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初，全欧洲的国家似乎都有了赤化的倾向。

        沃洛佳·别斯科夫不知道全面赤化还是全面民主化会给欧洲带来更大的希望。

        红军占据了东欧，共产党人在西方一些国家的选举中获胜。共产党因为抵抗纳粹而获得了广泛的尊敬。在战后法国的选举中，五百万选民投了法共的票，使法国共产党成了法国的第一大政党。在意大利，意共和意大利社会民主党的联盟获得了百分之四十的选票。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获得了百分之三十八的选票，得到了战后政府的领导权。

        奥地利和德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红军在这两个国家烧杀劫掠，无恶不作。在柏林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获得了一百三十个议席中的六十三席，共产党只获得了二十六席。但德国正处于百废待兴缺衣少食之中，苏联希望德国人像在大萧条时倒向纳粹主义一样在困境中向共产主义伸出求援之手。

        英国的局面让苏联很失望。只有一个共产党员进入了战后的下议院。工党政府提供给老百姓所有共产党政府能提供的东西：社会救济、免费的医疗保险、全民教育，甚至连矿工都能一周休息两天。

        但在其他欧洲国家，资本主义无法把民众从贫苦的泥沼中拯救出来。

        连天气也站在了斯大林一边，当洋葱形圆顶房屋上的雪越积越厚时，沃洛佳这么想着。1946年和1947年之间的冬季是欧洲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冷的冬天。连圣特罗佩都下了雪。英国的铁路和公路都无法运行，大多数工厂停了工——战争期间都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在法国，食物的配给量比战时还低。根据联合国的计算，一百万欧洲人每天只能摄入一百五十卡路里的食物——几乎要造成营养不良。随着生活物资的减少，人们开始感到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了，革命成了他们唯一能够选择的道路。

        苏联一旦有了核武器，其他国家就再不能挡它的路了。沃洛佳的妻子卓娅和她的同事们在科协的二号实验室建造了一个核反应堆。苏联给原子能的研究基地起了二号实验室这个讳莫如深的名字。核反应堆在他们的孩子康斯坦丁出生六个月后的圣诞节达到了临界值，此时，康斯坦丁正躺在实验室的托儿所里。卓娅小声对沃洛佳说，如果实验有什么纰漏，科特亚离实验室一英里还是两英里根本不会有差别：莫斯科的中部地区都会被炸平。

        儿子出生以后，沃洛佳在原本对未来的矛盾心情上多了一层顾虑。他希望科特亚成为一个强大国家的公民。他觉得苏联配得上统治欧洲。在四年严酷的战事中，和纳粹军队血战的是苏联红军，其他国家都在旁观，只是在最后的十一个月中打了些零星的战役。他们的伤亡总和与苏联红军的伤亡总和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但接着他又想到了共产主义的含义：任意妄为的大清洗，秘密警察在地下室的酷刑，红军战士在被征服土地上的肆意妄为，庞大的国土被一个比沙皇还要残暴的国家元首所统治。沃洛佳真的想把这种严酷的政体扩展到欧洲的其他地方吗？

        沃洛佳回忆起到纽约的宾夕法尼亚车站时，买车票既不用开证明也不用查身份证件，这种感觉多么让人愉悦啊。他早就烧掉了西尔斯-罗巴克公司几百页可以自由选择的商品目录，但那些商品都还记忆在他的脑海中。苏联人觉得西方的自由和繁荣仅仅是宣传，但沃洛佳知道那的确是真的。在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沃洛佳希望共产主义能被资本主义击败。

        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未来在某种程度上将在1947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外长会议上所决定。

        现在已经升职成了上校的沃洛佳负责会议的情报工作。为方便起见，会议在莫斯科饭店附近飞机制造厂的华丽大办公室举行。和以往一样，外长和他们的翻译坐在圆桌前，助理们坐在他们身后的几排凳子上。苏联外长，外号“石头屁股”的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要求德国支付十亿美元的战争赔款。美国和英国反对这一提案，认为这一提案会给本已奄奄一息的德国经济带来致命一击。但这也许正是斯大林想要的结果。

        沃洛佳又见到了伍迪·杜瓦，伍迪这次负责整个大会的摄影报道工作。伍迪也结婚了，他给沃洛佳看了张一个黑发美女抱着婴儿的照片。在克里姆林宫拍摄了些照片以后，伍迪在豪华轿车的后座上对沃洛佳说：“你们知道德国没钱给你们赔款，是不是？”

