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和自然原因。

        明初的大移民，与宋金、宋元及金元之间的战争有关，只不过其性质不再是战争中的避难，而是战后的重建。北宋时期，中国人口、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达到中古时代繁荣的顶点。12世纪初，兴起于今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中游一带的女真人建立的金国在灭了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后，又灭北宋。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导致中国北方人口大量减少。1141年，金与南宋订立和约，金朝统治着南起秦岭—淮河以北的北中国广大地区。宋金对峙时期，虽然秦岭—淮河是两个政权的分界线，但事实上，战争在江淮之间不断进行，使得这一区域长期成为人口稀疏之地。元代末年，群雄并起，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等一代枭雄，都是从江淮之间崛起的，战争也大多在这一区域内进行。

        金朝统治下的华北，人稀地荒。女真贵族采用不断收夺汉人的土地拨归屯田军户，一段时间以后，肥沃的土地转为瘠薄，瘠薄转为荒芜。至13世纪初，即使是风调雨顺之年，华北地区田之荒者也动辄百里，到处“草莽弥望，狐兔出没”。13世纪初，新崛起的蒙古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开始征战。1234年灭金。在蒙古人的灭金之役的同时，北方发生大的瘟疫流行，人口死亡甚多。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初，不知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有人提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元朝黑暗混乱的统治持续半个多世纪，中国北方受到破坏最深。北方地区的安宁大约维持了一个世纪，14世纪中叶，蒙古高原和华北地区陷入了一场空前的灾难当中。鼠疫流行不仅造成中国北方人口的大量死亡，还随着蒙古人的征战，引发了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黑死病流行。直到今天，在华北地区的许多地方，还有关于这一时期瘟疫流行的传说。如在山东西部的茌平县，传说元代末年瘟疫流行，红头苍蝇四处乱飞。在苏北地区，则称“红蝇赶散”。在山东梁山，传说元代末年该地为浓雾所笼罩，持续七日不散，人口大量死亡。同时代的埃及作家也记载了自商人那里听来的传说，中国北方毒雾迷漫，鼠疫肆虐。

        南宋与蒙古人的对峙持续了45年。最初南宋联合蒙古人灭金，以后却被蒙古人所灭。蒙古灭宋的激战主要发生在四川及相邻的陕南、鄂西一带，战争同时也有大规模的瘟疫发生，四川人口大部分死于战争和瘟疫。在湖南北部的长沙府，战争也造成了大规模的人口死亡。在女真人南下的大约250年中，在北方少数民族的进攻面前，汉族一直采取防守的姿态，从未取得过真正的战略上的主动。

        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只有89年，虽然盛极一时，但“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于蒙古贵族及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水旱蝗疫不断，民不聊生，使河南、山东、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国的残暴统治——仅1341年，山东、河北、湖广等地就发生了百余次反元起义。以后人民起义更加频繁，力量也越来越大：1348年，方国珍在台州起义；1351年，刘福通在颖州起义，号称红巾军；徐寿辉在蕲州起义；1352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起义；1353年，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起义。其后十余年，特别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与元军决战于两淮、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广大农民纷纷响应，元军出其精兵锐将与农民军决战，攻城掠地，掳掠杀人，干尽了残暴之事。

        在这些战斗中，元军和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使豫、鲁、苏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扬州城中当时被杀得仅余有18家。河南也已到了“春泥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境地。

        后来朱元璋出兵江淮，派徐达、常遇春北伐，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这样元末长达16年的兵乱才算结束。

        除兵乱之外，水、旱、蝗、疫也接连不断。黄、淮河又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据《元史》载，仅元朝末年的雨旱灾，山东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两淮地区8次。造成“漂没民庐、死者众”，“禾不入地、人相食”。特别是河南，几乎年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

        元末，中原地区不但水患严重，大蝗灾也频频而至，从1341年到1365年，大蝗灾计有十八九次。元时的大名路，1352年夏，“开、滑、浚三州元城十一县，水旱虫蝗，饥民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中原地区从1335年到元朝灭亡的这40年里，大饥荒就达15次。以致出现了“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同时，危害极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于河南、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南方诸省。

