在那个时候见到我。”

        我翻一个身，背朝着丹尼：“当然不愿意。一整天我都没有洗脸刷牙，头发黏在一起，身上都是汗水味……我那么狼狈，谁都不想见，最不想见到你。”

        “对这个我倒是无所谓。”他在后面，手轻轻地放在我的腰上，“我只是觉得好奇，为什么这个孩子每次见到我，每次跟我说话，都是要哭出来的样子？”

        我把脸埋在被子里，笑：“那个时候我又傻又小……哎，但你是怎么知道我在那一天倒霉，被人带到警察局去的？”

        “让我想一想……哦，派去送礼物的人回来通风报信，幸亏有他。”

        哦，对了，还有那个装在金色盒子里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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