        沃洛佳的英语有了进步，两人尽量不通过翻译进行交流。沃洛佳说：“既然没钱，他们怎么能养活那么多老百姓，重建他们的国家呢？”

        “当然靠我们援助了，”伍迪说，“我们给他们建立了援助基金。如果要德国给你们战争赔款，那钱事实上是我们出的。”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美国在战争中发了笔横财。我们苏联却基本上被摧毁了。也许你们的确应该付这笔钱。”

        “美国的选民们不这样认为。”

        “美国的选民们也许错了。”

        伍迪耸了耸肩：“即使他们错了，也是他们的钱。”

        政府又一次屈服于选民，沃洛佳心想。在上次的对话中，伍迪也曾提到选民的看法高于一切。美国人说起选民和苏联人谈到斯大林完全一样：不管是对是错，他们的决定必须遵守。

        伍迪摇下车窗。“不介意我看下莫斯科的街景吧，这里的街景很美。”他不迭地按着照相机的快门。

        他知道他只能在允许的地方照相。但街上没有什么敏感的东西，只有几个女人在扫雪。但沃洛佳却说：“请不要这样做，”他把手伸过伍迪，摇上了车窗。“只能在指定的地方拍照。”

        正准备问伍迪要照相机里的胶卷时伍迪突然说：“你还记得我曾经跟你提过我有一个和你同姓的朋友格雷格·别斯科夫吗？”

        沃洛佳当然记得。威廉·伏龙芝也提到过一个姓别斯科夫的，也许他们是一个人。“不，我不记得了。”沃洛佳撒了谎。他才不想和西方可能的亲戚扯上什么关系呢，这种联系只能给苏联人带来苦难和猜疑。

        “他在美国代表团里，你应该和他谈谈，看看你们是不是亲戚。”

        “我会的。”沃洛佳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见到那个人。

        他决定不向伍迪要胶卷了，普普通通的街景没什么大不了。

        在接下去一天的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提出，四个盟国应该废除在德国划分的界限，把德国统一起来，使德国重新成为欧洲经济、矿业、制造业和流通业的中心。

        这是苏联绝不想看到的。

        在赔偿金的问题解决之前，苏联拒绝讨论让德国统一起来的议题。

        会议陷入胶着状态。

        沃洛佳觉得，这正是斯大林希望看到的局面。

        格雷格·别斯科夫觉得，国际外交圈很小，英国代表团参加莫斯科外长会议的年轻助理劳埃德·威廉姆斯，恰好是格雷格同父异母的姐姐黛西的丈夫。起初，格雷格不太喜欢劳埃德西装笔挺的英国绅士样，但接触后发现，劳埃德是个很好打交道的人。“莫洛托夫就是个小人。”几杯马提尼下肚，劳埃德在莫斯科饭店的酒吧里说。

        “那我们该对他怎么办？”

        “我不知道，但英国不能接受这些没完没了的拖延。在德国驻扎的经费我们承受不起。冬天一到，存在的问题更是要总爆发了。”

        “你知道吗，”格雷格边想边说，“如果苏联不肯合作的话，我们可以抛开它自己玩。”

        “我们自己怎么玩呢？”

        “美国需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格雷格掰起手指算了起来，“我们需要统一德国，进行民主选举。”

        “这也是英国希望实现的目标。”

        “我们希望废除废纸一样的德国马克，创立一种新的货币，使德国的经济正常运行起来。”

        “我们也是。”

        “我们希望德国远离共产主义噩梦。”

        “这也是英国的想法。”

        “苏联不愿加入讨论，我们无法把上述想法在东部德国实施。所以只能把他们扔到一边置之不理。我们拥有德国四分之三的国土——我们可以在这部分国土上实现我们的想法，就让东德走向毁灭吧！”

        劳埃德若有所思。“你和你的上司谈过这个吗？”

        “没有，这是我才想到的，但这又有何不可呢？”

        “我也许会向厄尼·贝文反映一下的。”

        “我跟国务卿说说看。”格雷格喝了口酒，转变了话题，“伏特加是苏联唯一还过得去的东西。对了，我姐姐怎么样？”

        “她在待产，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就要出生了。”

        “黛西当妈妈怎么样？”

        劳埃德笑了：“你怕她会不合格吧？”

        格雷格耸了耸肩：“她不是当家的料。”

        “她有耐心，很稳重，做事井井有条。”

        “黛西没有雇六个女佣人帮她照顾孩子吗？”

        “就请了一个。这样晚上她可以和我一起出去了，通常是参加政治集会。”

