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间屋子和一个小客厅都空空荡荡的，司徒效达的心也空空荡荡的。电视大开着，画面不停地变幻，司徒效达呆呆坐在电视机前，却不知电视里在说什么。开初的新闻还有些印象，似乎说苏联的事，后来全记不住了，耳边响着前言不搭后语的胡话，眼中看到的是一片飞旋的色彩，唯有空虚的感觉是真实的。司徒效达觉着，自己像一片干瘪的蚌肉，正可怜地萎缩在这套房屋构成的巨大蚌壳里。

        自从3天前为老伴方碧薇开过追悼会，司徒效达就意识到自己没有明天了，他的明天和老伴的躯体一起化作烟雾，升上了天空。属于他的，除了无休无止的空虚，便是一个个苟延残喘的长夜。人生的壮剧在经过长达67年的演出之后，现在已进入尾声，就要谢幕了。他再没有什么可牵挂的，老伴已经走了，他和老伴的学生们如今都是成年人了，他们将自己担当起他们要为这个世界担当的责任，再用不着他们为他们操心费神了。

        追悼会上来了不少学生，花圈堆满灵堂。学生中，年岁最大的已是到知天命之年，最小的也有二十几岁了。有几个还是专程从外地赶来的。哀乐声中，他们一起垂下了头。好多学生都说：“老校长，方老师不在了，我们照应你！我们都是你的学生，也都是你的儿女。”有两个学生还要接他到家里去住些日子的。他谢绝了，他说，他得静一下，得想想，好好把这一生都想想。

        他的儿子，他和老伴唯一的儿子早已离他远去。现在，他没有儿女，没有可以向世人炫耀的权力、家产，他一生的财富就是宝贵的回忆，这财富谁也夺不走，只属于他和老伴。老伴走了，这财富将伴着他度过生命的残余岁月。

        一切都像发生在昨天。站在灵堂里，司徒效达就想起了重庆沙坪坝的校礼堂，那礼堂中央挂着孙中山的巨幅画像，两边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和国民党党旗。德高望重的校长在讲话，讲民族的危亡，讲国难时代青年的责任，讲得许多流亡学生热泪盈眶。

        就是在那次时局演讲会后，国民政府发起了青年学生从军运动，蒋中正委员长提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口号。大后方的高中学生和在校大学生纷纷参军，都准备以自己年轻的生命和青春的血肉之躯去共赴国难。司徒效达正上大二，他几乎没加考虑，就和许多同学一起，集体参加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并第一批穿上了军装，一个月后被分配到中国远征军驻印度新一军服役。

        这时，缅甸还大部被日军占领着，中缅公路——就是那条著名的史迪威公路，在日军的日夜轰炸中时通时断。司徒效达和同学们无法经中缅公路去印度，就乘了飞机。这是司徒效达第一次，也是后来一生中唯一一次乘飞机。在飞机上，他几乎把胆汁都吐出来了，到印度下飞机3天后，地面上的营房还在他眼前飘飘乎乎转，闹得同学们都笑他。

        就是在印度认识了方碧薇——今天过世的老伴。那时老伴只19岁，正是女孩子最值得骄傲的年龄。方碧薇在新一军医院当护士，每逢周末总有一大帮中国军官和盟国军官找她跳舞，司徒效达记得很清楚，他正是在盟军顾问处主办的一次舞会上第一次见到她的。她和他跳了支华尔兹，让他产生了从未有过的躁动，那唯有年轻的生命才可能生发出的躁动。

        他开始给她写信，找她约会——尽管在当时这是被禁止的。他还在野外操练中故意摔伤了脚脖子，住进了她的医院。是的，是她的医院。在医院的一周中，他想方设法找寻机会，终于在一个同去散步的晚上，冲动地拥抱了她，带着几分鲁莽吻了她。

        这一吻是历史性的，不论是对他，还是对她。这一吻决定了他们今后注定要生生死死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后来的苦难离他们那个幸福的晚上还很远，他们看不到它的影子，也嗅不到它的气息。两个纯情的中国青年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在一片平静的蓝天下，发誓相爱。他们带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唱着开始了后来近半个世纪的风雨人生……

