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对段祺瑞不善用将的批评，并非仅从直皖战争开始，南北战争时的傅良佐、张敬尧、吴光新都可以说是很失败的例子。

        与傅、张相比，吴光新要上一些。他的学识相当不错，可以说是文武全才，但为人脾气古怪，对部下高高在上，同时还不能与士卒同甘共苦，带领军队其实是不太适宜的。段祺瑞将他用在南方战场上也始终没有成功过，皖系多有人对此表示不满。

        有一次，陕督陈树藩就趁着打牌的机会脱口而出：“老师（指段祺瑞，陈树藩曾是他的学生）一生许多事都误于吴三爷（即指吴光新）。”段祺瑞便说：“小学生又在乱说，小学生又在乱说。”段祺瑞用笑话来解嘲，一方面是承认吴光新不免让自己失望，但另一方面也有袒护和不肯认错的意味。

        随着张敬尧早早折戟，皖系在南方所能依恃的就只剩下了吴光新。吴光新时任长江警备总司令，辖有第二十师及暂编一师，约一万多人。随着直皖战起，吴部可随时出兵河南，攻袭直军后路。直系方面于是由鄂督王占元出面，邀请吴光新到武昌赴宴。

        环境已经如此复杂微妙，这宴岂是好赴的？吴光新的一些亲信部下极力劝吴光新不要去，恐有意外，吴光新却骄傲自大，不但不听，反而责备他们过于胆小。

        第二天，王占元又来电话催请。“胆大”的吴光新带着随从和马弁乘着“楚材舰”过江登岸，上岸后转乘马车直入王占元的官署，随后便被王占元扣个正着。时人讽之：“方为座上客，即做阶下囚。”

        以扣押人质的办法来擒贼先擒王，本是徐树铮向段祺瑞所献之计，老段没有用，结果别人倒先用了。吴光新被扣之后，其部投鼠忌器，均不敢轻举妄动，王占元则趁机派各师旅分途急进，采取分别包围和解决的办法，将吴光新所部或缴械解散，或接收改编。

        战事进行到此，皖军虽然在西路和南方都落得了个大败的结局，但直军还远不能说已经完全奠定胜局，因为在其他方面，胜的不是直奉军而是皖军——

        徐树铮所指挥的东路部队已进入追击阶段，所部距天津仅三十里；边防军第三师在与直军接触后，节节胜利，距保定已不足百里；山东方面的边防军第二师已前进至河北省境内，自此以北，直军只有旧巡防军一旅，可以说是毫无战斗力。

        即便是西路，也不是没有办法转败为胜。比如第一师除师长曲同丰及师部被俘外，全师的人员武器均未受到多大损失，可以说是全师而退。第十五师损失较大一些，但该师本来也没有对皖军作战起到什么积极作用，何况魏宗瀚的第九师还尚未投入，完全可以弥补第十五师的战损。

        就当时的全面战事来说，皖军不仅没有失败，而且极占优势。如果段祺瑞能够迅速赶到前方，对西路败退部队进行督促整理，必能军威复振，反败为胜不是没有可能。

        实际上，皖军的情况使得他们比直军更适宜于持久战。战前安福系为皖军讨伐直军提供了大笔军费，仅在团河会议上，就筹集了五六千万元。战争结束后，直军缴获到的皖军给养之多，令他们也感到无比吃惊：麻袋装着现洋，每五万块一麻袋，不计其数；五十多门各种大炮堆放在地上，炮衣都还没有取下；步枪子弹遍地都是，谁也不知道确切数字。

        战争才打了几天而已，如果打它几个月甚至半年，皖军就算熬，也能把直军给熬垮掉。不过，这一切的前提是段祺瑞还愿意把战争继续下去。

        段祺瑞军人出身，政治上主张武力统一，然而他基本的思想基础却是儒、佛观念，并以此作为分析事物的标准。从这一角度出发，段祺瑞一向都认为，北洋军无论直皖，都是一家人，是他这个北洋领袖的部下学生，伤了谁都痛心。他“讨伐”直系也是被逼出来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为的只是除去曹、吴这两个北洋的“害群之马”。

        直皖战争爆发前，有人曾主张派飞机去保定轰炸曹锟居住地及其他重地。段祺瑞坚决不同意，说不服从中央命令的，只有曹、吴二人，不能殃及无辜。

        段祺瑞发起直皖战争，要的是速胜，这样才有可能在达到目的的同时，将双方的损失降到最低，然而事与愿违。现在倘若他不想速败，就要抱着不惜玉石俱焚的决心与直军死磕，而这又与他最初的愿望和想法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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