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与章宗祥见面，西原提到，中国目前最困难的就是财政，而要整顿财政首先就需要一笔款子，如中国要借款，日本可以施以援手。

        包括善后大借款在内，中国所借外债向来都拿不到实数，总要被七扣八扣减掉许多，这也常常会被外界认为是经手人拿了佣金或“回扣”，具体到向日本借款，则更为敏感。对西原主动要借款给中国政府的提议，章宗祥事先没有心理准备，不敢贸然答应，只好推托说自己怕因此遭到猜疑，不愿涉足其中。

        西原真是有够贴心，过了几天又对章宗祥说，他已经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借款时十足交款，答应借多少，实际付款时就给多少，中间不再给经手人佣金，如此经手人就可以干净了。

        西原同时声明借款不涉及政治，不需要抵押。如此优厚的借款条件，段政府乃至之前的袁政府还从未遇到过，正好政府又处于极度缺钱的当口，岂有不笑纳之理？

        西原在日本本国的操作没有任何问题。除了寺内对他言听计从外，大藏大臣（即财政大臣）胜田主计原在朝鲜帮寺内主持理财工作，从那时起，他与西原的关系就十分密切。在大藏省内，西原可以随便命令和指挥胜田的幕僚，也能让银行人员听从他的命令办事。

        需要避开的还是国际财团，因为按照善后借款协议，四国银行团中的任何一国都不能单独对华进行政治借款。西原虽然口口声声借款不涉及政治，可是也怕银行团知道后会大加诘责，所以只能秘密办理。

        这时在日本控制的范围内，有三家专营长期投资业务的特种银行，分别是台湾银行、朝鲜银行和日本兴业银行。经过研究，便决定由三家银行借款五百万元给中国交通银行。

        双方商定后，西原一个电报发到东京，胜田马上回电同意。这是寺内上台后，通过西原之手借给中国政府的第一笔款项。

        借款办理得如此顺利，出乎北京的意料，也使得段政府进一步确证了寺内内阁的政治信用。一拿到款项，段祺瑞立即派吴光新拜访日本驻华公使及天津驻屯军司令官，以表达自己“认真与日本合作”的态度与决心。

        对于西原和日本政府而言，第一笔交通银行借款是其表达“诚意”，让中国消除戒心的见面礼。自此以后，西原在段政府面前的地位和影响力得到大幅提升，他开始更积极地促成中国对德宣战。

        日本本身是协约国成员，站在协约国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角度，西原一直担心中国被德国所诱惑，把丰富的资源和劳动力提供给德国，从而对协约国产生不利后果，所以他在为借款奔走的同时，一直努力劝说中国参加协约国。

        不过寺内内阁想的与西原却不完全一致。寺内固然不乐意中国支持德国，可要是中国加入了协约国，反过来使日本在山东的权益得而复失怎么办？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为了游说中国参战，尚能背着政府夸下“援助”的海口，西原与高层关系紧密，可以做到言出必行，反倒不能这样信口许诺，因此在段祺瑞决定参战之前，其实并没有得到过日本将全力对华“援助”的确切保证。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政府开始对日方的“好意”产生疑虑。时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一手经办了交通银行借款案，可是也对寺内内阁的新政策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章宗祥更曾电嘱曹汝霖，认为西原虽然神通广大，但终究不是外交上负责任的政府人员，勿太过信任，致生波折。

        在段内阁中，曹汝霖、章宗祥均被视为亲日派，连他们都这样谨慎，段祺瑞更不会冒险把参战与日本“援助”相联系。实际上，他这时候主要想依赖的还是美国，指望得到的也是芮恩施所说的“援助”。

        在发出对德抗议前，日本政府虽然接到了中方的通知，但二者仅隔五个小时，表明到此时为止，北京政府并不把日本的意见作为参战的必备条件。这可把西原给急坏了，他数度向寺内内阁提出建议，认为如果坐视中国被美国拉进协约国，只会使好不容易打下的一点点“亲善”的基础发生裂痕，他先前的种种努力也算白费了。

        原先日本政府不放心的主要还是山东问题，寺内内阁为此相继与英、俄、法、意达成谅解，获得了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利的保证。有了这一保证，寺内决定接受西原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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