        在印度短暂而甜蜜的岁月一眨眼就过完了，接着而来的是中国远征军的全面反攻：光复密支那。占领曼德勒。中缅公路被打通。盟军攻克仰光。没多久，《波茨坦公告》发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着日本的投降，1945年夏秋之交，驻印军新一军带着全套美式装备班师回国。

        司徒效达和方碧薇都可以不回国的。方碧薇一家都在印度，是华侨，父亲还是新德里有名的侨领，方碧薇是在印度参军的。当时，方碧薇的父亲已直接找过新一军军长孙立人，要他们俩留下来结婚并定居印度新德里。然而，司徒效达不同意。方碧薇为了司徒效达，也为了她胜利了的祖国，回绝了父亲已作好了的安排，随军医院的军医护士们跳上美式十轮大卡，踏上了缅甸的国土，经中缅公路回了国。

        车队驶抵怒江边，远远看到祖国的钢铁惠通桥时，司徒效达和方碧薇都哭了，这种对祖国的感情是任何语言都道不出的。后来，当许多苦难向他们袭来时，正是那怒江，那惠通桥，给了他们以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他们从没有因为1945年跨过惠通桥而后悔。

        回国以后就是学生军的复员。大学生活重又开始了。司徒效达在联大继续他的中国文学专业，方碧薇则考取了中央大学。这一来，原定回国完婚的计划推迟了4年。而在这4年中，中国大地又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司徒效达和方碧薇是带着无限欣喜欢迎这个新时代的，为了这个新时代的到来，他们都在共产党员学生的领导下，参加过反饥饿，反内战的示威游行。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的消息传来时，他们和那些党员学生们一起跳跃欢呼。他们并不明白这个正迎面向他们走来的新时代将给他们带来什么。他们天真地认为，祖国从此以后将永远摆脱灾难的深渊，他们可以好好干一番无愧于后人的事业了。渡江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批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入伍，他们带着这种美好的梦想，在南京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分配到华东军政大学当文化教员。

        应该说1949年的5月还是美好的，这份美好一直延续到1956年的春天。在这段日子里，他们是军政大学文化速成班的老师和课外辅导员，那些用枪杆子打出了这个新时代的将军们却是他们的学生。按年龄，这些学生们几乎个个能做他们的父亲，然而，这些父辈学生们对他们都非常尊敬。今天回忆起来，司徒效达还认为，这些父辈学生是他一生中教过的最好的学生。那时候，政府和社会都是尊重知识文化和文化人的。那些急于摘掉文盲帽子的将军们人前背后都称他和方碧薇老师，连小鬼都不能喊。记得有个山东籍的副师长和方碧薇开玩笑，在课堂上喊她小鬼，就受了批评，还在党小组会上做了检讨。

        后来发生的一切却糟透了。1956年春天，整编和授衔开始，司徒效达和方碧薇双双从部队转业下来，脱下军装，从南京来到本市东方中学教书。到东方中学没多久，便赶上大鸣大放，司徒效达和方碧薇奉命鸣放，就学校的教学问题提了些中肯意见——具体是些什么意见，现在已记不清了，可那份真诚和中肯却是记得清的，他们尽管已脱下了军装，骨子里还把自己看作军队中的文化人，在东方中学的同事中谈起军政大学的生活和工作，还不免有几分傲气。恰是因为那份真诚中肯，和掺杂其中的傲气，司徒效达和方碧薇先后被打成右派，司徒效达是1957年头一批划右的，是极右，方碧薇则是1958年补划的。

        校党支部书记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说，这叫老账新账一齐算。说他们原就是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反动分子，上大学时就参加了三青团，其后又在重庆加入最反动的青年军，为蒋家王朝卖命……

        事情就是这么滑稽，一腔报国的热血在这新时代里竟会变成一盆污水！

        司徒效达和方碧薇都不愿生活在污水中。在方碧薇的支持下，司徒效达从1958年初就开始四处申诉，然而，正因为申诉，又落了个“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罪名，当年底被收审，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5年徒刑。

