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勋宣布复辟的当天深夜，月光溶溶中，一辆专车秘密驶进马厂车站。一个身材瘦削、身穿军服、腰佩军刀的老者走出车厢，这就是时年已五十多岁但依旧精神矍铄的段祺瑞，他即将在马厂揭起个人也是民国历史上的又一部光荣篇章。

        李长泰率第八师中级以上军官早已在车站迎接，因为师部距车站尚有两公里，李长泰特地备了车马供段祺瑞等乘坐。段祺瑞拒绝乘坐马车，而愿与众人一道步行。其间第八师的那对亲兄弟一直紧随段之左右，以为护卫。

        有了能够打仗的兵马，最好还要有擅草军书的圣手。第二天午后，梁启超如约而至，段祺瑞在师部门口对他说：“任公（梁启超号任公）此来，大振军威。”梁启超笑言：“打仗我是不行，我来给总理当个小秘书吧！”

        梁启超稍事休息，即动笔起草讨张通电。1917年7月3日，该通电以段祺瑞的名义发表，被称为“马厂誓师通电”。

        虽然段祺瑞已经不当总理，但各省的督军、师长、旅长，不是他的门生，就是他的旧部，所以电报发出后，立刻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响应，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冯国璋也于当天通电讨逆。

        冯国璋尽管一直抱着深深的“故君之恩”甚至“还政于清”的想法，可是复辟真的实现了，情况与他设想的却又大相径庭。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几乎每个人都想往上爬，冯国璋当然也不例外。他以前之所以希望让清室复辟，除了感恩图报这一点外，更重要的还是想借此爬上更高的爵位。可是复辟之后，张勋已自任内阁议政大臣兼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冯国璋得到的只是“锡封”一等公、“奉派”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这意味着他还得在张勋手下称臣。

        要知道，他冯国璋可是民国副统，遇到合适机会，还可以顺利地爬上大总统的宝座——时为大总统的黎元洪已经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并发表通电请他代行大总统职权。

        冯国璋不笨不傻，对这些问题岂能看不清楚，因此对复辟王朝的那些任命并不接受。在讨逆通电中，他更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国璋今日不赞成复辟，亦犹前之不主张革命……中国政体已走共和，不容许再有皇帝。”

        同一天，段祺瑞又发表了一篇长达两千三百余字的“讨逆檄文”，该文仍然出自“笔端带有魅力”的梁启超之手。民国时，某著名报人的一支笔被赞誉为“胜抵十万军”，或许有些夸张，但在马厂誓师时，梁启超所起草的这些通电和檄文确实对讨逆起到了很大作用。

        当时梁启超曾经的老师康有为正在北京为复辟出谋划策，并与张勋一起被吹捧为“文圣”、“武圣”。有人便对梁启超说，先生您投笔从戎，痛斥复辟党人罪恶，不留余地，壮则壮矣，可是不知道令师会作何感想。

        梁启超毫不犹豫地回答：“师弟之谊虽存，政治主张早异，我不能与吾师同陷泥淖中也！”

        段祺瑞前往马厂的同时，还派人到保定联系了曹锟。曹锟的第三师为北洋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张勋召集第四次徐州会议时，曹锟曾派代表参加，而且传说同张勋已有过默契，张勋还答应事成即让曹锟当直隶总督。

        张勋完成复辟后，直隶总督由其自兼，只给曹锟封了一个直隶巡抚的职务。不管传说确实与否，总之曹锟没看得上这个职务，段祺瑞的使节一到，他马上同意参与讨伐。

        7月5日，段祺瑞回到天津，正式成立讨逆军司令部。天津这个商埠一变而成为政治中心，凡和段接近或拥护民国的军政要人，都聚集于司令部，开会讨论，忙个不休。讨逆军司令部设于原直隶省长兼督军公署内，为了接运要人，公署里的汽车都不够用，不得不包用汽车行里的出租汽车，最后天津汽车行的出租汽车几乎全部被包光了。

        黎元洪听从张国淦之计，下令段祺瑞复职讨逆。携带这一命令的密使已在天津等了三天，但一直不敢直接面见段祺瑞，只好请张国淦予以疏通。

        听张国淦说明事情经过，段祺瑞余怒未消，他气冲冲地说：“局势变成这样，都怪他姓黎的无能，他今天还能够算总统吗？他已免了我的职，凭什么我还要接受他的命令？我难道不可以叫几个军人通电推戴我举兵？”

        张国淦不愧其“千年和事佬”之名，他先让对方宣泄完火气，然后才冷静地分析说，黎元洪不管有什么过错，但他现在仍是总统。如果讨逆军方面不依正轨，不按总统命令自行讨伐张勋，必然名不正言不顺，会产生严重后果。

        段祺瑞说靠几个军人通电推戴就能举兵，张国淦一针见血地指出：“军人的推戴是不合法的。今天靠军人推戴，乱平后大家恃功而骄，岂不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何况所能取得的推戴，不过是北方几省，西南方面仍是承认黎总统，一定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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