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一八八四年）伊始，我就发生了一桩奇遇。元旦上午，我去拥抱安娜。我说过她住在沃吉拉尔街。回来的路上，我已是欢欣雀跃，对自己、对天空和对周围的人，都感到满意，对一切充满好奇，对一点小事都感到开心，对未来满怀着希望。不知为什么，这天回来时，我没走平常习惯走的圣普拉熙德街，而走了左边平行的一条小街。是出于开心，或者纯粹是出于换条路走走的念头。时近中午，空气清亮，几乎称得上暖融融的阳光，把那条窄窄的街道纵划为两部分，因此一边的人行道阳光灿烂，另一边的人行道处在阴影里。

        半道上，我离开阳光，想去感受一下阴凉。我那样高兴，边走边唱，欢蹦乱跳，两眼望着天空。正在这时，仿佛是对我的愉快心情的回应，我看见一个小小的、会飞的、金色的东西向我飘落下来，宛似一团阳光穿过阴影，扇动着翅膀，向我飞近，圣灵般落在我的鸭舌帽上。我伸手一抓，一只漂亮的小金丝雀蹲在我的手掌心里。它像我的心脏一样跃动着；我感觉自己的心脏膨胀得充满了整个胸腔。我极度的快乐无疑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即使感觉迟钝的人类没有觉察到，但稍许敏锐的眼睛，肯定看到我整个儿像一面诱鸟反光镜一样闪闪发光。正是我的光芒引来了这个上天的造物。

        我跑回母亲身边，欣喜若狂地带回金丝雀。但使我心潮澎湃，使我脱离了地面的，主要是这种令人振奋的信念，即上天通过这只小鸟选定了我。我的秉性已倾向于自以为肩负了某种天职，我想说的是某种属于神秘范畴的职业。我觉得从此有一种契约约束着自己。例如，每当听到母亲希望我能在河湖森林管理方面谋求到这样或那样一个职位时——她认为这方面的工作应该特别符合我的兴趣——我出于礼貌，心里勉强准备接受她的安排，就像有人准备接受某种游戏，而知道自己的根本兴趣在别处。我差点儿对母亲说：“我怎样支配我自己呢？你不知道我没有这种权利吗？你难道没有明白我是被上天选定的吗？”我相信总有一天母亲会迫使我选择某项职业，到时候我就会对她说出这种话。

        金丝雀（这是只雌金丝雀）在一个宽敞的笼子里，与我从拉罗克带回来的一窝金翅鸟待在一起，与它们相处得十分和睦。我心里喜滋滋的。但我还有最意外的惊喜要说：几天之后的一个上午，我去巴蒂尼奥尔，因为现在里夏尔先生住在那里。啊！走到圣日耳曼大街，正要横穿过去时，我看见一只金丝雀突然斜斜地扑下来，落在大街当间。是否我眼睛发花？又一只金丝雀！我冲过去，但这只也许是从同一个笼子里逃出来的小鸟，比上一只稍许更怕人，见我一到就逃了，向远一点的地方飞去，但不是一下子飞过去，而是一小段一小段距离地飞，俨然一只依然被俘获的小鸟，刚获得的自由使它不知所措。我沿着有轨电车道追了一会儿，它三次躲开了我，但我终于用鸭舌帽罩住了它。那是在两条车轨之间，在我们俩即将一齐被电车轧死的那一刹那。

        因为这次追捕，我上课迟到了。我跑到老师家，欣喜若狂，不能自已，双手合拢捧着金丝雀。让里夏尔先生开心并不难，整个上课时间他都在可爱地寻找一个临时的小笼子，好让我把小鸟带回科马耶街。我正盼望我的金丝雀能有一只雄的来做伴哩！再次遇到一只金丝雀从天而降，真是奇迹！如此美妙的奇遇竟一次又一次落到我头上，我感到自豪无比，比自己立了什么功还自豪。我显然是生来命运不凡。从此我走路总是眼睛望着天空，像厄力一样盼望天上掉下快乐和食物。

