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副司令员的儿子，和寻常百姓就是不一样，中国社会还没进入小康水平，人家的住房就完全宾馆化了。三室一厅的房子全吊了顶，全贴了高级墙布，都铺了地毯。三个不同用场的房间三种格调，灯光设计美观合理，其中一个房间还安了空调。卫生间和厨房也现代化了：卫生间有电热水器可以四季洗澡，软管和水龙头不是平常百姓家用的粗劣货色，而是宾馆里用的那种进口设备，就连洗手池墙上的镜子上也印有一块“USA”的标记。厨房看样子从未开过伙，但设施一应俱全，有管道煤气，全套不锈钢灶具和餐具，还有一台未开箱的日本松下微波炉。

        邓代军从老校长司徒效达家出来，重踏进自己借住的503室，大有天上地下的感慨。老校长和方老师一辈子辛辛苦苦，到老落下了啥？啥也没落着！所有家具都是旧的，除了一台14英寸的彩电，几乎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不知老校长到没到503室来过？邓代军估计老校长没来过，老校长和他们去世的方老师都是很清高的人，不会像他一样高攀这样人家的，503室的一切要在老校长看来，恐怕是不可想象的。

        在老校长那里.邓代军很不好受，总有一种做了亏心事的感觉。其实他没做任何亏心事，也没有啥对不起老校长和方老师的地方，更不该对老校长今日的生活负责，可那因亏心而生发出的愧疚感就是排遣不开。潜意识中老认为自己欠了老校长一点什么，是什么却又根本说不清。

        现在，置身于503室的现代化气氛中才骤然发现，他欠老校长的是开始堕落的人格。他的清白人生从3天前住进这套房子开始便完结了，他苦心钻营，给张副司令员——范旭虹的公公写回忆录，得以住进这套根本不属于他的房子里。含而不露的老校长把这看作做一种交易，心里大概会想，当年那个要当作家的中学生，如今咋也变成生意人了？

        他是生意人么？好像不是。从15岁那年写出《墓草青青》，他就一直做着作家梦的，后来上大学学的也是中文系，范旭虹就是他在大学中文系里认识的，中文系学生会办了个油印刊物叫《人世间》。他和范旭虹都是《人世间》的编委。范旭虹比他高两届，年龄也比他大许多，但因为《墓草青青》的缘故，对他很尊重，有什么话都爱和他说，把他看做小弟弟。

        那时候，范旭虹还没和张副司令员的儿子张寻恋爱，追她的是中文系的几个大小伙子，其中有一个是不修边幅的现代派诗人。现代派诗人长相不错，也有才华，爱范旭虹真是爱得发狂，甚至以自杀相要挟，范旭虹也没嫁给他，而是嫁给了张副司令员的儿子，学电子计算机的张寻。

        对范旭虹这一选择，邓代军当时很不理解，曾在一次聚会后问过她：

        “你为啥这么做？张寻是学电子的，长相才华各方面也都不如追你的那个浪漫诗人……”

        范旭虹笑笑说：

        “小弟弟，你不懂，浪漫也好，诗歌也好，都是不能当饭吃的，一个人首先要活得好，然后才能谈到这些奢侈的东西。张寻的父亲是副司令员，和他结婚我的一生就有了依靠。”

        邓代军觉着不可思议：

        “这是不是太……太俗气了点？难道人的一生就是为了自己生活得好些么？就没有其他追求了？”

        范旭虹说：

        “有人可以有追求，有人却不行。比如说你，你有才华，上中学就写出了《墓草青青》，你可以按自己的理想去追求，去当一个作家。可我不行，我自己知道，我不是搞文学创作的料，况且我又是女人……”

        这次谈话后没多久，范旭虹那届同学就毕业了。毕业后，邓代军再没见过范旭虹，只听说她穿上了军装，分到军区报社当记者，和张寻很快结婚了，日子过得很好。再后来又听说，张寻去了美国，读博士研究生，范旭虹则打着军区的招牌到深圳办了个公司，个人承包，很发了点财，继而又跳槽了，自己单干。

        这期间，邓代军差不多把范旭虹忘了，在邓代军看来，范旭虹只不过是他人生旅途中的一个匆匆过客，而且，是个并不值得长久留在记忆中的过客。范旭虹的选择证明了她的鄙俗，他邓代军却不是鄙俗的人，根本不可能再和这种人打交道。他的人生榜样是老校长司徒效达和方老师。