        以上种种，兵乱水旱蝗疫相辅而至，百姓非亡即逃，使中原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元政府只好把一些路降为州，如“降徐州路为武安州”。就是到了明朝，由于人粮剧减也不得不把许多州、府降格，名城开封由上府降为了下府。1377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到了1384年，全国各地仍把不足三千户的三十余州降为县。

        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形，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八），“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六），“多是无人之地”（顾炎武卷十），“累年租税不入”（《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

        而在北方的山西和南方广大地区，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我们这里仅仅以山西为例作出说明：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这虽然是封建文人溢美之词，但也说明山西一带比较安定，再加邻省难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很是稠密。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一千多人，河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却达四百零三万零四百五十口，等于河北、河南人口的总和。（参见《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

        面对内忧外患，朱元璋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于是，他采纳了郑州知府苏琦（参见《明太祖实录》卷五十）、户部郎中刘九臬（参见《明史·食贷志》）、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建议，采取了移民和军民屯田的政策，以加强北部边防，开垦荒地，保障军民用粮，恢复农业生产。于是乎，一场大规模的历经洪武、建文、永乐三朝、历时五十余年的移民高潮就开始了。

        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大量移民，农业生产刚刚有所恢复，又发生了靖难之役，四年的战争又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凉局面，为此又有永乐迁民之举。

        从朱元璋（年号洪武）在元朝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首次下令移民到朱棣（年号永乐）在永乐十四年（1416年）一月最后一次大规模移民为止，明朝初年的大规模移民活动持续了50年，前后共计18次之多。这18次是：

        第一次：元朝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朱元璋在命大将军徐达挥师北伐中原的同时，下令迁徙苏州府富民充实濠州（今安徽凤阳），明初移民运动，由此拉开序幕。其后，不断完善，全面推广，深入发展。

        第二次：洪武三年（1370年）五月，在河南设立司农司，议计民授田，负责移民垦荒事宜。六月，以苏、松、嘉、湖、杭五府地狭民稠，而皇明发祥地临濠地多闲弃，迁五府无田贫民四千余户往耕。

        第三次：洪武四年（1371年）三月，移山后之民一万七千户到北平耕种。

        第四次：洪武四年（1371年）六月，复徙山后民三万五千八百户、十九万七千二百人入籍北平各处卫所和州县。

        第五次：洪武四年（1371年），移徙沙漠故元遗民三万二千八百六十户到北平开荒种田，分别落户于大兴、宛平、良乡、固安、通州、三河、武清、蓟州、昌平、顺义等地。

        第六次：洪武九年（1376年）十一月，移山西及北直隶真定等处民无产业者，往凤阳垦田。

        第七次：洪武十五年（1382年）九月，迁广东番禺、东莞、增城诸县元将何真所部降民二万四千四百余人到泗州屯垦。

        第八次：洪武二十年（1387年）十月，命湖广常德、辰州民有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耕云南。

        第九次：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移山西泽、潞二州贫民往河南就耕。

        第十次：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四月，迁苏、松、杭、嘉、湖、温、台诸府民无田者，到滁、和二州等地开荒。

        第十一次：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九月，募山西地狭民稠府州县之民，赴北平、山东、河南土旷人稀之地耕作。

        第十二次：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七月，命户部籍浙江等省、应天诸府富民一万四千三百余户，悉徙其家，以实京师（南京）。

        第十三次：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二月，移山东登、莱诸府民贫无产者五千六百三十五户，赴本省东昌等处编籍耕种。

        上列至正二十七年十月至洪武二十五年二月的十几次移民中，有户口数据可考者七次，如按每户五口推算，合计约五十九万零三百七十五人。太祖时徙民最多。明太祖以后，移民垦荒运动继续进行。

