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一日终于到了，罗莎莉·默里小姐变成了阿许比夫人。她穿着结婚礼服，美丽得光采照人。婚礼一结束，刚从教堂回来，她就飞快地走进教室，激动得脸色通红，发出一连串笑声。在我看来，一半是由于高兴，一半是由于她已经孤注一掷了。

        “格雷小姐，现在我已经是阿许比夫人了！”她喊道，“婚礼结束了，我的命运已定，再也没有退路。我来接受你的祝贺，和你说声再见。然后我就要去巴黎、罗马、那不勒斯、瑞士、伦敦……噢，天呐！回来以前我将会有多少新鲜的见闻呀。但是，你可不能忘记我，我也不会忘记你的，尽管我以前对你这么淘气。来吧，你为什么不向我道喜呢？”

        “我现在还不能祝贺你，”我回答，“除非等我知道这个变化确实是一种好的变化。不过，我真诚地希望事情会这样。我希望你得到真正的幸福和最大的快乐。”

        “好了，再见吧，马车等着呢，他们正在喊我。”

        她匆匆地吻我一下，就急忙走了。但是，她忽然又返回来拥抱我，走的时候还眼泪汪汪的，我没有料到她会表现出这么丰富的感情。可怜的姑娘！那时我真的爱她，并且真心地原谅她以前对我以及对别人的伤害。我可以肯定，她不是有意识这样做的；我还祈求上帝对她宽恕呢。

        那令人忧伤的喜庆日子还留下一些时间可以由我自己支配。我心里很乱，不能专心致志地做任何事情，就手里拿着一本书散步达数小时之久，想的心事比看的书更多，因为我确实有很多需要操心的事。傍晚时，我利用这个空闲的机会又一次前去探望我的老朋友南希，打算为我很久不去她家向她道歉（我很久不去，倒像是对她漠不关心、缺乏同情似的），并告诉她我一直很忙。我要陪她谈话，为她念《圣经》，帮她干活，怎么能让她高兴我就怎么干。当然，我还要把这个重要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事向她诉说，也许我也能从她的口中听到一点点有关即将离任的韦斯顿先生的消息。但是，她对这桩事似乎一无所知；她和我一样，都希望这仅仅是误传。见到我，她非常高兴。幸运的是，她的眼病现在已接近痊愈了，几乎再也不需要我帮她干活了。她对这场婚礼很感兴趣，但是，当我把有关这桩喜事的详细情形——婚宴的盛大，新娘的美丽等等——说给她听，供她消遣时，她却常常摇头叹息，还说但愿这场婚事会有好结果。看来她和我一样，与其说把它看作是喜事，倒不如说把它看作是一件可悲的事。我在她家坐了很久，除了谈默里小姐的婚事外，还谈了许多别事——但是，没有人上她家来。

        不知道我是否应该向读者坦白：有时我的眼睛会向门口张望，心中存有半分希望，但愿韦斯顿先生会像以前那次一样开门进来。当我回来时走过小路和田野，也常常停住脚步向四周看去，尽量走得慢些。其实我根本不需要走得这样慢，因为那个傍晚天气虽然睛好，但还不太热。我终于回到霍顿宅邸，感到空虚和失望，因为我除了看到几名雇农干完活回来外，其他什么人都没碰到，连一个模糊的影子都没有瞧见。

        无论如何，礼拜天快要到了，我应该能够见到他了。现在默里小姐已经离去，我又可以坐在原先那个座位上了。我应该看看他，从他的目光、语言和神情中，我可以判断出她的出嫁有没有引起他的苦恼。我好高兴，我一点也看不出他有任何改变的迹象。他的神情和两个月以前完全一样——声音、目光和神态都没有改变。他的布道还是那么深刻、明晰、真诚；他的风度还是那么清朗、有力，他的言行还是那么质朴、真诚，使观众们不但能听到、看到他布道，而且他的话还深深地打动了他们的心。

