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原本向袁世凯请了两个月的病假，期满后又续了两个月，日子久了，也就跟被革职了一样。直到1915年8月29日，他才被正式解除陆军总长一职，由王士珍接任。

        9月间，在帝制派的策动下，各地出现了劝进热潮，就连很多反对帝制的人，或者为保身家性命，或者不舍名利地位，都违心地加入了这股热潮。

        在袁氏幕府中，梁士诒是一个颇有见识也相对比较清醒的人，据说段祺瑞曾与之相约，说：“我一文一武，万不可赞成帝制，误袁氏。”现在一看若再不跟风操作就可能出局，梁士诒也赶紧跟上，亲自出面拼凑了一个帝制请愿团。

        就连段祺瑞本人都无法免俗。虽然他已脱离陆军部，但身上还有袁世凯所赏的“管理将军府事务”，在幕僚们的劝说下，他只好以此名义列名劝进。不过此后就一直保持沉默，不再多言。

        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决定接受帝制，第二天便在北京同仁堂匆匆“登极”，接受百官朝贺。那一刻，他终于把嫌弃已久的“共和”给扔到了一边。

        不久，袁世凯又进行大封赏，总计有一百二十八人被封爵，唯段祺瑞一人榜上无名。由此可见，袁世凯知道段祺瑞并非真心劝进，对他自帝制活动以来的不合作和暗中抵制的态度仍耿耿于怀。

        眼见得是“天上的喜鹊叫喳喳，地上的新人要成家”，不过还没等袁世凯咂出皇帝这枚人参果的味道，局势就突然大变。

        事情首先是由那个上了袁世凯当的冯国璋引发的。对冯国璋来说，共和没办法的事，如果能够复辟帝制倒是最好的，但他希望让清室复辟，而不是袁世凯自己来当皇帝。

        在帝制问题上，袁世凯固然不能跟冯国璋讲真话，冯国璋对袁世凯其实也存有二心。他后来从北京一回到南京，梁启超就将袁世凯阴谋称帝的筹备情形告诉了他。

        冯国璋弄清自己受了蒙骗后很生气，他大发牢骚说：“我跟老头子（指袁世凯）这么多年，牺牲自己的主张，扶保他做了元首。可他对我仍不说一句真心话，闹到最后，还是‘帝制自为’，传子不传贤。”

        传子当然是传给袁克定，冯国璋对袁克定很有戒心：“像这样的曹丕（指袁克定），将来如何伺候得了？徒然叫我两面不够人（指对清室），怎不令人寒心！”

        冯国璋甚至认为等不到袁克定继位，袁世凯就会对自己下手——以江苏地位之重要，袁世凯又如此处心积虑地加以防范，一旦称帝成功，势必要斩草除根，永绝后患。

        为了自保，冯国璋开始与云南的蔡锷、广西的陆荣廷互通声气，结为外援。

        蔡锷是西南反袁的主将，他在回云南之前，曾在袁世凯的统率办事处供职。袁世凯对蔡锷的军事才能很赏识，每天都邀请他共进午餐，当时正值“剿办”白朗军时期，关于“剿办”的一切计划情报和有关文电，袁世凯也都放心地交给蔡锷审阅。蔡锷由此洞悉了北洋军的底蕴及其弱点，认定“云南一个师，足够打败北洋十个师，就军事论，胜算决不属袁”。

        蔡锷在军事上虽有信心，但云南毕竟僻处一隅，且所养士卒不足两万，一旦举义，就要与十万北洋军为敌，所以他特地与冯国璋订立密约，说明只要南京率先出兵反对帝制，云南必第一个响应，以收互相牵制之效。

        冯国璋在这件事上比较谨慎圆滑，不想轻易表态。他起初的算计就是按兵不动，待到蔡锷等人和袁世凯闹起来，再坐观成败，从中渔利。

        可是冯国璋手下的两名幕僚却跟幕主想的不一样。这两名幕僚，一为冯国璋的秘书长胡嗣瑗，一为机要秘书潘若海，他们是康有为的学生和心腹，均为地道的清室复辟派。

        冯国璋与康、胡、潘观点一致。自康有为介绍胡、潘入幕后，他对二人极为信任，他在江苏督军任内，所有文电皆由这两位秘书代拆代行，公私图章大印也均由胡、潘负责掌管。

        康有为这一支清室复辟派的前身是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当年因为袁世凯告密，维新派吃了大苦头，以后时时酝酿报复。见冯国璋首鼠两端，不肯先发，潘若海就背着他，以冯国璋的名义给蔡锷拟写了一份电报，上写：“宁已出兵，望公速发。”

        这份电报用的是江苏督军署的官印稿纸，盖的也是督军署大印，并由潘若海亲自送到上海租界邮局（时称电报局）拍发。电报局一看上面盖着印，也不问真假，便将此密电发至云南昆明。

        密电到达时，蔡锷已做好了独立的准备，看了假电报，他赶紧按照密约进行誓师。12月25日，蔡锷宣布云南独立，同时在昆明成立护国军，由他亲自统率，向四川发动进攻。

        护国军入川后，大破曹锟、张敬尧等北洋军，可谓势如破竹，旗开得胜。这时蔡锷不见江苏出兵，便去电询问冯国璋因何失信，而冯国璋却被弄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此事纷传沪、宁、川、滇各地，一时引为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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