        生活道路从此变得满是荆棘，被强制改造的过程开始了。司徒效达在劳改农场接受改造，方碧薇戴着右派帽子在单位接受改造。历史问题和右派言论像两条巨大的锁链将他们牢牢套住，使他们再也摆脱不了无边的苦海。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他们都免不了被批倒斗臭的命运。

        刑满释放后，司徒效达曾以自嘲的口吻和方碧薇说过：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讲，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我们正相反，我们得到的只是锁链，失去的恰是整个世界。”

        方碧薇却说：

        “世界并没有失去，只是世界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

        司徒效达苦笑道：

        “其实对你来说，世界可以变得比想象的还要好。当年在印度你是有多种选择的。你可以和追求你的某个盟军军官结婚，这样，你今天可能就定居美国或英国了。你也可以不跟我回国，留在新德里父母身边，继承父母的事业和家业……”

        方碧薇淡淡地道：

        “真那样，也许我会有另一种后悔。”

        “后悔什么？”

        “后悔失去了祖国和你。”楞了片刻，方碧薇又说：“人生可能的选择会有无数种，真正完成的人生只能是一种，当年我们共同选择了跨过惠通桥，今天我就决不后悔！”

        方碧薇就是在那种情况下，也没丧失对生活的信心，这让司徒效达为之感动。这感动一直延续到今天，就是在哀乐回旋的追悼会上，司徒效达还不由自主地忆起过她的这段话。站在方碧薇遗体旁，司徒效达耳边一直响着她那自信自尊的声音……

        老伴不悔的一生完结了，她骄傲的生命已化作了永恒。她无疑是对的，不管是在1945年的印度，还是在那困难痛苦的日子里，她的生命从未失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她甚至还是他生活和精神的双重支柱。如果没有她，他的人生将是不可思议的，他可能会死在1961年饥饿的劳改队，也可能死在“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恐怖中……

        司徒效达思绪纷乱，昏花的双眼湿润了，面前的电视画面因此变得更加模糊，他觉着很乏，很累，遂从沙发上站起来，想关掉电视。可不知咋的，手伸出去却没按开关键，倒按了频道键，也不知是哪个频道。这个闹不清的频道在播《渴望》这部电视剧，老伴看了一遍还要看，最后一遍是在弥留之际躺在病床上看的，只看到第十五集就去了。现在电视里播的大约是四十几集。

        剧中的悲欢离合尚未了结，老伴却不在了，司徒效达心里一酸，泪水从脸上滚落下来……

        正伤心时，有人敲门。

        门敲了许久，司徒效达才揩去脸上的泪水，开了门。

        门外站着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司徒效达觉着脸很熟，却想不起是谁了。这一阵子他的记忆力总是很坏，有些熟人的名字就在嘴边，偏叫不出；还有些常到他们家来的学生他也会认错。

        年轻人口口声声叫着老校长，进了屋。

        司徒效达精神恍惚，一边给年轻人倒着茶，一边还在想，这小伙子是谁？是他从前的学生，还是方碧薇的学生？看样子，这小伙子不像他的学生，他从1978年起就不代课了，先做教导主任，后来又当了副校长、校长。

        小伙子发现了司徒效达的恍惚，怪拘谨地坐在沙发上，对司徒效达说：

        “老校长，我是方老师的学生，过去常到你们家来的，我的第一篇散文，还是老校长您给我改后发表的呢！”

        司徒效达还是记不起。

        小伙子又说：

        “那篇散文叫《墓草青青》，是方老师推荐给您看的，您看后很喜欢，找我谈过，还熬了一整夜，给我修改……”

        司徒效达问：

        “这是哪一年的事？”

        “1979年3月。这篇散文发在省报副刊上，开头那段话几乎都是您添的，不知您还记得么？”小伙子轻轻背诵起来：

        岁月冲走了我的童年，童年的记忆却印在我的心中。母亲离我远去，母亲早生的白发却永远在我面前飘荡。墓地上的草岁岁枯荣，多少时光流逝了，我的心却……

        司徒效达记起来了：

        “你是邓……邓代军同学！现在在报社当记者？”

        “是编辑。”

        “好，好。当记者，当编辑都，都好……”