        我的两只金丝雀定居下来了，可是几周下来，尽管鸟笼子挺大，我的被保护者们还是相互挤来挤去。每逢星期天即表哥爱德华来的日子，我们就把两只小鸟拿到我卧室里全放出来。它们相互嬉戏，到处拉屎；它们停在我们的头上、家具上、拉紧的绳子上，落在从布洛涅森林或莫东森林里采集回来的几根细枝上；这些细枝或夹在抽屉口上，或横插在锁孔里，或竖插在花瓶里。在底层楼巧妙堆放的地毯形成的迷宫里，一家子白鼠嬉戏着。至于水栖动物，在此就不提了。

        多方面的原因促使里夏尔一家搬回了巴黎。这些原因包括：帕西的房租上涨，希望住得离一所中学近一些，好让布莱兹开始上中学，希望为这所中学的学生辅导功课，等等。此外应该说，贝特朗太太拿定主意带着女儿住，这无疑使预算出现很大的缺口。还有两位寄宿小姐回海峡那边去了。埃德蒙·里夏尔又去了格雷。我自己也不再住在里夏尔先生家里，而是每天上午将近九点钟去，在他家吃午饭，晚饭则返回科马耶街吃。

        这年开学时，我再次试图去阿尔萨斯学校读书，努力坚持了几个月，但非常令人难堪的头疼的毛病又犯了，使我无法读下去，不得不重新采取另一种制度。我所指的是那种断断续续，宽宽松松，笼头不勒得太紧的教育。里夏尔先生非常擅长于这种教育，因为他生性游手好闲。多少次我们边散步边上课！阳光是否会蒸发我们的热情？我们高声说：“这么好的天气把自己关在家里，简直是罪过！”我们起初沿着一条又一条街溜达，一边切磋，观察，思考。但第二年，我们的散步有了一个目的：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里夏尔盘算又要搬家，他原来租的那套房子对他显然不适合，需要找一套更好的房子……于是，出于好玩也出于需要，我们到处找广告牌，凡是见到写有“出租”二字的房子就去看。

        课外我读了很多书。那是阿弥尔的《隐私日记》风行的年代。里夏尔先生指定我读这本书，并且给我朗读过几大段。他从这本书里看到了自己优柔寡断、颓唐消沉、充满怀疑而又讨人喜欢的影子，就像是他的一种辩白，甚至是对他的一种认可。我呢，当时对于这种心理上附庸风雅的暧昧魅力还是挺敏感的，尽管如今那种刻意营造、探索试验和文字的晦涩，令我非常恼火。但我还是顺从了里夏尔先生；我欣赏是出于同情，或者更确切地说，正如人们常见的，是为了不欠情，不过是以世间最真诚的方式。

        在里夏尔先生家的餐桌上，坐着两个寄宿生。一个年龄比我稍大，另一个比我年少一两岁。年龄大的那个叫亚德里安·纪法尔，是个孤儿，父母双亡，又无兄弟姐妹，可以说是一个捡来的孩子。我不太清楚他是经历了什么样的遭遇之后，流落到了里夏尔先生家。这是一个处于次要地位的人，在生活中似乎总是以不说话的配角身份出现，仅仅是为了在数量上增加一个。他人不好不坏，不喜不忧，对什么事情都是半心半意。恰恰是在阿尔芒停止来拉罗克那一年，亚德里安·纪法尔随同里夏尔先生来到那里。刚来那段时间，他感到很难受，因为出于对我母亲的尊重，他不能尽兴地抽烟，几乎因此病倒了。大家看到这种情况，使他要什么烟就给他什么烟，他就闷头抽个没完没了。

        我练钢琴时，他走过来，耳朵贴在琴身上，我做多长时间音阶练习，他待多长时间，处于近乎幸福的状态，到我开始弹奏曲子，就走开了。他说：

        “并不是我喜欢音乐，而是我喜欢你做的练习。”