        第十四次：建文四年（1402年）九月，徙山西民无田者到北平种田，五年内不征税粮。

        第十五次：永乐元年（1403年）八月，靖难之役结束以后，明成祖发遣流罪以下者垦田北京。

        第十六次：又迁苏州等十府、浙江等九省富民三千余户，填实北京。

        第十七次：永乐二年（1404年）九月，移山西居民万户入北京务农。

        第十八次：永乐十四年（1416年）一月，迁徙山东、山西、湖广无业流民，往保安州开荒，三年免租。

        总之，除一部分边民和故元官吏将士之外，都是由人多地少的地区移入人少地多的地区。洪、永二朝的移民人数，有数字可考者为二百万左右，实际可能有四百万左右。再加上大批军队开入边境地区屯田，长期从事生产，有一部分人世世代代留在那里，事实上与移民无异。

        这一时期的移民有四类：

        一是边疆地区的军事移民。朱元璋将今燕山北麓的人口全部南迁至今河北地区的北部和中部，沿边境线设置大量卫所，1120名军士为一所，5所共5600人为一卫。卫所将士戍守，必须携家属前往，军人和他们的家属构成军事移民的主体。以地区论之，在辽东设有辽东都司，在燕山以北设有北平行都司，在山西北部设有山西行都司，在陕西西部今宁夏、甘肃设有陕西行都司。北部军籍人口的总数多达110万，他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即不甘心失败的蒙古人。另外，还有70余万军籍移民迁往云南和贵州。1391年，全国的军籍人口多达620万，除人口密集区的军人来自本地外，其他地区的军籍人口均属移民。数量以几十万人口计的投降的蒙古军队和他们的家属则被四散安插于各地卫所。

        二是都城的政治性移民。朱元璋将他的都城定在南京。南京成为明初移民的重点。怀有异志的知识分子、富户、工匠、军人和他们的家属大批迁入南京，使得南京成为一个人口达到大约一百万的巨型城市。不过，京城中最多的还是军人和他们的家属，合计多达七十万人。朱元璋还在其家乡临濠设立中都，并营建都城。来自南方的大批富户迁入这一区域，军卫人口多达近二十万人。明成祖朱棣将都城从南京迁至北京，与之相随的又是一次大规模的移民，北京人口多达八十余万，其中约七十万人口为军人及其家属。南京随之衰落。

        三是一般区域的经济性移民。政府组织了对于华北及其他地区的移民。大槐树的传说即与此类移民有关。在留存至今的淇县移民碑上，我们可见政府对于移民的组织是严格的。110户为一屯，设有屯长。这种移民屯广泛分布，以至今天成为北方地名的一个常见的重要尾码词。政府为移民颁发信印，移民从山西各地来到洪洞县大槐树下领取信印，然后分赴各地。其他移民地名的性质大体类此。

        四是自发的移民。人口密集区的人口迁往人口稀疏区，并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同意。例如，大批江西人口迁入长沙府后，直到永乐年间才得以解决户籍。迁入河南南阳及湖北郧阳一带的山西及江西移民则没有这样幸运，直到明代中期，政府还将他们视作非法的“流民”。

        根据《明太祖实录》、《明史·食货志》、《李善长传》、民国新纂《云南通志》等文献载，明初迁民，主要从内蒙古、苏松嘉湖杭五郡、山西以及其他零星地区迁出。其原则是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迁移。

        既然要移民，就要有个移民集散地。在明朝初年，政府一共确立了八个著名的移民集散地。它们是：山西洪洞大槐树；苏州阊门；江西瓦屑坝；湖北麻城孝感乡；山东枣林庄；广东南雄珠玑巷；福建宁化石壁村；河北小兴州。从这8个地方分66次出发走向全国各地的百姓那可是要以千万计的，而这其中，从洪洞迁民共18项，占明初迁民记载66项的27%。故而，我们在这里给朋友们介绍的，只是与山西洪洞大槐树有关的一些内容。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以下两点：