        1982年考上大学后，方老师和他说过，要他认认真真地干事，堂堂正正地做人，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维护自己人格的尊严，决不做有损于尊严和良心的事。他记下了，也这么做了。

        大学毕业时，许多人找门路，托关系想分到北京、上海，安排个好工作，他没这么干，结果，就被分到这里的教育局，又分到郊区当中学语文教师。在他们这届学生中，他分的工作单位是最差的。

        好在后来的机遇不错，报社、电台、电视台等6家新闻单位，在市委宣传部的主持下公开招考编辑记者，他才凭着《墓草青青》和近50万字的作品，跻身报界。

        分到郊区中学时，邓代军没好意思去见方老师和老校长，当了报社记者，才去了，兴奋地和方老师、老校长说：

        “你们的话是对的，到任何时候都要凭本事吃饭。这么做可能一时会吃亏，但从长远看却是不会吃亏的。”

        方老师笑问：

        “是不是因为今天如愿进了报社才这么说呀？”

        邓代军道：

        “不是。就算这次没考上，我还会这么说的。做人要有做人的原则，在这方面，你们都是我的榜样。”

        老校长说：

        “这就好，任何时候都不要媚俗，都不要当生意人！不要把自己的人生变作一场交易……”

        邓代军很自豪地听着，觉着自己和自己崇敬的方老师、老校长一样，浑身充满人间正气。

        可是，后来呢？后来是怎么了？他邓代军怎么会和范旭虹又搅到一起去了？那个在人生旅途上已和他擦肩而过的女人，咋又闯入了他的生活，并且改变了他的生活？

        人生有时真难预料！

        ——报社的记者生涯并不像邓代军想象的那么好，到报社记者部不到两年邓代军就闯了祸：一个已调到省里的大人物，在主持本市基建工作期间收受承包单位5台彩电和约6万现金的贿赂，案发被捕，邓代军据实写了一篇长篇通讯，报社总编不同意发，说是要听上面的招呼。后来，全国性的报纸发了新闻，总编还是不让发，又强调说，我们报纸也发过消息的，通讯就不发了。邓代军一气之下，把通讯稿寄给了一家有名的法制杂志，那家杂志全文刊发了。总编大为恼火，说他出风头，违反新闻纪律，逼他写检查。他不写，总编便停了他的职，一停就是3个月。到今年4月，记者不让他干了，让他干副刊。

        到副刊部，又遇上了新的麻烦：一个副刊部总共只5个人，却有3个写诗的。部主任自称工人诗人，第一副主任自称民歌专家，还有一个副主任不写诗，却专搞诗歌评论。3个爱诗如命的头明争暗斗，底下两个老编辑也分庭抗礼。两个老编辑，一个是市美学协会副主席，一个有主任编辑职称，牛皮比3个主任还大，开口闭口就是“我们当年如何如何”。

        这么一来，一个小小的副刊部，有时就闹得不大太平了。

        邓代军头一天到副刊部上班，正碰到民歌专家在发副主任的脾气。副主任发完脾气，工人诗人又发了主任的脾气。后来，两个人都到总编室理论去了。理论完回来，两个主任才绷着脸和他谈工作。两个主任虽说刚闹过矛盾，但在对付他的问题上却是极一致的，都和他说，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坐班接电话，搞内勤，连自然来稿都不让他看。

        过了好一阵子他才知道，他们这张一周两期的副刊版面竟让原来的5个老人分了，每人巴掌大一块，自己在上面耕耘，也把其他报刊编辑的大作拿来交换发。

        这真是岂有此理！

        邓代军怒不可遏地去找总编。

        总编说：

        “你这个小伙子是咋搞的嘛？咋尽看阴暗面呢？这算什么分版面？这是责任制嘛！”

        邓代军说：

        “那好，我也参加责任制！”

        总编桌子一拍：

        “你这是狂妄！到报社才几天呀？就想和老同志平起平坐了？你现在要好好向他们学习，给他们当助手！你今年多大？不过二十几岁吧？怎么可以这样呢？啊？”

        这次的打击是惨重的，邓代军差点气出一场病来。他想过干脆调走，哪怕再回学校教书也好，反正不受这种窝囊气！

        也是巧，正在这时候，范旭虹出现了，是完全意外地出现在他面前的。他下班出门，在报社门口迎面碰上了到报社广告部做广告的范旭虹。范旭虹一身珠光宝气，还化了妆，已模样大变，他没认出她，倒是她认出了他：

        “哟，邓代军！咋混到这鬼地方来了？”

        邓代军点了点头，连话都懒得说。

        范旭虹看出来了：

        “看你脸挂的，好像不高兴么？”