        他自己也拿了一支质量挺差的笛子进行练习。

        他怕我母亲，因为，我想在他眼里，我母亲代表着一种令他头晕目眩的文明程度。一天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在散步过程中跨越一道树篱（他不很灵活）时，后面一丛荆棘挂破了他的裤子。一想到要在这种状态下出现在我母亲面前，他吓得要死，竟逃跑了，两天不见人影，不知在什么地方过的夜，吃的是什么。

        “逼得我回来的，”他事后向我披露，“是香烟，其他东西我都无所谓。”

        贝尔纳·提梭迪埃是一个胖男孩，黝黑的头发剪得像刷子。他生性快活，无拘无束，通情达理，喜欢聊天。一种强烈的好感促使我接近他。我们俩都是里夏尔先生家的半寄宿生。每天将近傍晚离开里夏尔先生后，我们都很乐意一块走一段路，边走边聊天。我们最喜欢谈的话题之一是孩子的教育问题。我们俩意见非常一致，认为里夏尔夫妇对他们几个孩子的教育很差劲。我们都在理论的海洋上航行，因为当时我还不知道，先天在多大程度上压倒后天。通过整理、上浆、熨烫和折叠，天然的织物会重新显现出来，按料子的不同，或显得笔挺挺的，或显得毛茸茸的。我打算写一本教育方面的论著，答应请贝尔纳题词。

        亚德里安·纪法尔上拉卡纳尔的课。贝尔纳·提梭迪埃上孔多塞中学。然而，某天晚上母亲阅读《时报》上的一篇文章时，惊叫起来，用询问的口气对我说：

        “我希望你的朋友提梭迪埃出了学校后，至少不会走勒阿佛尔巷吧！”（对不知道勒阿佛尔巷的人有必要说明，这条巷子就在学校近旁。）

        我从来没有为朋友提梭迪埃行走的路线担忧，所以对母亲的问题答不上来。妈妈又说：

        “你应该告诉他避免走那条巷子。”

        妈妈语气严肃，而且双眉紧锁，就像我记忆中那位船长，在暴风雨天气航经勒阿佛尔和翁佛勒尔之间的海域时一样。

        “为什么？”

        “因为我在这张报纸上读到，勒阿佛尔巷绝不是正派人常去的地方。”

        妈妈没有进一步说明，我被这句谜一般的话弄得心慌意乱。我大体明白“不是正派人常去的地方”这句话所包含的意思，在我不受任何礼仪和法律概念约束的想象中，勒阿佛尔巷（我从来没去过）立刻像一个伤风败俗的地方，一个地狱般的地方，一个风俗淳厚的龙塞沃。我虽然探察过轻佻女人的套房，但到了十五岁，对放荡的外围情况还是不可思议地一无所知。我所想象的一切情形，实际上都没有任何根据。由于我在前面提到的这种好谴责的天性，无论是对下流的东西、迷人的东西还是可怖的东西，尤其是对可怖的东西，我总是加以渲染和夸张。例如，我看到可怜的提梭迪埃被高等妓女们疯狂撕碎。在里夏尔先生家里，我打量这个又肥又胖，满面红光，如此文静、快乐、单纯的好小伙子，一想到这一点，我的心就抽紧了。房间里只有亚德里安·纪法尔，他和我在做作业。我终于按捺不住了，用被焦虑哽住的声音问他：

        “贝尔纳，你平常出了学校之后，不走勒阿佛尔巷，不是吗？”

        他先不回答是或不是，而是以一个反问回答我的问题；鉴于我的问题的突然，他的反问倒挺自然：

        “你为什么问这个？”他问道，两眼瞪得大大的。

        突然，一种宗教般的巨大惊恐感袭上我心头，就像小拉乌尔死了，就像我感到自己被驱逐而背井离乡一样。我抽抽噎噎地扑到这位同学的膝盖上：

        “啊！贝尔纳，我求求你，别去那里。”

        我说话的语调、我的激动和眼泪，使我像个疯子。亚德里安将椅子往后挪了挪，转动着一双惊愕的眼睛。但贝尔纳·提梭迪埃像我一样是受的清教徒式教育，他以非常自然、最能使我平静下来的口气对我说：