        第一,洪洞大槐树迁民并非自明代开始。从宋、金便有，元初不断，到明初形成了规模宏大的有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明代的迁民活动，延续了有明一代，不过主要在洪武和永乐年间。清乾隆年间，这种活动还在延续，不过是零星的。

        第二，洪洞大槐树迁民并非只迁洪洞人，洪洞大槐树是山西迁民的聚集地。明代初年，山西省辖五府、三直隶州、十六散州、七十九县。史书记载的明初移民主要有包括平阳府辖二十九县在内的山西省五十一县。

        问题在于：为何要选择洪洞大槐树作为山西移民集散地呢？这还有个故事呢。

        明朝时在洪洞城北二华里的贾村有一座广济寺，寺院宏大。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阴遮数亩”的汉槐，车马大道从树荫下通过。汾河滩上的老鸹（乌鸦的俗称）在树上构窝筑巢，星罗棋布，甚为壮观。因当时的洪洞凭借古驿道，北通幽燕，东连齐鲁，南达秦蜀，西抵河陇，加之广济寺院落宽阔，易于官府设局驻员，集结移民。于是，明朝政府在广济寺设局驻员集中办理移民，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集聚之地。

        话说大槐树移民伊始，明政府颁布告示于三晋：“不愿迁徙者，到洪洞广济寺大槐树下集合，限三天赶到。愿迁徙者可在家等候。”消息不胫而走，晋北、晋中、晋南的人拖家带口、携儿挈女簇拥而来，三日之内，大槐树下集结了数十万之众。这时，大批官兵蜂拥而至，把手无寸铁的百姓围了个严严实实，官府人员宣布：“大明皇帝敕命，凡来大槐树下者，一律迁走！”说罢，官兵恶狠狠地先将青壮年，强行登记，强发凭照，一家一户，背手而捆，绳绳相拴，数十万百姓在刀逼棒喝下，吞声饮恨，踏上了迁徙的路途。据说后来的几次大的移民中，官府也是采取了强迫的办法。

        另一传说是，明朝初年山西洪洞县人满为患，也正闹饥荒。粮食吃光了，可是竟没一个饿死，全托福一棵老槐树了。老槐树有七八搂粗，枝繁叶茂，远看像一把大伞矗立在地。一到秋天，远远近近的人们，每天成群结队来到老槐树下拾槐角豆。说起来也怪，不论早来晚到，每人每天只能拾那么一碗（豆籽），谁也甭想多拾。人们传说槐树仙为拯救洪洞人，总是公平分配，一碗豆足能救饥肠，谁也不能贪多。因此感动了人们，每天总有许多善男信女向老槐树烧香跪拜。

        洪武初年的一年秋天，洪洞县知县萧九成接到朝廷旨意：“从洪洞选民五千，迁到太行山以东。”萧知县立即通知各村里正，告示上把迁入地描述得像天堂一般，可故土难离，谁愿意搬家呀？告示贴了好几天，连一个报名的也没有。这可难坏了萧知县，朝廷旨意难违，限期一过，肯定乌纱帽难保。既然没有自愿迁去的，只好强迫搬迁了。但是那么多人，一家一家地押送，不是个办法。于是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第二天，萧知县大肆活动，一面买通当地神汉巫婆，到各地游说：“槐仙显灵了，后天恩赐每人槐豆一斗，永不再赐。”一面呈文上司，请求派一支军队来。到那天，果然如此。洪洞各村乡民，都倾家出动。一时间槐树下熙熙攘攘，热闹非常。挎篮子的、扛口袋的，专等槐仙赐豆。正当午时，成千上万的人跪了一地。此时，正南跑来一队人马，如猛虎下山，似蛟龙出海，径直朝老槐树而来。众人正疑惑时，见一个骑士下马来，抓住一盘绳的一头，另一骑士抓住这绳子的另一头。当时人们看到这般情景，闷葫芦里也不知装的什么药，个个呆若木鸡，也不敢走散。只见那两个拿绳骑士很快绕槐树下人海一周，把大家整个围住。随即骑兵们飞速行动，围了个水泄不通。这可吓坏了这班乡民，都傻了眼，大人们面面相觑，孩子们啼哭乱叫。这时，萧知县骑在马上宣读《迁民告示》：“太行山东，沃野千里。连年兵患水灾，致使人少地荒。今天下太平，皇恩浩荡，圣意晋民东移，迁至燕赵福地。望被迁乡民，立即东去，不得违抗。”