        我和玛蒂尔达一起步行回家，但是他没有和我们同行。玛蒂尔达如今没了同伴，再也高兴不起来。她的两个弟弟上学去了，姐姐也结了婚、离了家，但她还没有达到进入社交界的年龄。她学罗莎莉的样，开始对交异性朋友产生了兴趣——至少是喜欢和某些类型的绅士们作伴。在这季节，没有狩猎或射击活动，日子显得多单调。尽管他们去从事这些活动时，她也许不能跟着去，但是看到她爸爸或猎场看守人带着狗出发，回来时和他们谈谈猎袋里装回来哪几种禽鸟也很过瘾呀。现在她还被剥夺了和车夫、马夫、灵獒狗、短毛大猎犬在一起时所能得到的快乐。因为，她的母亲在乡居生活的不利条件下居然把大女儿的婚事安排得称心如意，如今她那颗骄傲的心又转到小女儿身上，开始认真地注意起她来。她对玛蒂尔达举止的粗野确实感到吃惊，觉得现在该是纠正她的时候了。她终于行使权威，绝对禁止她到围场、马厩、狗窝和车房去。玛蒂尔达当然不会绝对服从她的禁令。尽管那位母亲迄今为止对儿女们一贯纵容溺爱，一旦脾气上来，她可不像她要求女教师做到的那样温和，她的意愿是不能随便违反的。母女间发生了一次又一次争执，那种激烈场面让我看着都难为情。为了使女儿确实遵守母亲的禁令，还常常要把父亲请来，运用他的权威进行詈骂和威胁。因为就连他也看出来了，“蒂利要是个小伙子倒还不错，可是真没个小姐样儿。”玛蒂尔达终于认识到，最好的办法还是不要踏进那些禁区，最多也只能在那位严加防范的母亲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偶尔偷偷地去一次。

        在上述各种事件中，千万不要以为我能逃过大量的指责和含沙射影的非难。旁敲侧击的厉害程度比公开指责一点都不轻，它把人伤害得更深，因为它似乎剥夺了你替自己辩护的可能。那位夫人常嘱咐我想一些其他办法使玛蒂尔达得到娱悦；她还让我提醒她，要她牢记母亲的教诲，遵守母亲的禁令。我已经竭尽全力这样做了，但是那些不合她心意和趣味的娱乐活动不能使她高兴。尽管我对她已不仅是提醒，我已在一位家庭教师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对她进行了温婉的规劝，但所有这一切都全然无效。

        “亲爱的格雷小姐！这真是奇怪极了。我想，要不是因为你性格的关系，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不过，我真不懂，你怎么总也不能赢得她的信任，她和你在一起至少也要像和罗伯特和约瑟夫在一起那样高兴才对呀！”

        “他们能和她畅谈她感兴趣的那些事情，”我回答。

        “唷！不过，由她的家庭教师来作这样的自白就奇怪了！我真不懂，要是家庭教师不去培养小姐的情趣，那么这件事该由谁来做呢？我确实认识过这样的教师，她们完完全全地把自己奉献给一件事，那就是让她们负责教育的小姐赢得趣味高雅、举止大方的名声。要是她们说一句对小姐不利的话，自己就会脸红；要是听见别人对学生稍加指责，就会觉得比自己受到非难更加糟糕——就我来说，我确实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

        “是吗，夫人？”

        “当然是的。对于一个家庭教师说来，小姐具有良好的修养和仪态比她本人更加重要，上流社会都是这么看的。要是教师想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她就必须把全部精力都奉献给她所从事的工作，她的一切想法。一切抱负都是为了实现那一个目标。我们在考核一名女家庭教师的成绩时，自然要看她声称已经培养教育好了的小姐的造诣如何，才能作出相应的判断。有见识的家庭教师懂得这个道理。她知道，尽管她自己从不抛头露面，但她的学生的美德和缺陷却是人人都看得见的。除非她能忘我地从事自己所担负的教育工作，否则的话就别想取得成功。你知道，格雷小姐，教师工作和其他各行各业都是一个道理：谁想成功就得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本职工作；谁要是开始偷懒了，对自己放松了，那么她很快就会被更明智的竞争对手甩在后面。一名教师因玩忽职守把学生毁了，另一名教师用自己的坏榜样把学生带坏了，她们俩都要不得。我这样稍稍提醒提醒你，请你不要介意，你要知道，这都是为你好。很多女主人会把话说得难听得多，还有很多女主人都懒得来提醒你，只是不声不响地物色一名新教师来把你换掉。这当然是最容易的办法咯，不过我知道，这个位置对于像你这种家境的人来说还是很有好处的。我并不想和你分手，因为我可以肯定，只要你们这些事再琢磨琢磨，以后想法再稍稍努力一点，就会干得很好的。你只是缺少一种巧妙的办法，我深信你很快就会想出办法来，对你学生的思想加以适当的影响。”

