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哪一位哲学家希望人们明白，他并不是怀疑论者，那么我希望，在上述对客观精神的描述中，人们已经听到了这种声音，是不是？从而，全世界都听到了，虽然有的人很不情愿。人们面带羞怯地抬起头望着他，想要问的问题太多，在众多怯懦的倾听者中，他说从那里起始便有危险了。对于他们来说，好像在他拒绝了怀疑论之后，远处便传来了某种凶恶的、带有威胁性的声响，似乎某个地方正在做某种新式爆炸物的试验。

        一个精神动力学，或许是一种新发现的俄国式否定法；一种善良意志的悲观主义，它不仅仅说得否定，希望否定，更主要的是他在进行可怕的思维！反对这种“善良意志”类型，对一种现实的生命否定地说，今天再没有比怀疑论更有效的安眠药和安定剂了，那是一种温柔的、迷人的、听催眠曲的、罂粟花式的怀疑论；哈姆雷特如果活到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医生也会针对他的“精神”特点和他的嘟嘟囔囔把他藏在地板下面。“难道人们就没有竖起耳朵认真地听一听从地下冒出的那些不堪入耳的嘈杂声吗？”怀疑论者这样说道，他就像一个安静的朋友，甚至保安警察。因为，“从地下冒出来的否是极其可怕的！”最终，那只悲观的鼹鼠不在聒噪了。

        因此，这种令怀疑论者感到极其恐惧的软绵绵的造物，使他的良心受到了如此的训练，在每一个否定那里，在每一个坚决的肯定那里，突然爆发了，出现了震颤，并且感觉自己好像被咬了一口似的。是否——对他来说，这两个字是与道德相抵牾的。相反，他则喜欢用高贵的忍耐庆祝自己的美德。既然他用蒙田的话说：“我晓得什么？”或用苏格拉底的话说：“我知道，我是无知的人。”或者，“这里，我对自己失去了信任；这里，没有哪扇门是为我敞开的。”

        或者，如果门是敞开的，那么人们为什么要立刻踏进去呢？所以，从来就没有什么如果、假如，这种假设可以归属为优秀的审美。难道你们真的想把某种原本弯曲的东西弄直吗？难道你们要用麻絮把所有的窟窿都要填满吗？噢！上帝，你们真是魔鬼！难道你们就不这样着急吗？不确定的东西也具有其独特的魅力，斯芬克斯也是一个喀尔刻，而且喀尔刻还是一位女哲学家。如此说来，怀疑论者应该感到安慰了；但是他还真的需要某种慰藉。

        由此可以说，怀疑论有一种确定的、多情的生理学习性，但是人们却将它称为神经衰弱或是一种病态；凡是在长期分道扬镳的种族或者阶层中，因为坚定而与突然的方式失之交臂，每次都会发生这种事情。当不同尺度和价值在遗传方式下进入血液后，人们就会感到不安、干扰、怀疑、尝试；最佳的力量起到的是阻碍的作用，美德本身则不允许彼此间有丝毫的强大，因为这样会在肉体和灵魂中缺少平衡、重力，以及测锤式的垂直安全。

        可是，在这样的混血儿身上，一定存在着病入膏肓或发生蜕化变质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意志。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决心中的独立性，所以根本不知道愿望中存在着快感——即使在梦里，他们也怀疑“意志自由”这种说法。今天的欧洲，已经因此成为激进阶层的一个荒谬而又突兀的尝试舞台，因而出现了种族大混合的现象，从而令人们对所有至高和至深的事物都心存疑虑，渐渐地为那种灵活的怀疑论添砖加瓦——它急切、贪婪地从一个枝蔓跳到另一个枝蔓，很快就会像一片满载着问号的云朵，模糊他的意志，使他变得垂死一样的饱和！因为，今天的人们已经找不到这种呆坐的残废者的处所，所以要乔装打扮！啊，这些人打扮得多么诱人啊！他们用美丽无比的花作伪装，例如今天被称为“客观性”、“科学性”、“为艺术而艺术”、“纯意志自由的认识”等，成为橱窗中陈列的最多的东西，它们只是乔装打扮之后的怀疑论和意志消沉。我愿意为能够治疗欧洲疾病的处方担保。

        欧洲上空弥漫着意志疾患，无边无际；因为在这里，这种疾患反而显得最伟大、最花哨，那里的文化早已成为乡土气息的沉沦。还是“野蛮人”——或者是又一次成为“野蛮人”的人——在抖动的西方教育的盛装掩饰下，它可以发挥权利，收到效益。现时的法国，就像人们轻易得知且可以切实把握的那样，以此将意志严重地坑害了。法国，一直具有娴熟的技巧。现在，它的精神也变成了“引诱物”、“诱人学坏的东西”。真可怕，今天它竟然成为了怀疑论的学校和展览室，而且完全凌驾于欧洲之上的文化，它要展示力量，而且希望得到永久的意志。这种趋势在德国却日渐强大，而且在德国的北部，这种趋势要比德国中部强大得多；在美国的西班牙和科西嘉岛，这种趋势更是出奇地强大。