        人们从深奥的词句中明白了真相，大家哭作一团。顷刻，人们被列队于树下，认出各村里正，清点户口，从中选出一千多户，共计五千多人。经过登记造册，一切就绪后，由官兵押着，携儿拽女，往东走去。

        移民们临行之时，凝眸高大的古槐，栖息在树杈间的老鸹不断地发出声声哀鸣，令别离故土的移民潸然泪下，频频回首，不忍离去，最后只能看见大槐树上的老鸹窝。为此，大槐树和老鸹窝就成为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这首民谣数百年来在我国许多地区广为流传。

        他们的祖先，在600年前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出发，出村的时候一个个不约而同回头去看那大槐树和树上的老鸹窝，那是棵树身荫蔽数亩、长命百岁的汉槐。大家彼此叮嘱要互相关照，一生要像大槐树一样长命百岁，要在有生之年回到大槐树下相聚。大家说：“穷不帮穷谁照应？百万苦瓜咱们一根藤！”

        早年，长命百岁的汉朝大槐树和旁边的广济寺一起被汾河水冲得无影无踪，不过之前，它先知先觉滋生了第二代槐树。

        第二代槐树活了400年，于1974年被飓风刮倒，不过之前，它也先知先觉滋生出第三代槐树。

        这一切都同移民一样世世代代接续繁衍。

        如今，第一代槐树所在地被移民的后人建起一座碑亭，碑上写着“古大槐树处”，长年香火不断。

        二代亡槐被移民的后人用水泥铁钉固定在它生时的位置，成为“树乃伊”，接受着游子的祭拜。

        第三代槐树枝繁叶茂正值壮年，一树的红色字符寄托着游子的祝愿。

        三棵大槐树的所在地被移民后代捐资捐助得以厚建，如今成为国家AAAA级景区，学名“洪洞大槐树祭祖园”。

        自从1991年洪洞大槐树祭祖节以来，年年节日期间，都会有无数小鸟飞来落脚，在大槐树上盘旋飞翔久不离去。当地老人们说鸟儿都是当年移民以及后代的魂灵。他们生不能归来，死后却常回家看看，看看故乡的土地，听听久违的乡音！

        数不清的小鸟飞到枯死的二代大槐树和正在茁壮成长的三代大槐树上，在忙着磕头的人群上空，在袅袅的香火当中，飞来飞去啁啾不停：“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民国二年，宦游山东的贾村人景大启告老还乡后，集资修建了碑亭、茶室等。碑亭建在原来的古大槐树处，亭虽不大，但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精巧玲珑。亭中竖立青石碑一座，刻有“古大槐树处”五个隶体大字。碑亭背面，刻有碑文，简述移民事略。亭前靠西一侧，建有茶室三间，以备寻根游人歇憩品茗，茶室楣匾题字为“饮水思源”。碑南二十余米处建有牌坊一座，横额雕刻着“誉延嘉树”，另一面刻有“荫庇群生”。上世纪80年代初，洪洞县政府重修并扩建了大槐树公园。

        在这里还流传着一些有关迁徙的故事。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命山西巡抚张锡銮率卢永祥第三镇兵进攻山西革命军，所到之处肆意抢掠。到洪洞后，士兵来到古大槐树处，纷纷下马罗拜，互相传言：“回到大槐树老家了。”他们不但没抢掠，而且将财物供施于大槐树下。大槐树“御灾抗患”之功为人们所称道。

