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退学显然不是暂时的。低年级主任布鲁尼先生给我三个月时间，改正我的“不良习惯”。我这些不良习惯韦戴尔先生很容易就发现了，因为我并没怎么设法掩饰，根本没有意识到它们严重到应受责罚的地步。我一直生活在（如果这称得上生活的话）前面已描述过的半沉睡和愚拙状态。

        前天晚上父母举行晚宴，吃餐后点心时，我往口袋里塞满了糖果。这天上午，韦戴尔先生在认真地讲课，我却在座位上津津有味地吃糖衣杏仁。

        突然我听到叫我：

        “纪德！你好像满脸通红了？上来给我说两个词。”

        我脸红得更厉害了，踏着四级台阶走向讲台，同学们都在冷笑。

        我并不试图否认。听到韦戴尔先生俯身低声向我提的第一个问题，我肯定地点了点头。我半死不活地回到座位上，但脑子里丝毫没有考虑这次回答问题会有什么后果。韦戴尔先生在向我提问题之前，不是许诺什么也不会讲吗？

        尽管这样，当天晚上家父收到年级副主任的一封信，请我父亲在三个月之内再也不要送我去上学。

        品行端正，习惯良好，是阿尔萨斯中学特有的校风，也是这所学校声名所在。布鲁尼先生做出这个决定丝毫不出人意料。不过后来母亲告诉我，父亲对那封信及其粗暴的处理还是感到愤怒。在我面前，父亲自然掩盖了愤怒，而流露出担忧。他和母亲经过严肃的讨论，决定带我去看医生。

        那时我父母的医生不是别人，而是布鲁阿代尔大夫，他很快将作为法医享有很高的权威。我想母亲对这次带我就医所抱的希望，除了医生的一些忠告以外，还有某种精神上的效果。布鲁阿代尔与母亲单独谈了一会儿，在母亲退出来的时候叫我进他的诊室。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提高声音说道，“今天嘛，孩子，我既不需要对你进行检查，也不需要对你进行盘问。但是，过一段时间如果你母亲觉得必须再带你来，就是说你没有幡然改过，那么（说到这里他的声音变得很可怕），我们就不得不动用这些器械。这些是专门用来给你这样的小男孩做手术的！”他说着伸手指一指他的座位后面一套图阿雷格式的铁尖刀，紧蹙的浓眉下转来转去的一双眼睛一直盯住我。

        这意图太明显，我不可能把这种威胁当真。但是母亲的忧心忡忡和她的呵斥，还有父亲默默的犯愁，使本来受到那张退学通知书相当大震动的我，终于从浑浑噩噩的状态得以振拔。母亲要我做出保证，安娜则想方设法让我开心。万图博览会即将开幕，我们常常去栅栏外观看做准备工作。

        三个月后，我重新出现在学校的课堂里。我已经改过，至少力所能及的事都大致做到了。可是，不久我得了麻疹，把身体搞得相当虚弱。于是，父母决定让我第二年留一级，因为我无甚长进。不等假期开始，他们就把我带到拉罗克。

        一九〇〇年我不得不卖掉拉罗克的农庄时，把遗憾深藏心底，凭的是胆气，是对未来的信心，这种信心是靠对过去无济于事的憎恶支撑的，其中勉强掺和了一些理论，用如今的话来说即未来主义。老实讲，我的遗憾当时还不如后来那样强烈。这倒不是因为这地方的回忆显得更美了，我曾有机会重新见到这地方，而是因为旅行多了，能够更好地欣赏那条小峡谷外在的魅力；在充满过多欲望的年龄，我更多的是感到它逼仄。

        过分高大的树木上面那过分狭窄的天空。

        詹姆斯在一首于此地创作的哀歌中这样写道。

        我在里面所描写的就是这条山谷和我们那座房子。这个地方不仅仅给我提供了一个背景。在那本书里，我从头至尾追求的是深刻的逼真，但现在要谈的不是这个。

        那座房子是我祖父母买的。门上一块黑色大理石牌子上有这样一段铭文：

        由高贵的庄园主弗朗西斯科·拉贝·德·洛克建于一五七七年

        由建造者的后嗣高贵的庄园主彼埃尔·埃利·马利亚重建于一八〇三年

        这段拉丁文我完全照抄，意思理解得丝毫不走样。

        尽管如此，但主体住宅楼的建筑显而易见新得多，不过除了覆盖外墙的紫藤，别无吸引人之处。相反，做厨房的那座楼及其暗道，虽然规模小得多，却十分别致，按照当时的风格，砖墙和石块带层相互交错，十分美观。整个建筑由相当宽和相当深的护城河环绕，水是由河里引来的，因此是活水。引水溪两边生长着开花的勿忘草，溪床的落差则形成瀑布。安娜的卧室位于瀑布旁边，所以她称之为“我的瀑布”。一切东西都属于懂得享受其乐趣的人。

        瀑布的响声、河水的絮语，与一泓小小清泉不歇的汩汩声，相互交融。那泓小小的清泉从小岛外侧涌出，被引到暗道对面。用人们汲取泉水做饭，那泉水凛冽，夏天盛在玻璃瓶里，瓶子外面会凝结一层水汽。