        我正准备对这位夫人说，她的期望是荒谬的，但是她一发完议论就步态优美地走了。她已经说出了她想说的话，根本没有打算留下来听听我的意见。我只有听话的义务而没有说话的权利。

        然而，正如我所说的，玛蒂尔达终于在一定程度上向她母亲的权威低头（可惜她母亲没有早些行使她的权威），从而丧失了几乎所有的娱乐活动，剩下来的只有和马夫一起长时间地骑马，以及和家庭教师一起长途散步，到她父亲庄园里的农户、茅舍去作客，和居住在其中的老年农夫、村妇们闲谈，以此消磨时光。在一次散步时，我们终于有机会遇见了韦斯顿先生。这本来是我盼望已久的事，但是现在真碰到了，一时间，我反倒觉得他或是我要是有一个不上这里来才好。我感到我的心在剧烈地跳动，很担心自己会把激动的感情表露出来。但是我觉得他几乎没有朝我看望，于是我很快就平静下来。他随便地向我们两人打了个招呼后就问玛蒂尔达最近有没有接到她姐姐的来信。

        “接到了，”她回答说，“信是在巴黎写的。她身体很好，很快活。”

        她说最后那句话时用了强调的语气，目光中带着一种很不礼貌的狡黠神情。他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只是非常严肃地用同样的强调语气回答说：

        “我希望她今后仍然能这样。”

        “你觉得这可能吗？”我大胆地问，因为那时玛蒂尔达的狗正在追一只野兔，她赶紧跑去想把狗追回来。

        “我说不上来，”他回答，“托玛斯爵士也许比我设想的要好些。但是，根据我的所见所闻，她嫁给他似乎可惜了。像她这样一个年轻、开朗和……——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概括——和有趣的姑娘，她的最大缺点（如果不是唯一的缺点）似乎是轻率——这确实不是个小毛病，因为轻率会使人交游不慎，容易受到很多诱惑。不过，她这样轻率地嫁给那么一个人似乎可惜了。我想，这是她母亲的意愿吧？”

        “是的，我想这也是她本人的意愿，因为当我劝她不要走上这一步时，她常常付诸一笑。”

        “你真的劝过她吗？那么，要是这场婚姻导致不幸的结果，你至少确信这不是你的过错。至于默里夫人，我真不知道她怎样来证明她的行为是正确的，要是我和她更加熟识的话，我就要问问她。”

        “这似乎不近人情，但是，有些人总认为幸福的主要条件是地位和财产，如果他们能确保自己的孩子拥有这些条件，他们就觉得自己已经尽到了责任。”

        “是这样的。可是，他们自己早就结婚，有丰富的生活经验，竟会有如此荒谬的见解，这不是很奇怪吗？”

        这时，玛蒂尔达手里提着那只被咬得血肉模糊的死兔，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了。

        “默里小姐，你刚才是打算杀死这只野兔呢，还是想救它？”韦斯顿先生问，看到她脸上喜气洋洋，显然感到困惑。

        “我假装是去救它的，”她非常诚实地回答，“因为现在明明是禁猎期。不过我更喜欢看着它怎样被咬死。可是你们俩都能证明，我想救也救不了它：王子决心要逮住它，一把抓住它的后背，一会儿就把它咬死了！你们说这场追猎棒不棒？”

        “很棒！一位年轻小姐追野兔。”

        他的回答含有讽刺意味，她也听出来了。她耸耸肩膀，嘴里哼了一声，就转过身来问我，是否喜欢这场有趣的追猎。我告诉她，我看不出这件事里有什么趣味。但是，我得承认，我没有把这场追逐看得很真切。

        “你没看见它会折回来跑吗？就像是一只老兔子。你没听见它尖叫吗？”

        “幸好我没有听见。”

        “它叫得像个小孩儿似的。”

        “可怜的小东西！你准备把它怎么办？”

        “快来！我要把它留在我们经过的第一个人家。我可不想把它拿回家去。我怕爸爸骂我，说我不该让狗把它咬死。”

