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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民国总理段祺瑞舍我其谁

舍我其谁

        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和革命党人虽然合力推翻清廷,建立了共和,但自合作初期开始,相互之间就不是完全信任。清帝退位后,为了对袁世凯进行约束和限制,孙中山在实践诺言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同时,又提出了附加条件,要求临时政府定都南京,以及新总统必须到南京就职。

        袁世凯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暗中指使第三镇统制曹锟在北京制造兵变,对来京接他南下的使团进行恐吓,从而迫使孙中山不得不放弃这一附加条件。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随后开始组阁。既然在定都上已经占尽便宜,他在组阁问题上就不能不做出一些让步,内阁中相对不太重要的一些部的总长职务,都让给了同盟会。

        只有那些真正掌握实权的部,袁世凯仍紧抓不放,尤其是陆军部。兵权重要,大家都知道,所以对于陆军总长一职,南北双方都极力争取。南方推荐黄兴担任此职,袁世凯坚决反对,而他反对的理由就是黄兴还不够资格。

        虽然辛亥革命带来了改朝换代、时势造英雄的机会,可是“国体虽非清社稷,朝纲仍是汉官仪”,在袁世凯主政时期,仍然特别强调资格。这种所谓的资格,又主要侧重于前清官阶,因为袁世凯自己在前清就已经出将入相,位极人臣,像他这样资格的人本来不多,就算有一两个资格较老的遗老,由于缺乏军事实力和政治资本,也难以成为他假想中的政敌。

        以前清官阶作为资格,袁世凯便给同盟会以及其他新晋官僚设置了一道很高的门槛,黄兴等人就这样被“卡”掉了。

        袁世凯的“资格论”倒不是只用于对付政敌。事实上,他对自己的嫡系人马用的也是同一标准:一般文武官僚即便什么错都没犯,也得按部就班地进行升迁,要想平步登天是不太容易的。这么做的用意,就是为了在部属的脑子里奠定根深蒂固的“旧属”意识,以巩固和提高他“袁宫保”作为老上司的威望。

        以资格来衡量,段祺瑞虽然在辛亥一役中表现突出、功勋卓著,但要当陆军总长,还得排在王士珍后面——王士珍为前任陆军大臣,段祺瑞此前则从未进入过内阁。

        王士珍也是“北洋三杰”之一。“三杰”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武备生,同时充任新军要职,又都是在袁世凯的栽培下才得以迅速发迹。不同之处则是三人的性格和处事方式各异,王士珍为人大度雍容,深沉内敛,不孜孜于名利,经常扮演卧龙先生的角色,故被时人称为“龙”。

        相对于“段虎”的锋芒毕露,“冯豹”的木讷迂钝,“王龙”的低调和淡然显然更让袁世凯放心。

        问题是,“王龙”在政治态度上与“段虎”截然相反,却与“冯豹”完全一致。王士珍也是一个保皇派,在段祺瑞发出逼宫通电后,他曾致电责备段祺瑞,称皇恩浩荡,作为清廷高官不应发那样大逆不道的电报。

        清帝退位之后,王士珍便向袁世凯递交了辞呈,虽然袁世凯对他百般挽留并退回了辞呈,但王士珍执意不肯再留于京中。

        王士珍一走,袁世凯只能属意段祺瑞,调他来北京就任北洋政府第一任陆军总长。

        作为军人出身的军界要人,段祺瑞绝非一介武夫。实际上他在辛亥革命中所展示出来的也不是用兵打仗的才能,而是过人的组织能力以及在权力场上咄咄逼人、舍我其谁的气势。

        一到北京,段祺瑞就打算提拔自己的首席幕僚徐树铮为陆军次长,但由于在内阁通不过,只得改提南方的蒋作宾。不过在蒋作宾到任前,他却抢先荐任徐树铮为陆军部总务厅厅长,同时还任命了其他五位司长。

        蒋作宾当然对此不满,段祺瑞则毫不相让,他强调总长有权委任厅长、司长,蒋作宾这个次长无权插手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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