        住宅四周不断有许多燕子飞来飞去。它们的泥巢筑在屋檐下，有的筑在窗洞里，因此可以观察它们孵卵。我每每想起拉罗克，便仿佛首先听见燕子的呢喃，看见飞翔的燕子划破蓝天。我经常在别的地方看到燕子，但从没听到过拉罗克这样的呢喃燕语。有时它们飞得很高，你目送着它们，不免感到头晕目眩。这是天气晴好时的情景。天气变坏，气压降低时，它们就飞得很低。安娜告诉我，小昆虫也像燕子一样，随着气压的不同而飞得高或低。有时燕子会低低贴近水面飞，它们的翅膀会猛地剪开水面。

        “要来暴风雨了。”每当这时母亲和安娜总是说。

        突然，小溪、清泉和瀑布潮润的声音里增添了雨声；雨点落在护城河的水面上，发出银色的噗噜声。我双肘支在窗台上，观看千万个小圆圈没完没了地形成、扩大、叠合、消失，有时中间冒出一个大水泡，但转瞬破裂。

        当祖父母来到这座庄园时，那时需要穿过草地、树林子和佃户们的院子，才能到达里面。祖父和他的邻居基佐先生组织修了一条公路。这条公路起自拉布瓦西埃，在利西瓯与通向冈城的公路相接，先通到国务大臣退隐的黎歇谷，然后通到拉罗克。当公路把拉罗克与世界其余部分连接起来，我家开始住在这里时，祖父又用砖头在护城河上建了一座桥，取代原来的小吊桥。那座小吊桥维修起来很费钱，而且再也没有谁把它吊起来。

        对一个孩子来讲，住在一个岛上，一个小小的岛上，是挺开心的，而且他只要愿意，还可以随时溜出小岛。一道类似女儿墙的砖墙环绕整个小岛，刚好把每座建筑物的两头连接起来。厚厚的围墙里面覆盖着常春藤，墙顶相当宽，小心点可在上面踱步，但想在上垂钓，鱼儿看得太清楚，便只好俯身墙头垂钓。探身看墙外侧，上面点缀着墙草，如败酱草、草莓、虎耳草，有的地方甚至有小灌木。妈妈讨厌那些灌木，因为它们损坏围墙，但安娜说服她不要把它们砍掉，因为灌木上栖息着一只山雀。

        住宅前面，在暗道与厨房之间有个院子，这样目光可以越过护城河边的女儿墙和外边的花园，眺望整个峡谷。两边的山如果更高些，峡谷会显得更狭窄。右边山坡上有一条公路，通向康布勒梅和雷奥帕蒂，然后通到海边。这地区的草地边缘都有延伸不断的篱笆。一道这样的篱笆会把公路几乎完全挡住，在下面看不见，而在公路上只能通过偶尔的缺口如木栅，才能望见拉罗克。木栅隔断绵延的篱笆，是草地的通道。绿草如茵的缓坡一直伸展到河边。草地上散布着蓊郁的树丛，为安静啮草的牛群提供阴凉，路边或河边也有一棵孤立的树。整条峡谷看上去像公园一样可爱宜人。

        岛内的空间我称为院子，因为找不到别的名称。这里那里散布着一些砾石。在餐厅和客厅前面有一定距离的地方，有老鹳草、倒挂金钟和矮蔷薇形成的花坛。房后有一小片三角形的草地，中间耸立着一棵洋槐，比楼房高出许多。夏季晴好的日子，我们通常聚在这棵岛内唯一的树下。

        只有朝下游，即朝房子前面的方向才望得远。只有这个方向，在两条小河交汇处，峡谷才豁然开朗。两条小河，一条穿过森林来自黎歇谷，另一条穿过草地来自两公里外的拉罗克村。护城河另一侧黎歇谷方向，在相当陡的山坡上有块草地，我们称为“鲁洛”。父亲过世几年之后，母亲让这片草地与花园连成一片，又叫人在草地上种了几丛树，并且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又在草地上开了两条小径。两条小径呈巧妙的弧形，蜿蜒而上，直通到进入树林的小木栅。迈进小木栅，就立刻进入了一个神秘莫测的地方，我感到自己都有点心跳。树林子俯临小山，伸展得相当宽广，与黎歇谷林子毗连。父亲在世时，树林里罕有小径，很难进去，那时我觉得它更加广阔。有一天母亲准许我冒险进入树林的时候，拿出土地册，指给我看我们的树林到什么地方为止，再过去又是草地和庄稼地了，这令我感到十分遗憾。在这之前我想象树林子那边是什么，现在不大记得了，也许我压根儿就没有想象。如果我想象过，我倒是希望在我的想象中是别的什么东西。知道树林子有多宽，知道了它的界线，它在我心目中的吸引力也就减弱了。因为在我那种年龄，感兴趣的是冒险而不是把事物弄明白，希望到处遇到的都是未知事物。