        “你以为我不精于此道吗？”

        我保证这是他的原话。

        我的激动顿时消失。原来这方面的情况他和我知道得一样多，甚至更多。他听到我的话之后那坦然、坚定，甚至略带嘲笑的目光，当然比我的激动不安更令人放心。但使我惊愕不已的恰恰在这里：我以此摆出一副严厉的监护人的样子，人家却能够冷静地打量我这副样子，丝毫没有害怕得瑟瑟发抖。“此道”两个字难受地在我耳边震响，平添了一种实际而粗俗的含义，而此前我一直将之视为丑恶与诗情动人的融合。我想我还从来没有觉察到放荡与金钱问题有丝毫联系，也没有觉察到寻欢作乐是要付钱的。或者也许是因为（我阅读过一些东西，不想把自己描写得过分幼稚无知）看到一个更年轻的人，即是说一个比我更嫩的人知道这一点，我才哑口无言。仅仅知道这一点，在我看来就已经有损名誉。可能在我不知不觉间，这中间又掺杂了什么动人心弦的友爱，什么需要保护的兄弟情谊，以及看到他蜕化变质而生的气恼……

        听了提梭迪埃巧妙的回答，我现出目瞪口呆的样子，只觉得自己滑稽可笑。他拍一下我的肩膀，爽朗、自信地哈哈大笑道：

        “得啦！你不必为我担心。”那口气使一切恢复了正常。

        我竭尽所能描写我经常感受到这种深深的窒息，它总伴随着眼泪和抽泣，但当我经受了并复述了它的三个先兆时，我自己也大感意外。我所担心的，是这种窒息根本不被没有经受任何类似感觉的人所理解。自此之后，这种奇特的先兆的发作，不仅频率没有降低，反而渐渐得到适应，只不过显得缓和，可以控制，也可以说已被驯化，因此我学会了不惧怕它，就像苏格拉底不惧怕经常光顾他的魔鬼。我很快明白了，无酒而醉正是充满激情的状态。我受到这种极度的兴奋震撼的时刻，正是狄俄尼索斯光顾我的时刻。唉！对于熟悉酒神的人而言，在酒神不肯露面的空虚时刻，那是多么沮丧和绝望！

        如果说我那番做作的、失礼的话，甚少触动贝尔纳·提梭迪埃，那么相反，他那天真的、笑嘻嘻的回答，都使我心里极不平静。就是在这次谈话之后——或许不是立即吧——我觉得自己开始留意街上的某些情景了。德马勒斯特姨妈住在圣日耳曼大街，差不多在克吕尼剧院对面，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通往法兰西学院的那条上坡的街对面。站在她家位于五层楼的阳台上，可以望见法兰西学院的正面。不错，她住的那栋房子有可通车辆的大门，但是以德马勒斯特姨妈的兴趣和原则，怎么竟然会选择这个住宅小区呢？每当日暮之时，米克大街至莫布广场之间的人行道便开始熙熙攘攘了。阿尔贝提醒我母亲：

        “姨妈，”他当着我的面对我母亲说，“你每次来这里吃过晚饭（每半个月一次），天黑了最好让这个大男孩和你一起回去。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回去，也最好走街中间，直到电车站。”

        我不知道我是否完全听懂了。但一天晚上，我一反往常的习惯——往常我总是从巴克街一口气跑到姨妈家门口，以赶在电车前头而自豪，把母亲送上电车。我说某天晚上，那是一个春天的晚上，母亲在她姐姐家度过了整个下午，而我比平常出发得更早，所以比平常走得更慢，享受着清新和煦的空气。我已经快要到了，这时注意到几个披着长发的女人奇怪的举止。她们像犹豫不决似的东逛逛，西逛逛，恰恰是在我要经过的地方。提梭迪埃使用的“此道”一语还回荡在我耳边。我犹豫了一刹那，是否要离开人行道，以便不从那些女人旁边经过。但我心里总是有某种东西压倒了恐惧：这是怯懦的恐惧。我继续朝前走。突然，另一个我刚才没有注意到或者是从一道门里冲出来的女人，拦住去路，紧贴到我身边盯住我看。我不得不猛往旁边一拐，踉踉跄跄，步履匆匆。那女人开始哼着小调，接着以责骂、嘲笑、爱怜、诙谐的口气嚷道：