        这时，韦斯顿先生走了，我们也继续往前走去。我们把野兔放在一个农民的家里，主人请我们吃了些加香料的蛋糕、喝了些葡萄酒作为交换。在返程中，我们又遇到了韦斯顿先生，他也是刚完成了某项牧师的使命回来。他手里拿着一束美丽的蓝铃花，并把它献给我。他微笑着说，虽然最近两个月他几乎没有见到过我，但是他没有忘记蓝铃花是我最喜爱的几种花之一。这仅仅是他的一个单纯的、表示善意的举动，没有赞美的话语，没有特殊的殷勤，目光中也没有可以被理解为“崇敬、温柔的爱慕”（这是罗莎莉·默里的用语），然而，当我发现自己以前随便说过的无足轻重的话他竟会记得这么清楚，我没有出现的时间，他竟会记得这么准确，这多少是一种安慰。

        “我听说，格雷小姐，”他说，“你是个十足的蛀书虫，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书上，对其他什么事都不感兴趣了。”

        “对啦，真是这样嘛！”玛蒂尔达喊道。

        “不，韦斯顿先生，别相信这话，这是恶意的诽谤。这些年轻小姐太爱信口胡说了，也不管这样做会对她们的朋友造成损害。听她们的话，你可得小心。”

        “我希望，至少这些话是毫无根据的。”

        “为什么？你是不是对女士们读书特别反感？”

        “不，但是我反对任何男士或女士因为对读书过于执著，而忽视其他一切事情。我认为，过于仔细地、持续不断地读书是浪费时间，对身心健康都会造成损害。当然，某些特殊情况可以除外。”

        “是啊，我既没有时间，也不想犯这样的错误。”

        我们又分手了。

        唉！这一切又有什么不寻常的呢？我为什么要把它记录下来呢？读者们呀，那是因为这情景确实很重要，它足以使我享有一个愉快的傍晚、一夜的好梦和一个充满美好希望的早晨。你们会说，那是头脑简单的愉快，愚蠢可笑的好梦和毫无根据的希望。我不敢说你们的话不对，我的心里也时常产生这样的疑问。但是，我们的希望就像是火绒，而环境和情势就像是燧石和火镰，不断撞击出火花。这火花瞬息之间就会消失，除非它偶尔落在我们希望的火绒上，把它点燃，顷刻间希望的火焰就会燃烧起来。

        但是，哎哟！就在那天上午，在我心头摇曳的希望之火被一封母亲给我的信悲惨地熄灭了。这封信以极为严重的口吻说，父亲的病情日益加重，我担心他会从此不起。尽管假期马上就要到了，我还是嫌它离得太远；想到或许我再也不能在父亲生前与他见上一面，害怕得几乎要发抖。两天以后，玛丽又来信告诉我说，他的病已经无望，看来他将不久于人世了。于是我马上向主人请求提前休假，立即赶回去。默里夫人注视着我，对于我以如此不寻常的果断和大胆提出请求感到不解，还认为我没有必要这么着急，但她最终还是答应了，“不过，”她说，“对这件事不必这么担心嘛，也许会是一场虚惊。如果真的……唉，那也只是很自然的事。大限临头，我们总是要死的。我就不会把自己看成是世上唯一遭受痛苦的人。”最后她说，可以用家里的敞篷马车把我送到O地去。“不用烦恼啦，格雷小姐，你应当为自己享有的特殊照顾而感恩。有很多穷牧师一死，他们的家人就会落入悲惨的境地。而你呢，你知道，你的有身份的朋友们愿意继续庇护你，在一切方面都给你照顾。”

        我对她的“照顾”表示了感谢，并飞快地回房间去打点行装准备动身。我戴上帽子，披上围巾，匆匆忙忙把几件东西塞进我那只最大的箱子里，就下了楼。我本该更从容些才是，因为除了我，谁也不着急，马车还要过很长时间才能备好呢。马车终于来到门口，我出发了。可是，哎哟，这是一次多么令人沮丧的行程呀！与以往几次回家的情景截然不同。最后那班公共马车没能赶上，我只得雇一辆出租马车赶十英里路，接着又换乘运货马车爬上崎岖的山路。我晚上十点半钟才到家。家里的人都没有睡觉。

        母亲和姐姐一起在走廊上迎接我。她们全都神情忧伤，默不作声，脸色苍白！我非常震惊，简直吓得目瞪口呆，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不敢打听那个既害怕又急于想知道的消息。

        “阿格尼丝！”母亲竭力抑止剧烈的悲痛说。

        “唉，阿格尼丝！”玛丽喊时眼泪滚滚落下。

        “他怎么样？”我问，急切地想听她回答。

        “死了！”

        这是我早就预料到的回答，但它对我的震撼似乎一点也没有因此而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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