        当然，我在拉罗克做的主要事情，不是探险，而是钓鱼。唔，钓鱼这种体育运动，被不公正地贬低了。只有对钓鱼一窍不通的人或者笨蛋，才轻视钓鱼。因为对钓鱼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后来打猎对我就没有多少吸引力了。打猎嘛，至少在我们这地方，不需要多么灵巧，大概只要善于瞄准就够了。而钓鳟鱼却需要那样灵巧，那样机智！我家老看林人的侄儿泰奥多尔，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教会了我如何组装钓竿，如何挂诱饵。在所有鱼当中，鳟鱼最贪吃，但也最多疑。自然，我钓鱼时既不用浮子，也不用沉子，根本不把这些愚蠢的玩意儿放在眼里，它们只会把鱼吓跑。相反，我使用佛罗伦萨钓鱼丝，那是蚕吐出的丝抽成的，呈淡淡的蓝色，其优点是放在水里几乎看不见，而且坚韧性很突出，护城河里与三文鱼一样重的鳟鱼，根本拉不断它。我更喜欢到河里去垂钓。河里的鳟鱼肉质更细，尤其是更野性，就是说钓起来更好玩。母亲觉得这种娱乐体育锻炼的成分太少，看到我兴趣如此强烈，心里不无遗憾。所以我对人们给钓鱼背上呆板体育运动的名声表示抗议。钓鱼通常需要完全静止。在大河里或死水里钓那些潜伏不动的鱼，的确如此。但是，像我这样在小河里钓鳟鱼，必须准确地去它们经常游弋、很少离开的地方下钓。鳟鱼一发现诱饵，就会贪婪地猛扑上来。如果它不马上扑上来，那就意味着除鱼饵之外，它还看见了别的什么东西，一段钓丝、一片诱饵碎渣、一段马尾丝、钓鱼者的影子，等等，或者听到了钓鱼者走近的声音。这时就没有必要等待下去，越等待，越糟糕，不如过一会儿再来，比刚才更加小心翼翼，以爬行的方式悄悄地溜过去，身子蜷缩在草丛里，尽可能远地将钓钩甩过去，只要不被灌木枝、榛树枝和柳树枝挂住就成。这类树河边几乎无处不有，只有生长着高大的柳叶菜和圣安托瓦月桂树的河岸边，才没有这类树。万一钓丝或鱼钩倒霉地给挂住了，那就要个钟头才解得开，更不消说鱼儿早吓得无影无踪了。

        在拉罗克有许多客房，但总空着，原因是父亲与鲁昂社交界交往甚少，而他巴黎的同事们各自都有家庭和生活习惯……关于客人，我记得的只有格鲁尔先生。我想他头一回来拉罗克，是我被退学后的翌年夏天。家父过世之后，他还来过两三次。我怀疑，母亲既已守寡，还继续接待他，是否觉得是做一件相当大胆的事，尽管每次时间相当短。我家的社会阶层是十足的资产阶级，而格鲁尔先生完全称得上波希米亚人，但终归算个艺术家。就是说，他根本不属于“我们这个界别”，而是一位音乐家、作曲家，是其他更著名的音乐家的朋友，例如他经常去巴黎看望古诺和斯蒂芬·埃勒。格鲁尔先生住在鲁昂，而且在圣伍昂教堂掌管刚刚由卡瓦耶·柯尔提供的大管风琴。他很拥护教权主义，受到教权的保护，在最优裕、最具正统观念的家庭里拥有一些学生，尤其在我家享有很高的威望，如果不是得到完全尊重的话。他的侧影刚毅有力，容貌相当英俊，头发又黑又浓，鬈曲得厉害，胡子修剪得呈方形，沉思的目光会突然流出狂热，嗓音悦耳圆润但并不真正柔和，手势温文尔雅但又专横霸道。他的一切言论和行为都显示出难以言状的自私和盛气凌人。他的一双手特别漂亮，既柔软又有力。他一在钢琴前坐下来，就有一种无与伦比的活力，使他仿佛换了一个人。他弹奏钢琴，像一位管风琴演奏者，而不像钢琴演奏者，有时显得缺乏灵感，但弹行板，尤其是莫扎特的乐曲，弹得出神入化。他公开表示非常热爱莫扎特，常常笑着说：

        “快板我不敢说，不过慢节奏的演奏，我赶得上鲁宾斯坦。”

        他说这话时口气那样天真，大家都不觉得他在吹牛。鲁宾斯坦我记得清楚。事实上，我想无论是鲁宾斯坦，还是世界上其他什么人，演奏莫扎特的c小调幻想曲或贝多芬一首舒缓的协奏曲之类，都不可能演奏得更加悲怆而高雅，更加热烈，更富诗意，更加雄壮，更加庄严。后来有许多理由使我对他感到恼火：他指责巴赫的赋格曲平淡无奇拖沓冗长；他喜欢高雅音乐，却对庸俗音乐没有足够的厌恶；他与他的朋友古诺一样，对塞扎尔·弗兰克抱着固执、可怕的轻视态度，等等，不一而足。在我开始涉足音乐界的时候，塞扎尔·弗兰克在我心目中，不啻是位了不起的大师、先知、魔法师。每天晚饭后，他都演奏奏鸣曲、歌剧、交响曲，令我心醉神迷。平时在作息时间问题上，妈妈没有商量的余地，总是到点就催促我去睡觉，这时却允许我打破作息时间，迟去睡觉。