        “不应该这样害怕啊，我的小帅哥！”

        我的脸顿时热辣辣的，心里极不平静，仿佛是侥幸地逃脱了她的魔爪。

        多年之后，这类虎视眈眈的女人像拿硫酸泼人的女人一样，依然令我恐惧。我所受的清教徒式的教育，提倡过度地克制天性，而我并不感到这有丝毫的坏处。对异性我没有丁点儿好奇心。女性的全部秘密如果一个动作能暴露无余，这个动作我绝不会做。我把厌恶称为拒绝，把反感视为操守，并引以为荣。我生活于退避与禁欲的状态，把抵抗视为理想。如果屈从，那就是屈从于堕落；我对外界的挑逗无动于衷。再说，我这种年龄的人，在这类问题上会多么慷慨地受骗上当啊！有时一想到自己神圣的反抗和高尚的愤怒，我竟至相信起鬼来，仿佛听见鬼在黑暗中冷笑、摩拳擦掌。可是，我们预感到会遭到怎样的失败吗？这里不是谈论这个问题的地方。

        我在描写我们的公寓时，没有描写书房。因为自父亲过世之后，母亲再也不让我进去。书房门上了锁。这个房间虽然位于套间的一端，但我总觉得它是整个套间的中心，我的思想、抱负和欲望，全都围绕着它运转。而在母亲思想上，它不啻是一间圣殿，里面充满着对已故者亲切的回忆。她也许觉得，让我过快地取代已故者的位置不恰当。同时我觉得，凡是在我自己眼里能显示我的影响的东西，她都尽力清除。还有，我要说，将那些书籍任由我贪婪地阅读，那是不谨慎的，因为那些书全都不是儿童图物。然而到我快满十六岁时，阿尔贝开始为我求情。我偶尔听到他们议论的片言只语。母亲大声说：“他会把书房洗劫一空。”

        阿尔贝轻言细语地辩驳说，我对阅读的兴趣值得鼓励。

        “过道里和他卧室里那些书就够他读的了。”母亲反驳道，“等他把那些书全读完了再说吧。”

        “你不担心会引来国立图书馆收藏部的人来偷吃禁果吗？”

        母亲反驳道：“这样说来，永远不要禁止任何东西了。”她还坚持了一段时间，后来终于让了步。每当阿尔贝和她顶牛时，结果几乎都是她让步，因为她对阿尔贝很有感情，也很尊重，因为在她心灵里，最终总是通情达理占上风。

        老实讲，禁止人进去，并没使书房增加丝毫吸引力，或许稍许增加一点神秘感吧。我不属于那种动不动就反抗的性格，相反我宁愿顺从，遵守规矩，做出让步。此外，我特别厌恶暗中搞鬼。如果说后来，唉！经常不得不掩饰一些事情，但我之接受装假，从来仅仅是把它视为一种临时的保护手段，而且时时希望，甚至决心很快把一切公之于众。我现在写这本回忆录不就是证明吗……回过头再来谈谈我过去的阅读吧。我不记得有任何一本书我是背着母亲阅读的；我以名誉担保，绝不会欺骗母亲。那么，书房里的书籍究竟有什么特殊的呢？首先，在他们看来那些书装帧漂亮。其次，我卧室里和走廊里那些书，几乎全是历史、注释和批评方面的，而在父亲的书房里，我发现的是这些批评书籍所谈论的作者本人的作品。

        母亲差不多被阿尔贝说服了，然而并没一下子让步。她装出让步的样子，同意我进书房，但要与她一块进去；我选择这本或那本书，是自己喜欢读的，也是她允许我读的，但要与她一块读，高声朗诵。我选中的头一本书，是戈蒂埃诗歌全集第一卷。

