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提箱。也好。其实箱内除了我的日记，别的倒都没有什么。不过我也太重视我的日记了。其实，这次意外，颇饶兴味。仍盼能取回我那些稿件。试问谁会念它们呢？……也许，因为遗失了，所以自己过分地把它们看得重要。那本日记于我出发赴英国时中止。在英国所记的另有一本小册，如今我已回到法国，就把英国的那本撇开。我这时新写的这一本预备以后时时放在袋中，这可说是我自己随身所带的一面镜子，一切我在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除非我在这面镜子中看到它们的反影，否则对我是不存在的，但自从回来以后，我一直像生活在梦中。与俄理维的谈话，想来真令人难堪！而最初我自己预想应该是多么愉快的事。……但愿他也和我一样失望；一样对他自己失望，同时对我失望。唉！我自己无话可说而竟使他也无话可说。每一个真正哽在心头的字是多么不易表达！脑海中一掺杂心头的情感，理智活动就整个地显得愚钝、停顿。

        我的提箱已找到；或是至少那个取提箱的人我已找到。而他又正是俄理维最亲密的一个朋友，所以只要我愿意，很快就可以造成一重新的关系。危险的是，我对任何意外发生的事都那么感到兴趣，结局往往忘去原来的目的。

        重见萝拉，我对人的善意一遇困难，或是不能不与传统、凡庸、习俗相搏斗时，便不自制地激怒起来。

        访拉贝鲁斯老人。给我开门的是拉贝鲁斯夫人，我已两年多不曾见到她，但她却立刻认识是我。（我想他们不常有客人。）而且，她自己也无甚变更；但（是否因为我对她先有成见的缘故）她的面色显得较前更冷酷，目光更尖酸，笑容也变得更虚伪了。

        “我怕拉贝鲁斯先生不一定能见您。”她立刻对我说，显然她希望独占我；而且凭着她的耳聋，不等我问她，就又回答说：

        “不，不，您一点不打扰我，进来就是。”

        她把我带到平时拉贝鲁斯授课的那间房子，室内的两扇窗是对院子开着的。我一踏进门，她就开口：

        “能和您单独谈谈使我特别感到愉快。我知道您对拉贝鲁斯先生深切的交谊，而如今他的景况实在令我担心。他很听从您的话，您是否能劝他自己保养一点呢？至于我，一切我对他所说的，他全认为是无中生有。”

        于是她就呶呶不休地诉说起他的罪状来：老头儿因为想使她难堪，故意不肯自己保养。他不该做的他去做；他该做的他却一件也不做。不管天气如何他要出去，又从来不肯披上围巾。吃饭的时候他不吃：“先生不饿”，而她也想不出方法使他胃口变好；但到夜间，他就起来，上厨房去乱翻一阵，也不知在煮些什么吃。

        自然这一切也不是老太太自己编造出来的。不过从她的诉说中，可以看出本来是一些无关轻重的小事情，因为错解的缘故，意思就像变得很严重，而现实反映在这老妇人简单的脑海中却又正好是一团可怕的黑影。但在老头儿这方面，又何尝不误解老太太的种种好心与谨慎？结果老太太自己看作是个殉难者，而在老头儿眼中却正是一个刽子手。对这对老夫妻我只好不下断语，不求理解，或是说，和一般的情形一样，我对他们愈认识，我就愈难下冷静的断语。事实是：两个本应在生活中互相凭依的人，结果却各使对方感到极度的痛苦。我常观察到夫妻间每因某一方面性格上一点小小的差异而酿成对方心理上莫大的恼怒，因为“共同生活”使这凸出处适成摩擦的中心。如果这种摩擦是双方共感的，那么夫妻生活的痛楚必然像在地狱一样。

        拉贝鲁斯夫人状似神话中女面鹰体的妖妇：在乌纱包着的假发下，她那灰色的脸显得更僵硬，伸出在黑色的无指手套外的枯瘦的手指简直就像爪子。

        “他骂我是他的侦探，”她接着说，“白天他睡得很多；一到晚上，起初他假装入睡，但当他以为我已睡熟的时候，他就起来，他在旧纸堆中乱寻乱翻，有时一面哭，一面念他故世的兄弟的旧信直到天明。他要我忍受这一切而不许我说一个字！”

        接着她又怨老头儿想把她送入养老院去；她加上说，这事特别使她难堪，正因为老头儿已不会一个人过活，他非有她的照料不可，但这种悯怜他人的语调不能不使人感到其中的虚伪。

        正当她做这种种哀诉时，客厅的门在她身后轻轻地开了，她还没有听到，拉贝鲁斯已进入室内。当老妇人说那最后几句话时，他讽嘲地对我微笑着，一面用手指着自己的前额，意思是说他太太是个疯老太婆。接着他便急躁地、凶狠地说（我都不能相信他会有这种态度，老妇人对他的非难似乎也非无因，但也许由于要使她听到非如此不可）：