        我不敢奢谈自己早熟，我对这些音乐会的强烈兴趣，主要而且几乎仅仅是在家父过世两三年后，格鲁尔先生最后几次来访期间才产生的。在此期间，母亲遵照格鲁尔先生的意见，带我参加了许多音乐会，而我为了表示自己受益匪浅，成天哼或吹一些交响曲片段。于是，格鲁尔先生着手对我进行教育，教我弹钢琴。他对自己所教的每首曲子，都要编造出一套连贯的情节，以衬托、解释这首曲子，使之变得生动。这样一切便成了对话或故事。这种方法虽然有点造作，但对一个年幼的孩子来讲，我想并不坏，当然如果所编出的故事不太愚蠢或者不太离谱的话。应该考虑到我当时还不满十二岁。

        中午过后，格鲁尔先生作曲。安娜受过记录口授曲谱的训练，有时给他当秘书。他求助于安娜，一方面是为了保护他开始减弱的视力，另一方面，按照母亲的说法，是出于表现专横的需要。安娜倒是乐意为他效劳，上午陪他出去散步，当他感到热时就帮他拿大衣，撑开一把小伞擎在他面前，以防阳光刺激他的眼睛。母亲对这种殷勤表示抗议，对格鲁尔先生毫无顾忌挺生气，声称要使他为这种诱惑付出代价。可是，她自己也免不了受这种诱惑，为此她说了许多不痛不痒的讽刺挖苦的话，企图伤害他，然而不够尖刻，击不中要害，反而使格鲁尔感到开心。在格鲁尔几乎双目失明之后，很长时间，母亲像许多人一样，还怀疑他是否真的越来越瞎，说格鲁尔至少是装瞎，实际上瞎得“并不那么厉害”。她认为格鲁尔溜须拍马，投机钻营，诡计多端，唯利是图，冷酷无情。这些格鲁尔都有一点吧，但他是一位音乐家。有时餐桌上，他那眼镜片后面半模糊不清的目光，会突然变得涣散，一双有力的手像按琴键似的，在桌面上动来动去，直到有人对他说话，他才猛地清醒过来，说：

        “哦，对不起！我在琢磨E音。”

        我的表兄阿尔贝·德马勒斯特——对他我已经抱有非常强烈的好感，虽然他比我大二十岁——与他关系特别密切，称他格鲁尔老爹。阿尔贝是家里唯一的艺术家，酷爱音乐，本人钢琴也弹得挺好听。音乐是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在其他方面他们都是对立的。格鲁尔的每一个特点，在阿尔贝的性格中都可以找到一个相反的突出特点。后者非常正直、坦诚，前者则非常奸诈、虚伪；后者非常慷慨，前者则非常贪婪……其他所有方面都是这样。不过，阿尔贝因为心眼好和不守纪律，不会为人处世。他很少关心自己的利益，所做的事情往往会变得对自己不利，在家里谁也不真正把他当回事。格鲁尔先生总叫他“这个大个子贝”，语气中带有保护者的宽容，同时流露出些许怜悯。阿尔贝欣赏格鲁尔的才华，对其人则充满蔑视。后来他告诉我，有一次他撞见格鲁尔拥抱安娜。当时他出于对安娜的尊重，装作什么也没看见，等到单独与格鲁尔在一起时，便质问他：

        “刚才你色胆包天干什么来着？”

        这事儿发生在克罗斯纳街客厅里。阿尔贝身体高大又很强壮，把大师推得紧贴墙壁。大师结结巴巴说道：

        “这大个子贝真蠢！你知道我是开玩笑。”

        “浑蛋！”阿尔贝嚷道，“我也用这种方式来和你开开玩笑，我……”

        “我当时气得要命，”他补充说，“他要是再多说一句话，我肯定掐死他。”

        大概是在我被退学那年暑期归来后，阿尔贝·德马勒斯特开始注意我了。他在我身上觉察出什么引起他好感的东西呢？这我不得而知。但我对他的这种注意大概怀有感激之心，尤其因为我觉得自己恰恰不值得注意。我立刻努力使自己稍许相称点儿。好感能唤醒人身上许多沉睡的优点。我常常让自己相信，最卑劣的坏蛋，是当初没有得到亲切微笑的人。仅仅父母的微笑还不够。这大概令人奇怪，但事实是，我立刻变得对阿尔贝的赞成或反对态度比对父母的赞成或反对态度敏感多了。

        我清楚记得，那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晚饭后他把我拉到一旁，走到父亲书房的一个角落里。当时父母正与德马勒斯特姨妈和安娜打牌。他开始悄声对我说，他看不出我在生活中除了关心自己还关心别的什么东西；这是自私者的特点，我给他的整个印象就是一个自私的人。