        我很愿意为母亲朗读，但是担心她养成兴趣，同时对她个人的评价抱有疑虑，所以我所选择的能得到她喜欢的书，完全是另一类书。那是保尔·阿尔贝平淡庸俗、枯燥乏味的论著，还有圣-马克·吉拉丹的戏剧文学教程。每天读一章，我们一卷又一卷已经啃完了五卷。我感到欣慰的是，这样的精神食粮并没有使我大倒胃口。没有。相反我产生了兴趣，真是如饥似渴，宁肯读教科书式的、有实质内容的、最难读的书。再说，我现在认为，母亲那样重视批评著作并没有错；她错在没有更仔细地选择。不过，没有人指点她。其次，如果我当时立刻读到圣伯夫的《星期一》或泰纳的《英国文学》，我是否已经能像后来所做的那样，从中吸取有用的东西呢？重要的是要充实自己的头脑。

        母亲没有引导我更多地或者至少同样地喜爱历史书籍。如果有人对此觉得奇怪，我要回答说，任何事情都再也不会使思想上泄气。等会儿我要说明的，是一个弱点。一位好老师，如果他善于做，应该通过事实唤起我的兴趣，向我揭示各种性质的关联。可是我机会碰得不好，要学习历史，总得与学究们打交道。自那以来，我多次想强迫自己，竭力专心致志学习历史。可是，我的大脑总是处于反抗状态，最出色的故事在我脑子里也剩不下任何东西。除了事变以外所记载的，仿佛都是处于边缘的东西，以及道学家可能得出的结论。修完修辞学之后，我有点抱着感激的心情，阅读了叔本华的作品。他在这些作品里试图确定历史学家的思想与诗人的思想的起点。“啊，这就是为什么我对历史一窍不通，”我欣喜地想道，“因为我是诗人。我希望成为诗人！我就是诗人！”

        as sic begeben

        Das alleiet nie.

        我心里重复着他援引的亚里士多德的这句话：“较之于历史，哲学是一种更重要的东西，诗歌则是一种更美的东西。”不过，我还是回过头来谈谈我阅读戈蒂埃的作品吧。

        且说一天晚上，我在母亲卧室里，坐在她身边，手里捧着她允许我从一个小玻璃书柜里拿的那本书；那个书柜是专门放诗人们的作品的。我开始高声朗读大阿尔伯图斯。《大阿尔伯图斯或灵魂和罪孽》……在这个时代，戈蒂埃还享有多么崇高的声誉！其次，那与本题无关的副标题——《有关神学的诗歌》吸引着我。在我和当时许多小学生心目中，戈蒂埃代表对习俗的蔑视，代表解放和放纵。诚然，他使我的选择面临着一定的挑战。妈妈想陪我去。我们将看到我们两个谁头一个喊求饶。但挑战主要是对我自己而言。正如一两个月之前，我硬着头皮，犹犹豫豫，强制自己走进圣普拉熙德街那家庸俗下流的草药店。这家店什么都卖，也卖歌曲。我是要买最愚蠢、最庸俗的一首歌：《啊！亚历山德琳娜身上好香！》为什么要买呢？唉！让我告诉你吧：纯粹是出于挑战，实际上我根本没想要这首歌。是的，是我需要强制自己，因为头天傍晚，我从这家铺子前经过时，曾对自己说：“这个吗，你无论如何还不敢做吧。”可是，我做了。

        我蜷缩着坐在一把宽大的扶手椅里朗读，不看妈妈一眼。妈妈在做绒绣。开始的时候我读得轻松愉快，但越朗读下去，我渐渐感到嗓子发紧，而作品的内容变得越来越放诞。这首“哥特式”诗里描写的是，一位女巫装扮成最娇嫩的女青年，引诱大阿尔伯图斯。作品以此为借口，展开了没完没了的描写……