        “哦，那她可真变了。”

        “没完全变，她还是很喜欢举办聚会。你怎么样——还是单身吗？”

        “我正在和一个名叫内莉·福德汉姆的姑娘认真在交往。你应该知道我已经有了个教子吧？”

        “是的，”劳埃德说，“黛西跟我说过乔治的事情。”

        从略显尴尬的表情可以看出，劳埃德知道乔治是他的私生子。“我非常爱他。”

        “那就好。”

        一个苏联代表团的成员走进酒吧，格雷格朝这个人看了看，从他身上看到了一种似曾相识的东西。这个苏联人三十多岁，尽管剃了头军人的短发，长相却很英俊，有着一双令人生畏的蓝眼睛。他礼貌地向格雷格和劳埃德点了点头。格雷格问他：“我们之前见过吗？”

        “也许吧，”苏联人说，“我在德国上过学，加入过柏林的童子军。”

        格雷格摇了摇头。“你来过美国吗？”

        “我没去过美国。”

        劳埃德对格雷格说：“这就是那个和你同姓的家伙，他叫沃洛佳·别斯科夫。”

        格雷格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对沃洛佳说，“我们可能是亲戚。我爸爸列夫1914年离开怀孕的女朋友移居到美国。后来那个女朋友嫁给了他哥哥格雷戈里·别斯科夫。我们会不会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呢？”

        沃洛佳的态度很快就变了。“肯定不是。”他说，“对不起，我先走一步。”沃洛佳没买酒就离开了酒吧。

        “我太唐突了。”格雷格对劳埃德说。

        “是啊。”劳埃德说。

        “他似乎被惊到了。”

        “肯定是被你说的哪句话惊到了。”

        这不可能是真的，沃洛佳告诉自己。

        格雷格告诉他，格雷戈里娶了个被列夫弄大肚子的姑娘。如果这是真事，那他一直叫爸爸的这个人可能只是他的伯父。

        也许这只是个巧合。或许那个美国人只是在挑事而已。

        但沃洛佳还是在震惊中无法自持。

        沃洛佳在平时到家的时间回了家。他和卓娅都被提拔得很快，已经在父母居住的政府公寓有了套自己的公寓。和大多数晚上一样，格雷戈里和卡捷琳娜这天也在小科特亚吃完饭的时候到了沃洛佳的家。卡捷琳娜给孙子洗澡，格雷戈里则一会儿给孙子唱歌，一会儿给他讲童话故事。科特亚九个月大，还不会说话，但很喜欢爷爷讲的睡前故事。

        这天晚上，沃洛佳一直魂不守舍。他试图和平常一样行事，但就是没办法和父母说话。他不相信格雷格的话，却一直在想这件事。

        科特亚睡着以后，格雷戈里在准备和卡捷琳娜一起回家的时候，问沃洛佳：“我的鼻子上是不是长疖子了？”

        “没有。”

        “那你为什么一晚上都在盯着我看？”

        沃洛佳决定说出事实。“我遇见了一个名叫格雷格·别斯科夫的人，他是美国代表团的成员，他觉得我和他可能是亲戚。”

        “有这个可能，”格雷戈里的口气很轻松，似乎这件事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他的脖子都憋红了，这是他压抑着自己情绪的明显反应，“我上次见到我弟弟是在1919年，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他的音讯了。”

        “格雷格的父亲叫列夫，列夫有个哥哥叫格雷戈里，这个格雷戈里应该就是您吧。”

        “那格雷格应该就是你的堂弟了。”

        “他说他是我弟弟。”

        格雷戈里的脖子上更红了，嘴上却什么也没说。

        卓娅插话说，“这怎么可能呢？”

        沃洛佳说：“这个美国的别斯科夫说，列夫临走时有个怀孕的女友，后来这个女友嫁给了列夫的哥哥。”

        格雷戈里说：“真是荒唐至极！”

        沃洛佳看着卡捷琳娜：“妈妈，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说？”

        接下去的很长时间谁都没有说话。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如果格雷格在说瞎话，他们有什么好考虑的？一种奇怪的寒意像霜冻一样落在沃洛佳心头。

        卡捷琳娜终于发话了：“那时我是个轻浮的女孩子。”她看着卓娅说，“和你老婆现在一样，还不知道男人的好坏。”说着，她深深地叹了口气。“格雷戈里·别斯科夫或多或少可以说是对我一见钟情，可怜的家伙。”她对丈夫慈爱地笑了笑，“但他弟弟列夫却总能弄到香烟，漂亮衣服，买酒的钱，还有一帮喜欢到处惹事的兄弟。相比格雷戈里，我更爱列夫！我真是个傻子。”