        阿尔贝绝不是一个好批评别人的人。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放肆、任性、非常幽默、非常快乐的人。他的批评不含任何敌意，相反我觉得正是出于好感，他的批评才那样激烈。从来没有谁对我这样说话。阿尔贝的话句句钻进了我心里，钻得那样深，他显然也没想到，我自己也是后来才探测到的。平时令我不喜欢这位朋友的问题，是宽容问题：阿尔贝不宽容。你待在他身边，必要时可以找到攻击他的弹药，我不自觉地寻求这种弹药。

        父母让我九年级重读一年，因为这一年我几乎一直缺课。这使我不费力气就能获得好名次，因而突然使我对学习产生了兴趣。

        这年冬季严寒，而且持续时间很长。母亲产生了一个美好的想法：让我学滑冰。父亲一位同事的两个儿子朱尔和于连·雅迪尼埃与我一块学。这兄弟俩之中最小的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三个人你追我赶，相当快成了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我非常喜欢这项运动。我们起初在卢森堡公园的滑冰场上滑，后来就去莫东林子里的维勒邦湖上，或者去凡尔赛的大运河上滑。地上积了厚厚的雪，雪上结了厚厚的冰。记得我从土尔隆街去阿尔萨斯学校上学，根本不用脱掉滑冰鞋。阿尔萨斯学校位于阿萨街，即卢森堡公园另一边尽头。在偌大一个公园的小径两旁高高的雪堆之间，一个人静悄悄地滑，那真是好玩，真是异乎寻常。从那之后，再也没见过这样的冬天。

        对雅迪尼埃兄弟俩任何一个，我都没有真正的友谊。朱尔年龄太大，于连笨得出奇。但我们双方的父母出于友谊，像某些在婚姻问题上抱着门当户对观念的家庭一样，不放过任何能让我们待在一起的机会。于连嘛，我每天已经在课堂上见到他，散步、滑冰时还见到他。同样的学习，同样的苦恼，同样的快乐，我们的相同之处仅此而已。对我们而言，这暂时足够了。诚然，九年级有几个同学，我与他们更意气相投，可是他们的父母不是法学院的老师。

        每逢星期二，下午两点至五点钟，阿尔萨斯学校总组织学生（至少是低年级学生）外出散步，由一位老师监督。这位老师领着我们参观圣礼拜堂、圣母院、先贤祠、艺术和工艺博物馆。在艺术和工艺博物馆的一间黑乎乎的小厅里，有一面小镜子，巧妙地通过折射作用，把街上经过的一切缩小反射在镜子里，形成一幅小小的画面，里面的人物是活动的，仿佛特尼尔斯画中的人物活起来了似的。博物馆里其他东西都索然无味。老师还领我们参观荣军院、罗浮宫，还有一个非同寻常的地方，位于梦苏里公园后面，叫作“世界地理图”。那是一个小小的花园，业主——一个穿羊驼毛衣的印度水手，把它布置得像一幅地图，山岳是石头堆成的，湖泊尽管抹了水泥，里面却干涸无水；地中海里游弋着几尾金鱼，那仿佛是为了突出意大利半岛的狭窄。老师让我们指出喀尔巴阡山脉给他看，而印度水手拿根长长的小棒，指给我们看一条条国界，告诉我们一座座城市的名字，披露许多模糊不清、离奇古怪的巧妙构思，颂扬他的杰作，强调他搞好这一切所耗费的时间。离开时，老师称赞他有耐心，他则用教训的口气答道：

        “仅有耐心没有思想也办不成事。”

        我真想知道，这一切如今是否还存在？

        有时，年级主任布鲁尼先生来到我们中间取代韦戴尔先生，韦戴尔连忙毕恭毕敬地退走。布鲁尼先生必定带我们去植物园，在阴暗的动物标本陈列室里（新博物馆当时还不存在），他必定让我们在棱壳龟前面停下来。那只龟放在一旁的玻璃橱窗里，占据着显眼的位置。他让我们环绕龟站成一圈，说道：

        “喂！孩子们，看一看，这只龟有多少颗牙齿？（应该说那只肚子里塞满填料的龟，仍保持着自然的表情，总半张着嘴，仿佛在呼唤着生命。）数清楚了，别着急。大家数清楚没有？”

        不可能再制作出这样一只龟，这只龟我们很熟悉。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一边笑，一边假装寻找龟的牙齿。为了看得更清楚，大家有点拥挤。杜布雷坚持只看见两颗牙齿，不过他本来就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大个子文茨两眼盯住龟的头部，不停地大声数着，直到数过了六十，布鲁尼才让他停下来。布鲁尼先生哈哈笑着，不折不扣一个善于使自己显得智力与孩子们差不多的人。他引用一句拉封丹的诗：

        “‘你们还差得远哩！’你们越是数，离那数目就越远，我只好让你们停下来。我要让你们大吃一惊：你们看成牙齿的，只不过是突起的小软骨。龟根本没有牙齿，龟像鸟一样，只有一个喙。”