        朝廷数次颁布了迁徙贫民流民垦荒、“迁大户实畿辅”、屯田戍边的诏命，让数百万人告别了洪洞大槐树，告别富庶的鱼米之乡苏杭、沿海……地少人多的“狭乡”居民迁往地多人少的“宽乡”——北方地区、淮河流域。这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人口大迁移。

        还有一个绝无仅有的标志，又叫防伪商标，就是凡大槐树移民后裔，小脚指甲都是不完整的，是分瓣的，因为山西人有羌人的血统。如今，依然生活在洪洞县的人们，小脚指甲都是不完整的，是分瓣的。传说当年移民时，官兵用刀在每人小脚指甲上切一刀为记。至今，凡大槐树移民后裔的小趾甲都是复形（两瓣）。“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小趾验甲形。”你若有兴趣，不妨自我查看。

        当时，为防止移民逃跑，官兵把他们反绑，然后用一根长绳联结起来，押解着移民上路。人们一步一回头，大人们看着大槐树告诉小孩：“这里就是我们的老家，这就是我们的故乡。”至今移民后裔不论家住在何方何地，都说古大槐树处是自己的故乡。

        从山西到江南路途很远，朝廷担心这些移民不肯前往，便派人强行押送，还用一根绳子把他们的手捆住，绾一个结，一个连一个鱼贯而行。他们的手倒背着被捆绑在一起，由官兵押解着，行千山过万水，长路迢迢，奔赴新家。由于移民的手臂长时间捆着，胳膊逐渐麻木，不久也就习惯了，到达目的地后，他们背手的习惯已经养成，并作为基因传给后代。以后迁民们大多喜欢背着手走路，其后裔也沿袭了这种习惯。

        “解手”这个口语，大人小孩都懂得，就是“方便”的意思。有谁会想到这个口语的来历却包含着苦难呢！在整个漫长的步行过程中，人人都要“方便”，怎么办呢？移民们便请求押送的役吏把捆住手的绳扣解开，常有人要小便只好向官兵报告：“老爷，请解手，我要小便。”次数多了，这种口头的请求也趋于简单化，只要说声“老爷，我解手”，就都明白是要小便。“方便”之后再重新捆上，于是“解手”成了移民们“方便”的同义语。此后“方便”便成了小便的代名词。

        由于这次的移民时间延续很长，人员又数以万计，这个词儿使用的人数又多，渐渐地就变成为专用口语而流传下来。

        山东曹县一刘姓的族谱里，记载着他们的先祖是“独耳爷爷”。独耳爷爷就是因为在迁徙途中多次逃跑，被官兵割掉一只耳朵的。明移民条律中还规定，凡同姓同宗者不能同迁一地。“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是中国文化崇尚的一种人格风骨，这明律就迫使一些同宗兄弟为生活在一起，不得不更姓易名。如河南黄县就有魏姓与马姓，陈姓与邵姓，周姓与单姓，都是异姓同宗。类似这种情况，在河北、山东也不胜枚举。

        在豫东和鲁北，关于“打锅牛”的传说，也广为流散。相传，洪洞县有牛氏五兄弟，在集结于大槐树下后，方知同姓不能同迁一地。五兄弟深知自此要劳燕分飞，天各一方，便匆忙将一口大锅砸成五瓣，各执一片，以备将来作为续祖寻亲的标记。时间是弥合心灵创伤的最好药剂。但在历经六百年风雨后的当今，豫鲁某些农村牛姓素不相识的长者们，见面后还要问：“打锅不打锅？”如双方都说“打锅”，便认作同宗一家。

        古大槐树处迁民之后裔经过几代、十几代，大都不知道被迁前是何村何地，但都知道“大槐树是故乡”，这一点至今谁也没能忘却。移民在离开大槐树时恋恋不舍，到达新的定居地点后，他们大多栽种了槐树，借以寄托自己对家乡的怀念。

