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也把刘存义和汤平这对相濡以沫的老搭档拆散了，把他们之间的宝贵友谊彻底破坏了。运动初期，他们都在阳山矿务局的红旗矿上，仍然一个书记，一个矿长，挨斗时经常在一起，关系倒还好。后来就不行了——刘存义脾气倔，吃了造反派那么多苦头仍是死不认账，不承认自己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汤平思想觉悟却迅速提高，积极要求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不但向造反派低头认罪，还把刘存义在安徽建安煤矿包庇孙成伟的事揭发出来。因此，矿务局革委会一成立，汤平就作为老干部代表做了局革委会副主任。而刘存义因为长期包庇坏分子，严重丧失阶级立场，罪上加罪，在整个矿务局系统的矿处级干部中最后一个被“解放”。粉碎“四人帮”三年了，汤平做了局党委书记，二人除了工作之外，仍是互不来往。

        然而，听说孙母邹招娣得了癌症，情况很不好，汤平还是赶到红旗矿医院来了，一下车就对医院院长交待：“对存义同志的母亲一定要照顾好，不能因为她是家属，就不尽心尽力。这老太太很不容易，从北京到安徽，又跟着我们到大西南，把存义同志五个孩子都带大了，也算是为我们煤炭事业作出过实际贡献的。”

        院长说：“汤书记，您放心，能用的好药我们一定用。”

        汤平说：“缺什么药也可以直接找我，我让局医务处给你调。”

        孙成蕙对汤平的到来感到挺意外，见汤平这么关心自己的母亲也挺感动，当时便说：“汤书记，您看您，局里工作这么忙，您还来看我母亲。”

        汤平问：“存义呢？咋不见他过来？这家伙也太不孝顺了吧？啊？”

        孙成蕙应付说：“我哥、我姐他们都来了，用不着存义干啥。再说，现在‘文化大革命’刚完，百废待兴，矿上的事太多，也顾不上。”

        汤平苦笑道：“我知道，你家存义总是故意躲着不见我，对我有情绪！”

        孙成蕙掩饰道：“汤书记，您看您说的，存义有啥情绪呀？‘文化大革命’不是过去了么，那时的事谁还会往心里去？大家不都在说嘛，要一切向前看……”

        孙成伟那当儿正守在母亲床头，加上在建安矿时和汤平又认识，觉得做了局党委书记的汤平已经亲自到医院来了，刘存义不见一下总不好。孙成伟便悄悄把孙成蕙拉到门外，要孙成蕙把刘存义找来，和汤平见上一面，道个谢。

        孙成蕙想想也是，冤家宜解不宜结，不管怎么说，当年两人总是合作过的，而且为了孙成伟的事，汤平当年也担过不少风险。于是，便到矿上去找了刘存义。

        刘存义这时正在主持召开矿办公会，骂骂咧咧地讲着安全问题，说是十年动乱乱得啥规矩都没有了，连操作规程都砸烂了，搞得井下井上一片混乱。如今拨乱反正，规矩就得重新立起来，谁敢违反就处分谁，天王老子也不例外！够开除坚决开除，不能手软！红旗煤矿要多出煤，出好煤，不能再出造反司令、反潮流英雄了！

        孙成蕙看这办公会没有马上就散的意思，让矿办主任把刘存义叫了出来，告诉刘存义，汤平特意到矿医院来看望母亲了，建议刘存义去一下医院，见见汤平。

        刘存义根本不领情，手一摆说：“算了！算了！没谈完工作，我就不见他了！再说，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除了工作关系，我不想再和他有任何来往！”

        孙成蕙婉转地说：“存义，你再想想，你们过去毕竟是老朋友，人家这回又是看望你岳母，你不见一下面好么？也太说不过去了吧？”

        刘存义头直摇：“还是不见！成蕙，你告诉汤平，井下有事，我下井了！”

        孙成蕙气道：“现在还下什么井？这么晚了？鬼才相信！”

        然而，气归气，孙成蕙也只好这么和汤平说了。

        汤平倒没疑惑，呵呵笑着说：“存义这人我知道，只要井下有事，半夜三更他也得下井。好吧，成蕙，今天我就不见存义了，你转告存义，就说我说了，哪天有空到你家喝酒，让他给我准备一瓶好酒！”

        汤平走后，一家人拉家常时，孙成伟才埋怨开了，说是刘存义实在不像话。

        孙成蕙冲着孙成伟没好气地说：“哥，你还说呢，你知道么？存义至今还落个严重丧失阶级立场的结论哩，还不都因为你。”

        孙成芬插上来埋怨道：“哥，你也真是的，咋走到哪儿就把麻烦带到哪儿！”

        田剑川劝道：“算了吧，成芬，这话别说了，大伟这十五年也不容易。”

        孙成芬白了田剑川一眼：“谁容易？你当了这么多年右派就容易！”

        孙成蕙说：“姐夫不是改正平反了吗？我们党还是实事求是的嘛！”

        孙成芬这才想了起来：“哎，对了，六婶也平反了，这事不知咱六叔知道不？听说咱六叔打从一九六四年开始就调到你们这里当了省委副书记？是不是？”

        孙成蕙说：“是的，咱六叔调来一年多就搞文革，也被整得够呛，在全省巡回游斗。到阳山市游斗时，援朝这混账东西还上台打过咱六叔一个耳光。气得我和存义三年没理援朝。”想了想，又说，“六婶这平反了，也不知他们还能复婚不？”

        田剑川摇摇头：“我看难，一九六一年六叔到安徽搞调查研究时，都到了我们红星公社了，六婶就是不愿见他。”

        孙成蕙说：“那时不愿见，是怕六叔受株连，现在可就说不定了。”

        孙成伟“哼”了一声：“我看还是别复婚好，免得日后有个风吹草动再离婚！”

        孙成蕙不悦地看了孙成伟一眼：“哥，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咋对咱六叔意见那么大？像咱六叔这样的老同志受了这么多罪，你就一点同情心没有？”

        孙成伟一本正经地说：“同情什么？像咱六叔这种大干部能吃点苦头挨挨斗，我看倒是好事，阶级斗争不斗到他们这些大干部头上，他们还得大搞阶级斗争呢！我的坏分子帽子、剑川和我六婶的右派帽子都还得戴在头上！所以，从这一点上说，我看这‘文化大革命’的好处还不小哩！”

        一屋子人都被孙成伟这话给说愣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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