        大家听了，出于礼貌都“哦！”一声。

        这种滑稽场面我观看了三次。

        我们的父母，即于连的父母和我的父母，在我们外出的日子，给我们每人两个苏。他们一块商议过。妈妈不愿意给我的钱比雅迪尼埃太太给于连的多。雅迪尼埃家比我们家更拮据，所以给我们多少钱标准由雅迪尼埃太太定。

        “你想吧，给孩子们五十生丁能管什么用？”雅迪尼埃太太嚷道。母亲同意给两个苏“就足够了”。

        这两个苏一般是花在克雷芒老爹的铺子里。这家小铺子位于卢森堡公园里面，几乎紧贴着入口的铁栅栏门，离学校很近，其实是一间刷成绿色的板棚屋，那颜色与公园里的凳子完全一样。克雷芒老爹系着蓝色围裙，活像过去中学的看门人。他卖弹子、鳃角金龟、陀螺、椰子、薄荷、苹果或樱桃棒棒糖、像手表里的弹簧一样卷曲的甘草丝、装满白色和玫瑰色茴香子的玻璃管。那管子两端用粉红色棉花和塞子堵住，茴香子没啥了不起，但玻璃管倒空之后可以做吹管。还有小酒瓶，瓶子上贴着标签：黑茶子酒、茴香酒、柑香酒。买这种小酒瓶几乎都是为了玩儿，到手之后，就让酒瓶像吸盘和蚂蟥一样吸在嘴唇上。平常，于连和我买了东西都是共同分享，所以不征求对方的意见就什么也不会买。

        翌年，雅迪尼埃太太和我母亲认为，可以把她们的慷慨提高到每星期给五十生丁——这种慷慨使我终于能够养蚕了。养蚕的花费也就花在桑叶上。这是蚕的食物，我每周不得不去圣絮彼斯一家药铺两趟。于连对养蚕不感兴趣，宣称以后他爱买什么买什么，根本不跟我商量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冷淡。逢星期二外出散步，要求两个两个结伴而行，我们都分别找另一个同学。

        其中有一个同学真让我迷恋上了。他是俄罗斯人，他的姓名我要去学校的花名册上查一查才搞得清楚。谁能告诉我他现在怎样了呢？他体质娇弱，脸色非常苍白，相当长的头发黄黄的，一对眼睛蓝莹莹的，嗓音悦耳，加上有点口音，说起话来像唱歌似的。他整个人透露出一种诗意，我想那是因为他感觉到自己的娇弱，渴望别人爱他的缘故。同学们都不怎么尊重他，他也很少跟同学们一块游戏。我呢，只要他注视着我，就不好意思去跟别的同学玩。记得有几次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我突然发觉他在注视我，便立即放弃正在进行的游戏，走到他身边，因而受到其他人嘲笑。我希望有人向他进攻，我好保护他。图画课堂上悄悄说几句话无妨，我俩的座位紧挨着，他告诉我他父亲是一位很著名的学者。我没敢问关于他母亲的情况，也没敢问他为什么来到了巴黎。有一天，他突然不来上学了。没有人能告诉我他是生病了，还是回了俄国。至少是一种害羞或胆怯心理，阻止我去向老师们打听；老师们也许能告诉我一些情况的。我一生中最初的也最强烈的忧伤，就这样暗暗藏在心里。

        母亲为我花钱总是小心翼翼，不让我觉察出我们家的经济条件明显比雅迪尼埃家优越。我穿的衣服与于连穿的完全一样，而且都是“雅迪尼埃美人”店里买来的。我对穿着非常敏感，为自己总是穿得不伦不类而心里很不好受。如果能穿上水手服，戴上贝雷帽，或者穿上灯芯绒套装，我该多么高兴！可是水手衫和灯芯绒之类，雅迪尼埃太太都不感兴趣。这样我穿的上衣又窄又小，裤子太短，紧绷在膝盖处，袜子带条纹，也太短，缩成一堆，更窝囊的是老缩到鞋子里去。最可怕的是上浆的衬衣，且留到最后去说吧。直到将近成年，我才穿上前身不上浆的衬衫。这是习惯、时尚，毫无办法。我之所以还是得到了满足，老实讲那是因为时尚变了。请想象一下吧，一个可怜的孩子一年到头，不论是玩还是上学，天天外衣里面掩藏着一件白色护胸甲似的衬衣——这世人谁也不会注意到，而这件衬衣最后变得与枷锁无异，因为洗衣女工大概以同样的价格，把领子周围也上了浆。上浆的领子再衬上假领子，而假领子只要稍许宽一点或窄一点，就无法刚好与衣领相配（十之八九是这种情况），而形成不堪忍受的褶，稍许出一点汗，这硬邦邦的领子就让人活受罪了。你穿上这样的衬衣，去参加体育锻炼试试看！整个装束最后再加上一顶小小的圆顶礼帽……咳！如今的孩子们，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然而我喜跑步，班上除了亚德里安·莫诺，我是冠军。体操方面爬杆和攀绳，我甚至比莫诺还强；吊环、单杠和双杠我也很行。不过荡秋千我完全不行，一荡就头晕。夏季天气晴好的黄昏，我与几个同学常去卢森堡公园一条宽阔的路上打球，就是尽头有克雷芒小店那条路。可惜还算不上是踢足球。球是一样的球，但规则简单，而且与足球相反，禁止用脚踢。即使这样，这项运动仍令我着迷。

