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在哪里呢？一说是在他的一名司书的寓所里。另有一种说法是黎元洪有一个名叫黎本危的相好，原为汉口的妓女，起义爆发后，黎元洪藏到了黎本危的家里。

        革命军很快就打听到了黎元洪的藏身之处。对黎元洪比较不堪的记载是，他胆小如鼠，不敢担任革命军要他出任的都督，一直钻在黎本危的床底下，最后被士兵强拖了出来。

        到底是不是被“拖出来”的另当别论，但黎元洪一开始有顾虑倒是真的。说到底，他本不是一个想革命的人，更不用说担任革命军的首领了，而且那时革命军力量微小，能否抗拒强敌，以及今后能不能取得成功，都是难以预料的未知数。毕竟，革命在那个年代就是造反，而造反一旦失败，面临的下场不外乎死无葬身之地，甚至连九族。

        不用说，革命军为了把黎元洪推上台，肯定费了不少唇舌，黎元洪也一定会再三拒绝，拿自己的才能不足以担当大事之类的理由来推托。

        在推拒无效的情况下，黎元洪被枪口所逼，只得半推半就地当了革命军的都督。这当然说的是一开始。黎元洪和段祺瑞等人一样，既受旧学思想的影响，也接受过新式教育，属于半新半旧的过渡性人物。过去那些所谓绝对效忠君王的一套并不能完全主宰他们的意识，只要外部条件一变化，脑子就会转过弯来。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黎元洪逐渐接受了革命党人的良言苦劝，铁下心来决定推动革命。他在湖北谘议局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当众宣布：“我以前虽然不是革命党人，但现在是军政府的一员。我决不计个人成败利害，决心与诸君共生死。”他的这一表态顿时引得全场掌声雷动。

        思想转变之后，黎元洪认为自己能成为“首义元勋”得自于相好黎本危，对方是他的命中福星，便就此把黎本危娶进门来，做了自己的宠妾。

        荫昌不是不道黎元洪之名，可他对此满不在乎。在彰德，他对袁世凯说的是：“一个小小的协统，能掀起什么大浪？”

        然而袁世凯并非故意要恐吓荫昌。黎元洪可不是一个协统那么简单，此人通晓海陆军战术，湖北新军的编练、操演、整训等事务，几乎都由他一手筹划制定。当初南北新军组织秋操，黎元洪是南军的实际组织和指挥者。虽然在秋操中，南军略输于段祺瑞所指挥的北军，但南军的总体表现并不差，曾获得“军容盛强，士气健锐，步伐技艺均已熟练精娴”的好评。

        1911年10月16日，荫昌所部在汉口刘家庙遭到革命军的顽强抵抗。19日，在黎元洪的命令下，革命军分三路发动进攻，一举攻克刘家庙，并缴获了装有大批军需物资的数十辆车皮。

        刘家庙大捷使清廷内部又一次陷入慌乱。20日，内阁副总理大臣徐世昌秘密前往彰德，与袁世凯会晤。袁世凯通过徐世昌直接向清廷摊牌，即要他出山也不是不可以，但必须让其掌握军政大权。

        这一条件对载沣等人来说，可谓苛刻至极，但问题是这时他们手中所拥有的筹码已经很少了，而且还在一天天地不断减少。22日，湖南革命党人发动起义，建立湖南军政府，同日，陕西也宣布独立。

        局势的发展没有出乎袁世凯的预料，并且他已经事先布好了每一着棋。就在那次彰德秘密会议结束后，他把段祺瑞单独留下来，说出了藏在心中的秘密：“现在南边闹得很凶，可是要害不在南，而在北。”

        要论政治头脑，段祺瑞几乎就是袁世凯的翻版，他听了立刻心领神会：“大人的意思是说北方不能乱吧！”

        袁世凯正是此意，他知道自己出山只是时间问题，重要的是将来如何布局。段祺瑞被告知要准备率部从清江西上，在前线部队后面控制住交通线，这样进可以取武汉，退也可以左右京师。

        袁世凯的考虑是要段祺瑞借机掌控住北方局势，而从清廷的角度来说，直接调段祺瑞去湖北或许对清军取胜更为有利，因为段祺瑞多年带兵，在北洋军中拥有较高威信，同时让清江部队去湖北作战，还可以节省许多时间。

        早在荫昌准备督师南下时，就曾有人这样提议了，但载沣对段祺瑞抱有敌意，没有采纳。现在既然已抓住载沣的软肋，袁世凯就不管对方愿不愿意，干脆利落地发去了电奏：“请饬署江北提督段祺瑞，酌带得力将弁，毋庸多带队伍，克日由海道北上，径赴鄂境。”

        10月23日，段祺瑞接到第一道谕令，谕令内容几乎照搬了袁世凯的电谕。自这一天起，在短短四天之内，段祺瑞竟然接到了朝廷所发的三道谕令，他的职务也被明确为第二军总统。

        所谓救急如救火，在已经对局势失去掌控能力的情况下，载沣被迫接受了袁世凯所提出的全部条件。27日，清廷召回荫昌，另行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出征的所有海陆各军。

        “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袁世凯和北洋系终于等来了他们渴望许久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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