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了半天火,却发现火有可能会烧到自己,徐世昌心里有些发毛了。他赶紧给曹锟、张作霖、李纯下达电令,要三督入京共商大计,实际是希望说和各方,以便不让事端越出自己可控制的范围。
在徐、靳一手挑起的新直皖冲突中,直军仅仅是先过河的卒子,在它后面,赫然还有一个以“三督为重”的十三省反皖同盟。
吴佩孚保定集会,其实就是十三省反皖同盟的一次大示威,在会上,他们向皖系提出了一系列条件,要求予以满足,其中核心的两条是解散安福国会以及罢免徐树铮。
收到徐世昌的命令,李纯称病告假,曹锟则推说要抚慰归来的部队,不能轻离保定,最后欣然赴约的只有张作霖一个。1920年6月19日,张作霖打着“调停时局”的旗号,在卫队的前呼后拥下,乘专车抵达北京。
其后徐树铮出任“西北筹边使”,令张作霖对他有了防范之心。靳云鹏与张作霖是儿女亲家,一向过从甚密,便趁此机会对张作霖吹风,说徐树铮在西北发展势力,意在由西蒙直捣东蒙,夺取被奉军视为后路的吉、黑两省。张霖听后,对徐树铮的敌意更甚,也由此成为反皖同盟中的重要一员。
段祺瑞几度出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就全国各地的督军来说,有关请饷、领械、编制队伍……几乎没有哪一件事不要通过陆军部,而这一切都必须徐树铮答应才能算数——如果直接向段祺瑞请示,他总是说:“找又铮去。”
消息传出,京师震恐。徐世昌虽然暗中支持反皖,但他本人就是经安福国会选举产生的,可以说无安福系,他就当不上大总统,而且这时西北军第一师又与吴佩孚的直军第一旅形成对峙,气氛相当紧张,战火已是一触即发。
还有想主动投段而不成的。比如吴光新下面曾有一个叫李炳之的混成旅长,因为和吴光新闹矛盾,辞职不干了。他是段祺瑞的学生,于是就来找段谋事,段祺瑞表示同意,批了一个“交陆军部任用”。徐树铮看到批文,随手写上“此人无大用处”,就把李炳之的事给搁浅了。后来还是靳云鹏派他为将军府参军,他才找到差事。所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李炳之很快也走到曹、吴那边去了。
徐树铮在具备过人能力的同时,也有气量褊狭、不能容人的一面,有人评价他“成见太深,自信太强”,可谓入木三分。因为这一性格缺陷,他又额外得罪了许多人,甚至有很多将领、政客本属于段幕或打算投段,也被他逼得只好另找出路,加入了反皖同盟的行列。
徐树铮急忙到团河找魏宗翰商量,并且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张作霖肯定要来团河见“老总”,十五师可就近派兵埋伏在团河附近,将张作霖截住和扣留在团河。
按照徐树铮的设想,如果扣张成功,既能断绝曹、张的联合,又可以使曹知所警惧,俯首听命。
包括张作霖在内,十三省反皖同盟的形成过程,本身就可以看成是段祺瑞、徐树铮为他们曾经的成功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和必定要偿还的“债务”。
徐树铮立即收下辞呈,并发电报给段祺瑞,说张志潭乃是张国淦的死党,和总统府互通声气,决不可以当秘书长,“我已叫他呈请辞职了”。
赵倜就不提了,他在反皖同盟尚只有七省时加入,七省同盟一下子成了八省同盟。尔后反皖同盟的雪球之所以越滚越大,则多与徐树铮有关。
“三督”分别是直督曹锟、奉督张作霖、苏督李纯。以曹锟、李纯为代表的直系素来都是皖系的冤家对头,张作霖和他的奉系本是徐树铮为皖系拉来的盟友,可惜的是,在上次南北战争结束之前,张、徐就闹翻了。在和奉军分家时,徐树铮除留下两个旅作为“参战军”乃至日后西北军的家底外,又把奉军的服装、粮秣拿去不少。在徐树铮想来,张作霖乃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草莽英雄,一定有江湖豪气,不会在这些方面和他斤斤针较,殊不知张乃“光棍眼里不揉沙子”,一点一滴都会记在账上,徐树铮此举只是加深了二人的矛盾而已。
张志潭解释说昨天已经到任,可是徐树铮却让他马上呈请辞职。张志潭知道惹不起徐树铮,只好当面写了一个辞呈交上来,说:“我暂时不回北京了,请你代我交了吧。”
魏宗翰却觉得徐树铮过虑了。在他看来,张作霖虽然与徐树铮已经撕破了脸,但和“老总”并没有到这种程度。
徐树铮这个关口不通过,就意味着什么事也办不成;而只要徐树铮一点头,即使段祺瑞不知道,也能如愿以偿。无形之中,徐树铮不知为自己树了多少敌。
张国淦就是黎元洪时代的那个“千年和事佬”,其实也不能算是总统府方面的人,只是徐树铮对他抱有成见而已。段祺瑞对徐树铮的说法本不以为然,但他在公事上很少有不依着徐树铮的,听说张志潭的辞呈也交了,就没太当一回事,说:“不让他来就不让他来吧。”
徐树铮如此行事,效率固然高了,但也极容易给自己制造仇家和设置定时炸弹。张志潭就是这样一个“定时炸弹”,由于对徐树铮怀恨在心,他就倒向靳云鹏,平时常将皖系内部的情报透露给各省督军,对反皖同盟的捏和起到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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