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署军事督察郑灵宝在砦司令摇摇摆摆走进总联保处会议大厅时，和会议大厅里的三四百名保长、联保主任一起站立起来。周围土头土脑的保长、联保主任们他都不认识，对即将开始的这个大会他也并没有任何特殊的兴趣，但，在确知砦司令不会出山参加战区长官部的会议之后，还是风风火火地赶来了，来为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司令兼土皇帝布置一个小小的手术。

        郑灵宝站在第一排，身边不远处是会议厅偏门，偏门口站着一个手持短枪的卫兵。砦司令在副官长刘景瑞、手枪队长鲁保田和地方自治委员会副主席武起敬陪同下走进来时，门口的卫兵一下子增加到四个。会议厅里的气氛骤然变得紧张起来，至少郑灵宝感到紧张起来。

        砦司令从偏门慢步向讲台走，经过郑灵宝站立的地方时，向郑灵宝点了点头。气氛挺压抑的，郑灵宝没说话，砦司令也没说话。其实郑灵宝是想说话的，但不知咋的，在目光和司令的目光相撞的那一瞬间，有些畏怯了，只片刻的犹豫，就失去了说话的机会。待他省悟过来，想招呼砦司令的时候，砦司令威严的面孔已化作了墙一般森严的后背。

        郑灵宝还是鼓足勇气，对着那森严的后背喊了声：

        “砦……砦公！”

        砦司令立住脚跟，缓缓转过身子，慢吞吞地问了句：

        “有什么事呀？”

        他不由自主向前走了两步：

        “砦公，是这样的，我们专署……”

        砦司令没容他说完，手一挥，打断了他的话头：

        “专署的事回头再说，先开会，一年之计在于春嘛！”

        郑灵宝强压住心中的怒气和闷气，无可奈何地退回到原来的位置上，重又加入了那帮土头土脑的保长们的行列。

        大会开始。照例先唱《地方自治歌》，当歌唱到“地方自治救我民国”时，郑灵宝看到了讲台旁的电话机，骤然想起，可以让专署专员应北川通过电话对砦司令发出邀请。只要应北川能把砦司令请出广仁县城，他的计划就算成功了。

        郑灵宝有些振奋，待《地方自治歌》在“全靠圣明的砦司令”的重唱声中结束后，悄悄溜出了会议厅，在总联保处办公室里摇通了专署电话，没费什么劲就找到了行政督察专员应北川。

        郑灵宝对着电话大发牢骚，只差没破口大骂。他说，他这个国民政府委派的军事督察在砦司令眼里不如个保长，连说个囫囵话的资格都没有，要请砦司令今晚到清河县专署，只有劳驾应北川直接通话，或是驱车来请。那边应北川竟一点不火，竟连连应曰：“可以驱车前来。”郑灵宝差点把鼻子气歪了，责问应北川还是不是国民政府的行政官员？这里的八个县还在不在中华民国的版图上？这么一呛，才使得应北川改变了主意，同意打电话到会场上来，不过，临挂上电话前，还啰里啰嗦再三关照，要郑灵宝务必向砦司令讲明，自己不能亲自前来，是因为身体有恙。

        放下电话，郑灵宝长长叹了口气，嘴角浮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看来，大局即将决定了，今夜只要砦司令的车离开广仁，开往清河县城，他卧薪尝胆度过的屈辱的时日就要结束了，广清八县真正归属民国版图也就指日可待了。

        卧薪尝胆的日子只有半年，但郑灵宝看来，却长似十年。对天天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一切，他早就忍无可忍了。在他看来，砦司令与其说是搞什么地方自治，不如说是搞封建割据。在日寇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再不痛下决心铲除割据，广清的前景是非常可虑的。

        对砦司令和他治下的这块土地的痛恶，从来到这里的第一天就开始了。他记得那天应北川带着他去见砦司令，砦司令也是在这个总联保处会议厅开会——好象是开冬季保长大会。他随着应北川从前门进去，进门后既没看到孙总理的像，也没看到蒋委员长的像，倒是看到了讲台后面墙壁上高挂着的砦司令的巨幅画像。身着军装的砦司令正站在自己的画像下面训话。他吃了一惊，以为自己是到了另一个国家。

        更令他吃惊的是，砦司令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打人的屁股。在他的印象中，那天挨打的好象是十几个没完成军粮摊派额的保长和两个据说是劣迹多端的联保主任。砦司令先按着花名册叫他们的名字，叫一个上来一个。都叫齐了，砦司令桌上一拍，一口气骂了十几个“日他娘”，尔后，轰然一声命令，让卫兵们扭过他们的身子，扒下他们的裤子。十几个白乎乎的屁股一排溜展现在众人面前，展现了好长时间，砦司令才慢吞吞地发布了第二道命令：打！瞬时间，白屁股全被按倒，手执军棍的士兵们大施淫威，直打得白屁股的主人们哭爹喊娘。

        那场面真可以说是惊心动魄，军棍和肉撞击出的“劈劈叭叭”颤响，众多挨打者的嚎叫，造出了一种地狱般的气氛，硬是把砦司令的“圣明”推向了极至。

        这还不算完，全部打毕后，砦司令还要冷酷地展览那些经军棍加工过的屁股。那些屁股一个个由白变红了，斑斑道道，胀大了许多。看着那排屁股的惨样，不说那些日后有资格挨打的保长、联保主任们，就是他这个没有挨打资格的穿国军军装的军事督察也禁不住心惊肉跳。