        “夫人，走吧！您应该懂得您这种呶呶不休使先生疲倦。我的朋友不是看您来的。请您走开。”

        老妇人就反抗说她坐着的靠椅是她自己的，她决不让开。

        “既然这样，”拉贝鲁斯冷笑着说，“对不起得很，我们就让您在这儿。”他向我回过头来，转作温和的语调说：

        “来吧；让她坐在那儿好了。”

        我勉强地点了点头，跟着他跑进旁边的那间房子，这正是上次我来看他时所坐的那一间。

        “我很高兴您能亲听她的谈话，”他对我说，“整天她就是那一套。”

        他跑去把窗关上。

        “这街上的喧声使人说话也听不清，我整天的工作就是去关这两扇窗，而拉贝鲁斯夫人整天的工作就是去把它们打开。她借口说她透不过气。她总爱夸张。她不肯承认室外的空气比室内的更热。可是我那儿有着一个寒暑表。当我指给她看，她就说寒暑表上的度数是不管事的。她明知道她自己是错的，但非说她有理不成。她最得意的事是和我作对。”

        但当他说话的时候，我看出他自己的脑筋实在也不很正常。他又接下去，而且语调愈来愈兴奋：

        “她自己在生活中的种种乖僻，结果把罪过完全推在我身上。她的判断全是错误的。所以，您看，我可以这样对您解释：您知道外界的影像印在我们脑膜上时全是反的，平时我们靠某种神经器官把它们调整过来，事实是，在拉贝鲁斯夫人，她就没有这种调整器官，所以在她脑海中，一切依然是反的。您想想，这样的情形是不是会教人痛苦？”

        必然，他在自己的解释中得到不少宽慰，所以我避免打断他。他又继续说：

        “拉贝鲁斯夫人总是吃得太多。可是，她就认为吃得多的是我，如果她刚才看到我手上有一块巧克力（这是我主要的食品），她又该呶呶不休地说：‘整天不断地咬嚼！’……她监视我，她谴责我不该晚上起来偷偷地弄东西吃，其实只因为有一次她发觉我在厨房中煮一杯巧克力茶……您说叫我怎么办？吃饭时，她坐在我对面，她那副把鼻子伸到盘中的贪婪的样子，看了就叫我吃不下饭。结果，她反说我故意刁难，为的想使她难受。”

        他停了一下，接着像是在一种诗情的激发中：

        “我倒真钦佩她对我的谴责……譬如，有时她坐神经痛时，我就怜恤她。于是她就耸了一耸肩膀把我打住：‘别装假慈悲！’而一切我所做的，我所说的，在她都认为是想使她痛苦。”

        我们同在室内坐着。但他一会儿起来，立刻又坐下，显然是一种病态的不安：

        “您可能想象在每间房内有的家具算是她的，有的算是我的？刚才您已亲眼看到过她的靠椅。当女仆收拾房间时，她就对她说：‘这一件是先生的，您别动吧。’有一天，我偶不小心，把一本精装的乐谱放在一张她的小圆桌上，夫人立刻拿来扔在地上了。书角全给折断……啊！这样是无论如何过不下去的……但，您听我说……”

        他抓住我的手臂，把声音放低一点：

        “我已打定主意。她不断地恐吓我，如果我再继续这样，她就只能住到养老院去了。我已留起一笔款子，我想大概够付她在圣悲利纳的膳宿，人们说那养老院算是最好的一个。我如今所教的几点钟课从收入方面说，几乎等于零。不久以后，我手头的钱就会花光，到那时我就不能不动用那笔款子。我实在不愿意。于是，我立下这个主意。……打算在三个月以后实行。是的，我日期也已订好。如果您知道这对我是多么大的一种慰藉，当我想到此后每一小时我更接近这一刻的到来。”

        他原来已很靠近我，但他更移近一点。

        “此外我还留开一份年金证。啊！数目自然不大，但在我已别无他法。这事拉贝鲁斯夫人全不知道。我把它放在我的书桌内，外面有一个信封套着，信封上是您的名字以及附带的说明。我可否把这事托付给您？我对这类事情完全外行，但我曾和一位律师谈过，他说这笔年金可以直接由我孙儿具领，但非到他成年后，证书上就不能正式换他的名字。我想看在我们情分上，希望您能从旁促其实现，也许对您并不是一个过分的要求。我太不能相信这些律师……或是，您为使我安心起见，不如现在就把这信封带走……行不行？……我去取来。”

        他按着惯例迈着小步踉跄地出去了，回来时手上执着一个大信封。

        “原谅我把信封已粘上了；这只是手续。您拿走吧！”