        河北省河间县申鲁村高氏先人在自己家门口栽了一棵移民纪念槐树；保定府西关谢德先开了名叫“老槐茂”的酱菜铺；河南确山县有槐树庙村、大槐树村、槐树庄村；河南省伊川县城关镇闵店有槐树街。据说，明朝洪武年间，朝廷从山西省洪洞县往黄河南大规模迁民，移民中，一人姓王，一人姓李，禀性相投，结为好友。二人相约来到龙门山南伊河西岸一渡口处，筑灶搭庵，开荒种田。因离老家时是从洪洞县广济寺的大槐树下出发的，所以他们对槐树具有很深的眷恋之情。定居之后，他们就在村头植下几株槐树，数年过去，槐树遮天蔽日，郁郁葱葱，他们就把槐树与渡口联在一处，把村子取名叫槐树渡。后来，人口增多，村庄扩大，形成街道，渡口却日久废弃，槐树渡逐渐演变为槐树街。

        另外，河北省唐山乐亭县有八棵古槐，分布于六处。据北常坨村上了年纪的老人说，他们的祖先也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永乐年间，陈、梁、贾、赵四姓家族迁来此地，借槐树长寿之“吉兆”，建村栽树，取名“常坨”，寓意“长居乐业”，同时也寄托了对家乡的怀念。

        古槐，伴随着人们的繁衍生息而渐渐长大，古槐也成为历史的见证。古槐移民更是在家庙、祠堂的楹额上铭记了纪念的文字，以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山东菏泽固堆袁家祠堂墙碑曾刻有洪武二年袁公正题望槐思乡诗：“昔日从戎驱鞑虏，今朝屯田太行东。洪洞分支老门第，曹州安居旧家风。古岗植槐三五株，铭记晋中父老情。卧雪传说流千古，后昆霞蔚赛劲松。”河南焦作市刘氏祠堂匾额书：“派衍洪洞。”河南偃师县牛氏家庙大厅的楹联写着：“十八祖平阳世泽，五百年亳西名门。”河南省濮阳县习城乡胡寨村胡氏祠堂内始祖像两旁的对联，横批是“永言孝思”，右联是“念先祖离洪洞单车匹马昔时苦”，左联是“怀世宗居曹州枝繁叶茂今日荣”。河南省武陟县小东乡大淘村孙氏牌位对联：“祖洪洞支迁沁左，籍山西裔延河南。”河南偃师县寇店韩寨村《赵氏宗谱》说：始祖兄弟四人，起名“经、营、槐、显”，“显”意为“乡”，合起来就是“经营槐乡”。

        走进闻名中外的地道战发源地河北省清苑县冉庄，第一眼便可看到那棵早已在银幕上熟悉了的老槐树和高挂在树上的古钟。电影《地道战》中高老忠在发现鬼子偷偷摸进村后，就在这棵树下敲响了古钟报警，并拉响手榴弹同包围上来的鬼子、汉奸一起同归于尽。相传这棵老槐树栽于明代，当年山西移民来到冉庄，为表思乡之情将由洪洞县大槐树下采来的树籽种于村头，历经数百年的风风雨雨，长成了两个人手拉手都抱不过来的大树，为一代又一代的村民撑起一片绿荫。抗日战争爆发后，人们又将报警的大铁钟挂上树身，使它成了守卫村庄的哨兵。据当地人讲，这棵守卫冉庄数百年的古树到1965年拍摄《地道战》电影时尚存暮年的枝叶，拍电影的使命完成后便枝枯叶落，与世长辞。

        根据《明史》、《明实录》、《日知录之余》等正史及笔记史料的记载，明初从山西洪洞等地迁出的移民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安徽、江苏、湖北等地，少部分迁往陕西、甘肃、宁夏地区。从山西迁往上述各地的移民，后又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及东北诸省。时至今日，洪洞大槐树移民分布在30个省市，2217个县市。其中河南123个县市；北京、天津、河北142个县市；山东109个县市；山西104个县市；江苏、安徽、湖北、湖南316个县市；陕西、甘肃、宁夏182个县市；黑龙江、吉林、辽宁171个县市；浙江、福建、江西227个县市；广东、广西、贵州248个县市；四川、内蒙古、青海274个县市；云南、西藏、新疆210个县市；海南、台湾111个县市。另外，海外移民主要分布在亚、非、欧、美、澳洲的100多个国家。