        邓代军这才道：

        “活得真他妈累！”

        范旭虹笑道：

        “嘿，咱大作家也累了？”

        邓代军眼皮一翻：

        “当然比不得你！你不累是因为像我这样的人替你累着。”

        范旭虹哈哈大笑：

        “看你说的！倒好像我真欠了你什么似的。走，走，大作家，我请你去喝咖啡，给你散散心！”

        就近找个音乐舞厅坐下，喝着咖啡和法国黑方威士忌加冰块，邓代军才把一肚子的怨气发了，大骂总编和副刊部的那帮家伙不是东西，全是文痞、文商、小市民，还都他妈狗眼看人低。又说范旭虹当年的选择真有道理，若不是找了个副司令员的儿子，只怕也要受这份气的。

        范旭虹道：

        “今天你才觉悟了？”

        邓代军长叹一声：

        “也不算觉悟，就他妈这么回事吧！”

        范旭虹像个大姐姐一样，一把搂过他的肩头说：

        “小弟弟，现在觉悟还不晚，你不妨真把报社的职辞了，跟我到深圳的公司去，做个……做个总经理助理。”

        邓代军心动了：

        “哪个公司？总经理是谁？”

        范旭虹格格笑着：

        “还会是哪个公司？我的远大公司嘛！总经理自然是我喽！我说了就算！当然，你如结了婚，在这有家，也可以做我公司驻这里的办事处主任，不过工资和深圳要有区别，这个，这个月薪……1200元，咋样？”

        邓代军一听说总经理是范旭虹，又不愿干了，觉着跟范旭虹去干也同样窝囊，不仅因为范旭虹是过去的同学，更因为范旭虹是个没有免俗的女人，他在这么一个女人手下办公司，从心理上不能得到平衡。

        邓代军的拒绝，让范旭虹伤心。

        范旭虹苦笑着说：

        “你呀，还是没觉悟！”

        邓代军呐呐道：

        “不……，不是，我……我是想，我不是个能做生意的人，又觉着自己是学中文的，也还能写点东西，好歹不能太亏了自己……”

        范旭虹道：

        “你是抹不下面子，摆不脱中国文人的那点可怜的自尊心！”

        邓代军没反驳，叫过小姐付账，想把这场谈话尽快结束掉，他当时就清楚，如果不尽快结束，他很可能受不了范旭虹的诱惑。

        小姐过来后，递了张账单给他，他一看吓了一跳：两杯洋酒，两份咖啡，加一盘点心，竟要收142块钱！

        范旭虹站在一旁笑问：

        “这账是你付还是我付？”

        邓代军格楞都没打：

        “当然是我付！这点钱我还付得起！”

        范旭虹道：

        “其实该我付，是我请你的么！”

        他不能跌份，坚持付了。

        走到门口，范旭虹用香喷喷的软手轻轻在他脸上拍了一下：

        “小弟弟，看在老同学的份上，我还是得成全你的事业——当然，也得成全你的自尊心！在报社你真不能呆下去了，就是一时不走，也得先避避。”

        邓代军问：

        “我往哪避？”

        范旭虹道：

        “到军区来。我让军区文化部把你借走，给那帮离下来的将军们写回忆录，然后，就调到军区干文职。”

        邓代军一楞：

        “你的话算数么？”

        范旭虹点点头：

        “当然算数！你就去给张寻的子写！他老子是个好人，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以后还可以写小说呢！老头子周围的那帮马屁精不行，他们都写不出老头子的神韵来！”

        邓代军同意了，同意时自认为是保持着自尊的。

        范旭虹说到做到，第三天就给邓代军打了电话来，说是老头子亲自出面找了政治部，把借调的事定下来了，军区政治部这几天就会派人到报社去交涉。又过了两天，军区政治部真来人了，来了个办公室中校副主任，很顺利地办了借调手续，把邓代军从苦海中解救出来。

        次日，范旭虹又带着邓代军见了自己公公——张副司令员。

        张副司令员很豪爽，头回见面就说：

        “小邓啊，你的事我都听小虹谈了，你甭放在心上了。你现在来了就好，我欢迎你！你呢，先帮我总结一下这一生的经历，然后就调过来，到我们的文化部去当干事。自然喽，你要是还想干编辑、记者，也可以到我们的军报去嘛！”

        邓代军真感动，连连向张副司令员道谢。

        张副司令员却说：

        “不要谢我，倒是要谢你呢！你这是给我帮忙嘛！我们年轻的时候尽打仗，想上大学也上不了，文化水平不高，现在退下来，想总结一下经验就难喽！你这一来，我就放心了，咱这书就能写好啦！”

