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的贸易主要掌握在山西人手里。晋商很善于做生意，他们常常利用赊账方式来引诱蒙古人，就是不要现款交易而容许他们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先买去，只规定在一个时间段必须归还。蒙古人因为不用现款即可拿到所喜欢的东西，于是就放开量地买，需要的买，不需要的也买，晋商因此在外蒙古生意鼎盛。

        蒙古人不用货币，都是实物交易，晋商就趁机以此蒙骗他们。比如，价格议定是100头羊，到年底偿还时，晋商就牵走140头羊。蒙古人不解，问为什么要多牵走40头羊呢？晋商回答说：“羊要生小羊啊！当时的100头羊，现在多生40头，不是很公道吗？”

        这话当然是极不合理的，难道100头羊不需要喂养？而且不到一年，就要增加40头羊的利息，也实在太黑了一点。

        蒙古人虽然多疑，可是本质非常老实，听了晋商的话还觉得挺有道理，就任他们牵走了140头羊。

        徐树铮认为这样欺负蒙古人不行，他一面要求蒙古人不得赊欠，以免今后背负重利；一面勒令晋商等从内地来的商人诚实经营，即便蒙古人有赊欠的情况，也不许到付账时索取额外的羊。

        徐树铮同时注重改善外蒙古当地的经济和生活状况。他设立边蒙银行，发行以骆驼队为图案的钞票，又从德国聘来一位教授进行调查，拟定了逐步开发外蒙古地下资源的计划。

        外蒙古市场上原来乎没有蔬菜。发现这个问题后，徐树铮便在可以种蔬菜的地方引种天津大白菜。两年以后，大白菜即成了当地的大众食品。

        徐树铮本来还有一个规模更大、更能保证外蒙古长治久安的计划，这就是移民塞边。

        至1920年，西北军已扩充至五个混成旅（新成立的第五混成旅只有一团新兵，实际仍为四个混成旅）。按照徐树铮的设想，五个混成旅将分别驻守外蒙古的五个地区，这五个地区又分为五个道尹驻在区，以混成旅旅长兼道尹。道尹以下再设县，每县驻一个营，营长兼县长。

        至于士兵，他不仅将分给每人一份土地，还会从内地挑选适龄女子，送至外蒙古与士兵结婚，从而使得西北军的士兵逐渐成为当地的居民。

        移民塞边的计划听起来不错，但需要一定的经济物质作为保障。外蒙古地方贫瘠，西北军若整军常驻于此，仅饷械一项就难以筹措。先前徐树铮之所以要求统辖西北各省，就是想解决这一问题。

        如何生财成了徐树铮的一块心病，他只好仍回北京打主意。这次，段祺瑞把靳云鹏和徐树铮一同找来，对西北军的军饷、驻地问题进行会商。段祺瑞本来也有自己的想法，但他很快就被徐树铮说服，表示赞同按徐树铮的计划行事。于是徐树铮就按边防督办的名义，照计划拟了一份文件，交给靳云鹏批阅。

        靳云鹏说容我考虑考虑，就把文件留下了，之后再无回音。

        徐树铮很不痛快，就又去找总统徐世昌。徐世昌是清末时的老官僚，在宦海浮沉多年，早就掌握了一套被人叫作“琉璃球”的办法，也就是遇到不想办的事时，就给你来个模两可，不着边际。

        徐树铮固然才气高、能力强，可同时也具有恃才傲物，不太善于和人打交道的性格特点。见徐世昌也对他如此敷衍，一生气便脱口而出：“当年不是树铮多事，到处奔走，总统今天还在辉县（徐世昌的隐居地）享清福呢，何至为国事操心，这样大的年纪，还要着这份儿急！”

        徐世昌听出徐树铮在拿话讽刺他，不由面红耳赤，忙期期艾艾地解释道：“这是边防军的事，不是西北边防军的事（意指徐树铮越俎代庖，使用了段祺瑞的职权）。你这样把持，要把翼卿（靳云鹏的字）搁在哪儿呀？”

        “段爷那里已经说好了，没有问题，我可以完全负责。”徐树铮一顶上了牛便不肯再退下来，“总理和陆军部有点故意留难，我才来麻烦总统。如果都不负责，将来还怎么办事呢？”

        见徐树铮抬出“段爷”，徐世昌拉下了脸：“你找督办说去吧。”

        徐树铮闻言一跺脚：“也好，反正势在必行。总统和总理既然对国家大事不敢负责，难怪国会方面辄有烦言了。”

        众所周知，徐树铮对“安福国会”的操纵能力，因此这句话在徐世昌听来分外刺耳，那意思分明就是在说，我小徐能把你老徐扶上台，就有本事把你赶下台。

        徐世昌尽管很有涵养，但徐树铮一走，还是忍不住大发脾气，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徐树铮也太目中无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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