        信封上在我的名字下，我瞥见用正楷书写的：“待本人故世后启封。”

        “赶快放在您的口袋中，使我可以放心。多谢您……唉！我一直在等着您来……”

        在这一种严肃的瞬间，我常感到自身中一切仁慈的情绪顿时会转成一种几乎是宗教的出神之感，一种热诚，一种使自身感到崇高，或是说得更切实一点，一种使自身超脱一切私利的联系，像是失去自己，失去一切个人的情绪。一个不曾有过这种实感的人，必然在这儿很难理解我的意思。但我觉得拉贝鲁斯倒是有同感的。一切在我这方面的客套与辞令都是多余的，不需要的，而且在我认为是不应该的，因此我只能紧紧地握着他那只落在我手中的手。他的眼睛放射出一种异样的光辉。在另一只适才拿着信封的手上，他还有一张纸条：

        “这儿是他住址，因为现在我已知道他在哪儿。‘沙费’，这地方您可知道？这在瑞士，但我查了地图并没有找到。”

        “是的，”我说，“这是近赛尔望的一个小村落。”

        “这地方很远吗？”

        “也许不至于远到我不能去。”

        “什么！您打算去吗？……啊！您真是个好人！”他说，“我自己实在太老了。而且，因为他母亲的缘故……我也不能去。可是我觉得如果……”他踌躇着在搜索一个适当的字眼，“只要我能见到他，我就可以安心瞑目了。”

        “可怜的朋友……我总尽一切人力所能做到的设法把他带回来。您一定能见到小波利，我答应您。”

        “多谢……多谢……”

        他激动地把我抱在他的手臂中。

        “但您也得答应我不再去想……”

        “啊！那是另一回事。”他顿时把我打住。而想不使我坚持，为转移我的注意力起见，立刻他换了话题：

        “试想前些天一个以前我学生的母亲想请我去看戏！那已是一月前的事。是法兰西剧院的日场戏。二十年来，我已不曾踏进过戏院。那天上演的是雨果的《欧那尼》。您知道这剧本？像是演得很不错，因为人人都看得非常出神。但对我，我痛苦得不能言喻。如果不是由于礼貌，我绝对等不到散场……我们是坐在一个包厢中。我的朋友们竭力劝我耐心一点。我真想诘问观众。啊！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最初我不明白他指的是什么，我就问：

        “那些演员让您觉得可气吗？”

        “当然。但他们怎么敢把这种猥亵的东西搬到舞台上去？……而观众反大声喝彩！而戏院中还有好些孩子们；做父母的明知这个剧本却还把孩子们带去……这简直是不可思议。而这样的东西竟在一个国家剧院上演！”

        这一位老实人的愤怒颇使我想发笑。这时我简直忍不住大笑了。我向他争辩：任何戏剧艺术是不能不描写情欲的。他就反驳说，无论如何情欲的描写总是一个坏例子。这样，辩论继续相当时候；我就把激情的部分与乐队中的某种铜乐器的怒号作比：

        “譬如说，贝多芬某一交响曲中双管喇叭的加入，那您不是很叹赏的吗？……”

        “但我并不叹赏，谁说我叹赏这种喇叭声？”他几乎盛怒地叫喊起来，“我怎么能叹赏我所讨厌的？”

        他全身战栗。他语调中的愤慨，或几乎可说是敌意，不但出于我的意外，而且竟使他自己感觉惊异，因为接着他就用一种很沉静的语调：

        “您可注意到近代音乐最大的努力，即在使往日我们认为不调和的谐音听来可以忍受，或者竟使人感到某种愉快？”

        “对呀！”我说，“最终一切都应转入和谐。”

        “和谐！”他耸耸肩重复我的话，“在我看，这只是使人习惯作恶。以后感觉也迟钝的，纯洁也不要了，反应也差了，一切都容忍、接受……”

        “依您这样说，人就不敢再给孩子们断奶了。”

        但他并不理会我，只顾继续下去：

        “如果人再能觅回少年时代那种不甘妥协的刚愎，那时使我们最感愤慨的恐怕就应是自身今日的情况。”

        时间已不容许我们再来一次目的论的探讨，我企图把他引回本题：

        “我想至少您并不主张把音乐减作唯一表现沉静的工具？如果这样的话，一个谐音就成，一个连续的纯谐音。”

        他握住我的双手，出神地，目光消失在礼赞中，几次重复地说：

        “一个连续的纯谐音，是的，正对，一个连续的纯谐音……”可是又黯然加上说，“但我们整个宇宙却正在不谐和的淫威之下。”

        我向他告辞。他送我到门口，和我亲了亲，口中仍喃喃地说：

        “唉！决定这谐音的来到可真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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