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一情况，段祺瑞急忙授意再次在天津举行督军团会议，以商讨应对之策。会上督军们在口头上仍坚持要南征，当谈到谁来当前锋时，大家都公推奉军。与会的张作霖一听，马上表示自己只愿当各军的预备队。

        各军在前面耗实力，奉军在后面捡现成便宜。其他督军没有一个会犯傻到连这点小心眼都看不出，于是都不乐意了。

        与会者吵吵闹闹，始终没有找到一个肯当先锋的人选。不过大家有一点倒是相当一致，就是向北京政府索要军饷。

        督军团倒也不是完全在借机要挟政府，自古以来，打仗都不能没有军饷，这跟吃不上草料的马没法跑路是一个道理。于是段内阁又在钱的问题上动起了脑筋。

        其实在段祺瑞重新组阁前后，北京政府可以说就是依靠着对日借款而维持下来的。即便这样，一旦遇到计划外的大笔开支，仍然不敷使用，比如这次天津会议，督军团一开口就是一千五百万元。为此，西原提出了一个以“币制借款”为准备金，在中国国内发行“金本位纸币”的设想。

        当西原征求时任交通次长的叶恭绰的意见时，叶恭绰问他：“实行金本位，是不是需要铸造金币？”

        西原回答：“不必，可以日本金圆做准备。”

        叶恭绰认为这就是个问题，因为日本并不是一个产金国家，自己也缺乏生金，以日本金圆做准备并不可靠，同时从中国这一方面来说，“若不造金的硬币，那金纸币所代表的是什么呢”？

        接着他又向西原提了一堆“纯技术”问题：例如若以日本金圆做准备，国际比价怎样定法？中国金币和日本金圆的比价又怎样定法？

        西原是政治幕僚，不是财政专家或经济学家、银行家，顿时被问得哑口无言。

        不过西原的设想还是得到了新交通系首领、时任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曹汝霖的赞同。曹汝霖遂向段祺瑞建议实行币制改革，其主要措施是成立币制局发行金币券（即西原所说的“金本位纸币”），数额为两亿四千万元，同时向朝鲜银行借款八千万元为三分之一的准备金。

        有了这两亿四千万元，段祺瑞自然就不愁给督军团发军饷了。他接受曹汝霖的建议，随后就让人拟制金币券发行条例，交冯国璋公布施行。

        不料金币券条例公布后，立即遭到了四国银行团的反对，四国银行团认为中国要搞币制改革必须事先征得它的同意，不能单独进行。日本迫于西方国家的压力，宣布对于“币制借款”暂时不做考虑，同时将西原撤回了国内。

        因为夭折的“币制借款”，一直以来北京政府都在向日本秘密借款的事也被报界披露出来，一家通讯社还发表了“二万万亡国大借款”的消息。消息一出，顿时举国哗然，人们对于“二十一条”的遗恨被重新勾起，抗议浪潮此起彼伏，对段内阁乃至段本人的声誉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张作霖这次参加天津督军团会议，无意中发现一个惊人的秘密：从段祺瑞重新组阁起，徐树铮一共代领奉军军饷550万元，但奉军只收到180万元。

        少掉的那370万元到哪儿去啦？原来都被徐树铮拿去“经营”国会选举和编练“参战军”了。

        事情还不仅限于此。六个新编奉军旅有两个旅归参战督办处统辖，徐树铮把这两个旅的旅长位置都给了他的士官同学。有人便向张作霖告状，说徐树铮挖了奉军的部队，“徐、杨（杨宇霆）合谋，内外结成一气，并将部队挖去两个旅，而杨另有所图，乃大患也。”

        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虽然徐树铮曾送来一份“大礼”，可账算到最后，自己竟然吃了一个更大的暗亏。张作霖气得直跳脚，他先去段祺瑞面前告状，段祺瑞却很诧异地对他说：“他是副司令，你不在，当然由他行使职权。不然，何必设这么一个副司令呢？”

        张作霖被驳得哑口无言，只好又直接把徐树铮找来算账。以为真相败露后，对方会惊慌失措乃至讨饶，没料到徐树铮竟然也表现得理直气壮，毫无愧疚之感。

        在徐树铮看来，自己对奉军和他老张算是不错了。奉军自入关之后，就不断地向他要饷，而他不得不为此到处张罗，最紧张的时候曾派人分赴江、浙筹款。可是饷项发了，奉军却又不积极作战。这使他感到奉军实际不起作用，反而成了一个只知要钱的包袱。

        二人大吵一通，张作霖吼道：“从现在起，你就不再是副司令了！”随后，张作霖将徐树铮、杨宇霆双双免职。六个新编旅除归参战督办处统辖的那两个外，全部收回。本来他还想向徐树铮索要少掉的那些军饷，经段祺瑞从中说情方才作罢。

        就在后院火光遍地的当口，前线也出现了更加不令人省心的情况。1918年8月7日，吴佩孚发表了致李纯的“阳电”。在电文中，他公开打出议和的旗号，痛斥皖系主战派的“武力统一”政策，指责其“耗资数千万、糜烂十数省”，“实亡国之政策也”。

        “阳电”如同一篇讨段檄文，对段祺瑞的痛骂程度甚至超过了西南方面和“长江三督”。

        8月21日，吴佩孚又联合冯玉祥等十五人通电全国，再次呼吁停战，并要求冯国璋以大总统身份“颁布通体一国罢战之明令”。

        对于吴佩孚等人的呼吁，冯国璋当然不便直接答复，但西南方面和“长江三督”都纷纷响应起来，对段内阁造成了极大压力。

        面对吴佩孚咄咄逼人的电报战，段祺瑞起初保持沉默，想借助于调解，与吴佩孚达成谅解。尔后见对方的势头越来越猛，只好用老师和长辈的口吻发电斥责吴佩孚，说：“师长职位卑小，不应对时局妄发议论。”同时又退而及己：“尔从吾多年，教育或有未周，予当自责。”

        段祺瑞自称老师，吴佩孚却不想给这位“老师”留面子。他在复电中称，他之所以要通电主和，其实就是仿照了“我师”当年通电宣布共和的例子——都是您老教育我这么做的，您现在就别再自怨自艾了。

        吴佩孚的反手一巴掌，直接就把段祺瑞的军事指挥权威给扇掉了。8月31日，段祺瑞被迫宣布暂停对南方用兵，他的武力统一政策再次以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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