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法与国民党合作的前提下，段祺瑞不得不独自与张作霖、冯玉祥周旋。尽管他没有什么自己的力量，看似高居朝堂之上，其实只相当于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周天子、汉献帝，但他本人却决不以此自居，一旦进入执政的角色，仍然坚持按自己的想法办事，甚至遇到与张、冯相抵触的地方，也照旧敢于函电相责。

        在段祺瑞的心目中，张作霖是胡子出身，冯玉祥在他做统制时还是一名小兵，这二人虽然手下兵多将广、势力强大，但要坐下来跟他谈治国理政，都还差得远哩！

        与每一次上台执政一样，段祺瑞首先要解决的仍然是钱的问题。当时各省税收尽为地方截留，分文不上缴中央，就算是中央政府名义上可以过问的京畿地区，有油水的地方也尽为冯、奉两军所得，而这两军还要反过来向中央索取军饷，其中尤以奉军索取最急。

        段祺瑞在召开善后会议时曾提出财政案，希望通过立法使地方能分一杯羹给中央，但因遭到各省代表的反对而被迫搁置。此时，中国因参加“一战”而得以停付庚子赔的“红利”早已结束，中央得到的关税、盐税在偿还庚子赔款后便无余款，而军政及教育等各项费用却都积欠颇多。

        过去段政府用于缓解类似危机的主要办法是对日借款，可是现在这一套路已经不灵了——“西原借款”除第一笔外，全都本利无归，日本政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发行债券归还银行。同时，寺内在任时所谓的“中日亲善”也没能实现，反日浪潮在中国国内呈风起云涌之势。日本国内舆论认为寺内内阁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对此大为不满。

        虽然段祺瑞执政后亲自写信给时任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希望日本继续给予经济援助，但田中为免重蹈“西原借款”的覆辙而遭受本国舆论的攻击，对段祺瑞的这封信始终未予答复。

        眼见北京政府的财政濒临绝境，段祺瑞不能不寄望于加快解决“金法郎案”（当时也称金佛郎案）。金法郎案是法国提出的一种还款办法。中国原来都是以法郎向法国偿还赔款，但是一战后，法国金融混乱，发生了通货膨胀，法郎跌价严重，已不能维持其票面价格。

        法国政府认为，如果还按老办法还款，他们吃亏了，于是便希望中国在还款时以“金法郎”代替贬值的法郎。所谓“金法郎”并不是实有货币，只是确保法郎不贬值的一种虚拟货币。

        法国是庚子赔款的大户，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五。如果中国政府按照金法郎计算还款，须多付整整八千多万元！这当然是中国所不情愿的。

        西方人谈判时，习惯胡萝卜与大棒一道上，在提出金法郎案的同时，法国表示可以将部分还款退还中国，其中一部分用于中法合办教育及慈善事业，另一部分用于恢复一战期间倒闭的中法实业银行。后面这家银行曾吸收了中国的大量私人存款，如果恢复，历年存款自然就可以兑现了。

        由于很多政府要员都在中法实业银行有存款，所以历届政府中都有人为此奔走说项。1922年7月，由曹、吴控制的北京政府以照会回复法国公使，表示赞同金法郎案。消息传出，遭到举国一致反对，在舆论压力下，北京政府只得决议否认以金法郎偿付赔偿款。

        你这边否认了不要紧，那边却已答应人家了。这关系到国际信用问题，而在国际社会中，信用问题通常又非常重要，乃是国与国交往的第一法则。徐树铮在自己所著的《建国铨真·邦交章》中曾写道：“抱信者，事可许人，许之，勿待苛求。不可许，至死勿许也……”

        觉得不能赞同对方的提议，便死也不要答应；一旦答应了，则最好不要中途反悔，否则就得承担相应的后果。法国认为中国出尔反尔，遂通过总税务司、英国人安格联，按金法郎所应折算的赔款数，将1922年12月1日以后的中国关余、盐余（即关税、盐税扣除庚子赔款后的所余款项）尽数扣留，不准中国政府提用。

        除此之外，法国还以批准“九国公约”作为交换条件，声明若中国一天不批准金法郎案，他们就一天不批准相关协定。

        到1923年上半年，曹锟希望能够退回被安格联扣留的款项，遂打算依照法国要求解决金法郎案，结果引起国内舆论鼎沸。北京政府不敢触犯众怒，金法郎案遂再次成为悬案。

        段祺瑞在天津时也曾以在野身份通电反对金法郎案，但等他上台，解决金法郎案已成了执政府摆脱困境的唯一途径。他对财政总长李思浩说：“你如再不办（金法郎案），连执政府的日常开支也没法应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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