        沃洛佳惊奇地问：“那就是真的了？”他心中的某一部分仍然希望否定这个传闻。

        “列夫做了他那种男人经常会做的事情，”卡捷琳娜说，“他让我怀了孕，然后离开了我。”

        “这么说列夫才是我的父亲，”沃洛佳看着格雷戈里说。“你只是我的伯父！”他觉得脚下的地在摇，自己似乎都快跌倒了，周围像是发生了一场地震。

        卓娅站在沃洛佳的椅子旁边，把手按在他的肩膀上，似乎在使他平静，也可能是不让他发作。

        卡捷琳娜说：“格雷戈里做了他这种男人常会做的事情：代替弟弟照料我。他爱我，他娶了我，还供养我和我的孩子。”她坐在沙发上握着格雷戈里的手说：“本来没想嫁给他，我也配不上他，但是上帝把我许给了他。”

        格雷戈里说：“我担心这一天的来临，从你出生那天起我就在担心了。”

        沃洛佳说：“那你为什么要保密呢？你为什么不说出事实呢？”

        格雷戈里哽咽了，他泣不成声：“我无法对你说我不是你的父亲，我爱你。”

        卡捷琳娜说：“亲爱的儿子，我来跟你说。你给我听好了，我不在乎你以后是不是还会听我的话，但这次一定要听。忘了美国那个引诱了傻女孩的陌生人，好好看看眼前这个满脸是泪的男人，这才是你要珍惜的人，这才是你的爸爸啊！”

        沃洛佳看着格雷戈里，格雷戈里脸上乞求的表情打动了他的心扉。

        卡捷琳娜又说：“这个男人给你吃饭，给你穿衣，无怨无悔地爱了你整整三十多年。如果父亲意味着这一切，那他就是你的父亲。”

        “是的，”沃洛佳说，“我知道这个。”

        劳埃德·威廉姆斯和厄尼·贝文交往得非常愉快。尽管年纪相差很大，但他们具有很多的共同点。在四天穿越白雪皑皑的欧洲大陆的火车行程中，劳埃德偷偷地告诉贝文，他和贝文一样，也是个女仆的私生子。他们都积极反共：劳埃德是因为他在西班牙的经历，贝文是因为看够了工会中共产党员的种种伎俩。“他们是克里姆林宫的奴隶，却是其他所有人的暴君。”贝文说，劳埃德很清楚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劳埃德就是没办法喜欢上总像是出门前才匆匆套上衣服的格雷格·别斯科夫，格雷格的衣服纽扣总有几颗没有扣好，领子总是耷拉着，有时甚至连鞋带都没系。格雷格很精明，劳埃德试图对他建立好感，但又觉得格雷格在随意的姿态下隐藏着一种冷酷。黛西说列夫·别斯科夫是个强盗，劳埃德觉得格雷格也有同样的天性。

        贝文很快把话题转移到德国的问题上，“你觉得他的话能代表马歇尔的意思吗？”外交部长用西部农村的口音问。

        “他说不是马歇尔的意思，”劳埃德回答道。“你觉得这法子会有效果吗？”

        “我觉得这是我在该死的莫斯科过的三个星期里听到的最好的主意。如果他是认真的，安排个非正式的午餐，我们这边就你和我参加，他们那边让他和马歇尔一起来。”

        “我马上去办。”

        “其他人谁都不许说。我们不希望苏联人听到风声。他们会说我们背着他们在搞阴谋诡计，事实也确是如此。”

        第二天，他们在美国驻苏联大使馆见面了。大使馆位于斯帕索皮斯卡广场十号，这栋革命前修建的新古典主义别墅十分豪华。马歇尔又高又瘦，活脱脱一个军人。贝文圆滚滚的，近视，嘴角常叼着香烟，但两人都是开诚布公的人，一见面就热络起来了。贝文曾经在斯大林一篇极不绅士的演讲中遭到过谴责，这正是对一个外交部长的最好的奖赏。马歇尔也曾和斯大林针锋相对过。在油漆屋顶和枝形吊灯下，两个斯大林的对头研究起如何在没有苏联帮助的情况下复兴德国的计划来。

        他们很快在最基本的原则上达成了共识：建立新的货币，把英占区和美占区合并在一起——可能的话，把法占区也加入进来；西德的非军事化；民主选举；穿越太平洋的新型军事同盟。讨论完以后贝文突然唐突地说：“你们应该知道，所有这些都不会起作用的。”

