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约上本来说好华工不直接上前线，但许多华工到欧洲后却被要求在前线挖战壕。威海卫方面的华工就面临着这一境遇，而且他们挖战壕的地方已在敌军步枪射程之内，有些地方与敌方战壕的距离甚至不超过五十码，实际就在最前线。

        挖战壕非常辛苦，壕不挖到一定深度和宽度，工人就不能出来。尤其是遇到雨雪天气，壕内泥浆没膝，轮班睡觉时只能站着睡。相比之下，在前线负责打仗的英国士兵只须在挖好的战壕里守护阵地，军官和机关枪手更轻松，可以在后面盖好顶棚的战壕中或坐或卧，有些还能玩扑克、讲笑话。

        初上前线时，英国人还吹牛说他们发明的坦克厉害无比，德国则没有，等英军的坦克车多了，就要对德军发动大规模进攻。谁知在圣诞前夕，德军也有了坦克，而且一开上来就是一长串。华工发现后找监工的英军，英军却统统不见了踪影。众人只得仓皇后撤，一气跑了三十多里路，才撤到分区司令部。

        到了分区司令部一看，几名英国军官连住处都找好了，正在让勤务兵给他们铺床哩。由于未能及时得到通知和保护，华工中仅工头就有四人受伤，大家对此非常生气，便集体向司令部告状。

        英国人自知理亏，第三天便安排华工到后方去转运粮食和军需。后方的危险性虽然不及前线，可是劳动量并未降低，更令人无法忍受的是，英国监工和管理人员把中国人当牛当马，在工人们已完成计划中安排的工作后，既不准他们提早散工，也不允许休息。华工但凡提出一点正当要求，都会遭到打骂乃至惩罚。

        有一名华工以前做过教书先生，大家都称呼他为“先生”。“先生”不仅有正义感，而且擅长中国武术，在他面前，连身材高大、自称精通拳术的洋人都占不得分毫便宜，因此大家都很敬重“先生”。

        见受到欺负的工友们个个气愤难平，“先生”告诉众人先不要轻举妄动：“闹尽管闹，可是在没有计划好的情况下万勿动手，因为英国人显然想打我们一个下马威。”

        “威海卫华工营”的营长是个英国军官，名叫李笛亚迪，此人是个贵族出身的大学毕业生，受过短期军训，平时很会摆架子，但实际上却非常胆小，遇到形势严重时，会立即改变方向。“先生”摸透了李笛亚迪的性格脾气，就决定从他身上打开缺口。

        第二天一早，在“先生”的策划下，华工拒绝接受分派的工作，同时齐声高喊：“吃不饱，做不动，要减少工作。”李笛亚迪先是不以为然，答复说：“英国食品营养好，肚子没装满也不致缺乏营养，而且英国工头也是一样吃法。”

        工友们早就料到他会如此敷衍，马上质问道：“我们也做英国工头那样的轻微劳动，行不行？”

        李笛亚迪一看情况不妙，赶紧改口：“不要乱，不要乱，好好上工去，我去同司令部商量再说。”

        工人们这才答应开工，但是当他们中午回营时，却发现营房外排列了许多荷枪实弹的英国兵，进营房后，又见到一位工友被华工营的英国大队长以造谣生事为由打得周身青紫。

        众人目眦尽裂，发一声喊“大家打”，大队长立即被拖到操场上，起初是拳打脚踢，后来就用他打人的那根棍子，朝他全身乱抽，而且边打边数落他的罪状。洋鬼子吃痛不过，只得磕头求饶，答应永不再犯，工友们这才撂下他去吃午饭。

        英国佬素来欺软怕硬，包括李笛亚迪在内，在同伴挨打的时候，全都躲得远远的，不敢露面，直到华工去吃饭，几个英国工头才不声不响地把大队长送去医院。

        吃过中饭，工友们有的洗衣，有的下棋，有的整理房间，有的拉胡琴，就是没有一个人肯开工。李笛亚迪把中方翻译叫过去，问华工们准备怎么办。翻译告诉他：“不撤兵，不加口粮，就不开工。”李笛亚迪用可怜巴巴的语调说：“这些事不是我能做主的呀！”

        恰巧此时前线急需运送给养，连同下午耽误的，共须装七十辆车。李笛亚迪急得满头大汗，赶紧又请翻译过来商谈。翻译说：“工人都是讲情讲理的，只要合情合理，事情没有什么难办，错就错在大队长不该打人。”

        见事情似乎还有回旋的余地，李笛亚迪提起了精神：“你这个话有把握吗？”翻译说：“我是中国人嘛。中国人把情理二字看得非常重，不讲情理就会拼命，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李笛亚迪答应到司令部去报告。不到半个小时，营外的英国兵果然全都撤走了。李笛亚迪又返回对翻译说：“口粮没有问题，要紧的是今晚要装出七十辆车的给养去。”他还说，“司令部怕大家太辛苦，预备派一百个英国兵来帮忙。”

        李笛亚迪已经意识到，这场中国人的“骚乱”背后一定有带头人，但他不知道是谁。问翻译，翻译矢口否认：“没有带头人，是大家的公愤。”

        其实“先生”就是带头人和工友们的主心骨。在听翻译说完经过后，“先生”说：“该收帆了，我们也该露一手给他们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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