        张副司令又问到了邓代军的生活情况，听说邓代军没结婚，还单身一人住在报社的集体宿舍里，便要在自己的洋楼里拨一间房子给他，当写作室。邓代军一来不愿给司令员添麻烦，二来也怕自己不习惯，便谢绝了。

        这时，范旭虹在一旁插嘴说，她和张寻都不在家，正要找人看房子，倒不如先让邓代军去住，这样有个安心写作的环境，大家也都方便。张副司令员同意了，邓代军也没再反对，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告辞时，张副司令员又拿出一套雀巢咖啡和两条云烟，硬要邓代军收下，邓代军不收，张副司令员便生了气，说：

        “你这小伙子，和我认啥真嘛！这都是你写作时要用的东西么。就像打仗要用的子弹、炮弹，又不是我老头子要收买你！拿着，这是命令！”

        邓代军无奈，只得拿着，心里怪不安的。

        今日，看过孤独的老校长，不安的感觉更强烈了。邓代军想到了背叛，对老校长、方老师的背叛，和对自己人格的背叛。去看老校长时，他想过把张副司令员送他的那套咖啡转送给老校长，可终于没敢。邓代军很清楚，这套咖啡值80多元，说是自己买的，老校长不会收；说是张副司令员送的，他说不出口，也不敢说出口。

        老校长对他走这么一条并不光明正大的钻营之道会很鄙夷。

        然而，邓代军又想，他并不是存心要去钻营的，他确是凭着正直在报社没法再混下去了，才不得不走这一步的。他没去拍张副司令员的马屁，也不是他主动找的张副司令员，而是老同学范旭虹帮的忙。他要做的工作本身也是有意义的。

        想说服自己，却又咋也说服不了自己。不论咋说，他邓代军都是通过人家儿媳妇的面子去的，这就不那么正大光明喽！

        好在这事的内幕没人知道——连报社总编和副刊部的那帮同仁都不知道，范旭虹昨天又到深圳去了，他大可不必这么折磨自己了。范旭虹说得对，中国文人那点可怜的自尊心得丢下了，生活不是我们梦想中的田园牧歌。要活下去，活出个人模狗样来，有时就得付出点心理和精神的代价。老校长、方老师可以有他们的活法，他和范旭虹这代年轻人也得有自己的一套活法。

        那么，就从今天开始吧！

        邓代军收回了自己纷乱的思绪，看看表，才8点50分，时间还早，便走到窗前，先打开了空调，而后，又把一盒白天和张副司令员的谈话录音放到了录音机里，想对照录音，把今天的采访材料整理出来。

        空调是日本进口的，3千大卡，制冷量大，噪音小，微型录音机也是日本货，几乎没杂音，保真效果也好。邓代军坐在转椅上，让空调的冷风吹着，把录音机开得很大，让张副司令把关于他们个时代的声音布满房间：

        “话得从1938年说起喽。1938年是啥情形？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嘛，四处烧杀抢掠，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那年10月，在咱省白马河北岸，由我党倡导，成立了3部抗日救国军联合司令部。这3部是哪3部呢？一部当然是我党领导的喽，叫白马河抗日游击大队，开头势力不大，有八百来号人吧！第二部是国民党CC系的省抗日别动总队二支队，人最多，大约两千人。第三部就是我喽，我当时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国民党员，完全凭着一腔热血，拉起了支队伍，打的旗号是白马河救国自卫军，有七百多号人，自任司令。不过，那时的司令和我今天做的这个副司令员可是不能比哟！那时有句名言嘛，叫做：司令多如狗，团长满街走。只要有人有枪，谁都敢说自己是司令。哈哈哈……”

        “你问我当司令时有多少枪？告诉你，一杆也没有！1938年7月，我正在地里干活，国民党的败兵过来了，在地头的路上丢下一门炮。是破炮，炮轮是坏的，还没炮弹。我一看到那炮就动了点子，心想这玩意儿有用！我守着那炮，叫我爹把我两个哥哥喊来，把炮抬回了家。回家后，我们弟兄几个就合计拉队伍，就把队伍拉起来了……”

        刚听到这里，邓代军突然感到身后有人，这人的脚步声很轻，因为屋里放着录音，几乎难以觉察。邓代军是从那人渐渐移到面前的影子中发现那人的。

        邓代军心中一惊，本能地回头叫了一声：

        “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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