        回到大槐树下进行祭祖活动，这是追念祖先最传统的实践，尤其到了清明时节，各地返回大槐树下寻根问祖的络绎不绝，他们并没有繁复的活动，但是通过跪拜、焚香、献供之类简单的仪式，一样表达着饮水思源的拳拳之心。在祭祖之后，很多人会折一小枝槐树，或者带一点泥土，甚至还有带一个瓦罐来，在大槐树前摔成碎片带回去分给不能前来祭祖的移民后代的。虽然迁民时的那棵大槐树在顺治年间即被洪水冲没了，大槐树边上的那座广济寺也早毁于兵燹。但是，迁民后裔们照样年年回来，在大槐树的附近举行祭祖活动。遂使这一象征符号超越时代、地域和阶层，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生动体现。这一方面充分显示了根祖情结的深厚底蕴。另一方面，对于习惯于将内心情感外化成直观符号的人们来说，这毕竟是有所缺憾的，于是就有了一段重建大槐树迁民遗址的动人历史。

        鉴于洪洞县民间祭祖活动的长期兴盛和祭祖现场的简陋不堪，1913年，为宦山东的洪洞人景大启起愿兴建大槐树纪念处，因资金不足未及成功。我们前面讲过，此时适逢辛亥革命爆发，袁世凯军卢永祥部在晋南攻打革命军，沿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到洪洞后，士兵来到古大槐树处，不但没抢掠，还将财物供施于大槐树下。洪洞人民躲过这次劫难，更相信是大槐树的庇护。此时已回乡的景大启又联络很多同里士绅商人，集资修建了广济寺经幢、碑碣亭坊和茶室，一个以大槐树（据说是原来大槐树的二代子树）为中心的迁民遗址纪念处就此落成，延续至今。

        改革开放以后，洪洞县人民政府受到民间移民祭祖活动的巨大感染，从1983年开始陆续修缮、新建迁民遗址纪念地的建筑设施，更于1991年4月1日至11日，在几百年来民间祭祖活动的基础上，由政府主持举办了首届“寻根祭祖节”，受到当地居民以及外地移民后裔的热烈响应，各方前来祭祖的人士超过5万之众。更为神奇的是，当地传说，“寻根祭祖节”期间，有数万只小鸟云集大槐树祭祖园上空，它们节始即来，闭会即去，不知从何而来，向何处去，人们普遍认为它们是祖先英灵的化身重回故乡。此后，该“寻根祭祖节”每年举办，节期不变，并以4月5日清明节为主祭日，来宾参与范围逐年扩大，海内外移民后裔踊跃响应，小鸟们也每年如期而至。2007年的“寻根祭祖节”，更是由省长主持、中央电视台直播，规模空前盛大。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节日并未全然衍化为政府行为，而是尽量吸收民间传统仪轨，呈现出官祭与民祭融合共存的良好态势。

        从上述过程中可以看出，大槐树祭祖活动经过了一个“民间—地方士绅—政府”逐渐扩张的发展脉络，每一步发展并非后者替代前者，而是后者与前者的有机融合，其“寻根问祖”的宗旨以及以大槐树为核心象征的特点贯穿始终。从这个意义上说，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可以考证的最大规模移民运动的大槐树，以其本身具有的“树根”的直观形态，被民间提炼为“根祖情结”的最佳象征，它蕴含着中华先民们艰苦创业的伟大精神，以及对于祖先和土地的热爱之情。这一象征符号是超越时代、地域和阶层的，具有族群认同的纽带功能以及协调人际关系的黏合作用，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生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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