        心惊肉跳不奇怪，他认定砦司令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他感到奇怪的是，这些挨了打的保长、联保主任们在挨了打后还得向砦司令行礼谢恩，据说事后还得向执掌军棍的士兵们付三块绵羊票的“开导费”。

        这简直是暴行，其暴虐程度可以说不亚于过去的封建帝王。

        他当即将自己的感慨向应北川说了，应北川却再三嘱咐他，要他在和砦司令见面时不要提。

        他年轻气盛，不信邪，非要提。散了会，在总联保处办公室一坐下，就老实不客气的说，政府已明令废止肉刑，在大庭广众之下打屁股既违反政府法令，也污辱国民人格，希望司令废止。

        那是初次见面，他和砦司令的关系还不象现在这么僵，砦司令虽说有些不高兴，还是笑呵呵地对他说：

        “郑督察，你不知道，本司令打他们是为他们好。本司令是他们的父母官嘛，哪有父母不打孩子的，打孩子是为了孩子好嘛！是不是这个道理？”

        他认为不是这个道理，振振有词地讲了他的道理，可他的道理讲了没一半，砦司令就不耐烦了，脸一沉，阴阴地说：

        “别说了，这里是本司令主持的地方自治区，本司令的道理行得通，你那道理行不通！”

        他还不识相，应北川给他使了几次眼色，他也装作没看见，憋着火，退一步婉转地提出：打人总归是不好的，尤其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脱了裤子打，太伤人的尊严。他建议砦司令作些改良，以后打屁股不要再扒人家的裤子。

        砦司令竟连这点面子都不给，脖子一拧说：

        “咋能不扒裤子呢！不扒裤子如何杀他们的威风？！本司令能把广清八县治理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一靠枪杆子，二靠杀威棍！就这话！”

        头一次见面不欢而散，砦司令以后根本不愿再见他了。他却不屈不挠，依然缠着砦司令不放。知道司令发行自己的绵羊票，他指出，中华民国的国币是法币，绵羊票应予废止。弄清了广清农机厂的产品不是农机具，而是枪炮后，他又不顾应北川的阻拦，三闯广仁自卫军司令总部，当面责问砦司令：造这么多枪炮想干什么？

        砦司令终于被他惹火了，有一天把应北川叫到总部一顿臭骂，尔后声明，如身为专员的应北川无力约束一个军事随员的言行，自卫军司令总部对专署和专署官员们的安全将不承担任何责任。应北川吓坏了，从广仁总部一回来，就把他找来，指明了两条路让他挑：一，立即离开专署，回战区长官部；二、留在专署，但日后少惹麻烦，少管闲事。

        他当时没吭声，请示了战区长官部游击督导处后，心一狠，认命留了下来。从决心留下来的那一刻起，他就准备不惜身家性命和砦司令决一雌雄了。他知道，对砦司令的所谓地方自治，中央和战区长官部也和他一样忍无可忍，收拾砦司令只是个时间问题。

        现在，决定砦司令命运的时刻终于到了，战区长官部终于痛下决心割除这颗毒瘤，他可以为国家，为民族一显身手了。

        应北川不知道战区长官部的“行动计划”。游击督导处李司令再三关照，“行动计划”实施前和实施后都要严格保密。他作为一个军人不能违令，至少在行动之前不能把底兜给应北川。他本不想加害于应北川，但在布置行动时，却又不能不违心地把应北川推到陷阱的边缘；不论行动成功与否，应北川都逃脱不了干系，砦司令是在应邀赴专署的途中死的，应北川跳到黄河也洗不清。然而，他可以对不起应北川，却不能对不起代表党国的督导处李司令，在党国大义面前，不论是应北川还是他郑灵宝的生死都微不足道。

        他怂恿应北川邀请砦司令的理由冠冕堂皇：商讨通过省主席的门路，促使裂河口早日解封。对此，应北川极有兴趣，砦司令也该有兴趣。应北川贩烟土，砦司令也贩烟土，裂河口不开封，两个人的利益都要受影响。只要应北川的电话打到会场，砦司令的大驾看来是非移不可。

        估计应北川的电话应该打过了，他又走到电话机旁，再次给清河专署挂电话，想知道一下砦司令在电话里的答复。不曾想，摇了半天也没摇通……

        重回会议大厅的长条椅子上坐下，已是三时多了，砦司令正给一一上台的模范保长发赏。发的全是山里产的大布，布上扎着红绸子。

        发完赏已快四点了，自治委员会副主席武起敬讲话。武起敬讲话时，砦司令闭目养神，他焦急地看着砦司令，砦司令却不看他。

        他灵机一动，拔下钢笔，匆匆写了张纸条，让台下一位年轻副官送给砦司令。

        片刻，年轻副官从台上下来了，告诉他，应专员已打了电话来，砦司令答应去，不过，可能去的晚些，得在八县贤达谈话会结束后方可动身。

        一颗悬着的心落地了，他谢过年轻副官，努力控制着情绪，尽量镇静地走出了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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