        穿着问题我还没说完哩。每年四旬斋节第三个星期的星期四，帕斯柯体育馆为平时到馆里来活动的孩子们举行一次舞会。这是一次化装舞会。一看到母亲可能让我去参加，想到自己有机会去参加这次舞会，而且要化装，我脑子里就翻腾起来。我力图弄清楚自己为什么这样兴奋。怎么！掩盖住自己的面目已经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快乐？小小年纪就如此？不可能。这快乐多半是因为自己将穿艳丽服装，因为自己将引人注目，因为自己将化装得怪模怪样，将不以自己的面目出现参加游戏……听雅迪尼埃太太讲，她将把于连化装成糕点商，我心里更高兴得什么似的。

        “对孩子们来说，”雅迪尼埃太太对母亲说，“重要的是能化装，不是吗？穿什么衣服他们会无所谓的。”母亲立刻表示赞同。

        从此刻起，我就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了。两个大人查阅了“雅迪尼埃美人”店的商品目录，发现“糕点师”化装服排在整个服装系列的最后边，最前面的是“小侯爵服”，后面档次逐渐降低，其中有“胸甲骑兵服”“小丑服”“土耳其骑兵服”“乞丐服”等。“糕点师服装嘛，”我说，“的确算不了什么。”

        我系上白平纹布围裙，套上白平纹布手套，戴上白平纹布无边扁平软帽，模样儿活像一块手帕。妈妈见我闷闷不乐，便答应借给我一口平底炊锅，一口真正的铜炊锅，又在我腰带里别一把调味汁匙，想靠这几样附加物品，使我这身毫无特色的化装服引起人家注意。此外，她往我围裙兜里塞满小脆饼。“这让你去送人。”她说。

        一进入舞厅，我就发现化装成小糕点师的有二十来人。简直像个寄宿学校。炊锅太大，碍手碍脚的，弄得我狼狈不堪。最让我不知所措的是，我突然爱上了，对，确确实实爱上了一个年龄比我稍大的小男孩。他细长的身材，优雅的举止，流利的谈吐，记忆中令我神魂颠倒。

        他化装成小魔鬼，也可以说小丑，一件缀满金属闪光片的黑色运动衫紧紧裹住他纤细优美的身体。大家拥挤着都想看看他。他蹦蹦跳跳，翻着跟斗，左旋右转，仿佛迷醉在成功和快乐之中，像空气中一个精灵。我无法将目光从他身上移开。我想吸引他的注目，又因为自己可笑的服装而害怕被他看见，觉得自己形容丑陋、可怜兮兮。他在原地旋转两圈，走到可能是他母亲的一位夫人身边，要了块手帕，擦了把汗，因为他已汗流浃背。接着，他摘下小小的头箍，那头箍在他的前额上扎出两个山羊角。我走到他身边，笨手笨脚地掏出几块小脆饼给他。他说声“谢谢”，漫不经心地拿了一块饼，立刻转身走了。我片刻之后就离开了舞会，心如死灰。回到家里，失落感使我歇斯底里大发作。母亲不得不向我许诺，来年让我化装成“小乞丐”。的确，一套小乞丐服至少会对我比较适合，可能会讨小丑的喜欢。……翌年舞会，我化装成小乞丐，可是小丑没再露面。

        我再也不想弄明白，母亲出于什么原因，在我开始上八年级的时候让我寄宿。阿尔萨斯学校反对中学搞寄宿，所以它没有集体宿舍，但它鼓励每个教员收少量的寄宿生。我寄宿在韦戴尔先生家里，尽管我已不再是他班上的学生。韦戴尔先生住的是圣伯夫住过的房子。房子门厅小走廊尽头的圣伯夫半身雕像，令我十分好奇。出乎意料的是，这尊引人好奇的圣像，竟然雕刻成了一位慈祥的老先生。韦戴尔先生曾经明确地告诉我们，圣伯夫是“一位伟大的批评家”，但一个孩子的轻信度是有限的。

        我们一共五六个寄宿生，住两三个房间。与我同住一个房间的，是个大个子，此人神态冷漠，面色苍白，与世无争，名字叫罗佐。其他同学，我都不大记得了……不，美国人巴内特我还有点印象，他入校第二天，坐在教室里的凳子上，用墨水画了一口胡子。我十分欣赏他。他穿着宽大的水手衫，又肥又短的裤子，一张脸瘦长，但非常开朗，总浮着笑意，整个人显得快乐、健康，不过内心躁动不安，总想采取一点富有冒险性的古怪行为。这倒使他在我心目中充满了令人赞叹的魅力，确实令我迷恋。他总爱在他乱蓬蓬的头发上擦他的笔。饭后我们常坐在房后的小花园里休息。他头一天来到韦戴尔家，就大大咧咧地往花园中间一站，身子后仰，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朝天撒起尿来。他的厚颜无耻使我们全都目瞪口呆。

