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的鼻子歪掉了，气歪的。1917年3月4日，他率全体阁员直接来到总统府，请黎元洪在绝交案和节略上盖印。黎元洪浏览了一下绝交案，看到有“对德绝交”几个字，马上拒绝盖印。

        段祺瑞和内阁不干了，双方大吵了起来。这是一种互相叠加的情绪反应，你给我九分厉害，我就还你十分颜色。一向显得窝窝囊囊的黎元洪也一反常态地发了火，声音非常严厉。

        黎元洪强调依照临时约法，他有宣战媾和的特权。内阁亦不示弱，说你有特权不假，但我们实行的是责任内阁制，约法有明确规定，总统必须尊重内阁的决定，你现在这样轻易推翻内阁的决议案，不是目无内阁吗？

        一名阁员说到激动处，甚至拍了桌子：“总统简直优柔误国！”

        这句话算是道出了段祺瑞的心声，他对黎元洪说：“总统既然不信任我，事事和我作梗，国会又处处找我麻烦，和我背道而驰，这样的国务总理我是没法干下去了。”

        段祺瑞愤而辞职，并于当晚坐专车去了天津。

        得知段祺瑞出走，黎元洪那些不知轻重的幕僚们都乐坏了，他们纷纷怂恿黎元洪趁机改组内阁，换一个听话的总理上来。

        对于换人，黎元洪内心里求之不得，他征询了徐世昌和王士珍的意见，准备请二人中的一人出任总理。可是徐、王均为政治场上的老手，谁也不愿跳这个火坑，另一边，各省军民长官则发来通电，要求挽留段祺瑞。

        压力一大，黎元洪照例又撑不住了，只得请冯国璋亲自到天津劝段返京，同时承诺不再干预内阁确定的外交方针。

        冯国璋到天津后告诉段祺瑞：“只要国会能通过对德绝交案，总统当会依法执行，决不会加以干涉。”

        见黎元洪已经让步，段祺瑞也赶快见好就收，随冯国璋返京重新办公。回京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国务院、外交部名义致电日本政府，提出“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日本政府的答复是中国政府应先行对德绝交，至于绝交后的权利义务问题，到时可与协约国方面协商解决，中国不必事先提出条件。

        接下来，段祺瑞亲自出席参众两院秘密会议，提出对政府外交政策的信任案，此案在两院分别以多数票得以通过。1917年3月14日，北京外交部正式照会德国公使，宣布对德绝交。

        与德绝交之后，中国随即接收天津、汉口德租界，停付德奥庚子赔款，同时封存德国在华公产，接收德国在华轮船及其他军用财产，算是获得了加入协约国的阵营的一些初步利益。

        在段祺瑞的计划中，绝交只是第一步，宣战才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但黎元洪认为绝交是他在对德问题上的底线，反对采取进一步的宣战步骤。

        这时不仅黎元洪，朝野各界从中央到地方，绝大多数人都反对宣战。当然具体到每个派别和实力派人物，在出发点和考虑角度上都会有所不同——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主张中立，目的是不希望段祺瑞在外交政策上再取得成功，从而提高其威望；西南诸侯担心，段祺瑞取得协约国的同情并获得日本的援助后，会对西南贯彻武力统一政策；北洋系虽被段祺瑞倚为靠山，但包括冯国璋、张勋在内的北洋军头或不真心支持参战，或直接把电报打给国务院予以反对，其真实理由却是害怕抛弃地盘，以及带兵到遥远的欧洲去送死以及消耗实力。

        就连向来与段祺瑞保持一致的徐树铮，也出人意料地与幕主唱起了反调。徐树铮虽非留德学生出身，却非常崇拜德国。他认为德意志民族优秀，科学进步，绝无战败之理，因此屡次上书段祺瑞，主张不可参战，应严守中立。段祺瑞大怒，曾当着徐树铮的面，将他的报告书扔到地上。

        徐树铮素为段祺瑞之灵魂，此前别说扔他的报告了，连重话都不会有一句。这一罕见的举动，也表明了段祺瑞所面临压力之大。

        就在段祺瑞感到孤立之际，梁启超突然登门拜访，再次以实际行动支持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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