        马歇尔吃了一惊。“我不明白，既然不起作用，我们还坐在这儿讨论干吗？”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欧洲在不断衰落。如果老百姓都吃不饱的话，我们的目的很难实现。对付共产主义的最好办法是让老百姓富裕起来。斯大林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希望德国一直贫困下去。”

        “我知道。”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对德国进行重建。但我们不可能空手重建德国。我们需要拖拉机、车床、挖土机、车辆——这些我们现在没钱买。”

        马歇尔知道他要说什么了。“美国不愿对欧洲再施舍了。”

        “我明白，但一定有办法让美国借钱给我们，让我们购买美国生产的机械设备。”

        会谈中止了一阵子。

        马歇尔不喜欢废话，这阵沉默却出乎意料的长。

        最后，他终于说话了：“你说得很有道理，我看看有什么办法。”

        外长会议持续了六个星期。启程回国的时候，外长们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一岁时，伊娃·威廉姆斯开始长臼齿。伊娃的其他牙齿都长得很顺利，这几颗臼齿却一直在发炎。劳埃德和黛西什么都帮不了她。伊娃很可怜，她牙齿疼得无法睡觉，这样一来，劳埃德和黛西也无法睡觉，他们同样很可怜。

        黛西有很多钱，但他们住得却很普通。他们在劳埃德的霍克斯顿选区买了一幢联排房屋，邻居是一个商店店主和一个建筑商。他们买了辆最高时速为六十英里的莫里斯八座车。黛西仍旧喜欢买漂亮衣服，劳埃德却只有三件外套：一件晚礼服，一件去下议院穿的条纹西服，周末见选民时穿的呢子大衣。

        一天晚上，劳埃德穿着睡衣，一边摇伊娃睡觉，一边翻看着《生活》杂志。他看见杂志上登着莫斯科拍摄的一张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照片拍的是莫斯科街道上一个包着头巾，大衣上连着个包裹形状东西的老妇，她脸上都是皱纹，正在街上铲雪。光线打在她脸上的方式给人出生一种永恒的感觉，似乎她已经在那一千年了似的。他找到了照片的拍摄者，发现照片的拍摄者是他在外长会议期间遇见过的伍迪·杜瓦。

        电话铃响了。他拿起电话，听见了厄尼·贝文的声音。“打开无线电，”贝文说，“马歇尔在发表演讲。”没等劳埃德说话，他就挂上了电话。

        劳埃德抱着伊娃下楼到客厅，然后打开了收音机。这档节目是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莱昂纳德·米亚尔播报的《美国评论》，此时莱昂纳德正从马萨诸塞州的哈佛大学发来报道。“国务卿告诉这里的校友们，欧洲的重建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付出比当初预见的更为艰巨的努力。”米亚尔说。

        有希望了，劳埃德兴奋地想。“伊娃，别闹哦。”他对女儿说。这次，伊娃总算安静下来了。

        接着，劳埃德听见了马歇尔冷静低沉的声音。“欧洲在接下来的三到四年中购买外国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能力严重不足——主要来自美国——需要得到持续而额外的帮助……并且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方面面临严重恶化的局面。”

        劳埃德兴奋得难以自持，“持续而额外的帮助”正是贝文向马歇尔所提出的要求。

        “办法是打破恶性循环，恢复欧洲人民对经济的信心，”马歇尔说，“美国愿意做一切能使世界经济恢复正常的事情。”

        “他遵守了自己的诺言！”劳埃德开心地对不谙世事的女儿说，“他告诉美国人民，美国必须向我们提供援助。但以何种方式提供多少呢？又在什么时候提供呢？”

        收音机里的声音变了，米亚尔对听众说：“国务卿没有给出向欧洲提供援助的明确时间表，他说这取决于欧洲各国制定的草案。”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得到了他的全权委托呢？”劳埃德急切地问伊娃。

        收音机里又出现了马歇尔的声音：“请求援助的倡议必须来自欧洲。”

        报道结束了，电话铃同时响起。“你听了吗？”贝文问。

        “他这是什么意思？”

        “别去问，”贝文说，“如果你问的话，他一定给你一个你不想听的答案。”

        “好吧。”劳埃德觉得有点莫名。

        “别去管他的意思。问题是我们怎样去做。他说倡议必须来自欧洲。这意味着我和你。”

        “我能做什么？”

        “收拾行李，”贝文说，“我们这就去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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