        这个小花园里还发生过一次打架。我平常挺文静，毋宁说太过温和，讨厌打架，大概因为我相信自己永远会占下风。有一次痛苦的遭遇我还记忆犹新，在这里该说一说：一天放学回家穿过卢森堡公园，一反往常的习惯，我从小花园对面的栅栏门进入公园，这样少绕些路。我碰到一群学生，大概是市镇小学的。在他们眼里，阿尔萨斯学校的学生不啻是令人憎恶的贵族。他们都与我年龄相仿，但明显个个比我粗壮。交错而过的时候，我注意到他们之中有人冷笑，有人投过来讥讽或敌视的目光，但我继续走我的路，尽量保持不卑不亢的态度。可是，最结实的一个家伙离开了他那一群，朝我走过来。我浑身的血都凉了，见他往我面前一站，便嗫嚅道：

        “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他不答话，而是闪到左边跟着我走。

        我两眼盯住地面走着，感觉到他的目光一直盯住我，其他人的目光也在后面盯住我。我真想坐下来不走了。突然，那家伙喊一声：

        “喂！这就是我想干的！”他话音未落，就朝我眼睛上猛击一拳。

        我眼前直冒金星，人摔倒在一棵栗树下，刚好倒在树蔸四周专门浇水的圆坑里。我从坑里爬出来，满身泥巴，不知所措，青肿的眼睛疼痛难当。那时我还不知道眼睛是有弹性的，以为被打瞎了。眼泪哗哗地往外涌，我想：“没错，眼球都给打出来了。”

        但是更令我痛苦的，是其他人幸灾乐祸的大笑，他们为袭击我的那个家伙欢呼。

        其实，我不愿意挨揍，同样不愿揍别人。然而，在韦戴尔的寄宿生中，有一个可恶的棕色头发的大个子，其姓名幸好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此人有点过分地利用了我的温和性格。他两三次嘲笑我，我都忍受了。可是有一次，神圣的怒火自我心底猛然迸发，我扑过去，一把揪住他。这家伙个子比我高大一点，力气也比我大一点，但他没有防备，而我这时像换了一个人，满腔怒火使我力量倍增。我拳脚相加，连推带摔，立即将他摔倒在地上。看见他倒在地上，我为胜利兴奋得发狂，便以古典的方式，或者自以为以古典的方式拖他，拽住他的头发拖，结果把他的头发拽下了一把。这胜利甚至有点让我感到恶心，因为我手指上沾满了他那油乎乎的头发。我居然能打赢对手，自己也为之愕然。过去在我看来这根本是不可能的，这回肯定是气昏了头，才有勇气孤注一掷。这次胜利，为我赢得了其他人的尊敬和长期的平静。由此我明白了，许多事情看上去做不到，那只是因为自己没有去试一试。

        九月份的部分时间，我们是在尼姆郊区我叔叔夏尔·纪德的岳父庄园里度过的。夏尔叔叔刚结婚。父亲从那里回来后，身体感到不适，家里人故意归咎于吃了无花果。其实，不适是肠结核造成的。这一点我想母亲心里清楚，只不过那时结核病是一种大家希望治好而不肯承认的病。况且，父亲的病大概已非常严重，没有治愈的希望了。他于是年（一八八〇年）十月二十八日，相当平静地弃世而去。

        父亲去世的情形我不记得了，倒是记得他去世之前不久的一天，在他再也没有离开的病榻上，一本厚厚的书摊开放在他面前，但是扣着的，所以只看见书脊。大概是在我进去时父亲那样放的。后来母亲告诉我，那是柏拉图的一本书。

        我当时在韦戴尔家里，家里打发人来叫我，不记得是谁了，可能是安娜。在路上我知道了一切。然而，直到看见母亲身披重孝，我才抑制不住悲痛。母亲没有哭，在我面前克制着自己，但我感觉得出她流了很多泪。我扑在母亲怀里哭泣。她担心我神经受到太大震动，想让我喝杯茶。我坐在她膝头上，她一手端着茶杯，一手将一勺茶送到我嘴里。记得她强作笑颜对我说：

        “瞧！看能不能把这一勺顺顺当当喝下去。”

        我顿时感到慈母之爱包围了我。从此这慈母之爱始终庇荫着我。

        至于父亲过世给我带来的损失，当时我怎能明白呢？后面我要谈及我的遗憾。可是当时，唉！我主要感受到的，是这次丧事给我在同学们中带来的某种声誉。请想象一下吧：同学们每人都给我写了信，就像我父亲荣获了勋章，他的同事们所做的那样！此外，我获悉我的表姐妹们都要来。母亲决定不让我参加葬礼；叔叔、婶婶们和妈妈去送殡时，爱玛妞和苏珊娜留在家里陪我。与两位表姐重逢的喜悦，几乎甚或完全压倒了丧父的悲伤。现在该来谈谈她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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