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案发生时，楚溪春正在吉兆胡同等待游行队伍的到来。从时间上看早该来了，但还迟迟没有露面，他正想通过电话向执政府方面进行询问，就听到西方传来了枪响。

        听到枪声，楚溪春的心猛地一沉，意识到那边一定出了事故，于是还没来得及摇电话，就乘着汽车直奔执政府而去。

        当楚溪春驱车赶到东四牌楼十条中间时，看到很多学生拿着小旗迎面跑来，神情都非常慌乱，其中有丢了鞋帽的，有满脸沾满泥土的，还有人大声喊叫：“真厉害呀！真厉害呀！”

        因为太过拥挤，汽车没法再往前开，楚溪春便下车步行。出了十条西口，就到了执政府大门前，只见有十几个学生已经倒在了血泊中。卫队旅的士兵打红了眼，还在端着枪四处搜寻。楚溪春当即吹响口哨，命令士兵赶快回到自己营房集合。

        随后，李鸣钟等人也坐着汽车赶到了。李鸣钟惊慌失措地对楚溪春说：“晴波（楚溪春的字），打死这些学生，叫我怎么办，叫我怎么办？”楚溪春无奈回答：“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只好报告段执政吧！”

        在楚溪春返回吉兆胡同之前，段祺瑞已得到消息，并派段宏纲探视了现场。得知学生伤亡惨重，段祺瑞甚为伤感。在听李鸣钟、楚溪春分别报告情况后，他对李鸣钟说，因为你们处理防备不周，才发生了这样不幸的惨剧，望李司令同楚参谋长今后要特别当心，万不可再发生任何事故。

        不过在楚溪春后来的描述中，却提到段祺瑞正在家里和吴清源下棋，而且他还声色俱厉地对李鸣钟大声说：“你能维持北京的治安不能？如果不能，我能撤换你，我能枪毙你！”又让楚溪春转告卫队士兵，说自己不但不会惩罚他们，还要赏他们，“这一群土匪学生……”云云。

        实际上，吴清源早在前一年夏天就去了日本，和段祺瑞在北京下棋的可能性为零。“声色俱厉”也不可能，那个时候正是段最弱势的时候，李鸣钟直接代表冯方，他哪有那么大的威风训斥对方？同样的，尽管段祺瑞始终反对学生游行，可是无论从他每日吃斋念佛、时时反省早年杀生行为的举止，还是由一个成熟政治家对后果的本能预判上，他都不会对楚溪春说出那些不近情理的狠话。

        段宏纲彼时就在段祺瑞身旁，他对此进行了坚决否认，认为完全与事实不符，而从楚溪春的立场分析，之所以要这么说，不外乎是想推托自己在此案中的责任。

        据中国济难会调查，游行学生群众共死亡四十七人，伤一百三十二人，四十人受重伤。李大钊、陈乔年等中共北方领导人都在惨案中受了伤，当然这里面最著名的死难者还是女师大风潮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刘和珍。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惨案发生后，执政府司法部、高等法院、陆军部组成联合机构，对该案进行会审。由于段祺瑞、贾德耀均未下达过开枪命令，被认为无直接责任，法官便召楚溪春到庭作证。

        楚溪春为了让自己和部下不负罪责，出庭前专门开会让众人搜集游行学生的“罪证”。比如找来几支旧手枪，就说是学生们的凶器，找来几把笤帚和几个煤油桶，则说是学生要拿来火烧执政府。

        唯一真实的物证是一大捆学生们用的旗子，因为旗上写着中共北方执行委员会的字样；另外，执政南面楼上的玻璃窗上还有一个被子弹打穿的圆孔。

        圆孔确实是当场被子弹打穿的，不过不一定是学生打的，而极可能是卫队士兵开枪时打偏了。当时正好卫队旅也有一个卫兵被子弹打死了，虽然楚溪春自己都弄不清这个卫兵是怎么死的，有人猜测极可能是混乱中死于同伴的流弹，但他就索性以此作为证据，指证是学生先开枪，卫队旅乃被迫自卫。

        法官听取证词后便以此结案，卫队旅官兵从上至下均未受到处分。到最后，受影响最大的还是段祺瑞及其执政府，他们受到了全国的一致声讨，知识界、教育界更是同仇敌忾，纷纷予以谴责。鲁迅连写多篇杂文进行声讨，《纪念刘和珍君》即是其中之一。在这些杂文中，鲁迅称惨案发生当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执政府“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

        在从政的几十年前，段祺瑞的社会声誉不是没有经历过如同过山车一般的起伏跌宕，他曾因“三造共和”而到达顶峰，又因“亲日”和对日借款不断受损，其间也是曲曲折折，既有下落，也有回升。

        “三一八惨案”厉害就厉害在，它是直接一锤子将段祺瑞砸落谷底，老段的政治声望和资源几乎全部都被砸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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