        妈妈的手越来越用力地拽着织针。我一边朗读，一边用眼角余光瞥一下她挥动到顶点的手。我读到了第一百〇一节：

        为了她，天堂里一位神进了地狱。

        啊！那情景多迷人！羞答答满面通红。

        “把书给我一会儿。”母亲突然打断我说道。这使我如释重负。我这才打量她一眼。她将书凑近灯光，紧闭双唇，翻阅着一节又一节诗行，那双眉紧蹙的目光，恰似一位法官，在只有当事人在场的情况下，听一篇下流的陈述。我等待着。妈妈翻过一页，又回到前面，现出犹豫的样子，然后重新翻过那一页，一直往下翻阅，最后把书递回给我，指出我刚才停止朗读的地方：

        “对了，就是这儿：

        她抵得整整一座后宫。”

        妈妈说道，她认为她所引述的这行诗能充分概括被她查禁不让朗读的诗节。而这我是在很久以后才注意到的，令我非常失望。

        这种费力而又可笑的试验好在没有再进行下去。接连好几个星期，我克制住自己不朝书房张望，而当母亲终于允许我进去时，就不再提和我一块进去了。

        父亲的书房里大部分是希腊文和拉丁文书籍，当然也有法学书籍，但不占主要位置。主要位置给予了欧里庇得斯（著名的格拉斯哥版）、卢克莱修、埃斯库罗斯、塔西陀、海恩的美男子维吉尔和三大拉丁哀歌诗人。我想从这种选择应该看到，这更多的不是父亲偏爱的结果，而是装帧和开本某种程度的适合。这些书有许多是白色羔皮纸封面，在整个深闪色珐琅质封面衬托下，显得突出但并不刺眼。这种大书柜里面挺深，第一排书后面可以高出一点点另摆一排。在一套贺拉斯的作品和一套修昔底德的作品之间，看见一套古希腊用里拉伴奏的诗歌，那真妙不可言。这套丛书是精美的勒菲弗尔小版本，但其蓝色的仿摩洛哥革纸封面，与布尔曼版的奥维德全集和七卷本提图斯·李维乌斯作品也是羔皮纸的乳白色封面比较起来，就逊色多了。书柜中间，在维吉尔作品下方，有一个敞开的橱柜，里面塞满了各种纪念册；在橱柜和反曲线书架之间，有一块当作阅书台用的小木板，专供搁正在阅读的书或站着写字用。橱柜两边是低矮的书架，专放沉重的对开本书籍，如《古希腊诗歌选集》、一套普鲁塔克文集、一套柏拉图文集和查士丁尼作品汇编。不过，无论这些美好的书对我有多大吸引力，它们都无法与小玻璃书柜里的书媲美。

        那里面只有法文书籍，而且几乎全是诗人的作品……我很久以来就习惯带雨果文集头几卷中的一卷去散步，是母亲拥有的那种精美的小开本，大概安娜送给她的。久而久之，我便记住了其中的一些诗，例如《内心的声音》《黄昏之歌》和《秋叶》等。我不知疲倦地反复默诵，打算不久就背诵给爱玛妞听。那时我满腔热情地偏爱诗歌，把诗歌视为生活的菁华和果实。我花了很多时间才认识到——我想太快认识到并不好——优美散文的卓越和非凡之处。那时我把艺术和诗歌混为一谈——在这种年龄这是自然的。我用心灵去感受韵脚的交替和必然的反复。我得意地感觉到韵律在自己心里扩展，宛如双翼有节奏地拍动，飞向长空……然而，我在玻璃书柜里最激动人心的发现，我想是亨利·海涅的诗歌（我讲的是翻译过来的海涅诗）。韵脚和格律的放弃，肯定会给扣人心弦的魅力增加虚假的诱惑力，因为在这些诗歌里同样令我感兴趣的，正是我一开始就相信自己可以模仿。

