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一战”开始时，大家都还押不准到底谁输谁赢。进入1917年，当“一战”的对立双方都打得精疲力竭的时候，美国参战就表明大战已近尾声，鹿死谁手变得非常清楚了。段祺瑞认为，要使山东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中国就必须有机会参与战后的和会，从而与日本争夺失去的权益。

        即便不考虑山东问题，中国继续保持中立也不明智，因为“将来协约国取得胜利，中国将成局外之人”，而中国参加，“那将迥然成另一局面。到时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和会上有我一席之地，必将提高中国之国际声誉”。

        民初时的中国，仍然是一个被世界列强所看不起的国家。尽管客观地讲，以彼时中国的实力，一旦宣战，根本不可能耗费大量金钱，或者派大批军队到国外去作战，当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列强对中国的看法，可是国际地位及权利总有望得到提高，也有分享战胜国所应享有利益的希望。

        除此以外，段祺瑞还有经济上的其他盘算。“一战”爆发后，德国成为与银行团其他成员对峙的力量，五国银行团实际成了四国银行团（英法日俄），第二笔善后借款也告吹了。倘若不是袁世凯整顿财，加强税收，并发行国内公债，政府差点就维持不下去了。

        接下来的护国战争“耗费国帑甚巨”，而地方上本来应解送中央的税款，也被各省截留。发行内债吧，旧债尚未整理完毕，续募新债自然无人搭理。

        民初主要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代理国库，但自袁世凯称帝，两家银行一共仅剩下两千万元的现金，为维持军政费用，只得停止汇兑，也就是说它们发行的纸币不能再与现银同价流通使用。加上投机商人操纵其间，纸币价格时涨时落，老百姓受损颇巨，以至于“手持国币不能买斗米升粟”。

        可以说，段祺瑞从袁世凯手上承接的就是一个烂摊子，除了向四国银行团续借外债，他没有其他办法可想，然而四国银行团除日本外，全都在欧洲忙于战争，并且本身国内财政也很困难，并无能力再借款给中国。

        当时有能力对华借款的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美国。日本当政的大隈内阁是“二十一条”的提出者，主张以强硬手段对华交涉，段祺瑞本人在“二十一条”闹得沸沸扬扬之时，又是坚决的主战派，他领导下的政府当然不可能主动向日本开口借钱。

        美国成了唯一的选择，在驻公使顾维钧的努力下，段政府分两次向美国借了五百万元。这件事本来是在内阁秘密讨论通过的议题，可是时任内务总长的孙洪伊为了在市场上谋取厚利，却故意向外界放风，结果此事就被银行团给发现了。

        善后借款协议之苛刻之处在于，它附加了很多额外条件，就像绳索一样左一道右一道地把你绑起来。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中国不能与银行团以外的国家签订政治性质的借款合同，美国不在四国银行团之内，就被认为违反了协定，四国银行团当即向中国政府表示强烈抗议。

        没法再向美国借了，而已经到手的区区五百万元又不足以应付政府的日常开支和急需——这笔钱是1916年借到的，当年就花得差不多了。到1917年前后，中国政府的财政困难已达极点，段祺瑞及其内阁也一度到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地步。

        通过与包括英美在内的协约国方面的接触，段祺瑞得到启示，即只要中国参战，不仅可获得协约国集团财政上的“援助”，还能缓付庚子赔款和提高关税。

        正是有了这些深思熟虑，在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游说之前，段祺瑞就已决定参战，并让张国淦写出提纲，以备在国务院范围内进行讨论。当芮恩施拜访段祺瑞时，他发现这位中国总理已经在考虑与德国断交的可能性。

        需要提出的是，美国的参战劝告针对于所有中立国，没有强邀中国之意，提供援助的许诺也不是其政府的本意。而后，在其他重要中立国均未响应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反过来又劝告中国无须单独与美国保持一致，并暗示芮恩施在此问题上推动过头。

        对段祺瑞而言，响应美国的参战劝告是加入协约国阵营的一个机会，岂可放过，至于“单独”与否，本来也不是他考虑的重点。1917年2月9日，中国向德国政府发出照会，对德国的潜艇正式提出抗议。这一行动非常果断迅速，事前连协约国公使也未听到风声。同日，在给芮恩施的回文中，段祺瑞也明确表示了打算参战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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