        司徒效达追忆着：

        “做学生时你就有出息，我当时对你们方老师说过，这个小邓将来能做作家。你那篇文章发出来后很轰动呢，就是我们省里的么！你们方老师拿着报纸四处送人，比……比她自己写的还……高兴……”

        邓代军很动感情地道：

        “我再也忘不了方老师的。许多同学也忘不了她。方老师的追悼会我们能联系上的同学都来了。也是巧，就在大前天，我搬到您楼上来了，在503，听说您就住这座楼，便来看看您。”

        司徒效达想了想：

        “503住的不是军区哪个干部的儿子么？好像姓张吧？人家的房子咋会让给你？”

        邓代军道：

        “房子是张副司令儿子、媳妇的。不过他们一个出国留学了，一个在深圳做生意，又在深圳买了房子，这边呢，没人，就把这套房子先借给我住了。这也是等价交换，我在给张副司令写回忆录呢！”

        司徒效达点点头：

        “是呀，如今都兴这个！”

        邓代军脸红了下，说：

        “老校长，我……我是开句玩笑，其实，就是不借给我房子，回忆录我还是要写的。帮张副司令写完回忆录，我还可以用这些素材写小说”。

        司徒效达没再做声，他觉着自己无权指责邓代军，世界既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那么，我们就不能以理想主义的借口去指责一个年轻人的选择，不管这选择是十分自私还是部分自私的。

        邓代军却又说：

        “老校长，您也该写写回忆录，您学识渊博，一生经历又这么丰富，若是写下来，对自己是个总结，对后人也是有启迪意义的。”

        司徒效达摇摇头道：

        “有什么意义呀？我和你们方老师都是这个时代最平凡的人了，不像你要写的那个张副司令。”

        “不能这么说，世界正是由最平凡、最普通的人为主体构成的，因而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便是这些平凡、普通人的人生际遇。这不是我的话，老校长，这是您的话，是您在12年前给我改稿的那个晚上和我说的，后来，我就再也没忘记。”

        司徒效达一怔：

        “我？我说过这话么？”

        “您说过。是就我的《墓草青青》说的。”

        也许是说过的。司徒效达想，那时候正是他和方碧薇人生第二个春天的开始，他可能说过比这还要深刻的话呢！小邓的《墓草青青》正是因为记述了一个普通母亲在那动荡政治岁月中的苦难，才打动了他和方碧薇的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赞赏这篇作品是为小邓，也是为自己。

        不知不觉又想起了老伴，就仿佛看到老伴拿着小邓的作文本在对他宣读。那时这座楼房还没盖，这里还是一片大杂院，他们住在一间20平方左右带地板的屋子里，老伴一边读小邓的作文，一边在屋里来回走动，破旧的地板在脚下咯咯发响……

        司徒效达眼圈红了，长叹一声转移了话题：

        “想想人的一生也有意思，许多具有决定意义的变化都是突然发生的。记得1946年在重庆，我父亲突然去世了，从接到电报那一瞬开始，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大人了。到川北老家奔丧，母亲和弟弟妹妹什么事都问我，我……真惶惑呢，可我不敢在脸面上露出来。我知道，从那时开始，我是一家之主喽，我得镇定，得有主张……”

        邓代军深有感触地说：

        “是这样，我母亲去世时，我也觉着自己大了……”

        司徒效达继续道：

        “第二次变化就是前几天了。退下来几年，我都没感到自己老，你们方老师一走，我……才突然感到自己老了，一下子就不行了。我……老想起从前的事，没日没夜地想，就仿佛人已去了，只有魂魄在这里浮动……”

        邓代军点点头：

        “老校长，这我能理解。这要有个适应过程的，过些日子会好些。这段时间我常在楼上，会经常米看您。”

        司徒效达摇摇头道：

        “不必了，你们都很忙。”

        说到这里，两人都无话了，司徒效达和邓代军就在那儿静静地坐着。窗外，月影在厚厚的云层中飘移，屋里的电子钟在叭哒、叭哒地响。楼下不知哪家突然放起了录音机，声音很大，把这夜晚的沉静打破了……

        是一首早几年的流行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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