        我现在仿佛还看到我在十六岁那年春天，像埃特鲁斯坎人一样躺在地毯上，就在那个敞开的小书柜旁边，回应亨利·海涅的呼唤，发现和感觉自己心灵里丰富多彩的春天正在苏醒，激动得全身发抖。可是，一次阅读有什么可谈的呢？这正是我的叙述不可避免的缺点，也是一切回忆录不可避免的缺点。大家都写最明显和最重要的，而不勾画轮廓，避免抓住不放。到现在为止，我一直以滞留在琐事上为乐事，不过我正是在琐事上开始感受生活的。

        头疼的毛病前一年比任何时候都来得频繁，迫使我几乎彻底放弃了一切学习，至少放弃了一切持续的学习。现在这毛病来得不那么频繁了。我离开了里夏尔先生，大概在母亲看来，他的教学不那么严肃了。这一年母亲把我送进舍夫洛兹街凯勒寄宿学校，就在阿尔萨斯学校的旁边。阿尔萨斯学校的人见我回到这里，都抱着希望。

        凯勒寄宿学校学生很多，只有我不按学校的课程上课，而是早晨和傍晚，恰恰在学校没什么人的时候到校。空无一人的一间间教室里静悄悄的，我时而在这间教室上课，时而又在另一间教室。但我最喜欢的是一间小小的教室，这里更宜于学习，与黑板也有亲近之感，辅导老师也更容易讲心里话。我总喜欢听别人讲心里话，庆幸自己的耳朵生得特别能听到心里话，对此比对任何事情都更得意。我费了好长时间才明白，平常吐露心曲的人，都是心里存着话，憋得难受，不吐不快，才最终倾吐出来，而并不过多担心听他倾吐的人的耳朵是否真正听得明白。

        布维先生就是这样对我讲了他不顺心的事。布维先生是寄宿学校的辅导教师，开始说每句话之前都要叹息一声。这是一个五短身材、萎靡不振的人，汗毛黝黑，胡须浓密。我跟他学什么东西，现在记不大清了，大概没学到什么东西，因为每次一开始上课，他就两眼暗淡无光，接二连三地叹息，话也说不出来。我背诵课文的时候，他沉思地摇晃着脑袋，嘴里咕噜着一连串哀怨的“唔，唔，唔”，然后突然打断我说道：

        “昨天晚上她还是没让我进屋。”

        布维先生不顺心的事是在夫妻生活方面。

        “怎么！”我叫起来，担心自己表现得开心多于同情，“你还是睡在楼梯上？”

        “唔！你也觉得这是不能容忍的吧。”

        他茫然地望着前面。我想他已不再看见我，而且忘了他是在同一个孩子说话。

        “尤其我成了其他房客嘲笑的对象，”他接着说，“因为他们不了解情况。”

        “你没有把门撞开？”

        “我那样做，她就会打我。你处在我的地位试试看。”

        “处在你的地位，我就会揍她。”

        他深深叹口气，两眼无神地望着天花板，用教训人的口气说：

        “不应该揍一个女人。”然后压低声音补充一句，“尤其当她不是单独一人时。”

        不久布维先生就被达尼埃尔先生取代了。后者为人不正派，不学无术，又爱酗酒，满身酒店和窑子的气味，但至少不吐露隐私。至于此人又被谁取代了，我就不记得了。

        这一个接一个辅导教师的无知和庸俗，使凯勒先生感到懊丧。他是一个真正值得称道的人，呕心沥血地维持这所寄宿学校，使它没有辱没它最初的名声；这所学校早年就声名远播，我想那完全是有道理的。不久，我就获准单独跟凯勒先生上所有的课，只有数学课除外，数学课由西莫内先生给我上。他们两个都是天生的优秀教师，他们不是把孩子弄得精疲力竭，而是相反使他们感到轻松，因此他们与学生的关系，似乎实践了先驱者的话：“应该让他们长大，而让我缩小。”我要说的是，他们两个人大大激励了我，使我在十八个月稍多一点的时间内，就补回了荒废的那几年，能够在一八八七年十月份重新回到阿尔萨斯学校上修辞课了，重新见到了我久违了的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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