        在那里还与冷漠相连。而在这里，则与硬梆梆的脑壳相连——这里先不说意大利，因为它太年轻，而且它好像已经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了，但是这种东西必须先加以证明，它是否真的想要——但是，在欧洲向亚洲回流的那个庞大的中间帝国里，俄国，则将它那最强有力和最令人感到惊奇的东西表现了出来。在那里，意愿的力量被积蓄、保存下来了；在那里，意志的等待——无法确定，看似否定又似乎是肯定的意志——用一种威胁的方式等待着被激发，以便借用今日的物理学家的行话。

        这或许并不是印度战争和向亚洲卷入所必须的——尽管这样，欧洲仍会摆脱危险，而是帝国主义内部的倾轧和分崩离析，并且是议会的胡说所引发的。吃早餐时读报是每个人的义务。我说这样的话并不是为了祝愿谁，因为对我来说，也许对立的东西早已指向了我的内心——这里我所指的是俄国的这种威胁的增长。换句话说，欧洲此刻必须下定决心把它变成旗鼓相当的威胁，也就是变成一种志在必得的意志，在一种统治欧洲等级的新手段下，一种持久的、恐怖的自我意志，它完全能够超越千百年来设定的目的。从而，或许最终，在它长期经营的小国政治将走向终结。渺小的政治时代早已成为历史，到了下个世纪，整个世界将要掀起争取统治全球的斗争——强制的，奔向伟大的政治。

        人们那遥远、崇高、深沉的内在经验，是人类灵魂的全部历史及其尚未枯竭的证明。这对于一个天生的心理学家与“伟大狩猎”的朋友而言，是已经划定的狩猎区。而他却总是绝望地说着：“噢，仅仅只是个别人！看，这片原始山林多么浩瀚，多么伟大啊！”因而他期盼着能拥有上百名的狩猎助手与高素质的猎犬。他仿佛能够将他们带入人类灵魂的历史中，在那里一展雄姿。这一切完全是徒劳。他总是略带苦涩地彻底打量着自己的表现，他对那些能够刺激他好奇心的所有事物态度都非常恶劣。他迫切地找寻助手与猎犬。将学者们派遣到需要勇气、智慧、细致的全新而又危险的猎区中。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成为了废物——这正是这一做法的弊病所在。“伟大的狩猎”同时也是伟大的冒险拉开序幕。在那里，他们没有了猎眼与猎鼻。正如为了猜出并确定宗教之人的灵魂里，有关认知与良心的问题到底有过怎样的一段历史，人们必须如同“帕斯卡”那样的智者所具备的深沉与良心——伤痕累累、广袤无垠，并时刻与狡黠的睿智舒展的天宇紧密相连，同时俯瞰这充满危险与痛苦经历的聚集地，稍加调整并采取强硬措施使之成为一种模式。然而，谁能为我提供这种服务呢！谁又有时间等待这样的仆人呢？他们的出现实属罕见，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大可能！最终，为了能掌握大概的情况，人们只好亲自动手，这就意味着人们要亲自做很多事！但像我这样的好奇者，却始终自得其乐——请原谅，我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不管是上天还是入地，对真的追求，都会得到报酬。

        信仰——如同刚一问世的基督教对它的要求并在一定程度上所达到的那样——正处于一种怀疑论与南国自由精神的氛围之中。在经历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哲学派系之争以及罗马帝国的宽容教育之后，这种信仰最终被贬为那种忠心的，时而粗暴时而恭顺的奴仆信仰。从一定意义上来讲，那个叫路德的，或叫克伦威尔的，或某个北国精神的野蛮人就是怀着这样的信仰依附在上帝与基督教的威名之下的；那个帕斯卡的信仰与前者比起来还要晚一些，帕斯卡仍以一种恐怖的方式将理性看成一种慢性自杀。试图用一种一劳永逸的方式将这种命贱却顽强的蛆虫般的理性打倒。从一开始，基督教信仰注定就是一种牺牲：牺牲所有的自由、自豪以及精神上的自我肯定，同时也是一种奴役与自嘲、自戕——即是这种信仰的残酷与宗教的腓尼基主义，其前提是对一种被宠坏了的、脆弱而多变的良心所持有的不现实的幻想。精神上的屈服所感受到的痛苦是无法形容的。不管是它的过去还是现在，面对荒谬，精神都习惯于采取自卫行动。而从荒谬这一方面来说，“信仰”即是同精神对抗。现代人不再仿效基督教术语表中的最高级的圆滑，因为这对古代审美而言，就如同陷入了“十字架上的上帝”这一古怪的公式之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地方显现出与此次案中相同的果敢之气，以及这公式中所呈现的可怕的、值得一问的东西。因为这果敢意味着对古代一切价值的重估。这即是东方，深沉的东方，奴性的东方——他以此种方式报复罗马及它的轻率而高贵的宽容，报复信仰“天主教”的罗马——过去它并非如此，自由曾是它的信仰。曾经依附于主子的奴隶们，被那半斯多葛主义和对信仰的严肃性抱以冷笑的态度以及“启蒙运动”所激怒了，进而起身反主。因为奴隶要求绝对的制度，暴君式的绝对统治，在道德上也是一样；他的爱即恨，并无感情色彩之分，直到沉沦，直到感到痛苦，直到染上疾病——直到隐藏于身的诸多痛苦一起爆发，进而反对高贵的审美——似乎是因为它否认痛苦。从本质上看，反对痛苦的怀疑论只是贵族政体道德的一种大度，至少没有为最后的伟大的奴隶起义添砖加瓦；这起义发端于法国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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